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挑战——格林斯潘在美国凯托研究所举办的“新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研讨会上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格林论文,制定者论文,条件下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策有效 通胀遏制
经过近20年的实践，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成功地控制住长期以来一直威胁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这20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挤掉了流动性过度产生的通货膨胀因素。在欧洲，通货膨胀的痛苦煎熬程度亦大幅减轻，欧洲各国中央银行一贯坚持的保持物价稳定政策的承诺已经被社会各界理解和接受。
大约在5年前， 美国有两个新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支撑了上述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第一项趋势是每世纪1到2次的技术革新浪潮的涌现。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我们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的进步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社会压力现象的出现，这种社会压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曾经多次在反通货膨胀中充分暴露。第二大趋势为政府削减规模过于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的决心日益增大，因为它消耗了相当大部分的国民储蓄。由于美国政治环境的这种变化，加之技术增长步伐的加快，导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出现大幅下降。特别是近期，甚至出现了意义深远的财政盈余现象。这一切则有助于储蓄量的进一步增加，反过来储蓄的增加则为生产力提高及降低成本提供了资本形成。
许多综合因素的同时来临使目前这种经济配置变得可能。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是公众支持反对通货膨胀，这种支持是由于本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所形成的结果。假如没有公众认可和支持，那么最近几年来私人部门借以迅速发展提高生产率的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将难以建立。
至今，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经历已广为人知，几乎每个人都已认识到这一结果，即人力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毕竟不可能维持长久。在过去7年中，资本深化如滔滔江水不断涌出，金融创新、网络效应等已经提升多个产业部门生产率出现实质性增长。在每小时产量加速上升的同时，成本压力却被明显地控制住了。
正是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美联储认识到这些基础因素的变化，并适时相应调整了美国的货币政策。虽然我们已经学会了许多通过处理金融背景因素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方法，但是有一点是基本的，那就是我们千万不能为假象所迷惑，切不能沾沾自喜，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和发现了货币政策制定方面的“真谛”所在。货币政策制定者在面对许多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因素时，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评估而犯下错误，其结果对整个经济而言将是非常不幸的。
尽管我们作为央行政策制定者尚没有掌握全部知识，但是我们在不断探究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学习研究的过程得到了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提供的一整套大量数据和信息的支持和帮助，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数据、信息的不精确性毕竟存在。即使如此，这些经济资料仍一直帮助我们在通向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的未来之路中不断做好货币政策的“舵手”。
经济运行不确定政策失误在所难免
在实际操作中，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政策的制定往往就是将想法与数据组合起来。同时，把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政策后果作一罗列，试图测算出一旦作出错误的决定会有多大的代价，最后在各个政策中尽量选择出看来能够提供最大利益，承受最小风险的政策。
不管我们是否真正全面掌握所有货币政策，事实上这些政策也仅仅是依赖于对未来的一种预测。即使是近期被频频使用于调节、控制经济运行结果或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货币政策规则，亦假设这些规则提炼产生的历史性结构等因素在未来保持不变。如此一来，这类经济预测的不确定性可想而知了。
