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并导致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这场有“史学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①之称的新潮流，是继“文化转向”之后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新变化，大有横扫整个史学领域之势，正在对史学观念、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知识生产的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改变人类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本文试图对这一潮流做一简要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跨国史研究对我国20世纪世界史书写的启示。② 一、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与跨国史的兴起 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是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弊端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本质是通过重新书写人类历史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可用的过去”(usable past)。由于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缓和而重新开启的全球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非国际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和跨国现象的增多，跨国生产和跨国消费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同时，人员、资本、商品、服务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使国家疆界愈来愈容易被渗透，国家越来越受到外部事态和跨国力量的影响。而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史学把国家的历史看作封闭自足的，专注于重建国家疆界内的历史经验，强调本国历史的特殊性，忽视了跨国性人类活动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这种“国史”研究忽略了人类经历的很多方面，在国民中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无助于理解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跨国性挑战，因此，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现实。③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美国史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率先批评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倡导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开启了历史研究跨国转向的进程。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在美国权威的史学专业期刊《美国历史评论》1989年2月号上撰文，倡导历史研究的“去国家化”和“国际化”，号召历史学家关注“人类历史的相互联系”，“寻找具有超越国家疆界意义的主题和概念”，重视外部世界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把美国历史作为更大范围的跨大西洋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④1991年10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美国史教授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在同一家期刊上撰文批评美国历史叙事中的民族主义和“例外论”传统，主张放弃单纯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历史知识生产的做法，“从替代性的跨国视角”来审视美国历史，进行“跨国史”研究，从而使美国史研究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樊篱。他还提出“构建新的跨国史”的方法，包括像年鉴学派那样进行区域史研究，关注环境变迁，研究国际性组织、跨国运动和国际主义观念。⑤入江昭和蒂勒尔的文章标志着跨国史研究的兴起。 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与纽约大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合作发起“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多位历史学家参加了该项目组织的学术讨论会。2000年，由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教授执笔撰写的项目最终成果《拉比埃特拉报告》发布。该报告提出必须把美国国家的历史置于比国家更大的跨国背景加以考察，关注美国的跨国联系以及外来力量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以“深化对美国历史语境的理解”，避免“美国例外”的主张。该报告还对美国大学本科历史教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意见，包括修改美国历史通览课程，增加跨国史和比较史的比重，改变按照国别和地区设置大学历史课程的做法。⑥ 1999年12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会刊《美国历史杂志》刊发了一组专题论文，主题是“国家与对国家的超越：美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视角”。⑦2006年12月，《美国历史评论》刊登了多位学者关于跨国史问题的对话录。在这场对话中，跨国史被视为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各种超越领土疆界、把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包括跨国网络、制度、思想和过程。⑧《拉比埃特拉报告》以及两家旗舰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的倡导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刻影响了美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到21世纪初，开展跨国史研究以弥补民族国家史学的不足，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界的共识。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米克尔·西格尔教授的话说，到2005年，“对跨国史的研究已经从最激进的史学方法变成最正统的史学分支”。⑨ 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历史的潮流并不限于美国史研究领域。继美国之后，英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跨国史视角重新研究英国史，主要代表人物是剑桥大学历史系英联邦史教授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他在1999年提出，“现在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往往是那些产生于民族国家层面之下或之上的问题”，那么为了“理解现在”、“包容过去”和思考未来，历史研究就需要使用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组织框架”。他指出，“现代英国史研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直把民族国家史与帝国史隔离开来”，而这一隔离带来诸多弊端，特别是忽视了跨国联系和超国家力量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未来的英国史研究应该打破这种隔离，考察作为一种“跨国组织”的帝国的历史对英国国家历史的影响。⑩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教授试图从新的视角，关注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活动和帝国管理如何影响英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演进，特别是英国的国家特性与身份如何通过与帝国内部殖民地“他者”的对照来建构。(11)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英国史教授安托瓦妮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也开始把外来影响(主要是作为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作为中心的英国本土的影响)视为塑造英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并引入种族和性别范畴加以分析。(12)她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不能把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作为帝国的历史截然分开，“帝国不仅是‘海外’的现象，也是本土英国文化和国家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进入英国的社会构造、思想话语和文化想象之中，因此，在研究英国史时应该“把民族国家(nation)从舞台中心挪走”。(13)霍尔和伯顿以及新西兰英国史学家托尼·巴兰坦(Tony Ballantyne)等人开创的“新帝国史”关注英国构建和管理帝国的经历对英国国家历史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国史取向，是最早一批从跨国史视角研究英(帝)国史的学者。 德国史学家在21世纪初也开始倡导跨国史。2001年，柏林自由大学的于尔根·科卡(Juergen Kocka)教授在德国社会史家的旗舰杂志《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上发起关于跨国史方法的讨论。