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歌创作阶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修论文,阶段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修在宋诗发展史上起过开创作用，是宋诗中一大家。我们研究欧阳修现存的八百多首诗，如果将他的诗歌创作按阶段论述，或许更能够作出比较清晰的说明，而且也可以从中窥见宋诗发展的轨迹。欧阳修的一生与政治活动不可分离，他的诗歌创作阶段的划分也与其政治活动时期大致相应。欧阳修一生的活动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一、自少年应举至景祐三年（1036）贬官夷陵前，这是翩翩才子时期。二、自景祐三年（1036）至庆历五年（1045）贬官滁州前，这是勇于实现政治理想的时期。三、自庆历五年（1045）至至和元年（1054）入朝，这是被贬外任而进取心理与退避心理并存的时期。四、自至和元年（1054）至治平元年（1067）外任前，这是地位显要而未能尽展抱负的时期。五、自治平元年（1067）至熙宁五年（1072）去世，这是从外任到退隐而归心天然的时期。
从注重记叙性出发
欧阳修自天圣元年（1023）十七岁起三次应举，天圣八年（1030）中第，次年春赴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任满，入京任馆阁校勘。洛阳三年，对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创作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当时，西昆派诗人钱惟演为西京留守，身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学士，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史上重要人物的尹洙、梅尧臣。钱惟演优礼文士，宴饮唱酬，鼓励下属自由创作，不以个人好恶施加影响，营造出非常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欧阳修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仍俯仰留连：“文僖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文士间的唱酬，常带有互相激励竞争的性质，引起切磋，促进创新。欧阳修有诗曰：“予生本是少年气，磋磨牙角争雄豪。”（《绿竹堂独饮》）这正道出了以文会友时的竞争心理。
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此时其弊病已日益明显，诗坛已酝酿新的风气，而身在洛阳的梅尧臣、欧阳修适逢其会，探索创新。欧阳修早年诗作在西昆体笼罩之下，其《居士外集》收天圣、明道间未第时及洛阳所作近体诗，风格明显接近西昆体。但是，综观欧阳修洛阳诗作，已大部分属于探索创新的产物。探索源于借鉴，从欧阳修此时诗作中可见他广泛学习唐代诗人的痕迹，其中尤其重视者为韦应物、韩愈，其主要倾向在注重诗歌的记叙性。
在洛阳，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他晚年所作《六一诗话》称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从“本人情，状风物”到“叙人情，状物态”，可见他评诗的一贯性，即重视诗歌的记叙作用，并可由此察觉他学韩诗的本意所在。以中国诗史的深厚抒情传统作为对照，这实际已是对此传统的部分疏离，要求诗歌起到散文以记叙方法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扩大诗歌的容量，从广义来说属于“以文为诗”的范畴。对此，不论欧阳修本人是否已有自觉的认识，这是欧阳修他们的探索创新最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时的根本出发点还是走出西昆体。
这一时期的记游写景之作，集中地反映了欧阳修的探索。欧阳修作有《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嵩山十二首》，都是短篇五古，读来颇有韦应物清淡之风，又绝大多数是三韵诗，更近韦应物三韵五古之幽远，而叙行程常历历分明，写景物贴切悠然，又具韦诗之记实性。元人刘壎认为欧阳修诗“有甚似韦苏州者”，曾举《游龙门上方》、《伊川独游》等五古为证。（见《隐居通议》卷七）欧阳修的一些五律也有次序分明、写景细致的特点，如《秋郊晓行》、《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从这些记游写景诗里，可以感到对清淡风格的追求，对西昆体艳丽雕琢性的规避。在写景细致的同时，避免重蹈晚唐体之琐碎，这应为欧阳修所虑及，故诗篇整体格局阔大，疏密得宜。在共同探索的初期，年稍长的梅尧臣对欧阳修有较大影响，因此两人的创作有很强的一致性。宋人朱弁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诗，世人咀嚼不入，唯欧公独爱玩之。”