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异化与行动者网络: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
刘 楠 周小普
【内容摘要】 在农村互联网普及和农村网民增长背景下,农民自媒体UGC用户成为主动的视觉生产者,他们在技术赋权下拓展话语权的同时,也在自我主体表达、新“身体叙事”、商业逻辑“异化”之间博弈和调适。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发现通过“转译”,政府、媒体、市场、民间等多元行动主体的实践可以交相辉映、协商对话。农民自媒体生产可以和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建设有机融合,打通“最后一公里”,构建合理有序的三农舆论场域。发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挖掘乡村内生力,有利于乡村文化传播新生态建构,真正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农村网民；视觉生产；自我；异化；行动者网络
一、问题的提出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图像生产流通和消费急剧膨胀的“非常时期”。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迅速普及,视频技术门槛下降,新媒体平台不断崛起,社交化视听场景越来越普及,承载信息更立体丰富,互动性参与感更强。视觉与文字、声音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的表意体系，视觉是人类感知、理解和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塑造“现代主体”和“现代性感知结构”的重要媒介和平台。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高和农村网民规模增长背景下,农民UGC(用户生成内容)自媒体人逐渐成为互联网主动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形成了独特的媒介景观。2018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为 8.02 亿,其中农村网民占比为 26.3%,规模为 2.11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6.5%②,比2017年均有所上升。通过快手、抖音等App平台和直播软件等,农民自媒体人向外部世界发布乡村生产生活信息,一些人凭借个性内容收获大量粉丝成为“农民网红”。
(4)狠抓大基地、大集团为龙头发展煤炭洗选，促进洗选加工现代化建设。目前大型基地、大型企业的原煤入选比例已经超过70%，点多面广、布局分散的中小选煤厂的技改、整顿、联合、提高也在快速发展，正在促进煤炭洗选加工业整体面貌改变。
与原来农民的互联网使用常被边缘化、刻板化认知的媒介形象不同,技术赋权拓展了农民自媒体表达和影响力上升的通道,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其所勾连的农民话语权、主体建构、社会阶层互动关系等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乡村空间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进入社交场域。乡村日常生活的“可见性”被激活,乡村空间进入一种社会化的、关系化的、结构化的生产状态。他们的“底层物语”往往也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向上流动的积极后果。③网络为农村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网络自组织化不仅是农村信息集聚的加速器,而且是新型社会关系的传送带。④
综上所述，配网自动化能够保证电力系统可以正常运行，提高供电的可靠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配网自动化技术未来的发展会更加光明。文章结合配电网自动化技术概念及运用优势，就配电网运行中的问题，提出了一此可行性的解决措施，为进一步推动配网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增强了配电网供电可靠性。
目前,学者们对农民互联网使用问题的相关研究多注重社会意义和结构关系,而结合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机制和内容分析的研究较少。视觉文化研究关注的“观看”“凝视”“对视”,分别对应着身份认同与情感结构、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以及公共领域和民主文化等现代性议题。⑤借鉴此思路,本文关于农民自媒体的视觉生产研究,从对其生产机制和自我情感结构的“观看”,对其商业逻辑下的数字异化和博弈的“凝视”,以及行动者网络对其和主流对话、弥合城乡关系的“对视”三种框架来进入。本文将考察农民自媒体的运营生产机制、生产理念和话语表达,试图探讨以下问题: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其自我表达如何进行身份认同？在商业逻辑的数字异化与自我异化博弈中,怎样建构农民主体意识？结合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政府、媒体、市场、民间等多元行动主体,在信息传播和行动实践中如何有机融合、有效对话,从而构建乡村文化传播新生态？
