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移民经济 、民族反抗 和宪制改革 (1945-1963)
杭 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 ：肯尼亚移民经济造成的土地问题，引发了肯尼亚政治不稳定和军事价值下降。茅茅起义改变了白人土地占有面积扩大、非洲人就业岗位丧失和参政道路阻塞的局面，使非洲人获得重分土地的机会，并且扩大了参政权，虽离化解矛盾所需相距甚远，但经此肯尼亚奠定了独立后新政治经济联盟的基础。
关键词 ：肯尼亚；土地问题；茅茅起义；宪制改革；英帝国
自立国以来，肯尼亚经济平稳、政治延续，这同它1945-1963年间的宪制改革进程联系紧密。宪制改革根源于当时肯尼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即移民经济的经济压榨和殖民统治的政治歧视。经过茅茅起义为代表的民族反抗，肯尼亚先是摆脱了政治歧视，后又逐渐摆脱了移民经济的影响。肯尼亚宪制改革进程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先激起武装斗争，后又和平解决。理解这一特点需要比较分析移民经济，也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在英国决策中的位置。
一 、肯尼亚在英帝国体系中的位置和主要社会问题
肯尼亚在英帝国体系中作为备选移民点、侧翼军事要塞而存在，居于英属撒哈拉以南帝国的东非核心。其中，备选移民点的定位成为引发肯尼亚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目前国内外关于HPV不同型别与阴道微生态失衡的关系研究很少，并且缺乏大样本临床分析，本研究发现HPV16/18阳性与BV发生率升高有关，而与TV、VVC无关。阴道不同病原体感染时是否会导致不同型别HPV感染，目前尚无明确观点，若研究证实二者有相关性，将对HPV及宫颈癌的预防提供新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肯尼亚经济支柱的欧洲裔移民和英国垄断公司发展的商品农业经济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种族矛盾。欧洲裔移民和英国垄断公司提供英帝国经济体系所需的西沙尔麻纤维、除虫菊、落花生、咖啡、玉米、糖和干椰子肉等农产品[注] CAB131/4，DO(47)37，11 Apr 1947，“The Role of the Colonies in War”： Memorandum for Cabinet Defence Committee by the Overseas Defence Committee(ODC(47)10)，in Ronald Hyam，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45-1951，London： HMSO，1992，第3册，第325号文件。，而非洲人提供了维持上述产品生产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这便是“白人高地”和茅屋税、人头税的由来。所谓“白人高地”是指英国政府于1938年颁布法令确认的归欧洲裔移民专用的1.67万平方英里土地，它占肯尼亚土地总面积的7%，占其良好土地约20%[1]。当时某些欧洲裔移民和英国垄断公司拥有的土地多达十万、百万英亩甚至数百平方英里。这片土地上原本居住的非洲人一部分被迫进入保留地，一部分人留在“白人高地”，成为白人农场主的长工(Squatters)，还有一少部分人流入城市。保留地内的非洲人要负担沉重的茅屋税和人头税，税额由20世纪初的每年3 300英镑增加到1930年的59万多英镑[2]，而且为缴纳税赋，这些人同时也是白人农场和城镇的流动廉价劳动力。另外，殖民当局将非洲人保留地经济限制为维生经济，不允许非洲人种植经济作物，这更使保留地内的贫困问题不断加重。战争期间，90%拟被招募到军队的吉库尤人被拒绝接收，原因是他们营养不良[3]545。这一事例很是说明当时非洲人食不果腹的贫困状态。
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肌间隙组随访9 ～12个月，平均10.3个月。传统组随访7 ～ 12个月，平均9.8个月。所有患者椎管减压充分，骨折顺利愈合，骨折愈合时间肌间隙组为11 ～ 15（13.2±0.6）周，传统组为12 ～ 16（13.8±0.7）周。肌间隙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住院时间及术后切口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7］均明显优于传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2）。2组患者术后神经功能ASIA分级均有不同程度恢复（表3）；2组术后伤椎高度和Cobb角均有所恢复，组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4）。肌间隙组典型病例影像学资料见图1。
非洲领导人接受这样的条件也是希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为肯尼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外资，农业发展离不开规模农业，同时肯尼亚的政治稳定又要求重分土地以缓解非洲人贫困和失业的状态。
