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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一再受挫的原因，以往国内外史学界过于强调德军如何强大，苏军如何没有准备，很少言及战前苏军官兵素质、军事训练和装备状况，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军事思想，以及他们对德军进攻苏联的日期和方向判断失当所导致的苏军自我削弱。本文根据俄国史学界近年来披露出的有关档案资料，重新探讨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惨败的原因。
一
战前，苏联大清洗严重地削弱了苏联的国防能力和苏军的战斗力。
苏联大清洗运动枉杀无辜，军队也受到严重冲击，据统计，苏军5个元帅有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有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人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人被杀，[1]使苏军高中级指挥机关陷于瘫痪境地，短时期内根本无法恢复元气。
另据档案记载，仅从1937年2月27日—1938年11月12日，内务部根据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的指令枪毙了38679名军人，[2]加上被处死的3000多名海军军官和上述日期前后被处死的军官总数达50000人左右，[3]战前被处死的军官数占军官总数的11%。[4]军队遭受的损失由此可见一斑。
到1941年陆军军官缺编66900人，占陆军军官总数的16%，其中边防军中的陆军军官缺编占其军官总数的17—25%，空军和海军技术兵种军官缺编分别占其军官总数的32.3%和22.4%，75%的军官在任职前仅有数月的见习期。[5]
为弥补军官严重缺员，苏军不得不采取如下措施：增设军校、扩大招生规模、缩短学制、直接征召军校毕业生、甚至在校生。在教学设施、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不到位情况下，这种速成式培养军事人才办法导致军官素质严重下降。德军很多高级军官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具有丰富的指挥经验，但是苏联几乎没有了这种军官，原因是十月革命后，沙俄军队的高级军官有的站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而自愿或被动员加入红军的旧军官后来在大清洗中几乎全部丧生。
大规模清洗导致相当多军官连升数级，当时营级指挥官被任命为师级指挥员、甚至军级指挥员，排长直接升任为团长的事情很普遍。有关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和1939年，由低级军官中提升为中高级军官的比例分别为21.5%、29.1%、23.8%、59.9%和55.4%，[6]使苏军高中级指挥员过于年轻化，缺乏实践经验，缺乏驾驭复杂的现代战争的能力。
所有这些，严重危害了军队建设和削弱了部队战斗力，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克服这种严重损失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希特勒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最终下决心直接进攻苏联。1941年1月，希特勒在德军核心人物会议上，一语道破天机“对击溃俄国而言，时间问题非常重要，无论如何都应该击溃俄国，但当俄军没有领导人之时，机会最佳”。[7]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认为，“若没有1937年的迫害，很可能就不会有1941年的战争。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在1941年发动战争，因为他看到苏军干部力量受到极大的破坏，希特勒的这一估计对他发动侵略战争起了很大作用”。[8]
大规模清洗军队干部使苏军无力顺利履行自己的职责，军事建设与军事训练问题百出，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1941年夏，苏军蒙受巨大灾难，首先是自我削弱的结果。
二
1939—1940年，在苏芬战争中暴露了苏军组织、技术装备等方面的严重缺陷。1940年3—4月，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和苏军最高军事会议上，决定武装力量改组。从原则上来说，此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军事建设问题上轻视科学，个人决定一切的家长式作风导致做出缺乏周密考虑的草率决定，甚至错误决定。军事建设方面问题事事都要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首肯方可。围绕武装力量改组问题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机械化军种的命运是最明显的例子，1934年苏军已组建了4个机械化军，1939年秋被解散，1940年2月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部，组建20个机械化军，每个机械化军坦克应不少于1000辆（1934年机械化军的坦克为500辆），由于这种计划脱离实际，到战前只能是一纸空文。再如，直至1940年，苏联军事领导仍拒绝建立对空军的统一指挥，空军仍归各方面军指挥，导致空军战斗运用上的分散，使这一军事斗争高度机动的远射程手段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威力，因而无力与德国空军相抗衡。