二、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机制的研究设计与分析
农民自媒体视频,常以短视频、直播App平台为传播渠道,发布者多是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的农民,内容上多以乡土环境为主,拍摄做饭、插秧、收稻、打鱼等有强烈乡土气息的劳作场景或展示个人才艺、民族风情等,创作手段、构图角度、拍摄技巧多显粗糙。一些也因内容浮夸、恶俗、无聊被诟病,如网络热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展示了一些低俗化、自虐类的农民视频内容。
本文主要以快手官方号“快手日报”提到的农民自媒体人为研究对象,因为快手作为农民自媒体人的集合平台,有一定典型代表性。快手倡导“坚持普惠价值观、实现全民记录”,快手CEO 宿华说快手的市场策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⑥。快手数据显示,日活跃用户1.6亿次,在中国832个贫困县区中,每5个人就有一个活跃快手用户。
本文研究方法采用判断抽样法和开放式编码法。判断抽样指研究者根据特定目的和主观判断而确定研究样本,研究者多会选取“典型个体”⑦。编码分为三类,开放性编码是从原始资料中提炼概念和范畴,并确定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摒弃对原始资料的偏见、同情等主观性认识,把抽象出来的概念重新整合,形成原生代码。⑧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所形成的编码之间建立联系,并提出更加抽象的概念,如因果联系,差异联系、干预联系。选择式编码是在上一步发展出的概念之间,找出最主要的核心概念。⑨
本文以“快手日报”公号2018年8月开办到2019年1月半年周期发布的225篇文章为样本库,通过判断抽样法,统计涉及农民自媒体人的文章有126篇,占比56%。其中提到具体快手号的农民自媒体人,有近200人。在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2位,按照频率高低排列,分别是“爱笑的雪莉吖”(13次)、“浪漫侗家七仙女”(12次)、“迷藏卓玛”(11次)、“山村里的味道”(10次)、“V手工-耿”(9次)、“舞帝 大凉山杨阳”(9次)、“暖暖的惬意”(8次)、“乡野丽江娇子”(6次)、“开卡车的云歌-父女车”(5次)、“养狼的姑娘文静”(4次)、“本亮大叔”(4次)、“农村会姐”(3次)。这些农村自媒体人的情况如表1。
表 1“快手日报”中提及频率最高的 12位农民自媒体人的情况
在一种化学品的MSDS收集和编写好后，以PSM Suite工艺安全管理智能软件为平台，在其工艺安全信息(PSI)模块中，点击添加新化学品物料，会出现该化学品物料的MSDS输入界面，输入其16项安全管控信息，点击保存即可。根据生产需要，本文专门研究并编辑了甲基膦酰二氯、二乙氨基乙硫醇、三乙胺和石油醚等多种化学品的MSDS信息，而且在PSM Suite中建立其MSDS库。依据这些化学品的MSDS库，设计制作了安全周知卡，供现场生产操作人员随时观查和参考，对安全使用和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具有重要价值。三乙胺的化学品安全周知卡如图1所示。
从统计表格可以看出,这些农民自媒体人的共同特点是:记录乡村生活,展示个人才艺,粉丝较多,有亮点故事等。例如,“爱笑的雪莉吖”是快手宣传最多的“网红”。她的粉丝325万,虽不及1330万的“本亮大叔”,但是雪莉拍摄在贵州乡村扛木头、摘野果等日常生活,展现了热爱生活、吃苦耐劳的乐观态度,被多家媒体报道,也成为首届“快手幸福乡村创业学院”的学员。粉丝只有15万的“浪漫侗家七仙女”被“快手日报”提到的频率排第十二名,一个重要原因是契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扶贫主题。
统计截至2019年2月1日。
从风格特征上看,大部分农民自媒体的生产内容都具有草根化、平民化、奇特性、娱乐性等特点,例如姑娘文静的特殊养狼生活是普通人所难以体验的,杨阳直播的四川大凉山“悬崖村”新貌也吸引着粉丝对热点村庄的关注。拍摄制作上,有的用简单便捷的拍摄方式记录农民日常生活记录,也有的逐渐尝试专业团队运作、脚本设计讲究。
⑦⑨ 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262页。
图 1短视频平台与农民自媒体、用户价值共造
结合图1可以看到,短视频平台的运营受到媒介环境(政策法规、资本市场)的影响,用户的情感、社交等需求是其市场需求的推动力。农民自媒体用户提供创意、经历、能力知识等,参与价值创造过程,他们通过对用户心理需求、流量预期的判断,确定选题,实施拍摄、制作内容生产,在平台发布,和粉丝互动,虚拟礼物可以兑换现金,流量按照网站规则变现。粉丝黏性建立后,他们利用平台及自身资源创作优质内容,并与价值网络上的其他内容生产方进行高强度连接互动,获取情感、体验、社交等增值效用,还可以导流到其他的电商平台,线上线下互补增值。
农民自媒体用户和短视频等平台通过内容合作,投入双方特有资源实现共创价值产出,成为价值创造新模式。在商业逻辑下,农民自媒体的流量、品牌也成为短视频平台的融资资源,从而让农民自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实现经济利益的价值共创作用。对短视频平台来说,他们提供了技术、工具、资源整合等,通过与用户开放共享式合作,形成资源互补、协同创新态势,共创互利互惠的商业价值。⑩
三、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中的自我、异化和行动者网络