（《风月堂诗话》卷上）考察欧、梅此期诗作，可知此语确为有得之见。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对韩愈的学习模仿。欧阳修由学韩文而及于学韩诗。在记游写景诗中，有几首长篇五古应是学韩以散文结构法作诗的产物，如《代书寄尹十一兄杨十六王三》、《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前一篇的结尾是“因书写行役，聊以为君导”，明确地规定了这首诗的记叙功能。这些诗采用顺叙方法，条理清晰，平稳流畅，显然借鉴了散文的作法，可以看出对“以文为诗”的初步尝试。由于欧阳修这时的散文创作尚未成熟，他在诗中使用的记叙方法也稍嫌平衍，缺少曲折变化。对韩诗心摹手追的作品当数七古《巩县初见黄河》。全诗长达七十句，纯为单行，无一对偶句。清人施补华说：“少陵七古多用对偶，退之七古多用单行。退之笔力雄劲，单行亦不嫌弱。”（《岘佣说诗》）此诗用单行、重气势，正是学韩愈七古。诗可分三个层次，首赋所见，次叙历代治河及水患情况，最后颂扬当代治河的成功，层次分明，无冗长庞杂之弊。诗中多用散文句式，如“巩洛之山夹而峙”、“众臣荐鲧帝曰试”、“制之以力不以德”、“其势不得不然尔”等。诗中取古史传说铺叙，辅以一些奇特的想象，增强了全篇的气势。凡此都能看出学韩的痕迹，但铺张扬厉不及韩，章法嫌平直，笔力也不及韩雄强。
注重诗的记叙性，这在梅尧臣诗中也触处可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事本源于谢绛等人因进香而游嵩山，叹梅尧臣未能同游，谢绛于是备记始末，致书梅尧臣。梅就来书中叙述加以剪裁，构成记事长篇。谢绛读诗后，复书云：“忽得五百言诗，自始及末，诵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见《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在此时洛阳文士中，谢绛实为主盟人物，与欧、梅等人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从他对梅尧臣此诗的称赞来看，注重诗的记叙性，力求穷形尽相，文字雅正，这已是他们共同的倾向。这种倾向应被看作宋人“以文为诗”的发轫。
理性思考的发展，以古文章法为诗的成熟
景祐三年（1036），主张革新而抨击守旧势力的范仲淹遭贬，欧阳修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而远贬夷陵县令，外任数年，重返京城复充馆阁校勘，又一度自请出外为滑州通判。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欧阳修任谏官，积极参与这一政治改革。随着新政的失败，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知滁州。这是他勇于实现政治理想而最富进取性的时期。夷陵之贬在欧阳修的人生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它使欧阳修的京洛文士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也使文学创作随之产生重大变化。“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随园诗话》卷一录庄有恭诗）夷陵之后的发展变化，皆源于夷陵生活的赐予。
自贬夷陵起，欧阳修诗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渗进理性思考，这尤其体现在他对贬谪的看法中。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注重诗歌记叙作用而疏离抒情作用的逻辑进程，最终走向“宋诗主理”，而由于生活的剧变使进程加速。当然，抒情与理性思考之间并不存在彻底对立的关系，说“宋诗主理”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判断宋诗排除抒情，只不过宋诗的抒情也融入了理性。这次打击对于欧阳修来说不免太突然，他不能不对身边所发生的事加以审视辨析，确定自己的态度。贬夷陵途中，他曾作书与尹洙曰：“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与尹师鲁第一书》）以这种态度形诸诗歌，就有了一些心境坦然的诗句，如“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在写给友人的以描写夷陵风俗为主的诗中，他仍坚持记叙性的原则，出以白描手法，很少带感情色彩，从中可以察觉经过理性思考的平静心情。在七律《初至虎牙滩见江山类龙门》中，他将夷陵与洛阳的景物加以对比，冷静得令人吃惊，几乎看不出人生道路上刚刚受到挫折。这些诗是理性思考融入记叙之中。而在《金鸡五言十四韵》中则直接发表议论，无疑是对韩愈“以议论为诗”的仿效。此诗前半以叙述为主，后半自“岂知文章著”以下七韵全为议论，但不够精警，结尾之“用晦有前言，书之可为诫”颇觉烦冗。如何“以议论为诗”，这还有待于欧阳修的进一步实践。
欧阳修继续进行诗歌篇章结构的探索，在借鉴散文作法的道路上前进，于七古尤为显著。七古中，又有学韩愈者与学初唐歌行者的区别。以风格言，则有重气格与重情韵的不同。