在数月之内谨慎的表态发生了突转。1959年10月英国大选后，麦克米伦为首的保守党上台执政。而在1959年6月麦克米伦就提出需要“可察觉的前进步伐”，这种步伐既能转移非洲人的不满，又不至于将欧洲裔移民推到努力同南非联合的尝试中[注] PREM11/2583，[D Stirling’s Memorandum on Change in Black Africa]：Letter from Mr Macleod to Mr Macmillan，25 May 1959，in 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London： HMSO，2000，第1册，第29号文件。。同月，殖民政府便放弃多种族主义政策的倾向，向非洲人开放“白人高地”。随后，肯尼亚结束了紧急状态，在政治上向非洲人开放，允许非洲人组织政党。1960年1月，第一次肯尼亚制宪会议在英国伦敦兰开斯特宫召开，这标志着英国决心不再依靠欧洲裔移民势力继续统治肯尼亚，而是准备开启肯尼亚的非殖民化进程。自此，英国政府开始加速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整个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非殖民化。
起先英国政府和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并非对社会矛盾视而不见，也不断调整政策以图缓和矛盾，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但茅茅起义证明了它们政策的失败。
二 、茅茅起义促使肯尼亚发展道路的改变
二战后，同对非洲其他地区的政策相比，英国政府对包含肯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的政策既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普遍性的一面表现在它认为殖民地政府应该首先推动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政治进步稍后会尾随这些发展而至，故而，大体政策同其他地区一样，实行殖民地开发计划加地方自治政府改革；特殊性的一面体现在将该地区为数不多的白人视作殖民地开发计划加地方自治政府改革的主要实施者。在1944年就任的总督菲利普·米切尔(Mitchell)爵士看来，寻找“黑人国家”之外的选项是一大政治任务，肯尼亚的未来是欧式“文明”社会，非洲人需要同其他种族合作[4]89-101。
从1945-1952年，英国政府通过新的移民政策鼓励欧洲人移民肯尼亚，着力促进移民商品农业的发展。新到的移民从政府那里获得土地，并获得160万英镑的补助金用于发展商品农业。由此，欧洲裔移民数量持续增长，最高年份达到6万人，其中3 500户欧洲裔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战后的经济繁荣和政府的支持刺激了欧洲裔移民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小麦生产从1945年的8 000吨上升到1950年的100 000吨。伴随农业出口增长的是商业和工业部门的扩展，在1945年肯尼亚只存在888家本地籍注册公司和180家外籍注册公司，而1952年分别扩展到2 102家和330家[4]106。
改革先从土地改革开始，即“斯维纳顿计划”。这个计划试图在不触动欧洲裔移民利益的前提下，重分非洲人保留地中的土地，变集体土地所有制为私人土地所有制，变作为廉价劳动力蓄水池的保留地为商品化农业的生产地。同时，允许和鼓励非洲农民种植咖啡等经济作物。改革的目标是培育一个拥有自己土地的阶层，或是说培育一个新的合作者阶层。
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英国还推行有限的宪制改革。在殖民当局看来，肯尼亚欧洲裔移民的规模使肯尼亚并不能如南非和罗得西亚那样成立纯粹的白人政府，也不能如坦噶尼喀那样组成普通的殖民地政府，而只能吸收亚洲裔和温和的非洲人到白人占主体的政府中[注] CO822/599，no.74，29 Oct 1953，[Kenya]： Letter from Governor Sir E Baring to Mr Lyttelton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David Goldsworthy，edit.，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London： HMSO，2000，第2册，第292号文件。。
抗胃癌植物类中药的抗肿瘤机制主要集中在抑制增殖/生长、调节免疫、诱导凋亡、抑制侵袭/转移等方面，丰度分别为0.741、0.718、0.447、0.271；主要涉及品种包括太子参、胡颓子叶、人参、白术等，详见表1（表中，由于同一植物类中药可能涉及多种抗肿瘤机制，故涉及品种数合计值＞85，以下各表类同）。这提示现有植物类中药大多通过上述机制来发挥抗胃癌作用，故在后续中药组方的拟订或新药研发时应予以密切关注。
另外，当局将解决非洲人土地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多样化之上，寄望于非洲人过多的乡村人口被其他产业部门吸收。然而，其他产业部门云集的城市同样不是非洲人的天堂。肯尼亚城市人口，尤其在蒙巴萨和奈洛比，许多都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之下。1948年很少有奈洛比的非洲人一天吃多过一顿的饭[3]549。同时，大量的人口还在涌向城市。1941-1948年间，奈洛比的人口年均增长了17%。这些新的城市移民很多都是被赶出欧洲人农场的长工和失去土地的吉库尤人[5]。为限制人口的过快流入，殖民当局引入限制性立法，结果更强化了当局同非洲人的对立。