同年，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ergen Osterhammel)在批判历史学丛书中出版了关于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论文集，还建立了跨国史的网络论坛。随后，莱比锡大学的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教授主持开展“跨国视角下的法国大革命”、“欧洲的跨国化和文化转移”、“跨国视角下的东欧”等课题的研究。这一系列动向标志着跨国史研究在德国的兴起。(14)德国史学界开始倡导跨国史研究虽然比美国晚了近十年，但发展迅速，已经出现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15)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受欧洲一体化进程和东西方缓和的影响，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批评民族国家范式，提出历史研究的欧洲视角。此后发展出两个研究领域：一是比较欧洲史研究，即对欧洲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比较，以弥补“国史”的狭隘性；二是“越境”史(“cross-border” history)研究，考察影响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各种外部联系，如资本、商品和思想的流动，欧洲各国共同的经济变革、社会危机与战争经历等。(16)比较欧洲史研究并未挑战民族国家史学，因为民族国家仍然被视为历史容器和基本研究单元，比较史研究的结果甚至可能更加突出欧洲各国历史的特性。越境史研究虽然超越了领土框架，但关注的仍然是本国的跨国联系对本国历史的影响，而没有像后来的跨国史那样关注外国事态对本国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未能打破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框架。法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转向大体上发生于本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皮埃尔-雅维斯·索尼尔(Pierre-Yves Saunier)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林恩·亨特(Lynn Hunt)教授和杜克大学洛朗·迪布瓦(Laurent Dubois)教授。索尼尔从本世纪初开始从跨国史视角研究城市史，后又致力于探索跨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亨特教授在2010年“法国史研究学会”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要关注全球化进程与法国历史的关系，从全球化的视野审视法国文化史。(17)在跨国史的视野下，法国史不再仅仅是其国家疆界内经验的再现，还被作为欧洲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学者们更加重视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大西洋地区思想、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对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将法国史研究“欧洲化”。2013年法国史研究学会年会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分组讨论涉及移民、殖民、帝国、跨国联系以及法美关系等跨国史问题。该学会的多个奖项也颁给了从跨国史视角或大西洋视野考察法国历史的著作。(1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史方法对法国史研究的影响。 2009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了由入江昭和索尼尔主编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来自世界25个国家、分属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350位作者为该辞典撰写了约400个条目，内容涵盖九大类跨国现象：人口流动；世界秩序与失序；文字、声音和影像；产品与贸易；地球的环境、资源与基础设施；空间与事件；身体与灵魂；概念与过程；团体与事业。(19)这么多的学者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为该辞典撰稿，说明跨国史研究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该辞典的出版被认为是“跨国史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并在史学研究中获得合法性的标志”。(20)2007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开始出版由入江昭和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任主编的跨国史丛书，每年出版6种，目前已经出版32种。(21)很多史学专业杂志已经开始大量登载跨国史论文，甚至出版跨国史专号。一些研究基金也把跨国史作为新的史学领域加以资助，一些大学设立了跨国史研究生项目、研究机构和跨国史教职。以跨国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工作坊和暑期学校在欧美各国召开，关注跨国联系的史学著作层出不穷。这些都表明跨国史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界的“新宠”。 那么，什么是跨国史？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有何不同？ 跨国史研究的是跨越领土疆界的人类经历，包括人员、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制度的流动和联系。入江昭和索尼尔在《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中把跨国史的研究对象界定为“19世纪中期以来跨越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或社会以及在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之上和之外的流动和联系。”(22)两位作者之所以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上限确立在1850年，是因为在二人看来，19世纪中期是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在此之前不存在民族国家，因此也就不存在跨(民族)国(家)史。索尼尔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范围进一步确定为19世纪初以来的二百年。(23)伊恩·蒂勒尔则主张跨国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18世纪晚期以来近二百五十年的人类历史。他认为，“关注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人员、思想、技术和制度的流动”的跨国史“适用于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史上重要现象兴起以来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可以追溯到1648年为主权国家关系规定国际准则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跨国史主要被用来描述所谓民主革命时代以来的历史，其开端是美利坚国家的诞生”。(24) 也有学者试图把跨国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任何跨越(政治)领土疆界的人类经验，用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话说，跨国史要“重建人类过去经历中超越了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领土范围的那些方面，这使跨国史与过去百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书写的大部分历史区别开来。”(25)在贝克特看来，跨国史中的“国”不仅指民族国家，还可以指任何主权性质的“政治空间单位”，如古代城邦国家、帝国等。这一定义把跨国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大大扩大了。巴托洛梅·尤恩-卡萨利拉(Bartolomé Yun Casalilla)教授也认为，跨国史方法是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可以用于对早期现代乃至前现代欧洲社会的研究。(26)一般而言，史学界通常认为，跨国史视角主要应用于对最近二百至二百五十年人类历史(也就是民族国家作为重要历史现象出现后的历史)的研究。(27) 考察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或从民族国家以外的框架研究历史并非跨国史的首创。实际上，民族国家史学只是在19世纪晚期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民族国家史学虽然拥有无可匹敌的主导地位，但并非唯一的史学研究范式。19世纪晚期以前的历史研究大多以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地区或文明为研究单位，而20世纪中后期具有很大影响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论也突破了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国际关系史则一直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冲突。近年来流行的全球史更是以跨越国家疆界的流动和联系为研究对象，而且比跨国史的兴起要早很多年。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国史并非新事物，而是老方法的复兴和再使用。那么，跨国史与这些史学分支或流派有何不同，其存在的理由何在？ 跨国史不同于国际关系史。跨国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跨国关系和跨国事务，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跨国关系(事务)与国际关系(事务)不同，后者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其政府或代表发生的联系和互动，是国家行为体的涉外活动；而前者是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移民和难民、跨国公司、学生和学者、旅行者、商人、宗教人士等等)跨越国家疆界的活动。有学者把“跨国关系”界定为“跨越国家边界的经常性互动，其中至少有一个角色是非国家行为体或不代表民族国家政府或政府间组织”。