《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这首七古是学韩愈之作。方东树评曰：“起段从源头说起，夹叙夹议，学韩而老，但少其兀傲。‘高台’二句逆入。‘舟行’四句学韩之奇。凡此皆从《赤藤杖》来。”（《昭昧詹言》卷十二）此为会心之语。“从源头说起”，指起首历叙古瓦所出之地铜雀台建成前的历史及铜雀台的始末。诗自“高台已倾渐平地，此瓦一坠埋蓬蒿”，始叙古瓦，这是“逆入”。“舟行屡备水神夺，往往冥晦遭风涛，质顽物久有精怪，常恐变化成灵妖”，这四句“学韩之奇”。再看结尾“长歌送我怪且伟，欲报惭愧无琼瑶”二句，也是学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结尾“妍词丽句不可继，见寄聊且慰分司”二句。这首诗讲究章法，远胜于前一时期的《巩县初见黄河》，只是前段叙述稍繁。至于方东树说欧诗不如韩诗兀傲，则因才性不同之故。
《晚泊岳阳》、《三游洞》、《黄牛峡祠》、《千叶红梨花》、《代赠田文初》、《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等一批七言歌行是学初唐歌行之作。这些诗一般四句一换韵，意随韵转，曲折澹荡，清丽空灵，情韵俱佳。方东树评欧阳修七古曰：“欧公情韵幽折，往反咏唱，令人低徊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馀味，但才力稍弱耳。”（《昭昧詹言》卷十二）欧阳修七古并不尽如方氏所言，若用来专指这些歌行则极为恰当。初唐歌行的特点何在呢？胡应麟评曰：“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诗薮》内编卷三）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这些歌行与初唐歌行相近之处甚多，而欧阳修以古文章法入诗，更讲究开合转折，这是不同之处。
在律诗中，欧阳修也借鉴了古文的章法。律诗形式的本身固然已包含了开合承转等因素，但欧阳修仍进一步追求起伏动宕的表现方式。如一向流传人口的七律《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首联构思奇妙，上句突兀而起，下句接得峭折。欧阳修自己对这两句也很得意：“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笔说·峡州诗说》）以下写早春景物、自身境况，转折拓开，而尾联振起全篇，又与首联呼应，形成结构上的回旋往复。
僻居夷陵，为此后诗歌内容的拓展、表现方式的日趋成熟、个人风格的自觉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离开夷陵后，面对卑弱国势、深重时弊，欧阳修诗中的理性思考很自然地扩大到了社会政治范围。在《赠杜默》诗中，他说：“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这表现出对诗歌劝戒作用的重视，因此而产生对社会政治作大段议论的倾向。《答朱寀捕蝗诗》针对严重蝗灾，提出改驱民捕蝗扰民为出钱奖励捕蝗，而结尾“因吟君赠文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二句明确表达出作诗的政治目的。《送任处士归太原》对与西夏作战的不利局面感到焦急，呼吁不次用贤。《答杨辟喜雨长句》指陈时弊，强调以农为本，其内容与康定元年（1040）所作政论文《原弊》几乎一一相应（注：《答杨辟喜雨长句》，《居士外集》列于天圣九年至明道二年间，不确，当作于庆历元年后。参见笔者《欧阳修年谱》庆历三年事。），是典型的“以议论为诗”。他反对佛教，作《本论》，于是在《读张李二生文》一诗中有反佛的议论：“千年佛老贼中国，祸福依凭群党恶。拔根掘窟期必尽，有勇无前力何荦。”他认为后儒惑乱《春秋》经，于是在《送黎生下第归蜀》一诗中有对“妄儒”的抨击：“妄儒泥于鲁，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讨源流。遂令学者迷，异说相交钩。”宋人以议论为诗，关注社会政治，不自欧阳修始，如苏舜钦在明道元年就有指陈时弊的《感兴三首》，景祐元年有感慨与西夏战事失败的《庆州败》。但议论量大且广泛，成为一种特点，或许应以欧阳修这一时期的创作作为开端。
庆历初，欧阳修文名日盛，其散文进入成熟阶段，而以古文章法为诗的表现方式也已成熟。同样是记叙性的代书诗，《忆山示圣俞》的结构就不同于洛阳时所作之平衍，诗以“吾思夷陵山”陡然而起，接写入山初程所见总貌，“忆尝祗吏役”以下逆折重起，写山中一次游观，接着过渡到三峡奇秀景观，末以京城难得幽赏，道出忆山之起因。全篇布局曲折，颇有深度。如果以题材类似的诗与文作一番比较，或许更能看清他以古文章法为诗的手段，这里试比较文《释秘演诗集序》与诗《哭曼卿》。《释秘演诗集序》从石曼卿引出秘演，说二人皆奇男子，又插写自己与二人游，亲见二人盛衰。以下转说二人之诗，复以曼卿诗引出秘演诗。最后点出曼卿死，秘演将行，“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全文从二人盛衰着笔，两番转折。诗《哭曼卿》从石曼卿壮时“天下奇”起，描写其饮酒、作诗之豪，诗成自写，而“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馀”，好题屋壁，“遗踪处处在”，寄寓对曼卿身死的感叹。自“朐山顷岁出，我亦斥江湖”，转写与曼卿二人离合，直至“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叹其溘然长逝。自“才高不少下，阔若与世疏”以下，又转到叹其才高不为世用而卒。全诗突出写石曼卿之才，反复叹其死，与《释秘演诗集序》反复“道其盛时，以悲其衰”的写法同一机杼。