1.农民自媒体人的自我与新“身体叙事”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大陆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农村户籍人口58973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传统的媒体环境和媒介表达中,农民往往是缺少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外界很难了解其鲜活的思想观念和蕴含的才华特质。以新信息技术的拥有为突破口,社会化媒体和移动传播工具的发展,调动了农民积极主动创造的潜力,表达真实情感认知的动力。
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个性化、去中心化与信息自主权”的社会化媒体赋予每个社会行动者以传播权能,这也包括自媒体。自媒体核心内涵强调的是草根发声、公民新闻,指的是公众如何广泛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自媒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媒体,但是却拥有类似议程设置、信息生产与传播等典型的媒体功能。
与传统视频用户所追捧的“小资”与“精致”不同,农民自媒体“土味视频”简单、直接、短小、搞笑和贴近生活,纯朴的乡村日常场景,勾起了人们对陌生的乡村生活的亲切感和好奇感,也满足着外界对农民主播窥视和猎奇式的心理。
视觉文化在构成人们创造性的想象力、情感的生成及表达等方面都具有独到的优势,图像及其生产的符号体系表现为一种话语和权力,成为人们理解事物并解释自我的主要方式,促成个体的自我界定和身份认同
。在米德看来,完整的“自我”既是“主我”又是“客我”。“主我是动作的原则和冲动的原则,它在行动中改变社会的结构。客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个体,它必须具有每个人都有的那些习惯、反应,否则该个体就不能成为共同体的一员。”
农民自媒体人主动运用影像符号进行创作和传播,个体追求创造性、解构现有文化模式,试图重塑新型的“主我”形象以及“客我”的社会新认知。
在米德“自我”概念的基础上,安东尼·吉登斯研究了身体和自我的关系:“身体以实践方式参与到日常生活互动之中便是维持一个连贯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的习性,作为社会互动的日常场景之构成部分,也是戈夫曼所说的“常态表征”(normal appearance)。身体并非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被体验为一种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依福柯所说,规训机制能制造“驯服的身体”。对身体的有规律的控制是自我身份认同之个人生平得以维持的基本手段。
从视觉修辞实践来看,农民自媒体人在个体日常互动情境中,不但调度影像、动效、表情包、花式标题、文字等多种介质,也注重“身体叙事”的表达,如鲜明的自我装饰元素,力求生动、逼真和场景化。以上述表格中所提到的12位快手农民“网红”为例,他们采用的视觉符号类型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田园想象体”,例如快手号“乡野丽江娇子”发布内容主要是云南宝妈用各种乡野食材给孩子做美食,服饰基调是素色棉质,画质是清雅田园风,标题多是浅粉、米黄色。这类的身体叙事特征是轻柔缓慢地摘菜、喂饭,体现自我特征的稳定性。另一类是“剧场表演式”,例如快手号“山村里的味道”,江西农民蒋金春打扮成“鲁智深”和沙僧的模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身体叙事夸张、情节安排戏剧化,给人视听感官的刺激,满足受众的猎奇心和娱乐诉求。
值得关注的是,农民自媒体人的新“主体”表达和微博时代的“借媒抗争”截然不同。学者刘涛研究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他认为底层群体通过下跪、自残、骑马舞等表达剧目,在身体维度上编织抗争性话语,最终呈现的是一个个赤裸的身体、痛苦的身体、丧失尊严的身体、毫无伦理颜面的身体,激活并生产一个时代的“弱势感”。
快手等平台上的农民自媒体人,身体叙事的情感动员方式更多是呈现美与善、智慧、积极、活泼的形象。“身体叙事”是维持日常情景互动的保护壳,他们的诉求不再是为受损的利益抗争,而是展示“新农人”崛起的尊严感和自信心,希望获得广泛社会认同,这也让社会的话语权力进一步被扁平化,农民群体的民间话语力量开始崛起。而允许多种形式的情绪宣泄、情感表达甚或标新立异,也让社会获得自我调适、自我更新和保持生机的可能契机。
2.商业逻辑下的“数字异化”与“自我异化”
5037 陈 燕，华 山 “沉浸式”对外汉语项目现状和存在问题———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爱丽丝国际语言学校为
农民自媒体人发布作品的网络视频直播平台,如快手、抖音等,是通过技术、社交搭建全民营销、实现商业变现的企业组织。快手公布数据显示:在中国,超过1600万人在快手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40多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区。2018年快手营销平台发布会的内容显示:快手广告营销平台主要包括快手广告,包括信息流广告、品牌标签页广告等，还有快手商业开放平台,包括快接单、快手小店等,为广告主提供高效加长效的营销方案。不可回避的是,和农民维护权益的“身体抗争”“借媒抗争”不同,如今,农民自媒体人在迎合主体性表达、商业逻辑、流量变现等因素的裹挟下,在“数字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新环境下,有了顺从、妥协、角力等复杂变量的博弈。
