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英文论文,认知论文,舆论论文,媒体报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中印关系时，长期以来学界比较注重观察印度政府的言行，对于媒体报道对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则估计不足。近一两年的情况表明，尽管印度官方在对华问题上一直保持友好姿态，但非政府战略层面的对华敌对情绪却非常严重。2009年以来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在涉及中国以及中印关系报道中所宣泄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反映的其实是印度非政府战略层面精英的对华认知。
鉴于2003年是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本文将主要探讨2003年以后印度英文媒体对华报道，并以2009年8～9月间印度媒体集体“对华宣战”①为例，分析印度英文媒体运作特点、其所构筑的中国形象，以及印度英文媒体报道对公众对华认知的影响。
一、印度媒体生态与政治舆论层次
印度是一个贫穷且存在大量文盲的国家，但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读者群。由于多语言的存在，印度媒体市场主要被两大官方语言印地语和英语以及其他被印度宪法认可的马拉地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等民族语言所瓜分。以日报为例，印地语读者大约为1.3亿，其他地方语言的读者至少有1.8亿，而英文日报的读者不足3200万。②作为一个“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印度媒体一直以公民社会最强有力的参与者而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强迫报纸或者电视台发表它所不想报道的新闻言论。③印度媒体的生态可以划分为英语媒体和包括各地方语言在内的印度语言(Indian language)媒体两个层面，二者相互影响。
首先，在印度，由于官僚、受过教育的阶层以及对外交政策有影响力的人士都讲英语，因此印度英文媒体对外交决策具有很重要的舆论影响力。④英文媒体的主要受众对象是印度公民社会的最主要构成力量——印度中产阶级⑤以及一些青年学生。关于中国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均出自英文主流报章和新闻门户网站的言论版以及电视台的辩论节目。虽然英文媒体也经常发表来自政治领导人、政府官僚、军方以及商界对中印关系的积极表态，不过对公众更具影响力的言论多来自印度非政府的战略分析家、退休将领以及退休文官。⑥在这个为印度公民社会精英代言的人群中，不乏以理性思维看待和评论中印关系的专家，也有相当多人的思想仍被中印之间过去的恩恩怨怨所束缚。正如印度情报专家B.拉曼所指出的，“我们公民社会的大部分以及战略分析家群体继续被1962年的精神泥潭所困扰”，“不能走出1962年阴影”，“他们并不准备通过2009年的镜子来看待中国”。⑦
其次，印度语言媒体不仅种类繁多且读者数量很大，其主要受众对象是普通百姓，其中三分之一在乡村。为吸引地方读者，印度语言的媒体多以关注地方政治和社会文化新闻为主，除巴基斯坦之外，它们对国际问题的报道很少。但是泰米尔语媒体可能会讨论印度对斯里兰卡的政策，而在北方邦以及比哈尔邦的印地语报纸可能会关注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外交和国防政策问题上，印度语言媒体的报道议程通常是由印度英文媒体来设置。⑧
由于印度语言媒体受众多属于选民范畴，印度政客们非常注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然而，印度政治精英却更看重英文媒体的作用，影响他们思维的是那为数不多的几家主流英文新闻频道和英文报刊。印度著名报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觉醒日报》(Dainik Jagran)的出版商纳兰德拉·莫汉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从反面说明英文媒体对于印度精英的影响。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那些生活在德里的人都深深地被英文报纸影响着。这才是尼赫鲁错误估计了印度并且犯下悲剧性错误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英·甘地错误估计了印度而失去了大选的理由……如果你想了解印度，只能通过地方语言报纸”。⑨根据笔者观察，印度英文媒体是印度与西方之间联系的一个窗口，而印度语言报纸则更多反映政客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印地语报纸《印度斯坦》总编辑马里纳尔·潘德对于英文和印地语媒体的不同功能有句精彩的概括：“英语媒体为政治精英服务，印地语媒体则为权力精英服务。”