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生产分割的生产率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效应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① 迅速发展，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在国际生产分割体系下，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多个国家被链接到同一产品的生产链条上，共同组成一个以价值增值链为纽带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Hummels et al.（2001）以中间产品贸易额作为衡量生产分割发展程度的指标，计算了OECD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分割的程度，结果表明各国参与生产分割的程度呈上升趋势。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割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使用Hummels et al.的方法计算了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结果表明中国的参与程度要高于发达国家，但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呈现出继续深化的趋势。
许多学者对生产分割进行了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在跨国公司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垂直型FDI的研究，例如Helpman（1984），以及Zhang & Markusen（1999）的研究。另一类研究在传统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例如Jones & Kierzkowski(2001),Markusen & Venables(2007)的研究。这两类研究的不同在于，后者考察的生产分割不必有跨国公司的参与，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市场交易来完成，而前者考察的生产分割是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近年来，与生产分割相关的另一个研究焦点是企业选择生产分割的组织方式，即选择企业间的外包方式还是选择垂直型FDI方式，例如Antras & Helpman(2006),Grossman & Helpman(2005)的研究。
由于发达国家非常关注生产分割是否带来了发达国家低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降，所以关于生产分割的经验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分割对发达国家要素价格及就业水平的影响方面，例如Feenstra & Hanson（1999）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生产分割对参与国生产率的影响，例如Amiti & Wei（2006）对美国，Girma & Gorg（2004）对英国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发达国家将非熟练劳动密集环节外包出去对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影响，大多数研究支持外包对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
关于生产分割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影响的研究非常少。在国际生产分割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分工链条上，发达国家主要从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因此，考察生产分割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率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国承接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研究。胡昭玲（2007）、徐毅和张二震（2008）使用工业行业数据，刘绍坚（2008）使用软件外包企业的数据，他们都得出生产分割对生产率提升具有积极影响的结论。
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参与生产分割对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由于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政策上的优惠，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传统的计算生产分割发展程度的指标对中国是不合适的。因此，本文使用了更为合理的、反映中国特点的生产分割指标。Dean et al（2008）利用Koopman et al（2008）拆分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符合中国特点的生产分割指标，本文进一步把他们的指标拆分为以加工贸易进口为形式的生产分割和以非加工贸易进口为形式的生产分割，并比较了这两种生产分割活动生产率效应的差别；第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既与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分割活动，本文考察了这两种生产分割活动对中国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第三，生产分割对行业生产率的作用受行业特点的影响（Olsen,2006），因此本文考察了初级产品与劳动和资源密集部门、中低技术部门、高技术部门参与生产分割的生产率效应是否有差异。此外，本文的计量模型使用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等，并把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以避免高估生产分割的影响。
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生产分割有利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提高；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生产分割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对不同行业是不同的，中低技术行业最为明显，其次是高技术行业，最低为初级产品、劳动和资源密集部门；从发达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大于从非发达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回顾了相关文献，考察了生产分割影响生产率的途径，并提出本文的视角，其次是关于生产分割的度量，然后是实证方法、数据、计量模型的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生产分割对生产率影响的文献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上。这一部分首先总结了文献中涉及的生产分割影响生产率的机制，然后回顾了部分经验分析文献，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视角。
（一）生产分割影响生产率的机制
生产分割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生产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途径作用于生产率（Amiti and Wei,2006）：一是静态的效率收益，当公司进行原材料和服务外包时，把相对低效率的生产阶段移至国外生产，结构效应使平均产出提高；二是重组效应，外包能够推进生产技术前沿的移动，使留在本国的生产环节更有效率；三是学习的外部性，通过外包，公司会学习并改进运作方式从而提高效率；四是多样化效应，由于新的和多样化的原材料或服务投入品的使用，使生产率提高。Gorg & Hanley（2005）进一步揭示了外包影响生产率的短期和长期机制，短期内，外包使得企业能够从国外获取价格低的或质量高的中间投入品，因此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这里的短期效应实际上就是Amiti & Wei（2006）提出的“静态的效率收益”和“多样化效应”；长期内，外包会改变要素之间的替代率，对生产函数造成影响，从而影响生产效率，这里的长期效应对应着Amiti & Wei提出的“重组效应”和“学习的外部性”。
在生产分割影响生产率的途径中，学者们普遍忽略了通过行业之间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因此会低估外包的影响（Egger and Egger,2005）。如果外包提高了一个行业的生产率，那么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和劳动力流动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而其他行业生产率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和产出的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这个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这种跨部门的相互影响是一般均衡模型中外包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
外包并不总是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外包可能会通过减少创新来阻碍技术进步（Naghavi and Ottaviano,2006）。例如，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把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低收入国家时，通常低技术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会被转移出去，而高技术劳动密集的研发机构留在国内。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原因可能会导致创新减少：一是当企业通过外包使生产成本降低时，生产成本的优势使企业的创新动机被削弱；二是由于研发机构远离了生产部门和消费者，企业的创新能力会受到削弱。