“异化”一词来源于西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是异化的最基本形式,建立在雇佣劳动的特殊形式之上。马克思从劳动分工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是劳动者与劳动的最终产品、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关系。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基于对当时工业生产方式的观察,随着互联网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数字异化”的新形式出现。这种异化在脱位的和确位的存在形式之间(线上线下身份)构成了一种二元关系。福克斯认为,社交网络平台是个人创造力的意识形态表达,这造成了一种假象,即个人表达是有价值的,异化形式的结果是人类创造力的总体商品化。
朱凌飞:《视觉文化、媒体景观与后情感社会的人类学反思》,《现代传播》,2017年第5期。
另一方面,农民自媒体人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在“自我异化”现象值得重视。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把“异化”界定为人在现实活动或心理活动中经受或者感觉到的压抑、无助以及受到的人的非本质力量统治的心理状态。草根阶层所处的民间舆论场则长期在主流舆论场的强势压迫下消弭、匿声。
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下,平权化、去中心化、人人可迅速成名的新媒体环境中,对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也会催生价值迷失、行为失范、过度消费的行为。当“自我”呈现可转化经济价值,个体的屏幕上面投射了商业制造出来的欲望、需求和假象的世界,形成了新的“景观社会”。
居伊·德波认为,“景观社会”的本质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当景观是成为视觉和意识的焦点,分离的事实让景观成了错觉和伪意识的领地。
如今,网络影像奇观迎合影像化时代转向的同时,也生产着后现代时期“意义、欲望和权力的关系,规驯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建构文化政治和审美意识形态”
。这种规训也触发“自我异化”的行为,一些农民自媒体视频中的“社会摇”动作、“豆豆鞋和紧身裤”服装等成为标志符号。网红“快手杰哥”直播大凉山假慈善事件,“王乐乐”“杨青柠”“牌牌琦”等直播早婚怀孕、涉黄低俗内容,娱乐至上超越伦理道德的视频内容引发了很多争议。
围观者天然的窥视意味牵引着自我情绪的泛滥,主播对粉丝的经济依赖使其为博眼球而不惜出位,如果不加以节制,参与式文化的狂欢势必沦为低俗内容的侵占。当虚幻和美化乡土现实的视频内容,脱离了中国真实乡村问题的厚重真实议题,当农民自媒体人主动生产迎合消费主义的内容,依照他人的期待设置自己的思想和形象,在自上而下的“数字异化”和自下而上的“自我异化”中,农民真正的表达话语权也被消匿在经济驱动中,技术赋权下弱势群体改变自身不利处境,表达真正话语权,获得地位权益改善的功能也难以真正发挥。
3.行动者网络视野的多元主体“转译”
传统媒体中的农民媒介形象,总是伴随着某些社会热点问题而走进受众视线,往往是有关边缘弱势层面需要解决的疼痛事件,或者主流话语想象的乡土地缘空间。如今,当乡村以短视频的方式进入社交网络,底层群体的“随手拍摄”便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行为,而是连同自己所处的空间一起被抛向了公众视域。联想到乡村一直以来被生产、被改造、被表征、被言说的历史宿命,乡村短视频的出现意味着深刻的空间生产问题。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技术赋权下农民自我表达崛起、资本市场开拓乡土空间等新时代背景下,围绕乡村,异质性的主体如何抗“异化”,多元行动者如何寻找利益最大公约数,我们可以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理论支撑来探寻。
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由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提出,以拉图尔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由多种异质行动者相互作用、彼此建构而形成的网络动态过程。其中“行动者”不仅指行为人、社会群体、组织等人行动者,还包括文化观念、技术、制度、关系等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状态的非人的存在。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是“转译”。“转译”就是核心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具体有四个阶段:一是问题化,提出实现各方利益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二是利益相关化,即核心行动者根据其他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相应的利益；三是招募,尽可能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相关网络中来；四是动员,即所有的行动者在即将构建的网络中能发挥自身的作用。