⑩以收视率衡量，目前印度最有人气的英文电视新闻频道是Times Now(与《印度时报》同属《时报》集团)、CNN-IBN(美国全球广播新闻网与国际特纳公司在印度建立的电视频道，可以使用美国CNN的节目)以及NDTV 24x7新闻频道(印度最大的私人新闻电视台，被誉为全印最好的新闻频道)。而以读者量计算，当今在印度英文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时事类期刊为《今日印度》(India Today)、《展望》(Outlook)、《前线》(Frontline)；英文日报类中排列前三位的当属《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印度教徒报》(Hindu)。(11)除上述三家全国性大报之外，其他排名靠前的英文报纸均为地方报或都市类报。而观点比较自由的报纸《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以及亲印度人民党的右翼报纸《先驱报》(Pionner)读者量都比较少。
二、印度英文媒体报道中国的内容选择
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与中印关系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被视为中印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在这之前印度英文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数量其实十分有限。随着中印两国高层及民间交往的增多以及近几年中印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中国日渐成为印度英文媒体报道的热点：1962年中印战争、边界争端、中印经济发展以及关于两国所实行的民主与共产主义制度之争往往是最经典的报道题材。对于中印关系，印度英文主流媒体似乎更倾向于把它置于一种竞赛模式之中，并且总是用“龟兔赛跑”的故事来描述中国和印度。在印度人看来，龟代表着“更加稳固的进步”，而不是昙花一现。(12)在对中国的认知上，印度英文媒体的表述通常会包括两层含义：既重申中印之间曾经有过的几千年文化历史上的亲近，以及强调近几十年来因为1962年冲突而造成的疏远；又在不断地表达中国强大给印度带来的新的焦虑，以及推测中国的全方位快速发展将会把印度置于世界的何种地位。当然，印度英文媒体所有对中国的陈述都是以中印关系中的某些事件作为由头，依据媒体自身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对这些事件作出不同色彩的解读。
自2003年以来，印度英文媒体对中国所关注的话题种类逐年增多，报道的侧重点和基调亦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2009年印度英文主流媒体关于中印关系的负面新闻报道强度超过以往。然而，其对中国报道的基调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却是在2006年前后。
第一，内容。在2003年到2006年前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印度英文媒体报道较多的是中印经济比较、中印战略对话以及两国特别代表的边界问题会谈，以及中国对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立场。从2006年底开始，“阿鲁纳恰尔邦”问题在印度英文媒体上曝光率明显增多，印度围绕“阿鲁纳恰尔邦”问题对中国在边界问题立场的猜测增多，有关中国“入侵”印度的报道也增多。
第二，基调。2003年到2006年前后印度媒体对华报道总体基调比较积极，尽管有时也会表露出对中国的一些担忧与疑虑，例如中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安全问题。然而从2006年底开始，媒体的对华负面报道逐渐增多，直到2009年8～9月间印度英文媒体罕见地集体“对华宣战”。在长达近一个月时间内，印度媒体歇斯底里地炒作中国“入侵”以及军队集结的消息。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一家主流英文媒体披露新的有关中国军队对印度“入侵”的独家爆料，然后这则新闻便会被其他英文类的报纸、电视台以及网站纷纷转载。
第三，信息源。2003年以来，印度媒体对华报道的信息源一直是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支持中印关系改善，反映印度政府主流政策的声音的确存在于报端；另一方面，部分非政府的战略分析家、退休将领以及退休文官，在思维中仍然受到1962年中印战争的影响，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者，频频发表反华言论。后者的声音容易被媒体所放大，从而影响英文媒体的态度。