在政治方面，欧洲裔移民的政治影响力在不断扩大，非洲人参政道路阻塞。肯尼亚同其他地区一样模仿英国的郡议会，由选举产生一个地方议会，管理地方事务，主要由欧洲裔移民控制[6]。酋长都被置于地方议会的管辖之下。1952年，欧洲裔移民在立法会议中的代表总数由约30人增至38人，非洲人代表从1名增加到6名。这些非洲人代表也并非由非洲人选举产生，而是先由地方土著会议提出名单，再由殖民政府指定。非洲人政治精英们试图通过组建肯尼亚非洲人联盟(Kenya African Union)形成一个表达大众不满的中心渠道，但却以失败告终。如果非洲人参政道路畅通，肯尼亚可能不会出现1952年的茅茅起义，而是走上一条英国政府期许的宪制改革之路。
如上所述，茅茅起义是欧洲裔移民资本积累增速、政治权力扩张，非洲人经济恶化、温和政治组织无效的结果。茅茅起义的参与者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被从“白人高地”无理驱逐的长住劳工、吉库尤保留地中难以生活的人口、城市的失业和贫困人口。
3.2.4 测压时暂停输液 在输入高浓度、黏度大的液体时，如胶体、红细胞、血浆和高渗液等，测压前先关闭输液通道，用生理盐水冲管后再测压。每次测量中心静脉压时，应停止从中心静脉管输液输血，以免使测得的中心静脉压值偏高。
茅茅起义爆发后，殖民当局立即实行严厉的镇压措施。1952年10月20日上任的总督巴林(Sir Evelyn Baring)宣布肯尼亚处于“紧急状态”，随即当局逮捕肯雅塔等183名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各级领导人。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于1953年6月被取缔，直到1960年当局都不允许非洲人组织任何政治性团体。有学者评价巴林总督道：他奠定了英帝国历史上最残酷和最具限制性的警察国家之一的基础[7]。
茅茅起义代价巨大。到1956年底，据殖民政府官方材料，吉库尤起义战士共牺牲11 503人，伤1 035人；政府方面付出的代价是死2 044人(其中欧洲人95人、亚洲人29人、非洲人1 920人)，伤2 560人(其中欧洲人127人、亚洲人48人、非洲人2 385人)，耗资约5 560万英镑[8]。肯尼亚政府绞死1 090名非洲人，这个数目超过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数目[9]。但茅茅起义给殖民当局的教训深刻，殖民当局决定在肯尼亚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瓦解茅茅起义的基础。简单来说，便是改变片面倚重欧洲裔移民的政策，允许非洲人成为商品农业生产者，并提升其政治地位。
式中：Bmin为各评价指标等级阈值的下限；Bmax为各评价指标等级阈值的上限；k为常数，可根据评价指标的模糊阈度进行调整。
但保留地并不足以容纳被赶出来的长工，甚至保留地内的非洲人自身都难以维系。英国政府认为提高非洲人保留地的土地效率是解决保留地贫困化的出路，此措施包括引入更好的耕种方法、改良土壤、调整传统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加强对未充分利用的土地的开发利用等。其中改良土壤涉及强迫减少牲畜存栏量、减少耗竭地力的耕种活动，这些激起了保留地内非洲人的反对。
从短期来看，土地改革并没有成为立竿见影的万能药。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拥有自己土地、从事商品生产的非洲农场主还有待于成长，在土地压力下失业的非洲人也很难立即在农业或者城市中找到工作。资料显示，在1955-1960年间，私人非农业部门的雇佣处于停滞状态，同时公共服务部门雇佣人数实际上下降了10%[4]131。
通过三维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地质灾害的要素信息，确定滑坡、崩塌的类型、规模、分布特征，建立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及分布数据库。
从长期来看，欧洲裔移民的经济地位下降和吉库尤族取得超越其他部族的经济实力，是土地改革产生的两大影响。受益于“斯维纳顿计划”的非洲小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农业产量从1954年占商品农业总产量的9%，到1960年增至23%，再到1964年的30%[10]，而且到1950年代中期，制造业商品的价值超过了移民农业生产的价值[11]408。欧洲裔移民的经济地位受到削弱，吉库尤族乘势崛起，这便不难理解吉库尤族在非殖民化过程中乃至独立后在国家中所占的优势地位。
随着欧洲裔移民经济地位的下降，殖民政府传统的权力重心被破坏，非洲民族主义强力打开了通往殖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大门。
但非洲人并没有从中分享到多少经济发展的好处，就在白人农场工作的长工而言其生活日趋恶化。1937年“长工法令(Resident Native Labour Ordinance)”规定在报酬不变的前提下，长工每年为农场主干活的天数从90-180天延长到240-270天，还规定欧洲裔移民控制的地方当局有权限制长工的耕地面积和牲畜数量，而且农场主有权力驱逐任何多余的长工。为给新移民腾出土地和支持农场主榨取更多利润，大量长工被赶出“白人高地”。上述举措严重侵犯了20万吉库尤长工的利益。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用基于种族的政治体制维持种族调和，保护欧洲裔移民的优势地位，抑制非洲人权利的增长。以此思想为依托，英国政府出台了1954年宪法(李特尔顿宪法)，这是肯尼亚第一部多种族主义的宪法。并首次设立多种族的部长会议，使所有种族都有成员参与。非洲人首次被给予1个部长职位，1957年增加到2个；欧洲裔移民在1954年占3个部长职位，1957年增长到4个。立法会议中选举的非洲人代表人数从4名逐渐增加到1957年底的14名，欧洲裔移民则一直为14名，但他们还有20多名官方代表。此外，亚裔和阿拉伯裔代表也占据一定席位。
