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制度逻辑在中国商学院组织中的冲突与互动机制研究
刘书博1 叶 璟1，2 吕 力3
(1.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2.杜伦大学商学院； 3.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 基于组织制度主义理论中组织逻辑变迁的理论视角，通过选择中国商学院组织所接受的AACSB国际商学院认证来作为具体的外来制度逻辑和标准，对中国商学院接受外来制度逻辑的过程进行案例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面对外来制度逻辑，中国商学院新的组织逻辑处于动态变迁，并在认证过程中形成组织对应策略，即多元制度逻辑并存：不同逻辑相互抵触，在外来和内生双重标准冲突下，出现制度“脱耦”现象。
关键词： 制度逻辑； 制度变迁； 商学院； AACSB国际认证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经历了以政府行政管控制度为单一主导，到多元制度逻辑共同参与的制度变迁，具体表现为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渐扩大，自我管理机制也逐步完善。国内商学院建设初期，在管理方式上大都沿袭了国内高校传统的学院运营模式，但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教育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迅速推动国内商学院选择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开始打造国内商学院品牌，并借鉴国外一流商学院已经成型的制度流程，以寻求自身教育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更好地确立自身品牌形象在国内外的品牌地位和认知度。为了进一步得到国际认可，国内部分领先的商学院开始积极申请各项知名国际认证。AACS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国际认证作为高质量的全球商学认证体系，目的在于使接受认证的商学院能通过其多方面的对标与自我评估，标准化学院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进而提高学院的运行效率和影响力。
在这一对标外部标准认证过程中，商学院的管理者需要对组织结构、流程、标准等进行调整，此过程会涉及到商学院内部多方人员应对外来制度逻辑。鉴于此，商学院接受AACSB的认证过程可以视为一个外来制度逻辑对原有制度逻辑的冲击改变与互动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旧管理制度逻辑如何更迭？旧的组织管理制度逻辑是否在认证对标过程中被新的制度逻辑所取代？还是两者并存？多重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学习”是否存在“正当性冲突”(如管理商学院的行政逻辑、国际认证中商学院教育专业化逻辑，以及学术自治的文化逻辑)？以上问题都可以基于制度主义理论视角进行具体分析。
目前，探究组织中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演化及其相互竞争和互动的过程，以及研究组织如何有效管理多元制度逻辑之间的替代和互补效应，已成为组织制度主义研究的前沿议题[1]。国内商学院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服务组织[2]，在我国高等教育变革及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其管理制度逻辑也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而不断演化，多种制度逻辑在变迁过程中共同影响了商学院的办学与管理行为。基于此，本研究将基于组织制度主义理论中制度逻辑变迁管理的研究进展，以国内商学院AACSB国际认证过程案例为切入点，对外来制度逻辑在原组织制度土壤中进行制度实践的过程、外来制度逻辑组织原制度逻辑相互影响，以及该过程中组织对多元制度逻辑冲突采取的应对策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析。
本研究的重点为胶东半岛地区耕地地力，而对于园地、林地等类型并未包含，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可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开展园林地的专项评价研究。依据研究结果结合当地实际状况，对胶东半岛区域耕地资源利用保护提出以下建议：加强保护和监管，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良土壤的理化性质，平衡施肥，选择高品质优良种植品种发展多种经营模式，提高经济效益。耕地地力受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利用的影响尤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耕地存在动态变化过程，因此，为及时掌握耕地地力变化，有必要建立起耕地地力的动态监测体系，使评价结果更具现实性。
2 理论基础
2.1 制度逻辑与制度变迁