苏联军事和政治领导在发展军事装备方面有难以弥补的失误。早在1928年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军事建设方面优先发展炮、坦克和军用飞机，此举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从这时起直至战前，上述武器生产比例过高，而在苏军中诸如无线电、汽车、工兵设备、燃料运输工具和加油设备、机械牵引手段、维修工具等技术装备明显不足，而舍此大量坦克、飞机和炮将失去战斗力。
斯大林和苏联军事领导人醉心于苏联空军的巨大发展。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使研制更先进新式军用飞机的速度放慢。苏军多数飞机的技术指标，如速度、飞行高度、发动机功率和武器，均逊色于德国。苏军多数歼击机速度竟比某些德军轰炸机还慢。苏军82.7%的飞机是旧式飞机，17.3%的飞机是新型飞机，苏军仅有9.8%的歼击机配备20毫米炮，90.2%[9]的歼击机配备机关枪，而德国歼击机全部配备20毫米炮，速度亦比苏军飞机快，[10]在空中取得了一定优势。
战前，苏联武装力量改组失误还反映在边防军的大调动上，这一调动使原先部署得当的部队需要重新部署，但重新部署未能就绪。
1939年，苏军乘德军入侵波兰之机，将从1920年起属于波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兼并过来，1940年，兼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比萨拉比亚，建立起所谓的“东方战线”，苏联西部国界向西推移了150—400公里，使得原先驻扎西部的苏军大部分重新部署，重新部署打乱了当西部发生战争时，苏军已有的动员和展开计划，到战前未能及时制定新的完整计划，直接影响到苏军的战斗准备和战斗力。
苏军重新部署在新兼并地区，战略展开时在这里得不到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补充，不得不靠遥远的苏联后方提供。新兼并地区的道路、机场和运输能力不足，尤其是铁路不发达，部队集结需要20—30天才能完成，而德军可在10—15天完成此举，这里现有机场数只能部署西部地区苏军空军飞机的一半，因此很多机场要部署两个飞行团（每团120架以上飞机），正常情况下这样一个团需要2—3个机场[11]这种情况直接影响飞机训练和起飞，导致战争伊始德军空军将部署在这里苏军飞机的绝大多数击毁在地面上。
在新兼并地区苏军部署了二百万军队，这里物质条件无力满足这么多人的正常生活和训练，军队不得不为正常生活和训练所需要的一切绞尽脑汁，结果战前一年半时间里军队每天训练不超过2—4小时。[12]军队所需的弹药、燃料，甚至纸张都严重缺乏。连队训练的时间表竟要写在报纸或纸制枪靶的背面。战前，统帅部预备队中的空军、坦克、反坦克部队以及内务部队的训练更差，如苏军飞行员放飞时间为30—180小时，而德军飞行员则为450小时，差距十分明显。[13]
德军野战部队军龄最短的士兵是1940年秋应征入伍的，1941年春天应征入伍的新兵则作为军队的预备役。而苏军1941年3—4月应征入伍的新兵马上编入野战军，苏军边防军中一年期士兵占战前普通士兵总数的2/3以上，其中一年期士兵里，1941年应征入伍者居半数。更有甚者，很多人到战前尚未来得及履行宣誓仪式，[14]因而，到敌人进攻时尚未真正武装起来。
从1941年2月重新组建起来的机械化军兵种，其前身既有坦克师，也有骑兵师和步兵师，因而对骑兵和步兵部队的军官需要重新培训，学习机械化作战的知识。例如，西部特别军区新组建5个坦克师，计划派800名少尉赴列宁格勒、奥勒尔和喀山接受为期三个半月的专门培训，1500名军官就地在各师重新培训，然而到战争开始前，他们仅学习了一个多月，[15]西部地区其他部队情况与此类似。
苏军军事建设方面漏洞百出，使其战斗力大打折扣，在强敌突然攻击面前，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是不难理解的。
三
苏军军事建设方面的失误由于战略失当而加重。斯大林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认为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间进行的战争，还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掩护主力部队的军事冲突在前，双方主力行动在后，只有双方主力动员集结后，决战时刻才会到来。苏军总参谋部坚持认为，德军在集中和展开方面所需时间与苏联相当。苏联军事领导完全忽视了1939—1940年德军在西欧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变化。
苏军作战计划未能充分考虑敌人充分动员、力求初战告捷的战略方针。苏军边防军甚至保持和平时间编制，边界附近部署的部队（第一战斗梯队）按战时编制展开需要3昼夜，全军后方动员应在交战后的5—7昼夜内完成，在战争发生地区军队充分展开应在30日内完成。这种计划完全抵御不住德军的密集分割夹击。如第一战斗梯队部署在离边界10—20公里的地方，它应在发生进攻威胁时进入防御阵地到6月22日清晨，苏军多数边防师离自己的防御阵地，比敌人还远。
