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图集论文,中国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壹《中国语言地图集》与汉语方言分区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由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于1987年和1990年分两次正式出版。有中文、英文两种版本。《地图集》共有50×36厘米彩色地图三十五幅，每幅图附有必要的文字说明。为了照顾非语言学专业的其他读者的实际需要，文字说明中分区的地理、分区的特征行文比较详细，具体的语言或方言事实的描写都尽可能简单。《地图集》包含三部分内容：A是五幅综合图，其中A2是“中国汉语方言图”，宏观地展示了汉语诸方言分布的全景；A5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图”，表现了广西境内汉语诸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面貌。B 是十六幅汉语方言图，其中B8是“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B10 是“安徽南部汉语方言”，B11是“江西省和湖南省的汉语方言”，B13是“广东省的汉语方言”，B14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汉语方言”，B16是“海外汉语方言分布图”，分a、b两张。这几幅图都是从区域出发讨论方言。其他各图都是从方言出发讨论分区。C是十四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图。 这种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把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因此，《地图集》的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地图集》中汉语方言分区图及文字说明部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全国部分方言工作者共同编制的，由李 荣、熊正辉、张振兴担任主编。这项工作包括方言调查，新旧资料整理分析，绘制分区草图和编写文字说明等几个步骤。 起始于1983 年， 全图定稿于1987年，最后校对时略有改动。这是中国汉语方言学界1979年重新振起以后承担的第一项大型工程，得到了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体现了中国汉语方言学界集体合作，协同攻坚的优良传统。工作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在此之前所取得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以及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调查材料，同时又组织力量对广东、江西、安徽、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面上调查，对某些复杂地区的汉语方言也进行了部分核查。这些调查与核查涉及到将近600 个市县或相当于市县的方言点，调查人员的行程达数万公里。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绘制的汉语方言分区图和随图的文字说明，不仅精炼地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同时包含了大量汉语方言研究的最新信息。它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分区的实际面貌，比较清楚地表述了汉语各个方言区的重要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一次重大进展。
《地图集》第一集出版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十个年头。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绩，不断有新的事实，新的材料公诸于世。特别是近年来，海内外的很多学者，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表现了一轮新的热情。无论如何，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总是要涉及到《地图集》里对汉语方言分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因而引发了对汉语方言分区地图和文字说明的各种评论，如丁邦新1996，梁金荣等1997。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因为开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是一个学科繁荣的标志，也是一个学科取得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最近有机会重新检查了汉语方言分区的各幅地图，重新粗读了有关的文字说明。十年前汉语方言学界为编制汉语方言分区图而辛勤工作的情景犹在眼前。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仍然十分令人振奋。
贰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
对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许多学者做过十分有益的探讨，但真正大规模付之实践的是《地图集》。《地图集》的汉语方言分区图和文字说明，是汉语方言研究理论和实践上比较好地结合的产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框架，在画分层次上提出了全新的概念。传统上往往用“方言——次方言——土语”三个层次来画分汉语方言，同样也用于画分其他语言里的方言。这种画分框架，在近期的讨论方言分区的论著里，仍然不时可以看到，可见有很深的影响。显然这是不准确的。它没有反映不同层次方言的本质。这种三个层次的画分框架，把方言的层次画分，误解成了方言的优劣差别，似乎方言有主次之分，有雅俗之分。从使用人口，对周边方言的影响力，在推进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方言有优势方言和非优势方言的不同。但就方言本身而言，从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而言，任何方言都是平等的，无所谓主次、雅俗之分。其实，方言分区的时候，之所以必须分成若干层次，只是一种分类上的需要，也便于称说。层次越大的方言，大类的共同性越概括，越抽象，能够函盖这个大类所有方言的共同特征也就越少；反之，层次越小的方言，小类的共同性越具体，能够函盖这个小类所有方言的共同特征也就越多。因此，方言的层次画分，本质上只是根据共同特征所作的不同层次方言的一种分类。《地图集》对汉语方言提出了“点——小片——片——区——大区”的五个层次画分法。点指方言点，一般指县市或相当于县市的行政单位，在方言复杂的地区有时也用于指小于县市的行政单位；若干个点组成小片；若干个小片组成片；若干个片组成区；有时若干个区组成一个方言大区。除了方言点外，其他各个层次根据实际情况范围有大有小，有时候一个方言点就是一个小片。在同一个小片、片、区、大区内的方言，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共同点。这是用共同特征作标准，对汉语方言进行多层次的画分。显而易见，这种五个层次的画分法，对比于传统上的三级分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种进步。
