苏东改革失败的深层原因与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贡献论文,原因论文,苏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最初建立的单一公有制的经济结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 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但是，原有体制的建 立，并不是哪一个领导人个人的意愿。前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后有斯大林领导苏联的实践 ，并将其经验由联共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升到理论被肯定下来。原东欧 各国共产党人在战后的特定条件下，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由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 而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接受了这个模式。当人们自觉以此为奋斗目标而将它建立 起来之后，再来改变它，不能不碰到诸多障碍。其中最根本的是理论的障碍，即是否背离了 马克思主义。因此，能否突破这个障碍，就成为各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成败的深层原因。
斯大林模式的建立与布哈林的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 ：消灭私有制。”又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 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1](p265,p272)经过1926年开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建设，1929年开始的全盘集体化 运动，到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说：苏联“在工业方 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 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这就是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 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 。”于是他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2](p393,p394,p3 99)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先后提出过两种过渡战略：一是军 事共产主义；二是新经济政策。前者要求一举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制，由国家 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统一管理；后者则允许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在国家监督下存在和发展， 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必备的物质技术基础。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 政策，是列宁对过渡时期学说的重大修正，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也是逐步发展的。联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本来就有不 同，列宁逝世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的活跃，斯大林认为退 却已到了终点，该是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了；布哈林则坚持沿着新经济政策继续前进。事 情的发展是，布哈林的“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 的经济吧”，“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正确主张被扭曲，并被打成“富农 代言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以至“人民公敌”。
从此，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布哈林所作的政治结论，就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对持 与布哈林相仿观点人的政治坐标。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以及不 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3](p330,pp395-396) ，也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共同规律，成为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的经典。
苏东改革的历程与日夫科夫的总结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当年6月东柏林发生的工人罢工事件，是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出 现危机的公开暴露。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在国内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也危机四伏 。在苏共的干预下，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纳吉·伊姆雷被恢复名誉，并被推举为匈 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力图纠正拉科西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 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列宁主义学说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掌权的无产阶级，在工人 阶级和小生产者农民基于商品交换的经济联合的基础上，旨在实现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成 社会主义的政策。为了实现后者，甚至也要利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即不是直接通过产 品交换，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 主义的经济。”纳吉认为，“害怕自由市场，害怕农民经济的发展，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 引起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这是极端‘左’倾的农业政策的代表者的特点，他们 宁可倾向于某种‘军事共产主义’，也不倾向于一个正确地形成和被正确执行的新经济政策 。用列宁的话来说，‘左’派最危险的错误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了客观现实’。” [4](p219,p225)
纳吉的主张触到了苏联模式的要害，因而引起恐惧资本主义的拉科西集团和苏共领导人的 不满。1955年3月，在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再次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 点，执行右倾路线，并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一切职务。
斯大林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使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不得不在斯大林逝世后着手进行改革 。政治上，首先是有限度地改正三十年代以来的冤假错案，削弱内务部门的超越法律的权力 ；强调加强集体领导。经济上，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制度，并最终 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直接卖给集体农庄，改变长期以来集体农庄只拥有最 简单的农业工具，一切工作，甚至农活安排都得听来自上面的命令，都得受以国家代表身份 行事的机器拖拉机站的绝对制约的僵化体制，使集体农庄获得了对农业的经营自主权。这无 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但是，从根本上看，赫鲁晓夫并没有改变 集体农庄的模式。他同样认为，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 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市场的活跃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和产生新型的剥 削分子。
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赫鲁晓夫主要是改“条条”管理形式为“块块”管理形式；建立经 济行政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但是，这种分权措施并不能 根本解决计划体制的弊端，只能形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就在取消部门管 理制后，各经济区出现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及技术上闭关自守等倾向，于是又重 新加强了部门管理制。
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赫鲁晓夫更是含混不清。1962年9月，哈尔科夫工程学院教授叶·利 别尔曼发表《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提出要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 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把奖金直接同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联系起来，根 据赢利率来评价企业的工作，“赢利率越高，奖金也就越多”。利别尔曼的主张，引起了苏 联经济学界的大讨论。讨论由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 刺激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方法等问题。根 据赫鲁晓夫的建议，苏共中央决定进行试验。但是，无论是利别尔曼的建议，还是赫鲁晓夫 的试验，其基本倾向在于改进苏联的计划经济，远不是要将苏联经济引向市场经济。
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搞修补，并没有认识要改变原有体 制的模式。对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 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 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 既 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 的力量。[5](p210)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的实质是什么？事件 当事人之一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实际上是一场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中欧和东欧的一个比 较发达的国家——头上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危机。这种模式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和传 统格格不入，它导致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布拉格之春”是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主义的 基础上来解决这场危机的尝试。[6](pp199-200)
当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以下的改革设想[7](pp521-525)。政治 方面：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在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不 是通过统治社会的方式，而是通过最忠诚地为社会自由、进步的发展而服务的行动来实现自 己的领导作用。二、发扬党内民主。三、发扬社会民主，要确保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和 权利。四、强调民族阵线的作用。民族阵线要以马列主义观念作为政治领导的观念。各政党 都是伙伴，不分执政党和反对党，不同观点和争论通过政治协商解决。五、工会的中心任务 是捍卫工人和劳动人民就业和劳动的利益。经济方面：一、扩大企业权限。企业有权自由决 定自己的领导，有权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二、成立工厂委员会，作为企业领导机构的 直接组成部分。三、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可以搞多种多样的结构，允许“小型社会主义企业 ”的发展。四、取消外贸垄断。生产和贸易企业有权选择进出口机构进行外贸，也有权进行 独立的外贸活动。国家将根据市场情况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五、农业合作社将完全独立进 行经营，也有权经营其他业务，也可以直接向居民和零售商业网点出售部分农产品。外交方 面：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这个行动纲领的突出之处，是触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方式，提出了要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体 制。莫斯科认为，杜布切克等捷共新领导的这个纲领，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背叛 ，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于是，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占领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他所著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 的见证》一书中，对苏联领导人当时所以作出如此决策作了如下分析：除了对所发生的事件 的虚假报导和不真实的描绘之外，在这种致命的决策中起巨大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 中之一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任何背离你自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我想，勃列日涅夫是赞同这些模式的 ，并使自己确信：如果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 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8](p188)“布拉格之春”的夭折，完全是苏共领导人维护 斯大林模式的牺牲品。