以快手平台“扶贫”问题的“转译”为例,一是确定“扶贫”问题的重要性,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快手立足于探索乡村扶贫新模式,通过连接和技术赋能乡村,是契合国家政策,也是践行社会责任。二是界定利益相关行动者角色,农民自媒体人很多来自贫困地区,有脱贫的共同利益和行动驱动力。三是招募各方行动者纳入网络中,例如快手推出幸福乡村计划,启动流量行动,用流量资源支持和平台重要位置展示国家贫困县特产,还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快手科技公益基金”。四是动员各方发挥作用。快手号“浪漫侗家七仙女”就是黎平县纪委驻村扶贫干部的扶贫创意,四川悬崖村的快手用户杨阳除了拍摄绿水青山、宣传旅游项目,还搞起土特产生意。“爱笑的雪莉吖”和村民办起合作社,带领村里几十户贫困户种植销售血藤果。在此基础上,快手平台举办接力直播家乡好货活动,搭建平台介绍农民自媒体人家乡扶贫助农农产品。
借此以上探索模式,县级融媒体建设可以探索“新闻+政务+服务+电商”的模式,把县级形象宣传、电商资源和农民自媒体用户生产有机结合起来。采用“云端共联”的思维,打造统一的指挥调度和信息配置平台。例如,可以发挥UGC平台生产的优势,建立常态提供内容机制,打通“随手拍”第一现场的时效性,建立合理的报酬机制。此外,在价值共创驱动下,县级融媒体建设和多方平台密切合作,拓展用户资源、搭建电商的渠道,结合农民“网红”的影响力,还可以开拓村庄公众号、搭建村庄信息平台,激发人民群众的造血功能和不竭创造力,挖掘村庄美好生活的活力。通过引导农民更正规更合理地进行自媒体的运营,结合乡村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调动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发挥农民自媒体文化建设的作用,从而真正促进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转译”,各方行动者的力量得以整合和渗透。农村自媒体人个体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市场企业释放公益势能,农民也得到更多的表达平台和脱贫致富的路径,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发力,彼此勾连,可以在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城市与乡村之间建构起认知、沟通、理解与发展进步的平台。
四、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主体建构与路径融合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命题。如今,中国庞大的农民用户进入视频产业内容消费和视觉生产市场,随着内容生产、传播、消费各个环节的下沉全面完成,农村信息传播体系的构建也有了新的拓展可能。从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到农民参与内容生产的自媒体,勾连县级融媒体建设,多元主体的信息传播网络协同进化,可以组成命运共同体,可以让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李春雷:《草根情结的异化: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另一种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理解乡村的核心就是理解作为乡村主体的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不能只是体制化的、组织化的和制度化的,要让活生生的个人走在历史前台。如何将农民的主体性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并在现有的市场逻辑、乡村治理逻辑和乡村社会的文化逻辑混杂的现实中,对乡村文化的实践进行重构,这不仅关涉乡村社会结构的调试问题,也涉及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
新媒介带来的信息场景会涉及新的行为交往方式,有利于重建乡村主体性。在张扬自我、迎合商业逻辑“异化”的经济效应驱动之外,他们在劳动间隙利用碎片时间创作视频,强调自我体验、表达个人思想、强化了身份认同,也有建设家乡、传播乡土文化、振兴乡村的更大驱动力,如何正本清源、趋利避害,增强民主参与意识,挖掘乡村人的主体性,更是关键。
赵启君(2010)从语音、词汇、语法、句法和文化这五个方面分析了二语习得过程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二语习得中，母语迁移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词汇负迁移最常见。还有学者对负迁移在二语习得的影响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目前大部分的文献集中于对前人以往知识和实证研究的总结，但没有做实证研究来证明母语在二语习得中以负迁移为主，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做了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观点。