三、印度英文媒体、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关系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应当说是与印度媒体、政府和公众三者的议程设置关系有关。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报道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共同来完成议程的设置和报道态度的选择。印度英文媒体的态度和议程，同样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一)印度政府对媒体并无约束作用，有关政府部门只能通过公关争取媒体编辑与记者的配合。在印度英文媒体借“入侵”大炒“中国威胁”中，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地批评媒体夸大事实并要求它们克制，不过并没有媒体愿意遵命。这从侧面说明，印度英文媒体有时在表达观点时会受到政治环境、司法因素等的限制，但是仍拥有很大的自由来表达与政府完全不同的声音。为了协调与媒体的关系，印度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与之沟通。据悉，印度外交部每天在至少跟踪阅读三份英文主流报纸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同那些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新闻频道的编辑以及专栏作家保持联系。印度外交部有一个专门的公关机构负责国内媒体报道印度外交政策，它会采取各种方式影响记者的观点。印度电视新闻频道CNN-IBN执行总裁兼著名主持人拉吉迪普·萨德赛(Rajdeep Sardesai)甚至举出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时印度外交部试图“操纵”媒体报道的具体例证。“当印度外交部带着你参加有瓦杰帕伊出席的峰会，并在专机上为你提供了威士忌和鱼子酱时，是期待你能够按照外交部的说法来表达。假如外交部认为总理访华是成功的，那么你也应该这样说……”(13)
(二)中国是印度英文媒体吸引公众眼球占领市场的重要内容。由于印度的英文媒体不像地方语言媒体那样拥有大量天然的读者群，它们的生存主要依靠广告，这使得英文平面媒体以及电视台之间争夺读者(观众)的市场竞争更为惨烈。在印度媒体市场上，随着商界因素对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利润来决定对某一个国家(地区)的新闻报道多寡的现象越来越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每当出现有关中国这样可以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只要有一家媒体报道，其他媒体都不得不紧紧跟风，生怕因漏掉此类新闻而失去读者。(14)在印度记者为参与市场竞争而竞相追逐有关中国“入侵”的新闻战中，没有谁会去注意查证事实。(15)
(三)印度英文媒体报道与编辑部精英对华思考有关。印度英文主流媒体中直接负责编辑业务的多为印度上层精英。虽然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存在左中右之分，但在涉华报道上基本趋于“中偏负面”，从某种程度说媒体报道偏好与总编辑的中国观有很大关系。例如总部设在金奈的《印度教徒报》(16)发行人兼总编辑拉姆(N.Ram)被印度人视为“亲华人士”，在2009年印度媒体反华风暴中，只有《印度教徒报》没有加入其中。而《印度快报》在印度英文媒体竞争中并不处于有利位置，这或许使其在这场媒体反华风暴中更显示出“自由”与超脱。一直主张冷静看待中印关系的《印度快报》总编辑谢赫·古普塔(Shekhar Gupta)曾经在该报评论版发表主打文章《我们的中国城墙》，严厉批评印度媒体炒作“中国威胁”的行为。(17)
(四)印度英文电视频道特别是辩论栏目在印度公众对华舆论的认知构筑中起的作用不可小视。印度是一个非常善于辩论的国家，电视台的正反方辩论节目收视率一向很高。2009年8～9月期间，印度几大英文电视台举行了多场关于中国“入侵”问题时政辩论会，每次辩论会期间，许多散见在各种英文报章的涉及中国“入侵”的消息都会被制做成耸人的大标题、图表以及图片在电视屏幕上走马灯似的反复播出，伴随着印度主持人极富煽动性的解说，电视节目通过强烈的视觉形象带给印度公众非常肯定的印象，即“东方龙”来了，“红色危险”来了。
如果说印度英文媒体反华浪潮幕后存在多股势力操纵，(18)那么其中代表印度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力量在试图以夸大“中国威胁”而增加军费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希望利用英文媒体进一步影响本来就对中国存有疑虑的印度公众舆论，通过这种舆论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中国的挑战立刻作出回应。(19)而对中国强大力量的忧虑以及对政府对华立场软弱的批评正是最近几年印度精英一直在表达的。由此可见，印度英文主流媒体之所以主动且积极地参与这场对中国的“歇斯底里”宣战，固然可以把寻求在媒体市场的生存作为一个堂皇的理由，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对中国的“歇斯底里”恰好能够迎合希望看到印度进入强国之列的中产阶级精英对中国的担忧，以及他们对印度政府对华立场要“硬起来”的期待。
四、媒体报道影响印度公众舆论对华认知