宪制改革允许非洲人进入立法会议和部长会议并未平息非洲人的不满。非洲民族主义者坚持要实行一人一票普选制、非洲人多数统治，以及要开放“白人高地”。他们的斗争引起了欧洲裔移民态度的分化，1956年有一少部分人得出结论认为自己社区的幸存之途在于非种族政治[4]12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长期以来，洞庭湖与长江唇齿相依、相互作用，江湖关系十分复杂，尤其是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这种复杂程度加强，加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洞庭湖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水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不管是土地改革也好、宪制改革也好，目的都是回应紧张局势，并不代表非殖民化的方向。当1955年茅茅起义被基本镇压之后，殖民官员认为肯尼亚准备好自治政府将是下一代人的事情。晚至1959年1月殖民大臣伦诺伊德-博伊德(Lennox-Boyd)和东非总督举行会议时就赞同肯尼亚不可能取得独立，同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类似，得等到1975年之后。1959年5月肯尼亚总督在巡视欧洲裔移民区域时，也确切告知欧洲人农场主，肯尼亚将不会在接下来15年内独立，在此期间肯尼亚将作为一个要塞殖民地[11]409。
三 、肯尼亚新合作阶层初现
政治问题还影响着英国在肯尼亚的军事战略利益。肯尼亚为英帝国防卫体系提供的是中东防卫的侧翼和跨越非洲的航海、航空通道。作为军事基地，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长期保留在英国控制之中的前景。然而，自茅茅起义开始的肯尼亚局势动荡危及了这种军事需要。
之后，肯尼亚的问题便转变为独立的时机问题。殖民大臣麦克劳德的观点是尽可能的慢，但也不能过慢，因为那将导致又一次的塞浦路斯式的局面(充满武装冲突的、混乱的)[注] PREM11/4083，M15/61，[Cabinet Differences on East African Policy]：Minute by Mr Macmillan to Lord Kilmuir. Enclosure： Letter from Mr Macleod(6 Jan)，8 Jan 1961， in 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1册，第125号文件。。在1961年11月，他的继任者莫德林(Maudling)认为非洲人的数量和民族主义的传播已经破坏掉欧洲裔移民的政治权力，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中继续统治肯尼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要求使用暴力，会导致“另一场茅茅运动的爆发”和极大的社会失序，甚至可能使肯尼亚达到刚果的状态[注] CAB134/1560，CPC12(61)，[The future of Kenya]：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15 November 1961； CAB 134/1561，CPC(62)3，“Kenya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Memorandum by Mr Maudling on Objectives， for 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 30 January 1962， in 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1册，第169号文件，第172号文件。。尽管向非洲人多数政府过渡会引发白人移民的担心，从而失去外资投资，但是推迟独立时期只会导致反叛和流血，恶化同英国和西方既有的友谊[注] CAB134/1558，CPC(59)2，10 April 1959，in 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1册，第163号文件。。
袁安、吴耕、上官星雨、李离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他们眼前的黑檀木棋盘上，黑黑白白，或散或聚，已布下了一百多粒棋子。
从第一次肯尼亚制宪会议起直到三年后独立，影响肯尼亚非殖民化进程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同欧洲裔移民未来地位相结合的土地改革，二是从制度上确保未来领导人实行对英友好政策。
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在确保欧洲人农场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向非洲人开放“白人高地”。“白人高地”上的欧洲人农场占地面积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英国垄断公司所有的种植园面积占到“白人高地”的一半，在1958年生产了肯尼亚出口农产品的80%[12]；而1 500英亩(约607.028公顷)以下的白人农场占到农场总数的60%[4]185。土地改革变动的正是小规模白人农场，其实质是通过对土地权益的调整，更好地迎合欧洲人大农场的需求。虽然这部分白人农场的经济价值不大，却是保护所有大农场财产权的前沿堡垒，也是英国统治肯尼亚的政治基础。所以在殖民统治最后的年头里，较小规模的白人移民农场成为讨价还价的对象。由于不愿意增加自己的负担，英国内阁对如何给予白人农场主以土地补偿和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争论了两年时间。
