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战略解读_一带一路论文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5-10-20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6)04-0502-10

      doi：10.13249/j.cnki.sgs.2016.04.003

      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和战略构想[1]，媒体和学术界通常将二者简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也将“一带一路”作为当前国家的核心战略和重点工作不断推进。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则、思路、重点内容和合作机制。以新疆、福建等为代表的中国各省市也积极响应和对接“一带一路”构想，陆续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

      目前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刚刚展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国际视角讨论“一带一路”的内涵、策略和风险。如不少学者从国际关系角度评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和风险[2]，指出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国因素[3，4]；一部分学者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中贸易合作的现状与前景[5]、投资合作模式[6]、物流制度协同[7]及产业转移模式等问题[8]；还有学者试图厘清“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比较“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异同[9]，并提出了获得沿线国家民众认同的策略[10]。二是从国内视角出发探讨地方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响应。如一些学者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11]；很多学者还探讨了沿线具体地区参与、融入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战略定位和具体策略[12～15]。

      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和空间重组过程，地理学对此的分析和讨论仍然比较少。比较相关的是李同升和陈宗兴关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规划的研究[16]。然而，该研究时间较早，已脱离当前的时代背景。在本文修改期间，刘卫东在《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组织编辑了“一带一路”专辑[17]；杜德斌等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政治问题[18]。不过，已有研究主要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空间格局的实证研究或政策研究，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少。而理论性研究能够加深对“一带一路”内涵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好地指导具体政策的制定。另外，尽管刘卫东和杜德斌等都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尺度战略，需要综合考虑国际力量与地方过程的耦合关系，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很少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中多尺度的互动。为此，本文拟基于地理学的尺度概念，从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逻辑和风险。

      1 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与理论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19～21]。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城市地理都对尺度概念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总体上，尺度一般被通俗地界定为对现实世界的维度划分(如大小、范围和等级等)。它既可以是衡量地理景观分异的层级，也可以作为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22]。不过，尺度并非给定的框架，而是被社会建构的概念。一方面，尺度的内涵被各种社会关系和过程所建构；另一方面，尺度本身也不断重塑资本过程和权力关系。因此，人文地理学往往将尺度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语境下研究。其中，最核心的2个概念是尺度重构(Rescaling)和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或Scalar Politics)。

      1.1 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

      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主要指尺度本身被资本、社会和权力关系所重塑和运用的现象与过程。不过，这2个概念的使用背景有所不同[20，22]。尺度重构通常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重组语境中。在资本全球化和“时空压缩”影响下，“流空间”(Space of Flows)正在取代“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国家权力和国界的影响日渐减弱。为此，很多全球化研究学者提出了去地域化理论。不过，以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权力“再地域化”到了其他空间尺度[23]。一方面，国家通过对主要城市区域的投资和营销建构全球资本流动节点(全球城市)，将全球资本吸引并固定在特定城市区域内。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放权到欧盟、世界银行等超国家机构增强区域整体的话语权和竞争力，推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因此，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尺度重构的过程，通过“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24]促进了区域和城市治理的演化。

      尺度政治往往用于政治博弈与权力斗争的背景。尺度作为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既对主体有限定作用，也被不同主体所使用和重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选举的尺度跳跃模型[25]。假设某国内存在2个有政见分歧的群体——一个人数上占优，可称之为多数派；另一个人数较少，可称之为少数派，不过少数派集中分布在国内的某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若通过在国内选举的方式进行政治表决，多数派会取胜；而如果在少数派集中的区域内投票，则少数派会取胜。在这种情况下，尺度本身决定了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了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双方会争夺对自身有利的选举尺度。一旦少数派选举失败，他们可能会通过诉诸联合国或联络国外势力将国内事件上升为国际事件，以超越原有的尺度结构(尺度跳跃)。除了对选举边界的争夺，尺度重构还可能采取增强移动性[26]或操纵表达的方式实现[27]。

      1.2 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中，尺度重构主要用于对城市/区域管治的分析。如尼尔·布伦纳从尺度重构视角出发，认为欧盟国家一方面通过加入统一货币制度和吸引欧盟办公室等“外部内化”的形式创建欧洲超级区域，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重点城市-区域的投资和管治，吸引全球资本进入[23]。尺度重构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角色的转换，成为国家促进资本积累和提升竞争力的新手段；地域组织重组和区域职能重塑构成了尺度重构的重要形式。国内很多学者将行政层级和行政区边界看作尺度的表现形式[28]，并将尺度重构理论用于对行政区划调整和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分析。罗小龙等提出城市间合作和地域重组中产生了新的管治尺度[29]，并存在不同行政边界间的权力争夺。刘超群等认为，地铁、轨道交通和产业转移园等基础设施建设重构了珠三角“城市区域”不同层级政府的管理边界和尺度结构[30]。