(28)跨国关系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规模涌现出来的，但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思想进步和艺术创造等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更是不言而喻。但国际关系史长期以来并未把跨国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战前的国际关系一般是指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战后的国际关系开始关注贸易问题；二战后，教育与文化交流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常规议题；而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和环境等问题被纳入国际关系中。无论何种问题，国际关系史的基本研究对象都是主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关注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史的延伸。20世纪60年代以前，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一直是民族国家史学中非常显赫和备受尊敬的领域。而跨国史虽然并不刻意排斥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活动，但更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其研究对象是跨国关系(trans-natioral relations)。简言之，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 年鉴学派和沃伦斯坦等人的研究虽然超越了民族国家史学，以地区和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无论是布罗代尔还是沃伦斯坦所关心的都不是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弊端也缺乏反思。布罗代尔关注的是塑造历史的长时段、深层次的因素和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变迁，注重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的研究；沃伦斯坦研究的重点则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以及处于这一体系不同位置(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解释16世纪以来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而跨国史致力于探究非国际行为体的跨国行动及其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其兴起本质上是对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跨国事务急剧增加、国家间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主权和领土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反应。用芝加哥大学德国史教授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的话说，“跨国史的兴起是因为人们经历并认识到，任何民族国家都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存在的，其公民会不断地越过国界在本国之外产生无可挽回的、经常是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最遥远的、拥有最高权威的主权实体最终都会被跨越主权疆界并渗入到国家深层结构中的力量和活动所塑造和改变。”(29)正是当代跨国事务的增多使历史学家对历史上的跨国关系产生兴趣，开展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与全球史也有所不同。其一，跨国史研究的是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跨国现象，而全球史研究的是跨地区和跨大洲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史的题材范围要比跨国史小得多。有些跨国现象可能涉及两个国家或社会，并不具有跨文化、跨地区的全球意义，因此并不能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对象，如边界地带、非法移民与难民、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体育、跨国社会与政治运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很难被纳入全球史范畴，却是跨国史的重要题材。跨国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移民与难民群体、宗教团体、跨国公司和个人(留学生、参与跨国交流的学者、跨国旅行者等)；而全球史研究的重点是具有跨地区和全球性影响的进程、事件和事态。一般而言，全球史以地理大发现为起点，而跨国史的起点是19世纪中期或18世纪晚期，并不涉及18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以前的历史。其二，跨国史视角的提出起源于对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封闭性及其主导地位的不满，致力于重新理解民族国家历史的语境以及补充民族国家史学之不足，培育世界主义和跨国主义观念，因此具有明确的修正民族国家史学的目的。换言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跨国史一方面保留了国家作为基本的叙事单位，但同时强调从跨国的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民族国家的历史。而全球史从跨地区和全球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是关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叙事，并不具有修正和深化民族国家史学的明确旨趣。其三，就材料而言，大多数全球史研究主要依赖二手著作，而非基于原始的历史文献或文物，用巴托洛梅·尤恩-卡萨利拉教授的话说，“全球史家明确地把历史学家的实验室从档案馆转移到图书馆”，“越来越远离原始材料而使用第二手资料。(30)全球史家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也谈到，普世史、全球史或世界史不是由“初级研究者”(31)进行的研究，而应由那些评论初级研究以便探寻一般相关性模式的人所为。她认为，“没有什么档案材料、文物和个人证言可供我们研究全球史。发现史实和汇编初级历史这类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要做的事。相反地，他们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32)虽然有一些全球史著作是建立在对原始材料的耙梳和解读之上的(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微观全球史”著作)，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由于第一手材料的匮乏以及收集不同地区和多种语言材料的艰难，全球史家的主要研究方式是依赖历史学家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提出问题、阐述观点和构建解释框架。而跨国史在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方面与全球史相比要容易得多，目前已有的成果也主要是基于第一手文献进行的研究。其四，就研究方法而言，跨国史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受到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底层研究、流散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些研究的跨国性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发了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构成促进跨国史兴起的内在学术力量。而全球史在方法上偏向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在方法论上不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性。 传统史学通常把历史纳入某种既定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单元加以研究，如城市、国家、海洋或大洲，而跨国史主要采取专题叙事的方式，通常会打破既定的地理单元和空间概念，根据主题本身来确定考察对象的地理空间。比如，华裔移民史研究考察的地理空间通常是由广州、香港、东南亚和美国组成的跨国网络。研究墨西哥移民的学者则把美墨之间的边界地带作为地理空间。近年来，有研究西欧经济史的学者把涵盖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多个城市的“莱茵河跨国网络”(Transnational Rhine Network)作为研究空间，探究这一网络在欧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33)也就是说，跨国史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和流动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索尼尔提出跨国史研究者需要打破既定的空间概念，“拓展我们的空间想象”。(34)跨国史把“国史”研究忽视的边缘群体和边缘地带的事态作为研究对象，重视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倡导“从下向上”看历史的史学观念一脉相承。 尽管对跨国史的含义、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还有争议，但国际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对历史上的跨国现象进行经验研究比陷入概念争论重要得多。大体说来，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开展跨国史研究：一是把跨国史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关注民族国家的跨国联系来考察外来力量对民族国家成长的影响，以加深和丰富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消除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二是将跨国史作为新的研究领域，考察历史上的跨国现象和跨国联系，关注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这种意义上的跨国史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史学分支。 