舆论是什么？公众又是指哪些人？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对“舆论”所做的最权威解释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20)所谓的公众舆论也有很多定义，多数研究者认为，公众舆论是指有选择的个体对某一感兴趣的特定议题的观点综合。(21)至于公众舆论的形成，普遍的看法认为有三个方面：公众领袖及思想者、普通受过教育的阶层和普通大众。据此可以推论，那些经常在印度英文媒体上发表文章的印度非政府战略分析家、退休将领及外交官、学者以及商界领袖都应当被纳入“公众领袖及思想者”范畴，能够跻身印度中产阶级的最起码条件就是“普通受过教育的阶层”，青年学生无疑也归属这个阶层。而“普通民众”所涉及的面比较宽泛，这些人或许在对华认知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世界观仅仅是在全国或者地方选举投票时会对政党得票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真正能够对印度外交政策有影响的还是前两个阶层的群体。本文中笔者所提及的印度公众舆论对华认知，主要是指前两个属于印度精英、中产阶级群体乃至青年学生的看法。
在印度独立之初尼赫鲁执政的年代，印度的公众舆论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非大众政治。在那个时代里，印度外交政策达到国内高度的政治认同，媒体的作用被边缘化，而公众的对华舆论也基本由尼赫鲁一人操纵，这种情况延续到1962年。(22)其后的十年，由于尼赫鲁遭到中国的严厉批判和指责，在印度形成了另一种强大的公众舆论，即反对任何向中国妥协的行为。
尽管中印1962年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但在将近50年后印度公众对华舆论仍带有很强的中印冲突之初印度公众对中国认知的痕迹。例如，20世纪60年代印度英文报纸描绘的中国基本形象主要有：闯入者和侵略者(intruder and aggressor)、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ic)、惯于欺骗(deceitful)、狡猾、诡计多端(devious)。(23)如今印度英文媒体上用来形容中国的词汇更为丰富：“霸权主义者”(hegemonistic)替代了“帝国主义者”，“入侵”(incursion)代替了intruder，但是deceitful和devious这两个词依然时隐时现。不仅如此，印度报章上还增添了描写中国形象的新形容词：随着中国日益强大，这个国家正变得越来越自大、傲慢(arrogant)，于是将会“恶魔般”地企图伤害印度。简而言之，中国对印度是怀有敌意的(hostile)。
印度英文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所使用的选择性用语对于公众形成对华认知实际上起到一种“诱发定势”(24)作用。例如，它们在报道中国在2008年核供应集团会议讨论印度豁免资格投票问题的姿态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便是“背信弃义”。这对于那些对1962年战争记忆挥之不去的印度公众来说，无疑是在强化自1962年时便形成的有关中国的“betrayal”形象。除“背信弃义”之外，印度公众根据近几年印度英文主流媒体高频率选择性用语形成的对中国认知还包括：①中国是“霸权主义者”(hegemonistic)和“独裁者”(dictator)；②中国“入侵”(incursion)印度；③中国在“阿鲁纳恰尔邦”等问题上“吓唬”(bluster)印度；④中国的“傲慢自大”(arrogant)已经到了“无礼”的地步。深夜召见印度驻华大使以中国《环球时报》所发表的“反印”评论文章体现着中式傲慢；⑤中国对印度构或形形色色的“威胁”(threat)：“中国要包围(encircle)印度”、“中国要肢解(break up)印度”、“中国是印度崛起的拦路石”、“中国将在2012年之前对印度动武”、“中国要对印度发动水战”，等等。
从对印度公众对华认知的观察中，笔者发现两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
第一，印度公众对华认知与官方对中国的描述有时一致，有时偏离。以“中国威胁论”为例，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后印度政府曾经大肆公开鼓吹“中国威胁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时任国防部长的费尔南德斯的“中国是头号威胁”言论，(25)当时，主导印度公众舆论的也是“中国威胁论”。换句话说，在关于“中国威胁论”问题上，印度公众舆论与政府的立场完全一致。而从目前看，印度公众与官方对“中国威胁”描述却不大相同。在印度战略界不断谈论“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尽管偶尔会有来自军方的高官强调“中国威胁大于巴基斯坦”，但总的来说，印度官方对“中国威胁”一说基本予以回避，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中国挑战”。(26)