制度逻辑的概念最早由ALFORD等[3]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套物质性实践和符号系统”。制度逻辑塑造了人们看待事物的认知框架，形成了衡量行为主体合法性的社会标准[4]。与传统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研究关注单一主导制度逻辑不同，制度逻辑理论更加强调制度的多元性，关注在多元制度逻辑环境下组织之间出现行为差异的现象[4]。由于多种制度逻辑并存的组织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必须基于组织所处的制度逻辑情境来理解组织的行为[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组织的行为与认知标准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同的组织制度在此过程中碰撞融合，制度逻辑理论也因此被作为一个新的制度理论研究方向与焦点。在组织层面，将制度逻辑和制度多元性概念运用到组织行为研究[6]，有助于理解多元化制度环境下不同制度逻辑对于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5]。THORNTON等[5]指出，制度多元性是导致组织间行为差异和驱动组织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也是解释组织间行为差异和驱动组织制度变迁因素的重要概念[7]。
在小学教学中应用信息化资源的根本目的是确保教学目标的顺利完成，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小学教师积极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把信息化教学资源有效融入小学教学中，充分发挥出信息化教学资源在小学教学中的实际教育功能，在实际的小学课堂教学中发挥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贯穿和引导作用，比如可以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给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学习环境好了，学生的学习压力自然就会减轻，在课堂上表现得也会更为活泼，在无形中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制度变迁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机制在于组织中制度逻辑环境的变化会使组织原有战略结构与新的制度逻辑产生冲突，从而使多重制度逻辑环境中组织的合法性降低，倾向于变革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11]。制度变迁理论适合于研究组织转变或创新原制度的实践问题[12]，探究多重制度逻辑间演化和竞争的组织变革过程[1]。
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对组织制度变迁的研究探讨了组织中制度逻辑演化的过程和方式。这一过程被称为“制度工作”。LAWRENCE等[12]将“制度工作”定义为旨在建立、维持和打破组织制度逻辑的个人和组织的一系列有目的的行动，通过聚集一组对变革感兴趣的组织行动者的方式推动制度变迁[13]。GREENWOOD等[14]提出制度工作涉及到6个阶段，即制度逻辑冲突、去制度化、预备制度化、理论化、扩散传播以及再制度化。进一步，PERKMAN等[15]认为，组织中的制度创新者有能力来改变现存组织形式与制度逻辑。在此过程中，制度变革者以不与相关方互动的方式逐步扩散新的组织制度逻辑，相关建立过程活动主要分为以下3类：①政治性工作，主要包括建立同盟关系，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基础；②技术性工作，是指将具体的标准概念化与理论化，进而找到不同概念的交集，以促进新的制度逻辑被人理解接受；③文化性工作，是指需要制度变革者将新制度逻辑的呈现镶嵌在被人熟知的话语体系与文化观念中，从而促进新的制度逻辑与组织形式的扩散传播[15]。
以各维度为单位分别进行信度分析的结果，“概括化评论”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786；“低挫折忍耐”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744；“绝对化要求”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551,且各问项的项已删除的Cronbach ɑ均小于.600，故该维度整体删除；“糟糕至极”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702。关于不合理信念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不合理信念的问项共11项，共同性和因子载荷量数值均大于.400，输出因子的总分散说明力达到65.169%，KMO数值.758，结果总体表现良好。
2.2 对多元制度逻辑的组织应对策略
有研究发现，在制度逻辑变迁过程中，组织往往面临着多元制度逻辑的冲突，会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应对。例如，MEYER等[16]发现，组织面临社会文化逻辑和商业逻辑冲突时，会选择采取“脱耦策略”将组织结构与实际运作相分离，以应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制度逻辑冲突。OLIVER[17]从讨论单一组织的行为动机入手，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对组织应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多元制度逻辑冲突的回应战略进行了梳理和解释，并将其归为遵从战略、妥协战略、回避战略、反抗战略以及操纵战略5类。这5种战略理论为理解组织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回应制度逻辑冲突的过程提供了分析框架。KRAATZ等[18]则从组织身份视角，发现组织在冲突的制度要求面前，不仅仅是制度的接受者，还能够主动对制度进行重新定义和阐述。在这些回应类型中，组织可以对不同的制度要求进行筛选和反映，因此，制度要求组织内部的3种表达类型(即没有表达、单一表达和多重表达)成为组织多元制度逻辑应对策略研究的重要影响因素[19]。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组织除对多元制度逻辑冲突采取应对策略外，更倾向于创造性运用策略整合多种制度逻辑的价值。