二、跨国史兴起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影响 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跨国史已经对一些国家的国史研究构成强有力的冲击，改变了国史研究的面貌。 在美国，跨国史视角的引入改变了对美国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理解。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已经被置于相互联系的大西洋世界加以考察，成为更广阔的大西洋史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对美利坚合众国历史的准备。(35)美国革命、废奴运动、内战和工业化被重新语境化，其动力深藏于大西洋世界，并受到欧洲思想和事态的深刻影响。(36)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美国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反应，还被认为是欧美之间人员和思想交流的产物，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跨大西洋社会政治”的美国版。(37)民权运动不再是孤立的、纯粹的美国运动，而是与二战后亚洲和非洲反抗白人至上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存在密切关系、受到非殖民化进程激励的运动。(38)移民史学者不再仅仅把移民群体纳入以同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叙事中，而开始关注移民群体构建的跨国网络的作用及其具有的多重身份和双重国家忠诚。总之，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历史，把美国国家历史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以及关注外部事态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新正统。 欧洲各国历史研究也因为跨国史视角的引入而展现出新的面貌。研究法兰西帝国史的学者把目光从帝国中心投向边缘，关注法国在加勒比和北非的殖民地如何影响法国本土的事件和进程。(39)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学者“在法国国界之外”找到了影响大革命进程的因素，发现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内在动力和后果都产生于法国对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深刻的参与。(40)而德国史研究也由于跨国史和全球史视角的引入获得了新的发展，包括研究范围的拓展、题材的增多和因果分析的深化。史学家开始用外部因素和跨国交流来解释德国社会的变化，而不再单纯地从德国社会内部寻找社会变迁的动力。(41)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提出，德国历史的研究应该欧洲化，因为欧洲内部的交往与联系对德国历史极为重要。(42) 实际上，欧洲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跨国现象，如启蒙运动、工业化、殖民主义、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反犹主义，这些现象无法单纯地从地方的、国家的视角来理解，而需要置于跨国视野中考察。欧洲各国也拥有很多“共同的历史”，如拿破仑战争、1848年革命、一战、二战、欧洲一体化进程、1968年学生运动等，跨国史视角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历。此外，跨国史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改变欧洲史研究过于注重大国而忽视小国的局面。长期以来，现代欧洲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英、法、德等大国，因为这些国家塑造了欧洲历史的进程，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东南欧国家以及比利时、瑞士与荷兰等小国则被认为无足轻重而遭到忽视，欧洲史变成几个大国史的汇总。但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荷兰和比利时在现代历史上都曾拥有过海外殖民地，与东南亚和非洲有过广泛的跨国联系，对这些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43)即使在大国主导的冷战进程中，小国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人权保障等议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提出及被写入《赫尔辛基议定书》，主要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欧洲小国推动的结果，其中比利时外长艾蒂安·达维农(Etienne Davignon)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等大国反而成了追随者。(44) 欧美以外的国家的历史研究也开始引入跨国史的视角。研究犹太史的学者们发现，犹太人的历史主要是由跨国和流散的经历构成的，犹太民族散居世界各地、又返回故国的经历是典型的跨国经历，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形成是通过把这些跨国经历“国家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跨国主义之上的，同时也必须透过以色列与海外犹太族群的跨国联系才能加以理解。因此，跨国视角是理解以色列历史的核心路径。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舒拉米特·沃尔克夫(Shulamit Volkov)所言，“如果说民族国家历史范式因为将研究对象局限在国家疆界之内的事务而受到其固有‘狭隘性’的损害，那么把一个典型的流散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犹太史则本质上是跨国的”。(45) 在跨国史研究的影响下，把国家视为自足、封闭的单位和历史天然载体的史学观念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国史”研究被重塑：此前历史书写中“隐形”群体的经历被再现，历史上被淹没的声音开始被倾听，外来因素在本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得以凸显，本国历史进程“独特”和“例外”的观念被弱化。托马斯·本德在其2006年出版的从跨国史视角重新书写美国历史的著作中曾言，跨国史视角的引入和该书的出版“预示着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美国历史的终结”。(46)如果用这句话来描述跨国史视角对其他很多国家史学的影响，大体上也是合适的。 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史视角的引入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史学，而是丰富和深化各国历史的研究。如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所言，跨国史并非天生就优越于民族国家史，历史学家应将跨国史视为对民族国家史的有益补充，综合运用两种视角和框架研究本国的历史。(47)倡导跨国史的目的是深化对民族国家历史语境的理解，也就是把国家“想象为本质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存在的”，“总是卷入或参与到更大的进程和变化中去”。(48)通过对国家的重新定位，民族国家史学才能摆脱其固有的狭隘性和封闭性，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现实。 三、跨国转向与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兴起 跨国史的兴起催生了诸多新的研究题材和研究领域，包括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对象的跨国社会史，研究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跨国经济史，关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传播的跨国文化史以及国际人权史和国际体育史。这些新题材和新领域是在跨国空间中发生的事态，其意义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加以彰显和理解。 从第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World Allianc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于1855年成立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据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统计，在1909年，世界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176个。(49)到2000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已达47098个。(50)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基本人权、保护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实施人道主义救助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民族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有学者甚至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兴起“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51)实际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二战后就已经被认识到。鉴于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建立和宪章起草的贡献，《联合国宪章》第71条有如下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与联合国建立联系，并在联合国内具有正式协商地位。