第二，印度公众对华认知比前几年变得负面，这不仅反映在印度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在言谈话语之中对中印关系发展前景所表现出来的担忧，从印度意见领袖的言论在公众中的地位变化也可窥见一斑。以中国南亚界比较熟悉的印度意见领袖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马志切拉尼的境遇为例。切拉尼教授在对华问题上是印度公认的鹰派，虽然他在印度国内并不被视为中国问题研究者，但其在印度英文主流媒体发表过大量涉及中国以及中印关系的文章。2003年前后笔者曾经就切拉尼经常发表的对华偏激言论向印度学者咨询，得到的回复是“不必太过看重切拉尼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太右，只代表他自己”。根据笔者观察，近两年切拉尼其实已经成为印度英文媒体的宠儿，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他的观点也会发表在印度乃至西方各种主流英文报刊上。不仅如此，在印度英文媒体上已经可以看到大量与切拉尼观点类似的文章。难怪有印度学者称“切拉尼如今已经不再孤独，他的观点正逐渐成为主流”。
如果说上面叙述的都是印度公众对华认知发生变化的表象，那么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09年发表的一项涉及印度公众对中国态度的民意调查(27)或许可以从数字上进一步印证这种变化。
图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关于印度人对中国态度的民意调查
注：1.在本问卷调查结果中，“有点喜欢”和“非常喜欢”都包含在“喜欢”范畴；“有点不喜欢”和“非常不喜欢”则包含在“不喜欢”范畴。
2.本调查于2009年年初公布，因此2009年数据恐怕并未完全反映客观现实，事实上这一年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可能会影响印度公众的对华态度。
资料来源：
http://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00&response=Unfavorable
皮尤研究中心这一调查问卷的题目是“请告诉我们你对中国‘非常喜欢’、‘有点喜欢’、‘有点不喜欢’还是‘非常不喜欢’？”这项调查结果表明：其一，印度公众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到2009年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从2006年以后变得比较平稳；其二，印度公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到2009年逐渐增加，但每年变化幅度不同；其三，2006年印度“喜欢中国”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的56％降至47％，而“不喜欢中国”的人数比例则从20％增加到39％。
皮尤中心的调查结果恰好印证了笔者的一个判断，即无论对华倾向如何，2006年是印度公众对华认知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28)如前所述，从2006年底开始印度英文媒体对于涉及中国与“阿鲁纳恰尔邦”的讨论骤增，有关指责中国军队“入侵”的新闻报道也开始增多。其中，印度舆论界对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孙玉玺2006年11月关于“阿鲁纳恰尔邦”问题所发表的谈话给予格外关注。在印度精英看来，孙大使的措辞表面上看可以解读为中国不能正式或者合法地接受“阿鲁纳恰尔邦”，但这一说法“违背”了2005年中印达成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第七条“维护边境地区双方定居人口应有的利益”，这无异于表明“‘阿鲁纳恰尔邦’有大量印度定居人口的事实无关紧要”。“印度以前认为中国只对达旺感兴趣，现在我们发现中国要的是整个阿鲁纳恰尔邦！”(29)随着印度英文媒体对孙玉玺大使讲话的反复解读，中国是“背信弃义”的国家这样一个印象无疑会深深地印入印度公众的脑海。
在讨论影响印度公众对华认知变化问题中，还有两个将会从更长远角度影响印度公众对华认知的因素，一是印度媒体或者说印度精英对于巴基斯坦的认识，二是中国和印度媒体之间的互动报道。
关于印度精英对巴基斯坦的认知问题。在印度精英眼中，巴基斯坦一直是对印度最具有危险性的国家。在印度关于讨论过去、现在及将来可能危及印度安全的诸多论述中，都会无一例外地提及巴基斯坦。(30)而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自然令印度战略界心存疑虑。在印度英文媒体的报道中，总有巴基斯坦和中国“合谋算计”印度的说法，其中中巴核合作、中国在瓜达尔建造港口、中国最近在巴控克什米尔参与工程项目建造以及中国向印控克什米尔公民访华发放特殊签证的举措都是让印度感到牵动神经的行为。只要印巴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善，印度精英对巴基斯坦的看法将会长久地影响到印度公众对华认知。