在这一时期的末期，欧阳修有几首诗比较集中地论诗。《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中，分别以气雄豪、清新古硬评苏舜钦、梅尧臣二人之诗，描绘确切，感觉敏锐。而从“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几句诗里，固然能看出好诗无人欣赏的感叹，但似乎也能察觉从诗人自身探讨原因的沉思，即是否有不阿世取容而又易为人知的可能。《读蟠桃诗寄子美》诗中，以孟穷韩富论韩愈、孟郊诗：“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宫，揪敛一为商。”继而以梅尧臣比孟郊，暗含自己诗风仿效韩愈之意。就欧阳修此时诗作来看，他注意的是韩愈之“浩穰穰”，故而发越铺张，畅所欲言，并不是随韩愈亦步亦趋，所以回避韩愈诗力求奇怪之风。在《绛守居园池》诗中，他不满樊宗师的奇险文风：“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可见他要求语言的平易可解。总之，欧阳修通过对当代诗坛的思考，认识到豪放、奇险、生涩等不同风格所存在的不足，它们对读者可能造成的惊惧感、生疏感等心理距离，感到平易疏畅的必要性，开始了自觉的追求。
理性思考的博大，平易疏畅诗风的确立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知滁州，历知扬州、颍州、应天府，守母丧居颍州，直到至和元年（1054）入京任职。贬滁州在政治上给予欧阳修以巨大的打击，“盗甥”罪名更是莫名的人格污辱，这都促使他深入思考社会人生。在外十年，是他进取心与退避心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到成熟阶段。
欧阳修复杂的心理活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是理性思考常起到平衡作用。《菱溪大石》、《紫石屏歌》都有学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奇想的痕迹，然又与韩愈有所不同。朱自清先生评欧阳修此二诗曰：“皆能用所谓持久的想象者。永叔似恐创意太新，足以惊世骇俗，故两诗末幅均以常理自衡其说。”（《宋五家诗钞》）《菱溪大石》叙述中入奇想，却以传说的形式表达，并以“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原”扫清，将自己置于冷静的评判者的地位。《紫石屏歌》设想月影入石，其后曰：“大哉天地间，万怪难悉谈。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穷探。”则同样表现出与想象拉开距离而探索事理的理性思考。
欧阳修的理性思考也常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歌咏中。如《喜雨》写田家喜雨之情景，以描写为主，开端却是一番议论：“大雨虽滂霈，隔辙分晴阴。小雨散浸淫，为润广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泽何穷已。无言雨大小，小雨农尤喜。”这种对大雨小雨加以区别比较的看法，流露出一片仁爱之心，用之可以推广到社会政治中去。更有《飞盖桥玩月》一诗耐人寻味：
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馀晖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翛然发孤咏。纷昏忻洗涤，俯仰恣涵泳。人心旷而闲，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
诗人于天水清粹虚静间，见皎皎月色，万物光洁可爱，感觉天地生生不息之大德，于是尘杂尽去，表里澄彻，襟怀坦荡，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情操进入崇高的境界。闲适中静悟有得，含蕴人生哲理，而绝无迂腐气，颇有杜甫《江亭》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那般意趣。诗作敷腴温润，代表了欧阳修诗风的一个方面。