政治学学者在70年代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将其视为全球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但历史学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相对较晚。由彼得·威利茨编辑、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论文集考察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议程设定、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的影响，并将国际非政府组织视为“世界的良心”。(52)另一本论文集《构建世界文化：1875年以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考察了1875年至1973年间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长，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成长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孕育和传播，有助于“世界治理机制”(world polity)的建立。(53)入江昭的著作则赞扬非政府组织培育了人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意识，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即“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的兴起。(54)这些研究都把非政府组织视为民族国家之外的积极力量，对非政府组织在改善人类境遇、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资本主义从兴起之初就具有跨国性，无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强调资本主义的跨国性质，而跨国公司的兴起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跨国性。跨国公司虽然受来源国的保护并受驻在国法律的约束，但是其逐利性质使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管理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汇合了多国的劳动力、资本和市场，具有极强的跨国性，因而不能单纯地放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加以理解。跨国公司不仅左右世界经济形势，塑造国际关系，对民族国家的成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跨国公司，在欧洲殖民扩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跨国公司的兴起和扩张几乎是同步的，实际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如19世纪的南非和20世纪的伊朗)的国家构建具有极大的影响。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当然并非近年才开始的，但冷战结束后跨国公司史的研究特别强调跨国公司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以及跨国公司如何推进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霍布斯鲍姆在1995年出版的《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对跨国公司给予了特别的关注。(55)杰弗里·弗里登在《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兴衰》中探讨了179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史和全球化进程。作者把1870-1914年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认为当时国际经济特征与冷战后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一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接着是大萧条、经济民族主义泛滥、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分裂，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才得以恢复，并在冷战结束后大大加快。(56)对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可以为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阿尔弗里德·埃克斯和托马斯·蔡勒的《全球化与美国世纪》考察了以卫星通信和喷气式飞机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同美国精英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政策一起，如何推动了美国风格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又如何促进了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和“美国世纪”的到来。作者通过全球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进程，突出跨国公司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57) 人权观念兴起于18世纪后期的北美和欧洲，它最初是国家内部的事务。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人权运动变成跨国性的运动。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人权又成为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特别是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后，国际人权机制建立起来，人权保障逐渐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常规议题，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各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在冷战结束被普遍认为是正当和合理的。有关性别平等和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长期以来被放在国家框架内进行研究，这些权利都被视为公民权利，即作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的权利。但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人权观念则是把人权视为与公民身份无关的、与生俱来的和普遍的权利，即每个人，无论性别、国籍、信仰和族群身份是什么，都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都有权获得有尊严的对待。也就是说，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因此，跨国史或全球史的框架比民族国家框架更适合理解人权现象。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涌现，普遍人权观念的传播与发展、人权保护国际规范与机制的建立以及人权保障的实践成为研究的热点。入江昭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人权革命的国际史》把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称为世界事务中的“人权革命”时期，这场由政治领导人、非政府组织、人权活跃分子发起的人权革命不仅建立了人权的国际规范，而且使普遍人权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把人权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少数族裔、妇女和政治异见人士。论文集的诸位作者考察了二战后人权公约的制定、纽伦堡审判、日内瓦公约的制定、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的人权政治、国际科学界人权议题的兴起、全球反割礼运动，涵盖了国际人权史的多个方面。(58)另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德国学者斯蒂芬-路德维希·霍夫曼编辑的论文集《20世纪的人权》，编者把人权的兴起和国际化视为20世纪特定历史情境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目的论式的演进过程，提供了一个考察人权历史的新视角。正如霍夫曼所言，人权观念是在18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但是在19世纪的政治法律话语中突然消失(19世纪流行的是文明、民族、种族和阶级等概念)，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权才发展成抵制国家权力滥用的政治和法律词汇，而这与20世纪中后期的危机和战争，特别是国家权力(希特勒德国)践踏人权的暴行和人道主义灾难相关。(59)论文集的多位作者分别考察了20世纪各种历史情境下人权在全球政治中兴起的十几个案例，涵盖范围不仅包括欧洲，也包括亚非拉地区，因此提供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关于20世纪人权演进的叙事，反映了近年来国际人权研究的新趋势。近年来，从跨国史视角对人权问题的研究还包括国际人权思想的演进、人权的历史、世界人权宣言的出台、20世纪的种族灭绝暴行、非政府组织与人权、倡导人权的跨国网络等。(60) 大众消费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的美国，随后通过美国的经济扩张和文化输出传播到世界各地。大众消费主义以及相伴的大众文化成为20世纪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跨国现象，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际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大众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及其“本土化”间接地促进了冷战的终结。