这一不确定性在货币增长规则上表现得尤为尖锐。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在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据经济等原理的定义，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的价值与流通中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相比出现下跌的现象。随着技术革命对一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冲击，区分某种特定的货币、准货币或未来价值贮藏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有一个结论是千真万确的，即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社会全部购买产品所需的货币量。至今，关于由哪些部分组成货币的概念尚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之内。我们在对付不确定性时，只确保按照合理定义的货币增长没有超出可预见的谨慎范围之外。问题是，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地定义这些范围。同时即使在这些范围之内，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仍保持足够的谨慎空间。
在历史上，谨慎的货币政策当然并非是完美无比的，在生产力不断加速提高占主导力量的今天，我们目前执行的不断微调的货币政策已经使人产生特别的害怕，市场往往表现出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实际上所有的预测人员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在实际操作中都毫无例外地按照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出的各种假设前提或模型行事。显而易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操作实践（不管正式与否）都无法真正捕捉到驱动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关键性因素，而从这些操作应用中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没有真正打中所要攻击的目标。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持续监视大量的收入数据用以检验某些特定的模型或假设在解释真实结果方面的能力。一旦我们实践的结果没有与我们事先设定的模型相吻合，那么我们将建立新的假设前提，并根据我们的观察结果重新调整模型结构，使之更符合于现实结果。
适应形势变化 切忌墨守成规
近5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浪潮， 在过去模型中体现的许多经济联系可能不会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产生出原先设想的结果。用于更好地测量、评估所谓新经济的运作方式的一系列数据现正处于欠发展阶段。毕竟，现在我们仍得更多地关注各类传统部门如纺织产业的信息，而忽视收集蒸蒸日上的软件产业或其他许多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经济数据。正是缺乏这类数据限制了我们充分检测我们工作中的假定条件和模型的能力，从而使我们无法快速、自信地判断出各种经济联系之间的变化。
本世纪90年代初、中期起，各种迹象开始表明，资本回报预期正在不断上升。这一点既反映在投资于高技术设备回报率的显著上涨，又反映在公司管理对长期收益增长估计不断上升。可是，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观察到的这一切究竟是短期内生产力提高的突然爆发，还是生产力长期持续的增长。当生产力持续增长、经济扩张期明显变长时，我们认为处于一个生产力持续上升过程的观点可信度更大一点。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看到证据，同时资本市场的数据与加速发展生产力相一致，我们才开始进一步发展我们分析中的自信心。
当面对一段时期内的结构性变化时，我们的政策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建立在能够从惊异与异常中的数据中辨别出正在形成的走势基础之上，然后仔细地刻画出这些走势的内在含义。面对矛盾的信息，如果死守某一个经济模型，那将是极其荒唐和愚蠢的。
不能把功劳都归于“新经济”
一些对金融创新及生产力提高的经济内涵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认为所有的经济增长率都归功于所谓的新经济，旧经济中效率的提高几乎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抓住市场的动态变化状况。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确实反映了高技术部门的产生。而且，计算机及电信产业公司的长期预测利润增长率在过去5年里已经被修正了，比所谓的旧经济产生的增长率翻倍了。但是，从某种有意义的角度看，除了几个例外，现在真正的旧经济产业已经所剩无几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结构或多或少已经受到创新所影响。
当然，新技术在各产业中的运用程度必定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经济中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已经享受到了创新浪潮带来的好处。
令人感到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我们大讲特讲新经济时，我们却采纳了旧经济的许多模式，这种旧经济的“幽灵”至今不散。近期石油价格的再度上涨已经被视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提醒我们其实旧经济与新经济之间并不是存在巨大鸿沟。即使是一直被作为旧经济标志性产业的石油工艺，如今在新经济中也出人意料地成为主要角色。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技术进步与世界市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及时调整整个经济对石油价格震荡的反应，并思索如何作出最佳的反应措施。
油价飙升 影响深远
如果需要对此次国际石油价格猛涨作出任何评估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深入查找新技术所起的作用，从而理解过去石油对我们经济运作产生过如此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新一代创新技术的出现，这种重要影响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以前的石油价格上涨相比，现在发达工业国家能源集中度比70年代早期的水平已经下降了50%。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石油价格上升的仅仅是以前的一半，因为这一影响的大小既取决于当石油价格上涨时能源消费量减少的潜力，也取决于在相对经济发生变化时其他替代石油能源资源的替代使用程度。由于自1985年以来石油价格基本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在过去15年间，降低能源集中度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近几年来，真正发生巨大变化的是石油生产方面，石油供应方可能已经成为决定任何石油价格波动的幅度及时间长短的关键性因素。由此，石油实际上已确确实实成为新经济中的一个准会员。