资金是灌区建设的保障，可以有效提升灌区建设的质量，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后期维护管理的投入。因此，应扩大资金的来源渠道，加大资金的引进力度，使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积极地参与到灌区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中来。
现有的多元制度逻辑研究为探讨组织行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但尚不清楚商学院这类弱技术环境影响、强制度环境影响的社会组织[20]，在应对外来的新制度逻辑时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由此，本研究将整合以上多种组织行为分析框架来探究这些问题。
目前，国内对于组织层面的制度逻辑演化过程和组织回应策略的研究因问题的复杂性和数据可获得性低等原因而发展缓慢。但转型期的中国，存在大量社会制度变迁和外来制度逻辑的引进，复杂、多重的制度环境为中国情境下的制度逻辑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缑倩雯等[21]的研究表明，当我国企业面临多元制度逻辑环境时，组织内存在的主导制度逻辑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最大。此外，关于外来制度逻辑在中国制度土壤下的变迁过程，王利平[22]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具有极强包容性，能够对外来制度逻辑进行“转化性创造”以实现自我更新、再造和升华从而适应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
还有部分学者选择从制度逻辑视角对高校类服务组织领域展开研究，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多元制度逻辑变迁及其中的制度化困境。例如，姚荣[23]指出，政府逻辑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中具有绝对主导性，存在大学缺乏自主变革空间的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市场逻辑的引入使我国高等教育从政府逻辑主导逐渐演变成多重制度逻辑并存的框架。秦惠民等[24]认为，目前“管办评分离”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正是对旧的政府逻辑主导型评估制度的制度变迁。在复杂的社会制度逻辑环境下，陈锋正[25]的研究表明，高校作为社会组织只是被动地跟随社会制度逻辑环境的变迁，随着市场逻辑的渗透，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强化，最终表现为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等多元制度逻辑在高校组织内的冲突和互动，共同影响了高校的办学行为。
在高校多元制度逻辑共存背景下，我国商科教育的30年发展经历了初创期、积累期、快速发展期和快速竞争期4个阶段。我国的商学院建设也经历了从引进外来思想理念的植入趋同，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商学院加强向西方模仿学习的竞争趋同，再到寻求商学院组织合法性的制度趋同过程[26]。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内商学院开始积极申请包括AACSB国际认证在内的多项国际化认证，以国际化战略寻求商学院品牌化发展[27]。但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市场逻辑对高校作用的增强，国外一流商学院也加入国内商学院教育的竞争，认证获得者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竞争优势开始减弱，国际认证对于商学院发展的意义逐渐变成提高其合法性的一项制度性约束[26]，即引入西方的权威认证标准来构建国内商科教育改革的制度标准。
国内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制度逻辑视角分析探讨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多元制度逻辑对我国组织的影响，指出了高校转型过程中政府逻辑的权威性，以及国内商学院正处于需要参与国际认证以提高其制度合法性的阶段，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背景。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将聚焦于外来新制度逻辑在组织中与原组织制度土壤之间相互竞争和互动的演化过程，选择我国商学院参与AACSB国际认证过程的典型案例，探究我国高校教育转型的市场化变革中，外来的新制度逻辑产生的冲突和互补效应如何影响组织的行为策略。
3 研究过程
3.1 案例背景
AACSB创立于1916年，是世界最大的商科教育联盟。AACSB国际认证为商学院建设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规范标准，主要包含四大模块，涉及商学院战略目标和使命愿景，以及包括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在内的参与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及教学效果等方面的评估(见表1)。
表1 AACSB新标准主要模块与内容(2013)
表2 通过 AACSB国际认证商学院的制度工作内容与制度逻辑表达改变