以上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发达国家从事生产分割时，生产分割影响生产率的途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效应同样也是存在的。徐毅、张二震（2008）认为生产分割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因此，生产分割是产品结构升级的转换器。胡昭玲（2007）认为生产分割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把有效规模不同的生产阶段加以分离并安排到不同的空间场合进行，有利于各生产环节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二）经验研究回顾
在经验研究方面，几乎所有研究并未区分生产分割到底是通过何种途径提高生产率，大多数研究只是笼统地考察生产分割对生产率是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许多学者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外包对生产率的不同影响。Amiti & Wei（2006）利用美国1992年至2000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发现外包明显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中，服务外包解释了大约10％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原材料外包解释了大约5％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Gorg & Hanley使用爱尔兰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间原材料投入的国际外包对产出有正效应，而服务外包对产出没有影响。Folk & Wolfmayr（2008）用14个OECD国家1995年至2000年的行业数据，考察了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实物外包和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外包对象国而言，二者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与上述研究不同，Egger & Egge（2005）考察了外包对生产率的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影响。他们使用12个欧盟国家1992年至1997年21个行业数据考察了外包对欧盟低技术劳动力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短期内，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外包使低技术劳动力的生产率降低了0.18％，而长期内，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外包使低技术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了0.53％。他们的研究证实了短期内外包确实会对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
Egger et al.（2006）使用了奥地利1990年至1998年18个制造业的数据考察了外包对不同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认为外包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对低技术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作用。进一步，Girma & Gorg（2004）区分了外包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影响。他们使用英国1982年至1992年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外包对化工、电子和机械制造三个行业的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外包对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有少数几篇文献研究了生产分割对中国生产率的影响。胡昭玲（2007）使用中国20个主要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就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她的结论支持外包对生产率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积极影响更大。徐毅和张二震（2008）使用1997年与2002年的数据，以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包产生了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刘绍坚（2008）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考察了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他们发现中国企业通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获得了技术外溢的好处，并且在技术外溢的多种可能途径中，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最为显著。
归纳起来，上述这些研究总体上验证了生产分割对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依赖于不同的外包指标、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和不同的生产分割伙伴而有所不同。因此，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个实证问题。
（三）本文研究视角
首先，关于生产分割指标的选择问题。衡量生产分割程度的方法有很多，使用不同指标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因此，选择合适的度量指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加工贸易优惠政策的影响，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因此，传统的计算发达国家生产分割指标的方法对中国是不适用的。本文的计量分析将使用适合中国特点的生产分割指标。
其次，中国为参与生产分割而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贸易进口，这一类进口投入品享受了加工贸易进口优惠政策，并且直接用于生产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国通过这种形式参与的生产分割基本上属于被动地承接外包方式。另一类是非加工贸易进口中的中间投入品，这部分进口投入品没有享受加工贸易进口优惠政策，用于内销产品或者出口产品（主要是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国通过这种形式参与的生产分割基本上属于主动地承接外包方式。这两种形式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否相同是本文经验研究关注的一个问题。
再次，中国一方面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也承接了部分发展中国家转移出的生产环节。从中国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来源国来看，这两种方式是不同的。本文另一个关注的问题是生产分割对象伙伴的不同是否影响生产分割的生产率效应。
最后，本文把中国主要工业行业分为高技术部门、中低技术部门和初级产品、劳动和资源密集部门三个大类，考察生产分割对不同类型部门的生产率效应是否相同。
三、生产分割的度量
国内外学者使用较多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Feenstra & Hanson（1999）使用的指标，即用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在总的中间投入中的比例来衡量外包发展的程度。另一个是Hummels et al.（2001）提出的用体现在一国出口商品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来衡量。从定义上讲，Feenstra & Hanson的定义较宽，只要使用了进口投入品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不管是内销还是出口都属于外包。而Hummels et al的定义较窄，只有用于出口产品生产的进口中间产品才属于外包。
本文使用的计算生产分割指标的方法主要是基于Dean et al.（2008）的研究，而Dean et al方法是对Hummels et al.（2001）的计算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所以，本文首先介绍Hummels et al.（2001）的计算方法，然后引出本文的计算方法。
Hummels et al.（2001）的计算方法如下：
VSS＝VS／x
式中VSS代表一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代表一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x代表一国的总出口额。垂直专业化贸易额的计算公式是：
但这个假设对于中国是不合适的，因为中间产品的使用和贸易政策有关。由于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政策，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加工贸易进口实际上都属于中间投入品，一般贸易进口中既包括中间投入品，也包括最终产品和资本品。所以
。针对以上缺陷，Dean et al.（2007）做了改进。他们首先把所有加工贸易进口全部看作中间投入品，然后把一般贸易进口按照联合国BEC（Classification by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商品分类方法区分出中间投入品，最后，按照Hummels et al.（2001）的方法，并基于中国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了中国分行业和贸易国别的VSS。
Dean et al.（2007）等人方法的缺点是不管最终产品用于内销，还是一般贸易出口或加工贸易出口，都假设进口投入品的使用比例是一样的。由于加工贸易出口是密集使用进口投入品的，所以Dean等人的方法计算出的结果是有偏差的。Dean et al.（2008）对此做出了进一步改进，他们利用Koopman，Wang和Wei拆分出的投入产出表，把VS重新修正为：
本文把上式除以x，得到了本文使用的第一个衡量外包的指标VSS0。该指标衡量了总出口中中间投入品的比例。然后，本文把上式拆分为两部分，即