(61)大众消费主义和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还引发了关于“美国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早期的研究认为，消费主义和美国大众文化传播导致世界的“美国化”和文化的同质化与单一化以及美国文化的全球主宰，而晚近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大众消费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以及美国大众文化对当地社会的适应。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把美国大众文化的输出和美式消费主义的扩张等同于“美国化”，转而认为世界各地的消费主义越来越多样化，美国风格的大众消费主义的传播导致消费领域多元地方主义的兴起。(62)较早关注大众消费主义的学者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彼得·斯特恩斯。他在《世界历史上的消费主义》一书中，考察了作为现代现象并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主义在西方的起源，消费主义在俄国、东亚、非洲和中东的表现以及消费主义在当代造成的种种问题，该书被认为是研究大众消费主义的开创性著作。(63)约翰·布鲁尔和弗兰克·特伦特曼合编的论文集《消费文化，全球视野》一书考察了消费者概念的产生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对美国风格的消费主义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论文集作者选择的个案涉及亚洲、非洲、中美洲和欧洲多个国家，是一部真正从全球视野研究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史的著作。(64)论文集《消费者的制造》则把大众消费主义研究从关注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转向研究消费者，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考察了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到当代中国的消费者身份的演变和消费伦理的变迁。(65)简言之，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传播已经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代体育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伴随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体育开始向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逐渐成为跨国性的活动。作为高度国际化的领域，体育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观念、人员、信息和生活方式的跨国交流以及全球相互依赖意识的形成。没有哪一种活动像体育那样让世界各地具有完全不同的族裔背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人民严格遵守同一种规则，也没有哪个行业像体育那样让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观众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即观看和欣赏同一场比赛。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培育人类相互依赖的观念和世界共同体意识。现在成员单位最多的国际组织不是联合国，而是国际足联，联合国有会员国193个，(66)而国际足联的成员单位有209个，(67)体育堪称最国际化的领域。在20世纪历史上，体育还成为激发民族主义力量和塑造国家认同的工具，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体育成为国际关系工具的最著名例子就是中国的乒乓外交。美国和苏联分别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抵制也成为冷战时期大国对抗的标志。不仅体育本身是跨国现象，现在很多国家内部的体育项目也已经大大国际化了，最典型的是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在2005-2006赛季，美国职业篮球联盟20%的球员来自国外。(68)因此，把体育仅仅放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从跨国史的视角来审视体育的影响。体育与民族主义、体育与全球化进程、体育与国际关系等问题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69) 不仅如此，跨国史还改变了一些传统研究领域的路径和方向。移民史并非新的研究领域，但传统的移民史研究受到国家中心主义观念的主导，通常将移民纳入民族国家历史中加以理解和研究，从移民输出国的“推力”和输入国的“拉力”两个方面来解释移民的原因，并着重考察移民在输入国被同化的过程。而从跨国史的视角研究移民史，则强调“跨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在移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将研究重点从移民在移居国的同化过程转向移民与其来源国之间的跨国联系和双重忠诚，以及这种跨国网络对移民群体的经济生活和身份认同的影响。(70)同时，移民史研究还开始关注难民和强制性的人口迁移(包括奴隶贸易、战俘、强制劳工)等民族国家史完全忽视的现象和问题。思想和观念的跨国流动也是传统的史学题材，但传统的研究更多关注理论、学说和思潮的跨国流动以及思想家文本的传播，而跨国思想史的研究则关注观念单元，特别是现代性观念(民主、自决、民族国家、理性、科学主义、发展、大规模生产、消费主义)的跨国传播，以及这些观念单元的本土化过程，考察外来观念如何适应当地社会，为输入国精英自身的利益和目标服务。(71)实际上，跨国史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其他的专题研究领域，如妇女史、劳工史、宗教史、城市史、技术史等都因为跨国史的引入而展现出新的面貌。 一种新的史学方法的生命力取决于其能否激发新的史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就此而言，跨国史不是昙花一现的史学时尚，而是有着很强生命力的新的史学分支。 四、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世界史 跨国史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我们研究历史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对历史本身的理解。从跨国史而不是民族国家史的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关于20世纪的历史分期 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审视20世纪历史时，通常以一战、二战和冷战作为划时代的事件和历史分期的标志。这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可能适合欧洲，但未必适合其他地区。比如，1914年在欧洲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可是在其他国家历史上却没有意义。在西半球和亚洲大部分国家历史上，1914年并不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后的时期通常被称为后冷战时代，1991年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而对其他大部分国家来说，1991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分期背后隐含的是由国家中心主义导致的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诸大国不仅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原型，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是强大的民族国家，所以欧洲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世界的历史。而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才是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交流从20世纪中期的大分裂后开始恢复，世界一体化进程加深，人员、信息、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急剧增加，非政府组织崛起，环境保护、人口控制、跨国犯罪和人权保障等跨国问题涌现，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而这些都是当代的特征，这些特征与1945年后的主题(冷战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非殖民化与民族解放运动)大不相同。因此，入江昭认为，“20世纪70年代清晰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我们所称的当代史”。(72)也就是说，当代史的起点并非1945年，甚至不是1991年，而是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国际关系史从战争与和平的视角把1914-1945年视为一个整体，甚至称之为“三十年战争”。这种说法显然遮蔽了20世纪20年代的跨国联系与和平主义思潮。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20年代并非“三十年战争”的插曲或间歇，而是一个相对和平、合作与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国际秩序观念开始播下种子，国际主义思想开始风行世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深，国际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国际合作成为潮流。不能因为30年代爆发了经济危机与战争，就否认20年代的意义。 重新审视一战 传统的研究从民族国家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视角来理解和书写一战的历史，认为战事始于1914年7月，终结于1918年11月。无论是关于一战的起源、战争的进程，还是战后的媾和，一战史叙事的重点都在欧洲，特别是西线，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战前国际体系的演进、联盟政治、军事行动、凡尔赛媾和以及战后大国对世界的瓜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关注“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的书写模式把这场冲突视为欧洲的战争或跨大西洋的冲突。 如果从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其面貌和意义会有很大不同。