让我们再来看匈牙利。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开始主政。他在整顿秩序和稳定政权的 同时，就将经济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并于1957年开始迈出改革步子：一、扩大企业自主权 ，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缩小由中央直接分配的产品范围；实行企业利润分红制；授予少数 企业进行自主的外贸活动权。二、允许发展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用各种优惠鼓励私人小 手工业的发展。三、在农业政策方面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代之以基于合同制的国家自由 收购制度。[9](pp134-135)
1965年11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指导原则的决议[9](pp163-165)，提 出 ：逐步缩小和取消给企业下达计划的做法和指令性的经营管理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 自己制定计划，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行决定工资；在价格制度方面，缩小固定官价范围 ，广泛实行价格限额和自由价格；通过货币汇率以及中央管理外汇和批准进出口权等手段来 提高外贸的效率；在内贸中，允许各种企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竞争；农业企业要独立 经营；地方议会的经济决定权也将相应扩大。
1966年5月匈党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议》[9](pp166-169)。确定：一、为发展生产，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成 分占绝对优势的同时，作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 农民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二、国家仍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组织经济活动的中心，同 时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三、为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允许企业自主制定计划。国家用贸易制度来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充分利用 受计划和调节手段控制的市场机制，把“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把利润作为中 心，并运用价格、利润、税收、工资、奖金、利率等工具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 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以上措施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于是，1968年全面改革开始出台。卡达尔当时指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通过经济 调节手段、工厂自主经营以及劳动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 营。[9](p186)
从六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计划和市场就成为争议的焦点。正当匈牙利改革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时，遇上了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当时，民主德国的乌 布利希和波兰的哥穆尔卡都同意勃列日涅夫采取军事干涉，卡达尔则力主避免干涉。七十年 代初，苏联报刊指责匈的发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 ”，要匈来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压力。 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 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立即“刹车”。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也趋激化。在此 情况下，卡达尔不得不谨慎从事。他在捷克事件5年后说过，这一事件对匈的改革“产生了 消极的影响”，他因此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迈步，从而失去了许多时机。
1984年4月，匈党中央再次通过《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强调改革的重 点是“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加强中央的经济管理工作，提高企业自主性和首创精 神，扩大有控制的市场作用”。这时，这种坚持1968年的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和小心谨 慎的做法，实际上已成为继续改革的根本障碍。因为，搞活经济只有在坚持实施结构改革并 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由于匈当时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 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而结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原有的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并有 导致工人失业等风险。卡达尔等领导人终究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致八十年代中期， 国民经济开始滑坡，增长率下降，每年只在1%上下浮动。政府不得不用大量的财政补贴来维 持居民的生活消费，这类补贴占每年国民总收入的32—35%以上；同时，又错误地将大量资 金用于去拯救经营不善的企业（八十年代起，政府每年都得拿20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 ，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绝境。（注：所引数字见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2、251页。日夫科夫曾说：“民主德国 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 会和通过与联邦德国的特殊关系从共同市场）”。《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1年1 月版，第237页。）由经济危机 引发政治危机，这就是何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下，匈党内 部思想发生混乱，以致最终倒台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卡达尔等匈党领导人陷于此种矛盾境地而迈不开步呢？重要原因是 ：囿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当成社会 主义的固有本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坚持以中央的 计划管理为主，这样，就无法从原有模式中突破出来。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 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反省。[10] (pp226-229)。日夫科夫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 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 下，事情已变得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 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后来我用一句短语表达它：“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 。”那时，我并不完全清楚，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或者说，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 。
接着，日夫科夫回忆了1987年5月在北京同邓小平会见时的谈话。他回忆说：我在北京同邓 小平谈话时谈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困难，从而也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在谈中 国发生的事件和过程时，像是要总结他说过的话，并提醒我注意一件他显然认为特别重要的 事，说：“现在我正准备去见马克思。”我很清楚，邓小平在谈话中插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 标新立异，也不是提醒我注意他已年迈，或者想暗示他的历史作用。他是在说自己对国家对 人民的责任，对未来的责任。他是在讲述一个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生的领导人的责任。对邓小 平来说，“见”马克思意味着要对如何解决他的伟大国家的问题、如何克服“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扭曲和颠倒、新社会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作出总结。我一边听着邓小平讲话，一边在眼 前幻化出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 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 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 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
由此，日夫科夫不无遗憾地说：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 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 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 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 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的垮台，源于它最初建立的原则。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总结。
改革中的困惑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从苏东改革失败的历史，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革的难题：关键是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 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所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恰恰是在这根本问题上冲破了传统观念 的束缚。日夫科夫的遗憾——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由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的回 答。马克思主义被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早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尖锐指出：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 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p143)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导下，使从真 理标准讨论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步步深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了十年“文化 大革命”之后，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2](p116)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 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2](p137)对此，他作 了具体分析。