VSS1刻画了总出口中以非加工贸易形式进口的中间产品比例，VSS2刻画了总出口中以加工贸易形式直接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比例。
本文计算了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生产分割程度。由于计算生产分割程度所使用的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与《中国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不一致，所以需要首先确定行业分类标准。徐毅和张二震（2008）把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用2002年行业分类（GB／T4754-2002）进行合并，并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两位数产业分类相对应，共得到35个工业行业。本文使用这35个行业，此外，本文在盛斌和马涛（2008）和UNCTAD（2002）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技术、技能、要素密集度和规模特征的差异，把35个工业部门分为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中低技术部门和高技术部门③。
在计算生产分割程度时，本文使用Koopman et al.（2008）在中国1997、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基础上拆分出的投入产出表。对于没有投入产出表的年份使用替代数据，即1998年至1999年使用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2000年至2006年使用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为了得到分行业的贸易数据，根据盛斌（2002）的方法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与中国工业行业的对应关系对商品贸易数据进行了集结。利用上面的公式，本文计算了中国分行业类别和生产分割对象的生产分割指标。图1至图3描述了中国参与生产分割的情况。
图1描述了所有35个行业参与生产分割的情况。1997年至2006年，所有行业加总的VSS0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8年至2000年是一个快速上升期，2001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平稳期，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1997年至2006年，VSS2指标总体呈下降趋势，而VSS1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与VSS0的变化相似，VSS1指标于1998年至2001年呈现出快速上升现象。2005年至2006年，VSS1指标又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而同期的VSS2指标出现下降趋势，二者加总的结果导致VSS0指标小幅度上扬。图2描述了2006年三类行业的生产分割指标。在三类行业的VSS0和VSS2指标中，高技术部门最高，其次为中低技术部门，最低的是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而在VSS1指标的排序中，中低技术部门最高，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最低。图3描述了2006年不同类型生产分割对象的生产分割指标。中国从OECD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与从非OECD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相比，前者的VSS0和VSS2指标均小于后者，而VSS1指标大于后者。
图1 所有行业的生产分割指标
四、实证方法和数据
（一）实证方法
本文考察生产分割对中国主要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生产函数采用C-D函数形式：
其次，随着我国参与生产分割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行业的特征也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生产分割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产生明显的变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生产分割与生产率之间的内生性，例如Amiti和Wei（2006）使用了因特网和数字电话的使用程度作为外包的工具变量。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由于工具变量本身就会对生产率产生影响，所以得到的系数会偏低；第二，内生性还可能由未观测到的与生产率和生产分割都相关的因素引起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方法就是，把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都纳入模型中，即使用双因素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估计出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且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引起的个体差异体现出来，并进一步区分两种固定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故本文还使用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4）式，并与（5）式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
最后，本文为了考察中国从发达国家（OECD国家）和从发展中国家（非OECD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影响的不同，在对生产分割指标按照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进行拆分的基础上，首先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5）式进行估计，然后，使用一阶差分模型对（6）式进行估计。
（二）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计量模型使用2000年至2006年的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除特别指明外，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1.产出（Y）。产出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各工业行业增加值表示，并以1997年为基期的各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产出的单位为亿元。
2.资本（K）。物质资本存量采用各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表示。资本的单位为亿元。其中，2002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
3.劳动（L）。最合理的劳动指标是使用劳动时间来表示，但在劳动时间数据无法得到的情况下，大多数学者用劳动力人数替代，本文使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劳动的单位为万人。其中，2000年至2002年的数据为相应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4.研发投入存量占产出的比例（R&D）。研发投入存量采用吴延兵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研发投入价格指数使用消费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均值来表示；研发投入存量的折旧率设定为15％，基期研发投入存量设定为基期研发支出的5.25倍。研发投入数据为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研发投入存量占产出的比例所用的产出是上文中的产出（Y）。
5.贸易开放度（Open）。贸易开放度用进口的非中间投入品与产出的比率来表示。进口的非中间投入品用各行业总进口减去加工贸易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中的中间投入品表示。进口和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统计信息网产品定制服务。产出使用上文中的产出（Y）。
五、计量结果
表1分别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和双因素固定效应回归考察了生产分割指标VSS0、VSS0拆分出的两个指标VSS1和VSS2对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差异。
模型（1）—（3）是对（5）式的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其中，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系数都为正值，并且在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两者之和约等于1，显示出规模报酬不变现象；VSS的系数都为正值，并且都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生产分割提高了行业生产率。非加工贸易生产分割VSS1对行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VSS2。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总体上属于一种被动的承接外包形式，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由于进口的中间投入享受了加工贸易进口的优惠政策，加之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生产成本具有一定的优势，生产成本的优势可能会使企业的创新动机被削弱；而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总体上属于一种主动的承接外包形式，企业中间产品投入的进口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利于企业主动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从分行业类型的系数来看，生产分割对中低技术行业的生产率提升最大，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次之，对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行业的影响最小。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效果相对较小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在这些部门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很小，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较有限；另一个原因是这些部门的规模报酬程度较小，通过生产分割后规模扩大导致的生产率提升效果较小。高技术行业与中低技术行业相比生产率提升效果较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高技术行业领域，中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过大，从而影响了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的效果。