AACSB国际认证的权威性与标准的严格性成为提升与衡量商学院教育质量的国际标准。基于前文所述，制度逻辑可以理解为构成一个领域中行为和组织规范的具体实践和符号结构，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制度逻辑往往体现在并依据具有权威性的可见的制度和政策。由此，具体到国内的商学院组织领域，制度逻辑可以是商学院决策者制定出的发展战略目标、教育理念、研究成果价值评判标准等。作为商学院评价体系的AACSB国际认证，对商学院教育理念、研究成果判定、课程安排、管理过程多个方面都有规范目标与明确要求，也正是一种外来制度逻辑的显性表达。
在SUSAN算法中,每个像素对USAN的贡献值主要是由其与原子核亮度差的指数函数式(4)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同时也对二元方程进行了对比分析,但上述的指数方程的贡献是众多方法之一。因此,本文也将比较二进制方法。
3.2 研究方法
基于数据的公开性和丰富性、获得认证时间的一致性，以及商学院学科名次和影响力在权威评价机构排名中的近似性来作为案例选择标准，本研究选取国内21所通过AACSB国际认证商学院中的7所作为案例分析对象。这些商学院主要包含3种类型，即独立商学院、综合性大学商学院和财经类院校商学院。主要研究过程包括：①完整收集权威媒体[注] 见网易财经问答商学院(http://money.163.com/special/businessschool/) 对有关商学院领导的采访视频，并将其整理为采访纪实作为案例分析数据；②整理分析案例商学院的制度工作内容，包括商学院的领导和参与认证工作的教师是如何回顾认证过程、如何看待应对认证过程中出现的挑战；③对比分析案例商学院认证前后的学院管理特色和办学理念等同制度逻辑相关的新闻报道与相关政策等二手数据，以对商学院组织如何回应外来制度逻辑的过程进行回溯性研究。
在收集到的资料中，研究者首先确定出案例商学院在认证前后对其组织特色(如学院定位、组织使命、教学理念、师资建设等)(见表2) 的话语描述；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发现AACSB国际认证作为外来制度逻辑要求和规范体系对原有制度逻辑的影响改变，并基于文献[16]提供的理论视角，对收集到的陈述材料进行探索性研究与编码处理，进而提炼出理论模型。除表2中列举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简称中欧国际，属于体制外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简称人大商院，属于体制内商学院)外，本研究还通过收集到的数据系统对比分析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简称北大光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简称安泰经管)、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简称上财商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简称浙大管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简称岭南学院)的组织话语。
4 案例分析与讨论
4.1 对外部制度逻辑的反应过程
通过前文中的认证前后商学院组织表达内容的改变，可以看出商学院组织接受AACSB国际认证标准后产生的制度变化维度。基于前文中的制度逻辑的定义，可以把以上维度的内容视为组织对期待改变后制度逻辑的表达。这样通过对话语变化的分析，便能窥探到外来制度逻辑影响并融入原有组织制度逻辑的过程特色。此外，结合案例商学院历史发展过程与特色介绍的内外部二手资料进行回溯与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国内商学院主动引入AACSB国际认证标准来指导商学院建设实践过程中，组织并非同质化地变为统一表达，而是对于新的外部标准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性工作，具体阐述如下。
4.2.2外来制度逻辑与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
( 2)表达外来制度逻辑：商学院优势建设 资源有限是制约商学院在该阶段发展的关键要素。尽管近年来商学教育的学费不断提高，但商学院的发展成本也迅速增高。高水平海外师资的聘用，先进教学工具的更新都给一流商学院的建设资金带来很大挑战。在这一情况下，商学院将结合自身特点优先强化自身优势建设。例如，北大光华注重其师资力量的发展，做到70%以上教师都有海外教学经历，并大力推动国际合作，要求学生必须参与海外交流活动，以巩固自身国内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研实力。这一过程中，既有国内商学院对AACSB国际认证体系中管理标准的一系列学习和模仿，也由于认证标准未结合我国发展特点，在中国商学院土壤中遇到了一系列实践上的冲突。例如，目前各商学院在制度上对海外和本土两类师资的区别对待会使中外师资在合作教学和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在这一冲突上，各商学院也创造性地提出了结合自身特点的应对策略。例如，上财商院将师资结构调整为学术合格的商学院教授和实践合格的商学院教授分类模式，弱化海外教师和国内教师的冲突。由此可知，商学院的制度表达过程是能动的，不同于商学院的学院精神和文化，使其在对新旧制度逻辑冲突的回应策略和措施上有很大的差异。
( 3)融合定义外来制度逻辑：商学院精神塑造 AACSB国际认证标准对商学院的创新精神有很高的要求，在国内各商学院创新建设工作中，也充分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例如，浙大管院传承浙商文化，发展市场竞争精神，通过研究和教学进行理论创新；人大商院宣扬中国商道文化，讲求包容与和谐，以更开放的姿态发展学院的创新精神。
截止到2017年，全球范围内仅有5%的商学院获得了AACSB国际认证。目前，国内通过AACSB国际认证的商学院共有21所。