关于中印媒体报道互动问题。喜欢以印度或者中国作为吸引读者眼球的报道题材是中印媒体的共同嗜好。囿于语言障碍，以往印度媒体并没有能力收集更多的中国媒体上有关对印度的评论。最近一两年中国英文媒体传播力增强，而且一些懂中文的印度专家开始把中国人写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印度媒体介绍和反映中国舆论对印度看法的评论日渐增多。由于中国战略界、媒体及网民对印度言论大多充满着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传递到印度媒体上的中国言论将不可避免地对印度公众的对华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多数印度公众并不理解在中国并非所有报纸发表的言论都代表官方，许多人甚至将被他们视为“处在中国反印前线”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混为一谈。如印度资深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M.K.Bhadrakumar)在《中国龙向印度象喷火》一文中至少出现了两次笔误。他在文章中写道，“当《人民日报》(注：实际上应该是《环球时报》)出击时，印度外交界显然感到震惊。《人民日报》的文章完全是对印度政策的猛烈抨击，暂且不论其细节，这篇文章谈到了北京所认为的核心问题——印度沉迷于追求大国地位，这根源于其固有的情结，因为‘历史上的印度几乎都处于外部统治之下’并且对邻国‘轻率和自傲’”。(31)这种把并不代表官方的民间过激舆论看做是中国政府立场的直接后果，便是加剧印度公众对中国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可见，中印媒体互动报道在有的情况下会对两国关系产生良性作用，有时则可能夸大对对方敌意的判断，从而使彼此之间的敌意呈螺旋状上升。从目前看，中印两国之间仅仅是非政府战略层面存在着较强的对立情绪，两国官方则一直是以冷静和正常的心态看待彼此。
首先，不能把印度媒体、印度英文媒体和印度英文主流媒体混为一谈。印度媒体的概念包括印度语言媒体及英文媒体，这两者的功能完全不同。而印度英文主流媒体的数量很小，但却能真正影响印度精英并且反映印度精英的战略思维。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印度英文主流媒体上所反映出来的声音，而不应过于纠缠某些并不入流的印度媒体观点。
其次，印度主流英文媒体的对华报道以及公众对华认知对印度政府对华政策具有很强的舆论影响力，有时甚至会迫使印度政府就涉华问题做出强硬姿态或者发表强硬立场讲话，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它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改变印度对华政策方向的地步。至少从目前看，印度英文主流媒体和公众舆论仅仅可以成为政府在就某一项外交政策问题上迅速作出决断时的参考。(32)从印度媒体以及公众舆论角度分析中印关系还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更深入的分析将取决于继续深入观察以及是否能掌握大量实证调查来加以印证。
再次，印度公众对华舆论日益呈现负面是事实，然而印度公民社会中主张对华友好依然是主流。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也说明了这个情况。
最后，中印关系的未来在于年青一代，从目前看印度青年人对华认知情况并不容乐观。美国费城宾州大学高级研究中心2005-2006年就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态度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调查，在涉及印度精英、城市以及年轻人(30岁以下)三个群体对外国感情的问卷表明，对美国认知度最高的是印度精英，对巴基斯坦认知度最高的是年轻人，最不认可中国的也是年轻人这个群体。(33)2007年由印度发展社会研究中心(CSDS)lokniti项目对5000名印度年轻人做的首次全国面对面采访调查中，年轻人对于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四个国家知晓比例分别为86％、72％、80％和69％；认为印度与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比例分别是68％、63％、59％和53％。(3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周庆安研究员的帮助，特此感谢。
注释：
①“印度媒体对华宣战”这一提法出自印度资深记者巴拉特·布山发表在《今日邮报》上的一篇文章。See Bharat Bhushan,"Indian Media Declares War on China," Mail Today,Sep.16，2009.
②根据印度媒体研究使用者委员会(MRUC)发布的2009年印度读者调查(IRS)数据，在印度各种语言报纸的前30名中，榜上有名的英文报纸只有《印度时报》(第11位)和《印度斯坦时报》(第24位)。排名首位的《觉醒日报》(Dainik Jagran，印地语)读者有5458万，《印度时报》的读者只有1334万。
③Rafiq Dossani,India Arriving:How this Economic Powerhouses is Redefining Global Business(New York:AMACOM,2008),pp.243-253.