农民自媒体“土味视频”不等于“低俗抄袭”“粗制滥造”的代名词,也不是城市人猎奇审美的迎合者,借助视频表达,农民自媒体人可以此提升民主表达、争取权益等方面的话语权,分享乡村价值、乡村人文、乡村的一系列生活情境。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有机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如何从农民自己出发,如何从农村社会内部激活农村的文化资源和活力,并使之有益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农民情感价值、世道人心的传播与弘扬,理应给以高度关注和支持。
市场化造成农民原子化、传统的组织资源瓦解,要让这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主体重新整合起来,就必须靠团结起来的精神,所以文化建设非常重要。
例如农村自媒体人“青年欢子”,用视频还原乡村少数民族文化仪式,他还提出“千村万户”计划,预计走一千个村子,为更多农村提供展示风土文化的平台。还有“乡野丫头”创作者秋子收集整理侗族方言、歌曲、美食、习俗等特色文化,让外界了解侗族文化。
乡村的文化建设和日常生活不仅仅是文艺层面,还有教育、卫生、养老等涉及民生的真实议题,地方基层治理、土地政策、扶贫搬迁等政治民主文化层面的日常生活,农民也有表达的诉求,虽然这种略显严肃、视觉元素较弱的议题,缺乏景观感,和商业逻辑的粉丝经济可能并不能有机地匹配,但还有拓展的空间。例如,和上述表格12名农民网红的乡土奇异元素展示不同,快手号“快乐小学堂”关注最真实的乡村教育状况。江西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用手机视频记录老师和留守孩子的学习、生活,其师资、教材、课外活动、家庭生活及遇到的困难都是基层教育的真实切片,传递着民情民声。从此角度来看,农民自媒体的视觉生产实践,调动其主体能量,表达利益诉求,呈现乡村的多维度状况,也可以弥合城乡关系裂痕,促进乡村民主意识发展进步。
2.打通“最后一公里”:与县级融媒体的新拓展可能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随后中宣部做出部署:“要求2020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县级媒体发展进入国家舆论战略视野,巩固壮大县级媒体这个舆论战线“最后一公里”建设至关重要。
县级融媒体建设要推进多平台联动、拓展全媒体资源、切实发挥移动互联网优势,可以平台嵌套小平台,激发“单兵作战”的农民自媒体人的活力。
里帕投入在《图像学》中这些重构中世纪知识形态的努力，与他处理拟人形象的创作流程保持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他的目标就是要将单个的（新型的人文主义式的）寓意式形象拆解开来，还原它们的（中世纪式的）组合部件，按照自己的创作需求重新拼装（知识性部件），从而在给定的任何一个组合体（拟人形象）中都变得适用。这一点也间接证明了里帕拣选和组织材料的工作方法，多数情况下是依据材料所提供的启发性，而非材料的重要性。
县级融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让长期处于行业边缘地带的县级媒体进入政策关注的焦点区域,获得政策扶持的发展机遇,如何解决“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两个层面的任务是关键问题之一。“快手日报”常提到的农民自媒体“网红”,大多来自县级区域以下地区,例如贵州的“爱笑的雪莉吖”“浪漫侗家七仙女”,四川的“迷藏卓玛”,悬崖村的“舞帝 大凉山杨阳”都是来自落后边远地区。跨越“数字鸿沟”,他们的内容生产突破传统媒体自上而下采制的屏障,自下而上获得粉丝关注,成为快手平台的宣传样本。这种以用户中心为思维,以个性化优质内容提升用户黏性的生产方式,可以有机补充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信息内容。
根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51个。
县级以下区域的用户资源有巨大的市场潜力。2018年9月,快手启动“5亿流量”行动,用流量资源支持和平台重要位置展示帮助500多个国家贫困县特产,帮助当地农户脱贫致富,同时在国家级贫困县云南永胜县,快手在当地开设“家乡好货电商培训”和“带头人计划”。在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湖南省平江县,快手联合财政部定点扶贫办、平江县政府举报“打开快手、发现美丽平江”新闻发布会,快手五位快手“农民网红”作为带货达人参与央视财经的平江县义卖直播。2019年1月,平江扶贫产品义卖销售货物价值近700万元,农户参与1500余人次,包含建档立卡贫困户132户。
又是一天晴朗的日子，传染病患到绝顶的时候！女人们抱着半死的小孩子，女人们始终惧怕打针，惧怕白衣的“鬼子”用水壶向小孩肚里灌水。她们不忍看那肿胀起来奇怪的肚子。
为防止芯棒展宽过程中出现板坯料中间尺寸偏大，两端偏小的情况，特制专用芯棒进行进一步展宽，展宽至宽度约为2000mm，高度约为440mm。
3.多元行动主体的赋能:与主流对话
全球化所带来的网络、资源和行动者融入乡村,形成了新的杂合形式。
杂合的乡村以网络结构为特征,其中异质的个体通过多种方式而结盟。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了行动者的广泛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 (actor),还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如观念、技术等信息流动的网络。人和非人 (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结构、人际关系网络等)要素共同联结成的行动者网络来推动。