地壳勘探技术和卫星监视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在最近10年内发现新油田，获得钻井开采成功率几乎翻了1倍。新技术的采用， 石油开采设备中大量计算机控制设备的运用，使得一些有希望的深度石油开采变得更为方便，特别是一些海上采油更是受益匪浅。近几年来，新的开采技术使石油储备最终到达地面的部分提高了1／3至1／2之多。
也许有人会认为，由于从过去漫无目的、四处乱找石油开采地做法发展到当前采用先进勘探技术，开发新油田的成本及新油田长期边际成本已经下降了。这些成本确实出现了下降，可也不尽是这么回事。因为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许多石油开发创新技术是被用来克服日益增长的敌意及开发成本昂贵的环境。
油价必将趋于均衡
石油开采的长期边际成本大致可以决定石油的长期均衡价格，这对于评估现今任何价格失调的大小及时间长短期都是十分重要的。从长期来看，即期价格将不可阻挡地被拉回到长期均衡价格水平，这也是供给与需求之间达到平衡的必然结果。但是，就短期则言，与所有商品一样，石油的价格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库存水平的影响，特别在库存量变得相当少时，更是如此。几年来，创新和联合已经极大地减少了石油的经营库存量，使得其刚好等于满足世界生产需求的水平。根据能源情报组织的数据，如果剔除上述石油库存量，那么整个世界的石油工业会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浅缓冲区进行运作，即大约只有13天的“可用石油量”的库存。这样，在全球石油需求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当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同盟国达成默契在1998、1999年间每天削减石油产量300万桶，那么原先盛行一时的可用石油库存量达13天之多的缓冲区迅速减少到只有10天多一点。其结果就是现在的原油价格比以前翻了2倍。
石油输出国组织现在已经恢复了其原油生产量，使世界石油产量达到了创纪录水平，该产量甚至已经超过报道中的石油需求量，超出额大约为每天100万到50万桶。 可用石油的库存量目前正在建立之中且已达到正常水平。但是，家庭取暖用途的石油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在美国和欧洲都十分明显，这预示着交易商和家庭可能都贮存着大量预防性石油库存以备急用，而这部分石油库存量似乎并没有被计算在石油产业日常的库存数据之中。
看上去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随着世界石油库存量的建立，加之目前原油价格远远高于石油的长期均衡价格，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即期石油价格就会受到向下走的重压。然而，过去几周的事实证明，人们对潜在的冲击石油供应的政治风险依旧十分担心。即使在近期中东发生不幸事件之前，由于增加石油库存等因素，以致石油价格至今居高不下。此外，在很大程度这也可能归咎于由于政治原因在经济上制裁伊拉克，从而导致每天国际石油市场上减少250万至300万桶石油，而这一空缺又没有足够的石油生产能力加以弥补。
虽然美国的石油消耗量比30年前有明显下降，但是石油仍具有改变和控制美国经济增长的潜能。现在石油价格暴涨所引起的对其它相关商品的需求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关于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任何效应实际上也是相当小的。况且，尽管因对家庭收入征收所谓的“石油税”可能使经济增长步伐放慢，但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增长仍保持坚挺。然而，作为政策制定者则必须时刻警惕石油驱动、实际上是能源驱动可能给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
再往前看，过去我曾经讨论过的一些有利因素至今仍旧存在，尤其是不断增加的财政盈余和加速发展的生产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利好因素不可能无限期地存在。
现在美国大量的财政盈余已经成为国民储蓄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私人部门贷款强烈需求的时代，势必对利率产生一种无声需求调高的压力。为了保持资本成本低于其应有的水平，财政盈余已经作出了贡献，使得资本得以深化，生产力增长更快。可是，我相信许多劳工都会怀疑由于政府更替因素，美国的财政盈余是否会继续增加。诚如我在今年8 月份指出的那样，在未来某一刻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是势不可挡的。一旦这一现象发生，即使生产力增长率仍保持高位，如果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依然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经历较强的成本压力。
根据我们的最佳判断，正是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从而使企业能不断消化增长的补偿增量，不至于产生成本的持续上升，这对控制物价上涨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现在正目睹我们经济中发生的一些异乎寻常的结构性进步，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从中学习到很多。然而，如果我们打算彻底认识在我们这个不断进步和高度动态化的经济体中出现的各种不可避免的奇异现象，并且打算作出有效反应，那么不断学习研究的过程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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