在这一基础上，商学院结合自身发展文化对AACSB国际认证中的部分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并表达。例如，在课程目标上，各商学院均在单一的为学生提供知识和经验，培养管理人才的目标上添加了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人文关怀、责任意识和正义感的要求，从AACSB国际认证中注重学生学业与就业素质的标准上，逐渐演变出加强对学生多元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同时，注重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做好在中国本土情境下商学院文化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形成全新的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商学院文化，以指导国内商学院以全球化的思维和国际化的视野进行本土化运作，寻求更加适合中国文化、制度和社会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元结合的发展战略。
4.2 融合外部制度逻辑的制度工作过程
4.2.1外来制度逻辑与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
制度变迁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的过程。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分支之一，研究内容包含制度逻辑演化过程对组织发展的影响，为组织中制度的形成与变化提供了充分解释。与传统新制度主义理论所关注制度对社会和组织形成的稳定影响不同[8]，该研究领域认为，在一个多重的、相互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制度环境下[6]，组织的行为会产生冲突和更替[9]，多重制度矛盾和组织行为双重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制度变迁[10]。
③收益增加额减去项目总投资额后，第一年项目产生经济效益为804万元-527.43万元=276.57万元。
图1 制度变迁过程 3种制度工作类型及关系
国内高校作为国有事业单位，政府逻辑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上具有绝对主导性，这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政府资金在非盈利性质的大学收入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使大学一般不具备太大的自主变革空间[23]。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市场调节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开始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校教育也开始进行适应性制度调整。在市场的逻辑中，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效率逻辑逐渐占据地位。这一逻辑体现在商学院的师生比(压缩教师数量)、师资结构(多聘兼职教师)、教学设备采购(更为讲究性价比)、设备利用率(延长使用期限)、日常运行经费控制(如严格控制差旅费用标准和报销审查)、班级设置(倾向于大班授课)等办学的各个方面。总之，将商学院视为一个企业来运营和管理。但这一“市场效率”逻辑与公立高校的传统办学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触，两者冲突不断。中央的政策是期望两者达成一种平衡，但现实却是处于失衡的境地——“效率”的逻辑总体上占据优势。尤其是国内商学院在争夺MBA生源方面，其运作方式更加强调工商管理教育的短期效益最大化——学生满意度、毕业生薪资涨幅、教授科研成果和商学院排名。
为了提升学前教育钢琴即兴伴奏的教学质量，首先要对教学方式进行改进，从而保障学生能够依照实际需求掌握即兴伴奏技巧，从而将课程内容和实践结合起来，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同时，教师要依照现有的教学资源来实施教学，例如多媒体教学、实践教学等，从而在教学过程中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保障钢琴即兴伴奏教学效果的提升。[2]
AACSB国际认证对商学院创新文化建设的要求与国内商学院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和相互推动效应。在商学院的文化性工作上，国内商学院会结合各自的学院文化来形成自身特色的创新观。一方面，需要建立在学院通过政治性工作对自身有清晰的界定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文化性工作也通过塑造出将创新精神植入自身文化基因的学院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院在技术性工作上对外来制度逻辑的表达和应对策略。
( 1)解释外来制度逻辑：商学院使命陈述 首先，AACSB国际认证标准要求商学院能够有清晰的使命陈述， 且学院的愿景和使命设立必需建立在学校自身的历史背景、区位优势及校园文化等评估的基础之上，以此指导学院进一步改革其教学制度，发展学院特色。例如，安泰经管依托上海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注重适应中国社会的管理知识的创造与实践，推动社会进步。由此可知，AACSB国际认证中的策略经营模块标准在国内商学院的实践过程中，满足商学院引入认证标准前国际化、差异化和品牌化的发展战略，帮助其明确自身优势和定位。在这一阶段，使命陈述过程可以看成商学院对AACSB国际认证其余的标准进行筛选和解释的过程，商学院将整合自身的有限资源优先表达能够帮助商学院快速成长并形成自身品牌优势的制度标准。而其他与商学院发展特点存在偏差的制度标准将会被弱化其表达过程。