事实上,农民自媒体人也嵌入在人与非人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除了个体智慧和能动性的施展,网络平台提供的技术工具、家乡的文化环境、社会人际关系都影响和制约着其内容生产。快手称在商业化过程中,看重实现用户、商家、创作者和快手平台四方共赢。强烈的用户需求是快手进行合理商业化的基础,包括为用户提供广告在内的商业化工具,帮助实现其商业价值,提升商业效率。
在对“快手日报”公号半年周期发布的225篇文章进行文本分析后,我们发现“赋能”一词提到的频次颇高,如“用去中心化的流量分配,赋能普通人”“家乡好货计划用流量和技术优势挖掘特色物产,系统性赋能当地农人”“快手通过连接城乡,打通供需,赋能农业、赋能特色养殖种植,赋能旅游”等等。
如果说技术赋权是“授之以鱼”,那么赋能则是“授之以渔”,在外部环境因素驱动下,借助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话语,良性的价值共创机制有利于商业价值的增值,例如快手启动的“幸福乡村学院”的战略计划等行动,都是“赋能”行动体现。包括“爱笑的雪莉吖”“迷藏卓玛”“山村里的味道”等参加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培训班,请各界专家、集中培训、机构参访、实地调研指导,提升其商业管理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央视等主流媒体报道。对于日活跃1.6亿次的快手用户来说,几十名从网络空间“出场”的“农民网红”是凤毛麟角。正如刘涛所说:乡村是否“出场”以及以何种方式“出场”,离不开主流话语的规划与安排。当空间进入资本的关注视野,资本生产过程便越来越依赖于对特定空间形态的生产与改造实践。列斐伏尔断言,“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其中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产生”
。
“新空间”的积极一面有待开拓。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增加、影响力提升,包括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政法委等中央部委,平安北京、海淀公安等公安机构,新华社、人民网等中央媒体都已经入驻。曾经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三农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以网络为代表的农民通过自组织传播,从受者转化成传者。这有利于打破传统不对等的、单向的、局域式的媒介生态。主流媒体、机构和农民自媒体入驻同样的新媒体平台,增加了信息对接和平等对话的便捷性,主流媒体和农民自媒体可以形成信息供需与合作关系,农民也得到更多的表达平台和脱贫致富的路径,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发力。
注释:
①⑤ 吴靖:《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② 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2018-08/20/c_1123296882.htm,2018年8月20日。
③⑥刘涛:《短视频、乡村空间生产与艰难的阶层流动》,《教育传媒研究》,2018年第6期。
④ 卫欣、王国聘:《对农传播与自组织化:复杂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结构研究》,《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6期。
随着实践经验积累,农民自媒体的内容生产、运营越来越专业化、系统化、组织管理水平日益提高。例如快手号有700多万粉丝的“山村小杰”与短视频红人运营公司签约,专业化推进流量变现,品牌化包装,为网络大电影制作搭建“红人”平台。他们在快手信息栏留下微信号,将用户引流到微信或淘宝来变现。粉丝百万级的快手网红,接一单广告可以拿到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的广告费用。
依照个体选择概率对所有个体进行排序，根据精英保留法直接复制遗传选择概率最优的个体，产生符合[0,1]范围的随机数与重组概率Pc比较。当前研究多用概率设置算子设置重组概率[18]，过度保护了高适应度个体。本文基于自适应原理改进概率设置算子，将高适应度个体赋予较高的重组概率，以遗传更多高质量基因：
⑧ 彭华新:《作为社会阶层抗争的网络影像反讽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3期。
⑩ 王玖河、孙丹阳:《价值共创视角下短视频平台商业模式研究——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案例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10期。
张志安、汤敏:《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3期。