二、根据上述层次画分法，《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其中官话区、闽语区指的都是大区。官话大区包括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中原官话区、兰银官话区、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等八个区；闽语大区包括闽南区、莆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邵将区、琼文区等七个区。现在看来，官话大区下面再分八个区是合理的，起码在分布上，便于跟其他的非官话各方言区取得综合平衡。闽语大区应改为区，原来的七个区应改为片，原来的片应改为小片，这样就跟吴语、粤语等方言的层次画分取得一致了。
这个分区结果，跟以往学者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有明显的不同。章炳麟《检论》卷五《方言》（作于1900至1901年间），把汉语方言分为九种，只大致说出地域，都没有准确命名。按今天的说法，姑且叫做北方官话、陕甘官话、华中官话（包括今赣语、客家方言和湘语的一部分）、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吴语、徽语、闽语、粤语。后来赵元任、李方桂等人有的分为七种，有的分为十一种，差别很大。五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渐趋一致，大致有六区、七区、八区之分。分为八区的是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粤语。有人把闽北话和闽南话合并为闽语就是七区，又有人把赣语和客家话合并为客赣方言，这就只有六区了。但多数学者都一致认为，官话区下面还应该再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和下江官话三种。对比之下，《地图集》和以往学者对汉语方言的分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官话大区再分为八个官话方言区。主要是把以往学者的北方官话再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原来的下江官话（江淮官话）范围有所扩大，包括鄂东北黄岗、孝感地区的十六个县市和江西的九江市、九江、瑞昌等三市县，合称为黄孝片。鄂东北的十六县市有入声，但没有促音韵尾，“书虚，篆倦”两对字同音，跟湖北境内的其他官话方言有显著差别，赵元任管这些方言叫做“楚语”。从综合特征上看，归入江淮官话作为单独一个片可能比较合理。《地图集》西南官话的范围和原来的差不多。
（二）把晋语区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地图集》对晋语定义为“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因此晋语和山西方言是两个概念。山西方言是从地理范畴指称山西省境内的方言，主要是晋语，还有中原官话的汾河片和冀鲁官话的广灵话；晋语是从方言特征指称山西及其毗邻地区内蒙、陕西、河南、河北一带有入声的方言，不包括山西境内的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也不包括山西及其毗邻地区以外的有入声的其他官话方言。
（三）把徽语区从吴语区里画分出来。安徽南部的方言错综复杂，既有吴语的特征，又有某些江淮官话的特点，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例如章炳麟《方言》区分汉语方言为九种，其中就指出：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赵元任1962《绩溪岭北音系》也说过徽州方言在全国方言里很难归类。后来的很多学者多把这一带方言笼统地画入吴语区。《地图集》根据实际情况，在皖南地区画出宣州片，归入吴语区。更重要的是让徽语单独成区，包括安徽南部，以及相邻的浙江旧严州府地区，江西的德兴，原浮梁县。共十六个县市。
（四）把赣语和客家话分开。赣语和客家话是合二为一，还是各自分立，学术界长期以来就有不同意见。主张合的意见认为这两种方言一致性太明显，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都读送气清音；主张分的意见认为这两种方言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很少有人能举出强有力的证据。《地图集》把这两种方言分开，主要的根据是：部分古浊音声母上声字客家话今读阴平，
南昌分别说作“吃饭、吃茶、我、我个、是（我～南昌人）”。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差别，限于篇幅，这里不详说了。
（五）平话单独成为一个方言区。以往的汉语方言分区，很少提到平话。其实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常就有“官、平、壮、白、客”的说法，说明广西境内除壮语外，汉语的官话（西南官话）、平话、白话（粤语）、客家话是四种平行的方言。平话内部有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之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这一点就足以把平话和广西境内的其他汉语方言区别开来。因此，《地图集》把平话单独画为一个方言区是可行的。