苏联的军事理论将进攻置于优先地位，作为彻底击垮敌人的唯一手段，一切都立足于进攻。1941年5月，在朱可夫领导下总参谋部制定的边境掩护计划中，未要求担任第二、第三作战梯队的部队构筑防御工事，其任务是准备反击。只有担任第一作战梯队的部队构筑防御工事和准备防御，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于其他作战方案，如遭遇战，不得已的退却行动，被包围时的战斗行动，都未做认真研究。
苏军领导首先立足于进攻的主张产生了不良后果。各级指挥员都没有进行艰苦防御以对付强敌的足够心理准备。1941年6月25日，苏军总参谋部承受不住西北和西方面军惨败的压力，下达了放弃进攻向后撤退的命令，6月29日前，西南方面军曾试图组织反攻，没有成功，7月初，朱可夫曾严令南方面军指挥官死守比萨拉比亚，[16]也未能如愿。
斯大林对德军战略主攻方向的估计也不正确，他认为，乌克兰盛产粮食、原料、燃料，工业发达，希特勒只有先夺取乌克兰，才能与苏联长期作战。因此判断德军主攻方向将是乌克兰。然而德军将其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中在西部的白俄罗斯方向，战争爆发后，苏军不得不把原先集结在乌克兰的一部分军队调往西部方向，使数十万军队处于在行进间投入战斗的被动局面，这是抵制敌人纵深突破措施受阻的原因。斯大林对德军的兵力部署的估计也不正确，他认为，被西方战场拖住的德军空军、陆军不会少于半数，其实，苏德战争爆发时，德军留在西方战场的陆军和空军只有1/3，而且是战斗力最差的部队。
苏军总参谋部认为，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必须使物质技术器材更加靠近部队，一般说来这种思想是正确的。可是未估计到闪电战、快速分割战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战争爆发后，苏联边境地区有近200个燃料、军用物资和武器库落到了德军手中，打乱了苏军的后勤补给体系，直接影响到苏军组织有效的反击。
四
德军极力掩盖其进攻苏联的真实意图，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德军动员规模之大，频繁地向苏联边境地区调兵遣将，不能不露出马脚。
尽管莫斯科掌握了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大量情报，但对其判断却有很多失误和错误。斯大林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不信任情报机关，怀疑这里隐藏着力图将苏联推向与德国战争的“人民之敌”。
斯大林清楚，1941年春苏军改组尚未结束，未做好战争准备，这是促使他力图推迟战争开始日期的原因。最终斯大林相信，1941年不会发生战争。[17]苏联政治领导的错误在于对敌人进攻日期判断失误，直到1941年6月22日零时30分，莫斯科才向边防部队下达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的命令，已为时甚晚，边防军指挥员接到这一命令时，战争已经爆发了。苏联军事领导的错误在于，他们计划在1941年7月20日完成第二作战梯队的部署，当1941年6月13日苏军领导意识到德军进攻迫在眉睫时，又缺乏足够证据和魄力说服斯大林立即采取果断措施。
对德军进攻苏联时间判断失误的责任首先在于斯大林，他过高估计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认为希特勒会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会冒险进行东西两线作战。希特勒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对后者的影响很大。1941年初，苏联得知德军向波兰境内集结时，斯大林秘密致信希特勒，提出此事给人造成德国开始准备对苏联战争的印象。希特勒在复信中信誓旦旦地向斯大林保证，他作为国家元首将严格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军在波兰集结主要是蔽英国人耳目。尽管这是弥天大谎，斯大林则认为合乎情理。
由于斯大林对苏联情报机关抱有极大偏见，不愿全面分析各种情报，过分沉溺于自己的错误推测，固执地坚持1941年不会发生战争，是导致对德国进攻日期判断失误的决定性因素。
五
围绕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的原因，传统观点一直这样认为，德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优势。显然，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下面的事实不难说明这个问题。
到1941年6月22日前，苏军在西部边境地区集结了186个师，2个步兵旅，4个空军陆战军团，总兵力约300万人，还有39000门炮和迫击炮，9500辆坦克和8500架飞机，所有部队均按和平时期编制，多数未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18]
到1941年6月21日前，沿苏联西部边境一线和毗邻苏联的西方国家领土上，集结了德军及其盟军157个师和19个旅，其中130个师和8个旅做好了充分的进攻准备，并部署在苏联边境附近，敌人总兵力为340万人，31100门炮和迫击炮，4000辆坦克和13000架飞机。[19]