这一时期，欧阳修的诗风得以确立，与他多方面的尝试有关。在他的诗中，有几篇诗题标明效李白体、效孟郊体、效贾岛体、效李贺体，而《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则是效李白又效韩愈之作。其气势飞动，句式参差，是仿效李白，而用险韵则是学韩愈。《六一诗话》称赞韩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之后说：“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韩愈《病中赠张十八》用的是窄韵江韵，《庐山高》也是用江韵，因难见巧，追步韩愈。欧阳修颍州聚星堂诗会所作《雪》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苏轼《聚星堂雪》题下语），是“白战体”的创始代表作品，从中可见变更表现方法的创新意识，在诗艺上的孜孜探求。“禁体物语这种手段，用意在于使咏物诗在表现中遗貌取神，以虚代实；虽多方刻画，而避免涉及物的外形。它只就物体的意态、气象、氛围、环境等方面着意铺叙、烘托，以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从而在他们心目中涌现所咏之物多采多姿的形象。”（注：见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载《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也表明，欧阳修仍然关注诗的记叙功能的丰富，为发展积累经验。
平易疏畅，是欧阳修诗风的基本方面，这在滁州时已得到确立，尤其体现于记游写景诗中。《游琅琊山》、《题滁州醉翁亭》、《幽谷泉》等五古皆明白如话，贯通流畅。七绝由于诗体本身的缘故，就更加自然通达，如《丰乐亭游春三首》其三；“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至于七古，在讲究章法的同时，出之以流畅的语言，如《沧浪亭》开端数句：“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读来一气而下。《啼鸟》由叙述、描写转入议论，不乏情韵，其中描写鸟啼一段尤能见出与前此诗作的不同。与夷陵时七古比较，此时已不似仿初唐歌行之作那般清丽有风藻，流丽已转化为流畅。这标志着欧阳修借鉴前人而不事蹈袭，故能自成面目。
以文为诗的随心所欲，记叙范围扩展的文化内蕴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服母丧期满入朝，不久，留修《唐书》，为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名益高，位益崇，不改刚正敢言之态，但由于主政者因循随时，在政治上未能有大的建树。值得欣慰的是，欧阳修的文坛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坚决打击文风怪诞的“太学体”，使古文运动获得全面胜利。他的诗歌创作也沿着已开拓的道路发展，在频繁的寄赠唱酬之中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影响诗界。
欧阳修“以文为诗”，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时通篇议论的诗不多，而似乎注意在诗中关键处突发议论，树立新意，振起全诗。如《再和明妃曲》在叙王昭君远嫁事后，以“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夹叙夹议，继以“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翻出新意，精警透辟。如七律《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中“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二句，备受称赞，清赵翼曰：“此何等议论，乃熔铸于十四字中，自然英光四射。”（《瓯北诗话》卷十一）他以古文章法为诗，更觉纯熟多变，这间接反映在用韵形式上，是转韵七古的数量超过不转韵七古，转韵时不拘于四句一转的常规，句数常多寡不一，盖以转韵之层层变换配合结构之错综变化。他以散文句式入诗，也比以前大量、集中，如《鬼车》、《赠李士宁》等，《赠李士宁》后半尤为淋漓尽致：
与之游者，但爱其人，而莫见其术，安知其心。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
这与韩愈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韩愈以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追求“非诗之诗”，反对中国诗歌形式中已形成的过分对称、均衡、和谐、圆润，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但如果稍有过头，就只剩下了“非诗”，韩愈就有不成功的尝试（注：关于韩愈诗散文化的评价，此处取舒芜《〈韩愈诗选〉序》意。序载陈迩冬《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欧阳修《送李士宁》诗，也是过分散文化的例子。