模型（4）—（6）是对（4）式的双因素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其中，
变大，说明考虑了时间因素以后，双因素固定效应回归更好地解释了生产分割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系数仍为正值，但是两者之和略小于1，这说明，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的话，规模报酬程度就会被高估；VSS的系数仍为正值，但是明显变大，表明时间上的固定效应
。2000—2006年的系数不断变大，考虑到资本、劳动、R&D以及贸易开放度的系数变化不大而VSS的系数明显变大，可以认为2000—2006年，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不断加深，生产分割对行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从分行业类型的系数来看，生产分割对中低技术行业的生产率提升最大，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次之，对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最小，这与个体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相一致。
在分别分析了个体固定效应回归和双因素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之后，进一步综合比较分析模型（1）—（6）的结果可得：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中，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于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而在双因素固定效应回归中，即考虑了时间固定效应以后，对于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加工贸易形式和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差别不大；对于中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来说，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
表2考察了中国从发达国家（OECD国家）和从发展中国家（非OECD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模型（7）和（8）是对（5）式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模型（9）和（10）是对（6）式的一阶差分回归结果。模型（7）和（9）把VSS0拆分为两部分，分别为中国从发达国家和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两个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从发达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模型（8）和（10）把解释变量VSS1和VSS2都拆分为两部分，即中国从发达国家和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模型（8）中有些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模型（10）中大多数变量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鉴于一阶差分法在控制变量内生性上的优势，这里我们采用模型（10）的结果。模型（10）的结果显示，从发达国家和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以加工贸易进口为形式的生产分割并没有显著差异，后者稍大于前者；从发达国家和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以非加工贸易进口为形式的生产分割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生产率效应要大于后者；而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中，二者的生产率效应差别不大。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分不同类型行业和不同的生产分割对象，考察了参与国际生产分割对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有利于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总体呈深化趋势；第二，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中国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总体呈下降趋势，而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总体呈上升趋势，近年来，这一趋势呈现加速化倾向；第三，生产分割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对不同类型行业是不同的。中低技术行业最为明显，其次是高技术行业，最低为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对于中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来说，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于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两者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差别不大；第四，从发达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大于从非发达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特别是，从发达国家承接的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对行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大。而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分割中，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生产率效应差别不大。
在全球分割生产体系下，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分割生产体系是理性的选择。就生产分割的形式来讲，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的作用更为明显，应降低加工贸易优惠政策，引导加工贸易结构转型和鼓励企业更多地从事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分割；就生产分割的伙伴国来讲，更多地承接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环节对生产率提升的意义更大；就行业角度看，生产分割对高技术行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低于中低技术行业。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 “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与“外包”（Outsourcing）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外包”一般指发达国家把部分生产环节交由国外的非关联公司完成；“生产分割”一般指生产环节在国家间的配置，既包括发生在关联公司之间，也包括发生在非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因此，“生产分割”的范畴要大于“外包”。还有两个类似的词是“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division）和“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它们与“生产分割”的含义是一致的。很多学者在使用“外包”这个词时，其含义实际是指“生产分割”。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本文使用“生产分割”这个词，文中有时也使用“外包”和“垂直专业化”，但其含义与“生产分割”相同。
② Koopman et al利用中国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数据，使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拆分出用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消耗系数矩阵。
③ 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部门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他采矿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中低技术部门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高技术部门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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