从建筑行业的发展角度进行分析，对工程造价的管理和控制经验强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一定要重视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工作，成立专门的部门，对工程造价进行管理，并且匹配专门的管理人员，对工程造价当中的各个细节进行强化和落实，只有提高重视程度才能确保在市政工程施工的时候，可以合理的控制造价，让成本预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设计更为优秀的方案，让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在AACSB国际认证标准执行过程中，国内商学院通过一系列技术性工作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具体运作模型，这意味着学院需要构建出外来制度逻辑与原制度实践的联系，通过寻找两者之间内涵与概念上的一致性与连接点，建立一个新的认知系统，使学院全体参与者在新的运作体系中逐渐构建出共同的认知结构。由于商学院作为西方引进的概念在中国发展时间较短，在很多制度标准上还未形成学院自身的管理体系，AACSB国际认证标准的权威性使得国内商学院在实践上对于标准中的要求会首先采用遵从战略[17]，以寻求对西方高水平商学院的模仿与借鉴。但在这一外来制度逻辑与原制度逻辑大范围的交织互动过程中，存在部分制度标准难以在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下实行，从而产生组织实践上的冲突和矛盾。这时，国内商学院会选择创造性地运用策略将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与新制度标准相联系增加其合作性和合理性[18]，形成学院特色的解决措施和管理办法，以缓解不同制度环境差距带来的冲突。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基于文献[15]中3种制度工作分类的分析视角，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在AACSB国际认证过程中，国内商学院首先通过政治性工作重新建立自身的愿景和使命，使之成为引领所有教学参与者前进的纲领，为后续制度工作提供合法性土壤(见图1)。这一阶段的政治性工作，组织通过使命陈述对AACSB国际认证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与DORADO[13]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认为该过程存在着主观性一致，商学院的使命陈述首先建立在商学院自身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发展现在及资源分配上，有着自身主观的评估差异和学院自身的独特性。其次，商学院的学院领导、教师和学生等利益主体间对学院发展的要求存在差异，各商学院的使命陈述会主观平衡不同参与群体的利益，形成对全体参与者更为有价值的发展方向。在这一基础上，各商学院明确了执行后续制度标准的侧重点，主观影响了AACSB国际认证标准地表达，形成了具有一定国内商学院特色的AACSB国际认证过程。这是国内商学院的意识形态迎接外来制度标准的首次碰撞，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来制度逻辑的直接进入。
此外，商学教育除给予学生理论和经验外，更多的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职业发展平台，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MBA和EMBA等项目都旨在为从事商业但此前缺失商科教育的人才补课。这批学生群体的需求并不仅仅在于学习，也包括拓展校友关系和市场就业资源。由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高校的商学院必须搭建自身的平台和品牌以满足学生需求，否则将面临着生源流失和收入降低的问题。这种特殊性使得商学院教育与传统高校教育迅速区分开来，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共同成为商学院发展建设过程中的主导制度逻辑。
国内商学院在市场逻辑下所形成的国际化战略以吸引更多生源，并有动力引入AACSB国际认证来增强其国际化合法性，进而巩固其市场地位与品牌知名度。但同时AACSB国际认证也给市场逻辑下的商学院发展带来了矛盾与困境。从已有报道数据上可知，由于培养国内师资和收集本土教学案例的时间较长，各大商学院纷纷选择雇佣具有海外教学经验的教师，购进国外的教学案例以实现学院对国际化标准的快速实现。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内商科教育费用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海外教育资源也无法快速适应中国的管理情境。这也意味着国内的商科学生将付出更多的成本但却难以快速得到相应增值的回馈，这就同市场逻辑中的等价交换规则存在矛盾，使得国内商学教育的市场价值被质疑。另外，在市场逻辑中，学生作为市场化商学院的消费者，高额的学费使得学院需要更多地去迎合学生的需求以得到大量生源，有时就会选择放弃部分对教育质量的把控，表现为放宽课堂要求和评价标准来迎合AACSB国际认证对于教学效果的要求。从这一点可知，当外来制度要求与主导的市场逻辑间存在冲突时，国内商学院采用了脱耦策略产生了一系列象征性行为。
在脱耦策略下，国内商学院选择将其组织结构和标准与实际运作相分离[16]。一般而言，国内商学院会在制度结构上维持AACSB国际认证标准对教学效果的评估要求，以增加其合法性；同时，也根据学院自身在市场逻辑下运作情况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实际的实践情况。换言之，国内商学院需要通过AACSB国际认证标准来达到其教学水平的提升以增加其市场竞争力，但却又在市场逻辑影响下，短期内为快速增加其市场竞争力选择迎合市场需求，放松部分教学质量要求而非切实地提高学院办学水平，在这种矛盾上逐渐偏离了引进AACSB国际认证标准的意义。从长期上而言，制度与实践的松散结构不仅会造成国内商学院内部秩序的损害，更会使其在多元制度逻辑环境中迷失自身的使命和意义。此外，如果只有一个外部制度逻辑定义的一系列目标，而忽视了本组织所处的社会土壤环境和自身能力资源特色，一味讲究“效率”和“结果”，价值判断和成果考核只重视可以量化衡量的短期指标，就会造成国内商学院发展揠苗助长式的“浮夸风”和“大跃进”，对人财物造成资源浪费。