在政治上，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民 主化与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必然涉及共产党的领导问题。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 就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他说，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 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 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1 1](pp269-271)不久，邓小平在8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改革》的讲话，并于8月31日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 文件。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 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 和形形色色的特权。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 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 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 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 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鉴于以上种种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强调说：我们过去 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相对独立，但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 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 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 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日益迫切。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 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 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 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解 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权力要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 和权力下放有关。[12](p177)
邓小平的上述分析之深刻、改革思路之清晰，就在于他是从原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角度—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 管理制度——去寻找体制弊端的根源。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 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谈到政治体制问题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 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百分之百的成功， 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 。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12](p178)明确提出通过党 政分开、政企分开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就是要建立区别于苏联模式 、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这种理论自觉是当年苏东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没有达到的。
在经济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破除在传统观念指导下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 崇拜。早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大政策。明确指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 动不起来。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 生活水平。”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2](p116)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中 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逐步过渡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并 被确认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有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末， 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就涉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了。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 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 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1](p236)当然，社会主 义能否搞及如何搞市场经济还有待摸索。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谈 话中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 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计划与市场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 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2](p16)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 的传统观念，确认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提出了“发展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邓小平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 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 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12](p91)经过一年的实践，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 同外宾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 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 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 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2](pp148-149)
不再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是在1987年。这时，正是包括卡达尔在内的东欧各 国领导人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裹足不前，恐越雷池之际。时年2月6日，邓小平与中央几位负 责人谈召开党的十三大的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 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 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 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2](p203)这段话表明 ，邓小平已从理论上把计划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外了。正是在这个理论认识的 指导下，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利 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 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当逐步缩小指令性计 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当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 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并且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 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 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必须是竞争和开放的，等等。可以认为 ，这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只隔一层纸了。
但是不久，国内发生了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是年冬，从匈牙利开始东欧各社会主义国 家纷纷倒台。这时，对社会主义是否能搞市场经济的怀疑情绪顿时增长，不少人认为“市场 经济=私有化=资本主义”；甚至说，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内容；有人公开 对十三大关于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主张提出质疑。正式 文件中也重新启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薛暮桥等主张“市场取向”的一 派经济学家，批驳了攻击十三大路线的言论。1990年9月，薛暮桥在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的 一封长信中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没有进行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 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应当当机立断，推进以商品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对此，邓小平在1990年12月至1991年2月的多次谈话中，重申他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观点。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 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 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自甘落后。” [12](p364)。
正当中国改革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 ，尖锐地点了这场计划与市场争论的实质。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 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 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明确阐明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 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p p372-373)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使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传统观 念中彻底解放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为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和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变党政不 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摆脱了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建立的旧体制，形成了基本完 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
尽管按邓小平理论规划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还处 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如列宁曾经说过的，好在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辟。中国已经生 机勃勃地进入了小康社会，并正在向全面小康的现代化社会迈进。如同历史早已证明，没有 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一样，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 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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