④Smruti S.Pattanaik,Elite 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Role of Print Media in Influencing India Pakistan Relations 1989-1999(New Delhi:Manohar,2004),pp.18-21.
⑤贾亚尔(Niraja Gopal Jayal)在《公民社会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在印度，公民社会是指在城市里操着中产阶级口音的人，他们用的语言是英语。See Sumit Ganguly,Larry Diamond and Marc F.Plattnet eds.,The State of India Democracy(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54.
⑥这些人多数在政府体制之外,但许多人与政府官员保持着各种联系。他们定期参加印度外交部的非正式对话。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通过各种方式与之沟通。这个属于印度战略层的人群既为政府出谋划策，也会影响政府。See Steven Hoffimann,"Perception and China Policy in India," in Francine R.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India-China Relationship: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34-35.
⑦B.Raman,"India-China:The Frozen Vision of 1962," C3S Paper No.358,September 13,2009.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5Cpapers35%5Cpaper3406.html
⑧Teresa Joseph,Reporting Nuclear Pakistan: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the Indian Press(New Delhi:Reference Press,2009),p.xi.
⑨Robin Jeffrey,India's Newspaper Revolution(New Delhi:Oxford India Paperbacks,2010),p.155.
⑩Sahay ed.,Making News:Handbook of Media in Contemporary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0.
(11)印度媒体研究使用者委员会(MRUC)发布的印度读者调查(IRS)与印度全国读者研究委员会(NRSC)公布的各大报纸读者数量总是有较大出入。根据IRS 2009年数据，印度排名前十位的英文报纸依次为《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加尔各答《电讯报》、《德干纪事报》、《经济时报》、孟买《午报》、《新印度快报》、《孟买镜报》以及孟买《每日新闻与分析》。
(12)Subarno Chattarji,Tracking the Media(New Delhi:Routledge,2009),pp.123-143.
(13)Rajeep Sardesai,"Manipulations and Bias in News," in Uday Sahay ed.,Making News:Handbook of Media in Contemporary India,p.167.
(14)2008年10月笔者与印度门户网站rediff执行编辑希拉的谈话。
(15)印度记者钱多拉(Harish Chandola)在反思中国“入侵”真相的文章中抱怨，“在相信中国军人跨越边界的时候我们本应该先了解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一家印度报纸援引一位印度村民的话说‘他看见中国人在西藏修建的道路，中国士兵正在向他们走来’。这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能从山脊的最高处才能看见这些，而这个把印度分隔的山脊部分在西藏。从印度这边如果能看到中国的摩托车道那绝对是一种想象”。Harish Chandola,"Chinese Soldiers on Indian Borders," Mainstream Weekly,Sep.29，2009.
(16)《印度教徒报》在印度精英看来是一份反映左派思想的报纸，被誉为“印度的《人民日报》”。
(17)古普塔指出，“中国并非像一些赤裸裸散布战争恐惧的媒体描绘的那样。中国没打算进犯边界、蚕食领土及甘冒引发小冲突的危险。我们必须成熟起来，不要一提到中国就想到‘边界’或‘威胁’。”Shekhar Gupta,"Our Chinese Wall," Indian Express,Sep.12，2009.
(18)关于这次印度媒体反华的背后力量以及目的说法不一，根据印度媒体援引政客以及专家的说法，比较流行的指向包括部分印度军方、准军事机构、情报界人士，有的印度人断定没有美国背景，也有的说是美国军火承包商。《印度快报》和《印度斯坦时报》10月3日分别援引印共(马)总书记卡拉特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巴塔查亚的话说，中国“入侵”印度的假消息是印度亲美国的媒体受到美国武器利益集团唆使制造的。这是迄今印度政界人士中对有关媒体制造中国“入侵”新闻的最明确的公开表态。
(19)Bharat Bhushan,"Indian Media Declares War on China," Mail Today,Sep.16,2009.
(20)[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21)"Public Opinion and Opinion Leaders," Encyclopedia of Public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2004).
(22)参见唐璐：《解密印度外交决策机制》，《环球》，2009年9月l日刊。
(23)Pratha Pratim Basu,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New Delhi:Lancers Books,2003),pp.54-55.