纵观我国高校改革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制度环境下，政府在高校资源供给方面的主导地位造成了高校转型发展中政府逻辑主导的行政权挤压学术发展的困境[28]。于是教育领域开始积极寻求高校转型发展，而商学院因其在教学和管理上的特殊性便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先行者。随着市场逻辑迅速被应用到教育领域，其对高校原有的办学意识形态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国内商学院的一系列国际化、差异化和品牌化发展全都旨在获取来自外部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认可和资源支持，而忽略了教育的本质是对人的启发和培养。
面对外来制度逻辑标准在中国土壤实践上的冲突，国内商学院提出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发展战略来打造更适合中国管理发展的制度标准，优化国内商学教育的质量。但当国内商学院面对外来制度逻辑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商”与“学”之间的冲突时，多数学院难以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多元制度逻辑环境下，商学院首先应当是大学的一部分，是教育的一部分，应当具有育人和强国等公益性的存在目的和意义，而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主导逻辑都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存在着矛盾。由此，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蕴含教育精神和人文理念的大学逻辑以及文化逻辑应当被不断强化，逐渐形成以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为主，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为辅的高校制度逻辑环境。就目前而言，引入AACSB国际认证标准后，国内商学院仍需要长时间的资源和文化积累，除发展本土化的商学院师资队伍和案例教学资源以适应我国情境下的管理教学外，更需要继续加强构建商学院精神价值意义的文化性工作，在此基础上维护学院使命，发展学院特色，为我国市场提供更优质的商学教育，在发展积累和文化积淀中切实提高我国商学院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学生在物理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难，这些都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妥善应对，并给出合理的应对方案.
5 分析和讨论
本研究以国内7所通过AACSB国际认证的商学院为案例，总结归纳形成了国内商学院在AACSB国际认证过程中制度逻辑的变迁路径(见图2)。在多重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学习”过程中，商学院作为一个组织会面对多重制度逻辑——管理商学院的行政逻辑，国际认证中商学院教育专业化逻辑，以及学术自治的文化逻辑，并未在“正当性冲突”中处于完全被动地位，而是会结合自身的历史背景、区位优势及文化精神，解释并筛选出符合学院发展优势的制度标准进行优先表达。
图2 国内商学院 AACSB国际认证制度逻辑变迁路径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除印证了已有研究——组织除对多元制度逻辑冲突采取应对策略外，更倾向于创造性运用策略整合多种制度逻辑的价值。组织在冲突的制度要求面前，不仅仅是制度的接受者，还要能够主动对制度进行重新定义和阐述，将不同身份相联系增加其合作性，以平衡多种制度的要求。另外，组织需要形成自我价值，以抵抗外部多重制度压力，以及通过分化身份来和不同的制度要求相联系[18]。在商学院面临外部制度逻辑时，对不同的制度要求进行筛选和反映，在组织内部形成了多重表达[19]。例如，商学院将整合自身的有限资源优先表达能够帮助学院快速成长并形成自身品牌优势的制度标准，而与学院发展特点存在偏差的制度标准和制度逻辑将会被弱化其表达过程。在表达过程中，商学院依据学院精神可以能动地对新旧制度逻辑的冲突进行回应，创造性地制订出具有学院特色的新制度标准。不同商学院的学院精神和文化，使其在对新旧制度逻辑冲突的回应策略和措施上有很大的差异。此外，商学院会吸纳外来制度逻辑中的创新元素，结合本土化因素对未表达的制度逻辑标准进行重新解释，以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来指导西方标准在学院内的执行，形成全新的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中国商学院文化，指导国内商学院以全球化的思维和国际化的视野进行本土化运作，寻求更加适合中国文化、制度和社会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元结合的发展战略，逐渐融合形成更加适合中国商学院土壤的发展模式。