欧阳修仍注意对诗歌记叙功能的开掘，这表现在记叙范围的扩展。这时期他以咏物为主的诗增多，所咏对象有些属于新奇而琐细的物品，如《梅圣俞寄银杏》、《初食车螯》、《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尝新茶呈圣俞》、《奉答圣俞达头鱼之作》、《初食鸡头有感》、《双井茶》等诗。这一类诗并不拘泥于刻画形貌，而常常叙述其物来历，“惟当记其始，后世知来由”（《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通过详尽叙述，得出通达的感受。如《初食车螯》先叙五代时九州分隔，南方特产不至，北方食品简陋，“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而“自从圣人出，天下为一家”，南方水产连舳盈车而来，于是“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在这客观性的叙述中，可感到对天下统一的内心喜悦。《双井茶》诗描绘双井茶的珍贵，富贵人家的趋时争啜，结以“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尤能体会出以记叙蕴情理的作法。
欧阳修对记叙范围的扩展，更值得注意的是含蕴文化精神的题材。这一时期他观画、听乐、读书、咏纸笔各类诗作比较多，浸染着文人雅致，常表露出一个文坛领袖对文化演进的关注。《盘车图》在描绘画中景象后，又言及梅尧臣题画诗，曰：“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乃知杨生真好奇，此画此诗兼有之。乐能自足乃为富，岂必金玉名高赀。朝看画，暮看诗，杨生得此可不饥。”其中“忘形得意”的审美观，后来有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为同声，而这正符合后世文人画的标准。诗中称赞杨褒忍饥买画，也流露出自己对文化“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执着。顺便要说一下的是，梅尧臣的题画诗名曰《观杨之美盘车图》，诗有其善写情状的一贯特点，但不免就画谈画，缺少欧阳修此诗所表现的阔大眼界，当然这与两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和刘原父澄心纸》有这样的诗句：“百年干戈流战血，一国歌舞今荒台。当时百物尽精好，往往遗弃沦蒿莱。君从何处得此纸，纯坚莹腻卷百枚。官曹职事喜闲暇，台阁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间出安知无后来。”从中可见对文化遭到毁灭的痛心，对努力发展文化的信心。这类诗中的文化精神其影响之深远不可估价，无疑是此后宋诗发展所继承的无形财富。举例来说，欧阳修《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开端曰：“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须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坂。”黄庭坚《送王郎》曰：“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云云，宋人已指出二者间句法上的因袭关系（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殊不知以笔墨相赠的类似内容入诗也代表着文人意趣的相承，归根结底反映了宋诗之文化精神的持续演进，而这也正是宋诗的一大特色，所谓“以才学为诗”应当只是其外在表现而已。
归于抒写自然情趣
治平四年（1067）之前，欧阳修已多次上表请外任，此时因“濮议”之争而受诬告，求退之心愈坚，终得出京外任，又连乞致仕，至熙宁四年（1071）如愿退居颍州。一年后即去世。与政治上的退避相关，这一时期的诗作多反映归心天然的追求和情趣。
欧阳修诗作的明显变化是社会政治意识的淡化，这主要表现为不再“以议论为诗”，而从诗的体裁来看也有助于说明其倾向。这一时期有诗八十多首，其中近体诗六十多首，古体诗不足二十首。近体诗占如此大的比例，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的。根据一般看法，自杜甫起，诗人反映国事民生常用容量大、伸缩自如的古体诗，抒发个人情趣常用简短的近体诗。欧阳修此前的诗作亦复如此，而此时大量写近体诗正是用来抒发个人情趣。
欧阳修平易疏畅的诗风，在抒写自然情趣时得到相宜的内容，写来更觉坦易，颇似白居易晚年。赵翼评白居易诗曰；“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瓯北诗话》卷四）若以此语评说欧阳修晚年诗，亦无不可。如《再至汝阴三绝》其一：“黄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此诗写眼前景，道心中意，两联皆对，却无刻意组织之痕，应是对此际情景的自然摄取，于笔底流出。
分 期考察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对记叙作用的一贯关注。由此出发，诗歌便于反映社会人生，容量扩大，易于说理议论。于是，诗与文的表现方法有所接近，主抒情转向主说理，“以文为诗”与“以议论为诗”很自然地成为宋人的艺术手段。欧阳修对宋诗的开创作用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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