这样，部署在西部边境和顺利集结到西部边境地区的苏军总人数逊色于德军，德军拥有的坦克和炮处于劣势。但是，德军拥有质量上的优势。后来事件发展证明，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具有决定意义。
敌人具有下列优势，其军队处于展开状态，做好充分的进攻准备，借助于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失误可先发制人，对尚未展开和未充分动员的苏军可实施密集分割突击，敌人在征服几乎整个西欧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伤亡极小，[20]而征服欧洲频频得手使德军官兵士气大振，更加迷信希特勒，更加迷信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进攻苏联正值德军士气最盛时期。
苏军受大清洗阴影的影响，指挥员素质下降，指挥员实际上丧失任何主动精神，军队中弥漫着一种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互不信任的气氛，因而畏首畏尾，事事靠指示，这种情况在战局瞬息万变、与上级联系中断之时具有极为消极的影响，德军军官在这方面要灵活主动得多。
由此可见，敌人具有的上述优势和苏军建设、训练方面的失误，对敌人进攻方向和日期判断失误，苏军未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等原因，是战争初期苏军惨败的基本原因。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损失惨重，为恢复元气，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注释：
[1]陈启能主编《苏联大清洗内幕》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2]《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件和资料》第49册，第51页，转引自格·阿·库马涅夫《严峻的战火考验》载《苏联历史》1991年第2期，第6页，第5页，第6页，第8页。
[3]《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件和资料》第49册，第51页，转引自格·阿·库马涅夫《严峻的战火考验》载《苏联历史》1991年第2期，第6页，第5页，第6页，第8页。
[4]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5]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6]弗·勃科马尔《战前的军事干部》载[俄]《军事历史杂志》1990年第2期第24页。
[7]《最高统帅部对俄国战争日记》（1940—1945年）法兰克福1965年，第257—258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
[8]恩·巴甫连柯《卫国战争时期的斯大林》载[苏]《共产党人》1988年第9期，第68页。
[9]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0]《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件和资料》第49册，第51页，转引自格·阿·库马涅夫《严峻的战火考验》载《苏联历史》1991年第2期，第6页，第5页，第6页，第8页。
[11]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2]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3]姆·恩·麦里丘霍夫《1941年6月22日：事实作证》载[俄]《苏联历史》1991年第3期第26页。
[14]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5]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6]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7]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8]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19]尤·亚·基尔申，恩·姆·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据军事档案资料）载[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3期，第4页，第5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20]《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件和资料》第49册，第51页，转引自格·阿·库马涅夫《严峻的战火考验》载《苏联历史》1991年第2期，第6页，第5页，第6页，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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