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随着市场逻辑的渗透，商学院内行政化政府逻辑的主导性降低，市场逻辑逐渐成为商学院市场化发展中的主导逻辑。在市场逻辑指导下，国内商学院引入AACSB国际认证标准来提高其竞争优势，缩小国内外商学院的差距。但由于在外来制度标准并未具备国内商学院制度土壤的支持，国内还未形成学院自身的对接外部标准的管理体系，AACSB国际认证标准的权威性使得国内商学院在实践上对于这些AACSB国际认证标准中的要求会首先采用遵从战略；同时，商学院内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强化使得学院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来制度逻辑的表达，当外来制度逻辑与制度工作实践存在冲突时，学院会选择创造性地运用策略将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与新制度标准相联系，增加其合作性和合理性，形成学院特色的解决措施和管理办法，以缓解不同制度环境差距带来的冲突。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性、应用性、综合性、跨学科融合的特性决定了其本科生导师制的制度构建有其内在的特殊要求，根据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从短期而言，外来制度要求与主导商学院发展的市场逻辑间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商学院对市场需求的迎合与对教育质量的控制之间的冲突迫使学院采用了脱耦策略，产生了一系列象征性行为以迎合外来的认证标准。引进AACSB国际认证标准的确在短时间内帮助国内商学院快速获得了市场的合法性认可，但从长期而言，制度与实践的脱节会造成学院制度标准的损害和发展方向的迷失，导致学院教育水平的虚假增高。在多元制度逻辑环境下，应当加强大学逻辑和文化逻辑在商学院发展建设中的指导性，发展中国商学院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创造适合中国土壤的管理实践，在发展积累和文化积淀中切实提高我国商学院的办学水平和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6 研究局限及展望
商学院作为一种服务型组织，在组织架构上存在其特殊性，本研究未能更加概括性地总结出一般组织应对外来制度逻辑的变迁过程，未来还需要对更多中国制度土壤中的不同组织进行研究。此外，本研究采用案例商学院领导的采访资料作为二手数据，未能针对特定商学院发展过程进行深度采访，收集一手数据进行研究，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逻辑冲突无法更具体地描述。在后续研究中，应开展深入组织情境的案例研究，获取详实的一手资料，知悉组织变革过程真实参与者的理解，探寻组织制度逻辑变迁对组织的意义，对外来制度逻辑变迁过程中多元制度逻辑的交织变化过程进行更详尽的描述和分析。
他们接着在显微镜下观察患病小鼠脊髓内的导血管。“在白血病小鼠中，你可以看到这些血管被白血病细胞所包围，”斯普金斯说，“这些细胞在隧道里，围绕着这些血管，来来回回。癌细胞找到了一条通往大脑和脊髓的捷径——一条他们有特殊钥匙的秘密通道。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些关键技术，斯普金斯希望它们能被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其他脑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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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ionalizing Foreign Standards into Chinese Business School Organizations
LIU Shubo1 YE Jing1，2 LYU Li3
(1.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2.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Britain； 3.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this study selects the AACSB accreditation of business schools in China as case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that the pluralistic logics coexist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Whe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regulated by external standards, the “decoupling” phenomenon takes place.
Key words ： institutional logics； institution change； Chinese business school； AACSB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9.06.006
中图法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884X( 2019) 06- 0839- 09
收稿日期 ：2018-09-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702137)
(编辑 郭恺)
通讯作者： 刘书博 (1983～)，男，满族，河南南阳人。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市 100006)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学、制度理论、商业伦理等。E-mail：simba20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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