(24)美国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韦斯在阐述“诱发定势”理论时指出，“如果一个行为体预期某种现象出现，他就很容易把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因素视为这种现象的标志”。见[美]罗伯特·杰韦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25)2005年5月，笔者在新德里对费尔南德斯进行专访时曾经向他问及有关他所说过的“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一事。费尔南德斯表示，“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头号威胁，仅仅是一些人在印度报纸发表文章，造谣我说过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这绝对是一些人的阴谋，他们的用意是把我赶出政府，他们还想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恶意制造大的冲击波。如果我说了这些，我不可能呆在政府里。他们一直在不断传播：费尔南德斯说‘中国是头号威胁’。”参见唐璐：《费尔南德斯：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头号威胁》，载《参考消息》，2005年7月14日。
(26)2009年8月1日，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针对战略界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威胁问题的分歧而召集会议，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没有必要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予以妖魔化，但是对中国要从长期角度来观察。未来十年内，印度需要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See "NSC meet discusses China,agrees India needs to keep an eye in long term," Indian Express,Aug.3，2009.关于印度政府缘何更强调“中国挑战”，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谢钢曾向笔者解释，“2008年当时还是印度外交部长的慕克吉曾经首次比较罕见地谈到了‘中国是印度最大的挑战’，他所表达的意思其实与当年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所说的‘中国威胁’大同小异，只不过现在印度不想刺激中国罢了。”
(27)印度几乎没有多少权威机构对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政策倾向收集公众舆论，更不用说具有可比性的动态调查比较。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这项民意调查或许可以弥补这一点。皮尤中心是美国乃至全球最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尽管它在各国所做调查的取样数量并不令人满意，但却对调查者背景的比例有着严格的规定。美国费城宾州大学高级印度研究中心的戴维·卡普尔指出，皮尤中心的这项调查仅以城市人口为对象，因而具有局限性。但笔者在本文中所需要的研究对象恰好是城市人口。
(28)笔者注意到，印度学者对中印关系开始表示不满也恰好是在2006年之后。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马·切拉尼认为，直到2005年中国一直在回避反印情绪，但从2005年底北京对印度的态度发生变化。2006年年初以后中国战略界不断发表要给印度一个类似1962年式教训的言论。See Brahma Chellaney,"Three's a Crowd in the India-China Theater," Far Eastern Economy Review,Nov.2009.
(29)从2006年底以后笔者在与印度各界人士的交流中，只要谈到边界问题，他们总是会提及孙玉玺大使2006年11月13日就“阿鲁纳恰尔邦”问题发表的谈话，并以此作为“中国不守信用”的一个例证来批评中国。关于印度媒体对孙大使谈话的评论可以参见Mohan Guruswamy and Zorawar Daulet Singh,India-China Relations:The Border Issue and Beyond(New Delhi:Viva Books,2009).
(30)Teresa Joseph,Reporting Nuclear Pakistan: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the Indian Press (New Delhi:Reference Press,2009),p.62.
(31)M.K.Bhadrakumar,"The Dragon Spews Fire at the Elephant," Asian Times Online,Oct.17,2009.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J17Df02.html
(32)据印度总理辛格的前新闻秘书、现任印度《商业旗帜报》总编辑桑贾亚·巴鲁披露,2008年辛格总理之所以敢于冒强大的政治风险推动印美核协议，正是因为他看到在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印度英文主流媒体中，除《印度教徒报》和《亚洲时代报》对印美核协议持否定意见，其余大部分均持赞同意见。这表明印度的政治精英在推动印美核协议问题上发挥了影响力。See Sanjaya Baru,"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and Media on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dia Review,July-September,2009.
(33)这项调查中印度年轻人(30岁以下)表示对中国的感情持肯定态度的为49.69％，否定态度的占50.66％；而印度精英表示对中国的感情持肯定态度的为53.58％，否定态度的占50.22％；城市人口对中国持肯定态度的比例为50.92％，否定态度的占48.55％。See Dvesh Kapur,"Public Opinion and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dia Review,July-September,2009.
(34)Peter Ronalddesouza,Sanjay Kumar and Sandeep Shastri eds.,Indian Youth in a Transforming World: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9),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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