以上五项只是说到了《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分区最主要的新见解。经过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地图集》对汉语方言的分区，大体上还是反映了汉语方言分布的实际情况的。至于说到汉语方言分区中的层次画分，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有多种分法。例如为了粗略的方言比较的需要，可以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和非官话，把晋语、湘语、赣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平话统统列入非官话。为了说明方言和经济的关系，可以把汉语方言分为沿海方言和内地方言，把粤语、闽语、吴语，和一部分官话方言（如胶辽官话、江淮官话）列入沿海方言，把大部分官话和晋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平话、徽语列入内地方言。为了说明汉语方言的演变和接触，还可以对汉语方言进行三分，例如把官话方言（江淮官话除外）列为北方方言一类，把闽语、粤语、吴语列为南方方言一类，把晋语、江淮官话、湘语、徽语、客家话、平话列为介于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过渡方言一类。所以方言的层次画分无所谓唯一的、最好的画分。但确实存在有通用范围比较广泛、能够适应不同需要，比较合理的一种方言层次画分。《地图集》里对汉语方言的五个层次画分，也许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比较通用的层次画分。
三、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两个基本标准。早期的汉语方言分区，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分区标准，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早期的汉语方言分区，难免有凭印象的主观色彩。必须等到掌握了足够多的方言事实之后，才能提出必要的分区标准。在《地图集》工作初期，虽然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料，但还是很不够，这才有后来近600 个县市的面上调查和若干地区的资料核查。在这个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关于分区标准问题的一些基本思想。一般说来，方言分区既要考虑综合判断特征，又要考虑区别性特征，还要考虑人文地理特征。这是方言分区的三个因素。确实很难只用一个标准，特别是用一个绝对排他性的标准，对方言进行自始至终的画分。当然，也很难设想可以采用多种标准，对方言分区产生相同的效果。不过，其中有一两个标准对多数方言的画分，可能起到较大的制约作用。我们重读汉语方言分区图的文字说明，一下子就会发现，对主要方言区的画分，从大处看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个是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是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按照古入声字的演变标准，可以把官话和非官话分开，官话方言绝大多数地点古入声字今读舒声（江淮官话和其他官话的零星地点除外），非官话方言古入声字今仍读入声，例外的情况很少；根据古清音声母入声字的演变，又可以把官话大区分为八个区。按照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标准，可以画分九个非官话方言，当然也可以用来把官话大区分开。例如：官话大区——除江淮官话和其他官话的零星地点外，官话方言没有入声，古入声字今读舒声。
东北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字比北京多。
北京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
冀鲁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阴平，或多数读阴平。
胶辽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
中原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
兰银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去声。
西南官话：大多数地方古入声字不论清浊都读阳平。
江淮官话：古入声字今读入声。
晋语区——古入声字仍读入声。
吴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仍读浊音声母。
徽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大多数读送气清音，但也有读不送气清音的。
赣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送气清音；古次浊声母上声字一般不读阴平。
湘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有的地方仍读浊音，有 的地方不论平仄都读为不送气清音。
闽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多数读不送气清音，少数读送气清音。
粤语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地点今逢阳平阳上读送气清音，逢阳去阳入读不送气清音。
平话区——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
客家话——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送气清音，但一些口语常用字（如“渠笨”）往往读不送气清音；部分古浊音声母上声字今读阴平。
可见，一个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完全可以作为汉语方言大区和区这两级的画分的基本标准。这两个标准是从大量的方言事实中选择归纳出来的，因而有比较强的概括性和系统性，适应范围也相当广泛。尤其重要的是，实践已经证明这两个基本标准可操作性强，它不是纯理论或纯方法论的东西。还必须指出，这两条标准，一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的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规律。用结构特点，用历史演变规律，来给汉语方言分区，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为理想的分区标准了。我们现在还找不出比这更加理想、更加可以具体操作的其他标准了。
这两个标准都是语音标准。能不能拿出一两条或苦干条词汇、语法标准，来画分汉语方言呢？不要说十年前不可能，就是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就汉语方言研究的进展情况来说，语音方面的研究先行一步，掌握的资料相对较多；词汇、语法的研究起步较晚，掌握的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少很少的。等过了若干年以后，词汇和语法的研究很深入了，那时也许可以拿出几条词汇、语法标准，来给汉语方言分区。还有人问：根据这两个标准，只能画分出汉语方言大区和区，但管不住片、小片、方言点的画分，是不是缺陷？肯定是缺陷。但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我们实在提不出那怕只有一条标准，可以画分全国的所有方言。这也许仅仅是理想。