土地问题先是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后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统治，殖民当局制造、利用和加强了黑白人间的种族矛盾。英国政府宣扬实行多种族平衡的政策，其实质是扶植并控制欧洲裔移民。这种政策背后的经济基础是欧洲裔移民的商品农业；战略基础是利用欧洲裔移民制衡非洲人，防止南非影响力蔓延到肯尼亚，同时防止肯尼亚的白人移民摆脱英国政府的控制；情感基础是英国国内普遍怀有的对欧洲裔移民的“连襟兄弟(Kith and Kin)”之情。所以，英国政府一方面宣扬保护非洲人利益以遏制欧洲裔移民的自治主张，另一方面宣扬非洲人在学习西方文明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注] CO967/62，17 Oct 1946，[Kenya]：Letter from Mr Creech Jones to Sir P Mitchell(Kenya) Commenting on His Views，in Ronald Hyam，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45-1951，第3册，第200号文件。。
绿化荒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是兰州石化的“绿色约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兰州石化将兰州市南山东起马耳山沟底、西到大元峁一带的2500亩荒山建成了省级森林公园。如今，这里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理想场所。
上述土地改革计划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创造出一个非洲农业中产阶级，二是维护住了欧洲人的大商品农场。这两者成为了连接新旧政权的枢纽，成为肯尼亚非殖民化进程最终平稳前进的最重要因素，更是开创了独立后长期的农业政策方针。可以说，英国政府、欧洲裔移民和非洲政治领导人在土地问题上获得了一个平衡点。
授权与许可管理机制在福清核电储运项目正式推广实施后，作业安全偏差下降了30%，高风险作业的监督比例达到了100%，作业规程数量增长了300%，滚动计划的执行率达到95%，取得了显著效果。
同土地改革紧密相连，政治领域的宪制改革与其成犄角之势、并肩前行。从制度上确保未来肯尼亚政权由对英国友好的温和派非洲领导人掌握，这是政治领域的关键问题。
英国政府首要关注的是选择合适的党派和政治领导人。1960年开放非洲人党禁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enya Africa Democratic Union)先后成立，前者简称“卡努(KANU)”，后者简称“卡杜(KADU)”。两党之间的政策分歧是：“卡努”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一院制议会，强调英国政府对欧洲裔移民土地的责任；“卡杜”则主张地区分权，建立联邦形式的中央政府和两院制议会，即额外设立一个代表地区而不是政党的上院，强调赎买欧洲裔移民土地的重要性。“卡杜”的地方分权主张同英国政府的想法一致，且在土地问题上更加温和，因此成为英国政府有心扶持的政党。英国也将保有军事权利的考虑纳入到对殖民地政党的选择标准中。英国政府认为在肯尼亚两党中，“卡努”较可能同意继续保留军事基地，但是在军事援助等的利诱下，“卡杜”也可能同意[注] FO371/146498，no.20，East African Def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an East African Federation，Mr Macleod to Mr Watkinson，16 Dec 1960-12 Jan 1961，in 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1册，第123号文件。。1963年5月的选举中，“卡努”获胜。同年6月，肯雅塔成为“自治政府”总理，他执行亲英政策并对欧洲裔移民态度和缓，表示对过去的事要“忘记和宽恕”，这使英国政府确信找到了一位温和派领导人。
英国政府其次关注的是确保制定出符合英国利益的独立宪法，并长期留存。1963年9月第三次肯尼亚制宪会议召开，最终通过了独立宪法。宪法规定肯尼亚成立单一制的中央政府和两院制议会。赎买“白人高地”土地和许多既有制度被规定为“特别稳固条款”。修改“特别稳固条款”需要在二读和三读时获得众议院全体成员四分之三的支持和参议院全体成员十分之九的支持方可通过。这样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了既有体制的延续，约束执政的“卡努”变得更为温和。
至此英国政府确信自身长远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有了保证。肯尼亚遂于1963年12月12日独立。
四 、肯尼亚独立后统治联盟的形成
1964年“卡杜”自行解散，成员多加入到执政党“卡努”中，地区主义的倾向被废除。两年之后，立法机关成为一院制，肯尼亚政治体制向一元制变革。而且肯尼亚独立后一些年中，许多原有的欧洲人官员继续待在政府中，军队、警察、司法、公职人员和议会都几乎保持原样，欧洲人以顾问或其他名义继续工作。非洲人政党整合，并且在政府中容纳欧洲人，由此形成了一个利益照顾全面的执政联盟，并且对外继续保持亲英政策。