一方面,农民自媒体人面对的“数字异化”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力量。2017年以来,互联网短视频平台急速爆发,一些平台采用补贴短视频原创内容,设置虚拟礼物兑换现金,流量变现的诱人规则。平台的变现收入消息和“网红”的光环效应,吸引着用户贡献大量的免费劳动。然而,由于现实的知识鸿沟,大多农民自媒体内容缺乏持续制作动力,水平层次不齐,难以在资本平台有议价权,获得的流量补贴非常有限,为了获得超越现实社会的“成就感”和“主体感”,以及对虚拟未来效益的期待,他们很容易成为迎合商业流量饥渴的“网络劳工”。网络用户变成了网络空间中的“i奴”。然而在获得一定的非经济报酬后,“i 奴”也心甘情愿地为网络媒介劳动,呈现出“劳动至死”的大众狂欢状态。劳动变成了娱乐和交谈,资方的权力操控被抛之脑后,权力在场无形中变为了缺场。
[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25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4页。
首先，企业应梳理现有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编制企业自有知识产权目录，并统计哪些发明创造已申请专利或著作权，哪些尚未申请。对于未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应尽快申请专利保护或者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对于已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应审查是否已经过专利保护期，对于在专利保护期内发明创造，企业可通过社会调研或专利检索等多种方式查询贵司的专利是否被他人侵犯，并采取相应的专利保护措施。
刘涛:《身体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贾毅:《网络视频直播的公民赋权与冲突》,《现代传播》,2017年第7期。
[瑞典]福克斯、[加拿大]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06-708页。
杨逐原:《废除“i 奴”缘何不可能:劳动过程的遮盖及非经济报酬的崛起》,《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
1.从自我、“异化”到乡村主体性挖掘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018年11月7日，英菲尼迪车辆工程学院（INFINITI Engineering Academy）中国区总决赛在北京康莱德酒店圆满落幕。作为英菲尼迪与雷诺F1车队联手打造的汽车尖端人才选拔项目，其目的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发掘并培养青年技术人才，并为他们提供接触前沿汽车工程技术、与汽车和赛车领域顶尖工程师并肩工作的机会，以此激发他们在职业发展上的无限潜能。参赛选手不仅要具备独立解决工程技术难题的专业背景，还需拥有优秀的团队协作和领导力。在面对考官专业考评的同时，他们也需通过来自媒体评委的提问环节。最终，来自阿肯色大学的中国学生朱嘉春脱颖而出，成为本届比赛中国区冠军。
刘琼:《网络大众的影像书写:中国网络微视频生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张学波、马相彬、张利利、郭琴:《嵌入与行动者网络:精准扶贫语境下扶贫信息传播再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9期。
李红艳:《当代乡村文化生产的实践特征及其理论价值》,《学术前沿》,2018年7月上。
沙垚:《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文化下乡”的困境与出路》,《现代传播》,2016年第6期。
能够运用归纳与概括、演绎与推理、模型与建模、批判性思维等方法探讨生命现象及规律，审视或论证生物学社会议题.
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陈国权、付莎莎:《传播力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808/20180800010446.shtml,2018年8月2日。
《5小时卖货超全年电商销售额,这个扶贫模式今天被财政部点赞》,微信公号“快手日报”,2019年2月22日。
更重要的是，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不仅是担心新生代外部审美的娘性倾向，更担心新生代内部精神失去阳刚之气。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就是阳刚之气，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立，也有“不阿权不阿世”的刚正，还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坚毅，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乐观。如果我们的民族失去了这样的精神品质，如果我们的男孩子失去了这样的价值导向，很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Woods,Michael.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i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2,31(4).
《“AI+社交”双轮驱动 快手百亿级商业化平台亮相》,微信公号“快手日报”,2018年11月2日。
(作者刘楠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小普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