叁关于晋语和平话
方言是复杂的。方言的分布也是复杂的。其中往往涉及到与方言有关的人文地理等复杂因素。所以在讨论方言分区的时候，经常要考虑到方言特征的多重性和非确定性问题。假设有A、B两个方言点，以这两个方言点为圆心，以一定的距离为半径，画出A、B两个部分重叠的方言区。那么，处于圆心位置的方言点A和B，其区别性的方言特征最为明显，离圆心越远，其方言特征越模糊，到了两个方言区部分重叠的地方，既可能同时具备A、B两个方言点的区别性特征，也可能同时消失A、B两个方言点的区别性特征，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具备不同于A、B的新的区别性特征。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在重叠部分的方言地带找出方言点C，并且以C方言点为圆心，以一定的距离为半径，画出第三个方言区C。这种多重性和非确定性无疑给汉语方言的分区带来很多的困难。 因此，在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在注意通观全局，综合平衡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太拘泥了。否则就无法给汉语方言进行分区。
例如在画分方言大区和区的时候，也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给上文所说的古入声字的演变、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这两个基本标准加上一些必要的限制条件或附加条件。还必须允许存在一定条件的例外或特殊现象。《地图集》里多处讨论这样的问题，这里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有入声的标准应用于晋语必须加上地域上的限制条件，只限于“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因此，B2图根据古清音声母入声字自成调类的事实，把山东境内渤海边上的利津、桓台、邹平、章丘四处自成章桓小片，画入冀鲁官话，不能画入晋语区，认为是一种特殊现象。同样的道理，河北境内有一些零散的地点方言，也有入声，也不能画入晋语区。又如古入声字今读阳平的标准应用于西南官话，但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境内有75个县市的古入声字自成调类，有8个县市的古入声字今读阴平，有13个县市的古入声字今读去声。因此对上述96处方言点必须加上四声调值的附加条件。B6图给西南官话完整的定义是：“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是西南官话，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去声的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即调值与成都、昆明、贵阳[、武汉、重庆、桂林]等6处的调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话”。这样就把96处看似例外的方言点，大部分都包括在西南官话的范围之内，真正例外的只是很少数。
下面再具体讨论晋语和平话方言的分区。
一、关于晋语。晋语指山西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包括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区的175个市县旗。 使用晋语的人数约4，570万。《地图集》首次把晋语从传统的官话方言区单独分立出来。晋语分立以后，官话大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似乎打破了汉语南北方言总体平衡的格局，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对晋语的研究大大深入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通过讨论，大家对晋语的特殊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不能不承认，在广袤的北方地区，晋语方言连成一片，独具入声的特征，而周边的方言都没有入声，应该认为这确实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据此把晋语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正好体现了《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分区的一致性原则。现在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有学者认为光凭有入声这个方言特征就把晋语分立出来，理由不充分。因为江淮官话也有入声，现在还在官话的范围内，为什么它不分立出来呢？二是有学者提出，晋语分立出来后，它是跟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等官话方言一样，成为官话大区里的一个区呢，还是跟闽语、吴语、粤语等南方方言一样，成为与官话方言“平起平坐”的方言区呢？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首先，194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绘制的《语言地域图》（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第14页，上海申报馆），把汉语方言分为“北京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话、闽北话”等十一种，其中的下江官话，就是后来所说的江淮官话。可见江淮官话分立的历史最少比晋语早四十年。传统上把江淮官话分立出来，与西南官话、北方官话并立为官话方言的三区之一，重要根据就是江淮官话有入声。人们很容易接受这一重要事实，至少持异议的不多。现在根据同样的方言特征，把晋语分立出来，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次，即使仅仅从入声这个方言特征考虑，晋语的入声在分区上的意义显然跟江淮官话的入声不一样。如上文所说，晋语的入声连成一片，在北方地区的汉语方言中显得非常特殊，其形成原因和形成历史，至今还不能作出满意的解释。而江淮官话的入声实际上只是吴语等南方方言入声地区的延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把江淮官话区看成是南方非官话方言区和北方官话方言区的过渡地带。因此，同样一个入声标准，可以容忍江淮官话分立，而不能容忍晋语分立，这是说不过去的。这里顺便说明，方言画区的标准和画分方言区层次的标准经常是一致的，但不完全等同。就有无入声这一条来说，它是画分方言区域的标准，但不完全是画分方言层次的唯一标准。根据有无入声可以把江淮官话和周边的官话方言区分开来，把有入声方言的画入晋语；同样，根据有无入声可以把江淮官话和周边的其他官话区分开来（但难以跟相邻的吴语、赣语等方言分开来），把有入声的方言画入江淮官话。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来考虑方言区画的层次问题。