非洲人和欧洲人逐步形成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通过赎买政策，肯尼亚政府在独立初期从英国争取到每年1 500万英镑的赠款和贷款[13]，而且有效地推动和吸引了外国资本从农业流向制造业部门[11]422-423。到1970年代中期外国人拥有的农业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政府通过鼓励非洲人地区土地所有权私有化、赎买欧洲人土地，形成了一批能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场，保存和发展了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农业部门。
茅茅起义之后，肯尼亚和平地将自身从一个欧洲裔移民主导的殖民地转化为非洲人多数统治的民族国家。平稳过渡背后是非洲人中产阶级和外国大资本取代欧洲裔移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形成了新的统治联盟。
五 、结语
殖民当局采取和废除种族歧视政策是肯尼亚爆发茅茅起义而后又和平解决的原因所在。为扶持欧洲裔移民，殖民当局侵占非洲人的土地，压榨非洲人劳动力，剥夺非洲人的政治权利，日积月累激发起受冲击最大的吉库尤族的反抗。在茅茅起义后，殖民当局逐步向非洲人放开“白人高地”的土地及开放政治空间，试图培养出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合作阶层。在独立后，这个阶层继续发展壮大，形成新的本土统治联盟，成为肯尼亚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一。
理解茅茅起义的影响需要同西部非洲的加纳、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进行比较分析。三地独立方式不同，加纳和平走向独立、肯尼亚经武装冲突后和平独立、津巴布韦在武装冲突中走向独立，其根本原因在于三地独立前的经济结构不同造成阶层分布不同，进而影响到三地的种族/民族政策，由此形成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加纳如西非其他地区一样，经济受建立在非洲小农耕作之上的大贸易公司垄断，独立所要变革的仅仅是贸易垄断权，而其非洲人中产阶级发育较为发达；肯尼亚不同于东非其他地区，茅茅起义之前商品农业建立在白人移民和大公司之上，起义之后非洲人农业中产阶级逐步崛起，故经武装冲突后和平独立；津巴布韦则在独立前商品农业都垄断在白人移民手中，缺乏非洲人农业中产阶级，故而走出武装斗争促进独立的道路。
在肯尼亚非殖民化进程中，土地造成的矛盾贯穿始终，影响了非殖民化的基本步伐。为照顾“连襟兄弟之情”和军事战略利益，英国政府不断变化非殖民化步伐的节奏。最后，综合考虑肯尼亚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也为尽可能地维持长期整体利益，英国政府加快了对肯尼亚非殖民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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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s Economy ，National Rebellion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1945-1963 )in Kenya
HANG Cong
(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 Land Crisis caused by Kenya Migrants Economy led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decline of its strategic position . Mau Mau Rebellion weakened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expansion of European Land tenure， the loss of African position and their frail political rights. After the rebellion， the Africans got the chance to reallocate their land and expand their political rights. Although there is a long way to solve all of their problems， it paved the basis for the ne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lliance after the independence.
Key Words ： Kenya； land crisis； Mau Mau Rebelli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British Empire
中图分类号 ：K42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9)01-0045-07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9.0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SS026)
作者简介 ：杭聪(1981-)，男，陕西榆林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非洲史、英帝国史研究。
(责任编校：李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