就其持续时间而言，一战不仅是一场“大战”(great war)，而且是一场“更大的战争”(greater war)，应该把1914年前的巴尔干战争和1918年11月后东欧的内战纳入这场战争的叙事中去。(73)也就是说，一战实际上从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俄国内战的结束、1923年7月洛桑条约的签订。1918年11月11日11时，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火车上签署投降书(《贡比涅停战协定》)对英法来说可能意味着战争结束了，但对土耳其和东欧人来说，战争远没有结束，土耳其与希腊和协约国的战争无疑是一战的延续。一战的叙事中心不能局限在西线，东欧、东南欧和中东应该被置于重要位置。 最能体现一战史跨国特征的现象是人口迁移。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境地带有大量难民逃离战火。战时的人口迁移也改变了希腊、土耳其、巴尔干诸国、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国家的人口构成和族群特性。一战期间，平民、占领区的外国人以及一些国家的少数族群在战争中遭受的杀戮、苦难和非人道的待遇并非微不足道的故事，而应成为一战史的中心问题。(74)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开启了20世纪种族灭绝之先河，揭示了20世纪战争不同于此前战争的残酷性质。而这些内容并没有被纳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一战史叙事中去。 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一战并非单纯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而是帝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英、法、俄、美，还是德、奥和土耳其当时都是帝国，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争动员，同时还要面对帝国内部殖民地的诉求和反抗。殖民地人民实际上也卷入战争中去，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但是，在传统的关于一战的历史书写中，殖民地和附属国在战争中的角色基本上是看不见的。这样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把一战视为欧洲的战争，并没有展现出这场大战的“世界性”，无疑是偏颇的。这场战争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中东和北非、福克兰群岛以及中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莫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帝国史》中从跨国和全球的视野书写一战，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欧洲以外的中东和非洲战场，考察了殖民地人民对一战的贡献、战时殖民地反抗欧洲统治的斗争对一战进程的影响。(75) 在跨国史兴起之前，对战后媾和与重建国际秩序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列强的活动以及欧洲问题的解决，很少讨论非西方国家的作用(日本的作用虽有涉及，但基本上是点缀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是被排除在关于战后媾和的叙事之外。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伊里兹·马尼拉在《威尔逊时刻》一书中，把研究的重点从帝国体系的中心——欧洲转向边缘地带——亚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考察了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和媾和过程对边缘地带的影响，以及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反抗，认为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与威尔逊总统的努力一样，都是一战后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76) 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一战还可以对胜负原因做出新的解释。德国和奥匈帝国只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战争动员，而协约国由于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和人力，英国的兵员不仅来自英伦三岛，也来自从温哥华到开普敦、从孟买到阿德莱德的广大地区。而土耳其帝国内部的不稳定特别是阿拉伯人的反抗成为同盟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就战争的影响而言，战争也使不少殖民地人民以士兵或其他身份抵达欧洲，成为战争与媾和的参与者或旁观者，其战时经历和获得的知识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胡志明就是一个典型。 毫无疑问，跨国史的视角改变了我们对一战起源、进程、后果以及持续时间的理解。(77)从这一视角修正传统的一战史学“不是为了绕开民族国家史，而是为了让我们把民族国家历史置于更全球性的视野之中，以一种更加符合战争特性，也更加适合战后世界的方式”来书写一战的历史。(78) 冷战史研究的新取向 从民族国家视角审视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们看到的是对抗、冲突、局部战争、核竞赛。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关系事态都被纳入冷战和美苏对抗的框架中考虑。“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就国内发展而言，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受到了冷战紧张关系的影响，或者说反过来推动了冷战的进一步发展。”(79)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冷战决定论。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把冷战作为观察和阐释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唯一框架是偏颇的，1945-1991年间至少有两个重大事态实际上与冷战无关或关系不大：一是非殖民化运动和亚非新国家的兴起，二是区域一体化、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深化。非殖民化虽然受到美苏对抗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是二战的遗产。而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更是与美苏对抗背道而驰，它是技术进步、资本主义扩张和跨国行为体活动的结果。不仅如此，即使是冷战中的两大对手实际上也有很多合作。伊里兹·马尼拉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合作根治天花的研究，证明了在冷战对抗最激烈的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下，美苏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起实施了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天花的运动，使天花得到根治。天花也成首个在地球上被彻底根除的主要传染病。(80)另一个例子是苏联与西欧的天然气贸易，即使在铁幕已经降临、东西方处于紧张军事对峙之时，奥地利、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仍然主要依赖苏联提供天然气。1968年6月，也就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周后，苏联还与奥地利签署了天然气出口合同。(81)不仅如此，在冷战时期，美苏合作还促进了国际规范和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赫尔辛基协定建立的国际人权规范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因此，一些学者提出要“摘掉冷战透镜”来看待战后国际关系，书写超越冷战框架的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82) 从跨国史的视角还可以对冷战终结的根源提出新解释。过去对冷战终结的解释多从国家政策着眼，要么归结为美国遏制政策(特别是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或接触政策的成功，要么归结为苏联经济的停滞、领导人代际更替和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总之，是从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来解释冷战突然终结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而莎拉·斯奈德则从跨国史的视角强调跨国人权网络在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在她看来，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签订导致此后由人权活跃分子构成的跨国网络的出现。在这些活跃人士和人权团体的施压下，人权逐渐成为东西方外交的核心议题，同时东欧各国不得不放松对政治异见人士的压制，允许东欧人自由流动，迫使苏联改善人权状况，而这些都成为导致苏东剧变和冷战终结的重要因素。(83)实际上，冷战史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跨国团体在冷战中的作用。在促进东西方冲突的和平解决、阻止核军备竞赛、实施人道主义救助以及防止冷战变为热战等方面，跨国性的科学家团体、环境组织、人权团体以及医生和学者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冷战时代，跨国团体的行动及其所培育的跨国主义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84) 五、对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与书写的启示 我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和书写长期以来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史叙事中占据着天然的、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国家之外没有历史。