现在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这实际上说的是应该把晋语放在哪一个层次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把晋语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以引起学术界对晋语的深入研究，在这方面《地图集》已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有人以为这样说是捍卫晋语分立的一个挡箭牌，这是误解了。讨论问题总有重要、次要之分。应该看到，现在学术界有兴趣讨论晋语在汉语方言分区中的层次地位，正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结果。从层次上看，把晋语放在与吴语、闽语、粤语等南方方言同一个层次上，并无不可。其一，晋语有入声，如上文所说它的入声的意义和江淮官话是不一样的，和吴语、闽语、粤语等南方方言的入声性质是相同的。其二，有入声只是晋语的重要特征之一，晋语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特征。例如温端政1997提出“晋语入声音节两分”的特点，就非常值得重视。例如太原的入声音节[zэ?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有明显的词汇意义，就是“日”字，如“日久天长、日杂店、日子、日食、日历”等；一类没有词汇意义，作为前缀构成形容词和动词，也可以写作同音字“日”，如“日怪、日捣、日脏马爬、日哄、日能”等。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词汇问题，但从晋语的入声来看，也是语音的系统性问题。这种入声音节两分的特点，在晋语内部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在晋语外部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三，即使入声和入声音节两分这样重要的特征，仍然不是晋语分立的全部条件，应该说晋语分立还有重要的人文历史地理等其他因素。例如，赵秉璇1995指出，晋语的区域画分同古代历史行政区划是一致的。山西境内晋语各片的画分，与山西历史行政区域基本吻合，山西境外晋语的分布区域历史上都曾隶属于山西；山西的中原官话地区历史上曾长期隶属于河南和陕西。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历史上行政区域的画分往往和方言的区画一致，这在其他方言区里也不鲜见。关于这一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平话。广西境内的语言和方言都极其复杂。《地图集》根据广西当地“官、平、壮、白、客”的传统说法，从其分而不从其合，把平话单独画为一个方言区，跟粤语、闽语、吴语等处于同等地位。这个似乎不合于方言分区中的所谓综合平衡原则，因为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的总人口只有200多万，并且相对分散。因此，有学者认为， 把平话单立为一个方言区理由不足。还有的学者认为平话实际上就是“平常话”的意思，对传统上的名称不必太重视，它跟粤语有很多共同点，应该作为粤语的一个片。这里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平话和粤语的关系说清楚。张均如、梁 敏1996关于平话有详细的讨论。韦树关1996把南宁附近的平话和粤语广州话作了详细比较，提出了20条不同点，其中语音15条，词汇2条，语法3条。下面摘引三条，参考张均如1987略加综合补充，十分值得重视：
（1）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平话一般不送气， 这是平话的共同特征；粤语逢阳平阳上调一般送气，逢阳去阳入调一般不送气，这也是粤语的共同特征。例如：
排
题
茶
倍
近
坐
罪
像
席[席子]
（2）很多口语常用词，平话和粤语不一样。例如：
吃给说伞明天 昨天在
（3）平话和粤语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也不一样。例如：
哪谁哪儿什么这个那个
以上说的是方言特征上的显著差别，证明平话自成方言区是可以成立的。从平话形成的历史来看，更能支持平话立区的论断。韦树关1996指出，平话在广西的历史要比粤方言久远得多。平话是秦汉至唐宋间，由中原南来的汉人带来的汉语，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平话在广西形成的时间估计至晚不会超过宋代。据《宋史》载，北宋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3），壮人侬智高起兵反宋，立“大南国”。宋王朝派名将狄青率领20万大军前往镇压，在昆仑关大败侬军。狄青的军队号称“平南军”，镇压侬智高之后，遂留军屯守。所谓“平话”就是“平南军”人所说的话。因此，平话在广西至少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而粤方言则是明末清初特别是鸭片战争以后，由大批经商的广东人沿西江而上带入广西的，在广西的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之久。张均如1987还指出：“从壮侗等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推测，在官话、白话进入广西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平话曾是广西各民族之间的主要交际用语。后来，处于‘官’、‘商’有利地位的官话、白话大举进入广西，逐渐成为城镇中的主要用语，这样各地平话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这段话有相当的道理，可以举出语言事实为证。其一，张均如1988举出壮语里二十八个古平话借字，如“鞍、桶、磨、台（桌子）、凳、镰（镰刀）、秤、锯、箸、金、眼、铜、丈、尺、斤、两、钱、铺、墟、书、学堂、笔、墨、读、算、国、省、兵”等；其二，平话甚至对后来进入广西的粤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粤语勾漏片方言分布于广西玉林、梧州地区十三个县，就本片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声母，
这种现象显然是由于粤语入桂以后，受了平话影响的结果。以上这种深刻的历史背景，在讨论方言分区的时候，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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