检阅近年大陆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世界现代史教科书可以发现，其主体内容不外乎四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民族独立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以战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一些版本会包含少量关于科技革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作为点缀。这种关于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叙事无疑具有合理性。20世纪见证了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成长、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以及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改革与革命，也经历了国家权力的集中与膨胀以及由此导致的巨大灾难。国家无疑是20世纪人类舞台上的核心角色。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仍将是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仍然无可替代。但是，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20世纪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历史叙事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类经历，特别是那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和跨国性经历。同时，在一个人权保障、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文化交流等已经成为常态国际事务的时代，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关系史叙事显然也难以满足时代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人类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在教科书中增加跨国史的内容，或以专题形式编写一部以跨国现象为内容的补充性教科书。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引入跨国史视角重新书写世界现代史都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历史的研究，使其成为世界现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力量，国际组织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扮演了与民族国家迥然不同的重要角色。民族国家追求自私的国家利益，导致了无数次冲突与战争，其暴力机器在20世纪制造了多次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包括犹太大屠杀、苏联的大清洗和红色高棉的大屠杀)。而国际组织关注正义与和平，提倡团结和互助，成为抵制和缓解国家暴力危害的重要力量。如入江昭所言，国际组织“唯一的武器就是理念、勇于担当和志愿服务。他们没有在军队上花费数十亿，也没有参与大规模屠杀。它们是文明的社团，所以他们的使命也就是要把世界转化成一个文明的共同体。”(85)亨利·卢斯在1941年2月的《美国世纪》一文中曾言，由于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曾让人类寄托了关于进步和幸福的巨大希望”，但也“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已经让如此众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遭受如此剧烈的痛苦、灾难和死亡。”(86)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了类似的话：“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暴力的世纪。”(87)20世纪的这些痛苦、灾难和杀戮实际上主要是国家造成的，或者通过对外战争，或者通过对内镇压。而在战争和灾难中从事救援的正是国际组织，这些组织的行动代表着人类的良知，理应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 二是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交流等所谓“低端外交”事务写入20世纪国际关系史。这些在传统的20世纪国际关系史叙事中被忽视的领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常规议题，但我国史学界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还相当滞后。当世界性战争离我们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低端外交”事务无一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普遍人权观念的传播、国际人权机制的建立以及国际人权保障的实践已经改变了众多弱势群体的命运，文化交流特别是大众文化的传播丰富了人类生活并正在制造一种全球共享的国际文化，根治传染性疾病拯救的生命实际上超过世界性战争造成的死亡，(88)国际体育成为亿万年轻人每天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环境合作与环境治理则为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一个美好的地球家园。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关注和写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吗？ 三是突出跨国力量和跨国联系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在过去二百年间，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国家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能力，积累了巨大的实力。在探究这一现象的根源的时候，民族国家史学主要从这些国家的内部寻找原因，包括国家的文化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以及政府政策与战略，但从跨国史视角探究这一问题则会发现，跨国联系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往往是具有广泛的跨国联系并从这种联系中获益的国家。(89)也就是说，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不仅应该在各国内部寻找，还应在各国的跨国联系中去寻找。例如，无论是美国的迅速崛起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跨国力量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前者表现为外来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后者则体现在海外华人和跨国公司资本的独特作用。二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和世界贸易的大规模增长实际上得益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员、资本、商品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包括跨国公司的巨大作用。而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70年代后东西方交流的恢复和这些国家跨国联系的增多。 归根结底，20世纪不仅是民族国家成长以及战争、危机与革命频发的时代，也是国际组织成长、国际合作增加、相互依赖加深和地区共同体兴起的时代，关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叙事不能只专注于前者而无视后者。 ①此为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入江昭的说法，参见入江昭《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Akira Iriye,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2013年版，第1页。 ②笔者曾在《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发表《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一文，考察跨国史在美国兴起的过程、研究路径和主要成果，以及跨国史研究的公共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则讨论跨国史视角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历史研究的影响、跨国史的题材和方法论特征(特别是与其他相关学科分支的差异)、新研究领域的兴起以及跨国史视角对世界现代史研究与书写的启示等。 ③美国的“一致论史学”(Consensus History，又译“共识学派”)和德国的“德意志特殊道路”论(German Sonderweg hypothesis)是民族国家史学的典型。“一致论史学”反对进步学派从阶级和地区冲突的视角来解释美国历史，认为不同群体的美国人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在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上具有高度的共识，因此，美国避免了欧洲式的阶级冲突、贫富分化和政治压迫，美国历史是自由不断成长、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该学派对美国历史的解释盛行于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德意志特殊道路”论是联邦德国史学界关于德国历史的主导叙事，流行于20世纪60—80年代，相信德国历史至少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走了一条与其他现代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特殊道路在纳粹德国的十二年统治中终结。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关于本国历史“例外”和“独特”的解释，例如瑞士被视为欧洲历史发展的“特例”(Sonderfall)，一些法国史学家则相信“法兰西例外论”(L'ex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