      尺度政治主要用于分析各种环境运动及群体性事件。如库尔茨(Kurtz)借助尺度政治的概念分析圣詹姆斯县的环境反抗运动[27]。在该案例中，当地居民构建了2个“尺度框架”——通过强调公民权和与州内多个环境组织建立联系将斗争上推到国家和州的尺度，而后通过强调环境种族主义问题建立了环境争议框架，最终迫使信越公司(Shintech)撤回建厂计划。其他学者对加州农药扩散事件和秘鲁格兰德(Tambogrande)地区抗议采矿运动的分析中同样采取了尺度政治的视角和分析方法[31，32]。在国内，刘云刚和王丰龙最早将尺度政治理论运用到中国政治事件的分析[33]。采用尺度政治的视角，他们分析了“三鹿奶粉事件”背后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尺度转换过程以及不同主体采用的尺度政治手段，部分解释了“三聚氰胺”屡禁不止的原因。胡志丁等将尺度政治理论用于对地缘能源安全问题的分析[34]，以1995-2010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的建设为例，分析了俄罗斯如何通过等待第三方出现而实现石油尺度政治的转换、重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的过程。

      综上，目前尺度重构的研究侧重于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角色和区域管治方式转变的解读，而尺度政治研究主要关注群体性事件和反抗运动中的权力斗争。全球化背景下的尺度重构强调资本的力量，其核心问题是全球劳动分工的重构和国家间竞争，主要出现在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权力斗争中的尺度政治强调对利益分配机制的分析和弱者的关怀，主要出现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前者侧重国家和区域过程，后者侧重地方事件。前者侧重于权力或控制力在不同尺度的变动，其切入点在“政治”而落脚点在“尺度”；后者关注不同主体运用尺度策略实现其政治目的，其重点在于“政治”而“尺度”只是策略或手段[22]。为此，后文中尺度重构主要指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对尺度本身的影响，而尺度政治主要指不同主体通过尺度重构对权力或利益的争夺。

      2 “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与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2个背景。一方面，“一带一路”旨在推动中国与亚欧等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扭转经济下滑和外贸失衡的局面，压制和孤立中国这一潜在竞争对手，美国推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为应对TPP和TTIP的挑战，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来扩展对外开放的新格局[35]。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其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之前的区域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主要侧重于纵向发展，较少强调横向联动。为此，中央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东西部相互支撑、协调发展，平衡区域间的差异。

      “一带一路”主要是一种依托大通道的国际经济走廊和一种区域合作方式。空间上看，“一带一路”依托主要交通通道和节点城市，涉及60多个国家，涵盖国内所有省份①[36]。其中，“一带”依托中国至欧洲的陆运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重点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一路”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着重连通中国经印度洋至欧洲及非洲东北部的运输通道(图1)。从制度设计看，“一带一路”主要涉及贸易、金融、投资、能源、科技、交通和基础设施等10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其核心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从具体实施项目看，“一带一路”主要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依托基础设施投资和口岸建设，推动海外投资和国际经贸合作。国内各省市也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确定了若干重要节点城市和主要功能定位(表1)。

      3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

      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尺度重构过程。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本身通过形成超国家组织、次区域节点和时空压缩的基础设施形成新的尺度结构/关系；另一方面，新的尺度重塑了国家和区域的资本积累和权力流动过程。“一带一路”战略充满了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尺度政治。

      

      图1 “一带一路”主体线路及节点示意图

      Fig.1 Key lines and nodes in "One belt One Road"

      

      3.1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尺度重构

      如表2所示，“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成立超国家组织和构建跨国基础设施网络等尺度上推手段重构了国家的角色和地域形式，创造了新的增长空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要强化中国-东盟“10+1”等已有多边合作机制，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超国家合作组织，并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这些机构的成立代表着中国将其部分国家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组织，并藉此提升其全球影响力。中国还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制度整合打破国家间的贸易交通壁垒，促进区域一体化。其中，以铁路、港口和重点项目(如巴基斯坦水电项目)为核心的空间节点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国际间合作的重要载体。与布伦纳对欧盟城市管治的研究发现类似，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缩短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的时间，实现了“用时间压缩空间”(时空压缩)[38]，加速资本积累过程，而且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通过过剩资本的“空间修复”[39]为新一轮的资本积累的奠定了基础。

      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也积极将权力下放到若干港口、口岸、节点城市和重点区域(表2)，以此作为战略实施的引擎。在金融危机前，国家一直主要依托东南沿海，通过构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和特区/开放城市等新产业空间快速进入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40]。金融危机后，随着东部地区出口的下降，很多西部边缘区省份被赋予更大的权力，获得了融入全球化进程、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机会。其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以及上海等被确定为“一带一路”重点建设区域。这与欧盟通过建设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的超级区域和英国通过成立伦敦码头区发展公司提升整体竞争力的发展方式类似，都通过“权力下放”和构建“新国家空间”促进区域增长。

      除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之外，不同城市/区域也通过尺度上推和尺度下移策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各省市争相凸显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努力借助“一带一路”将自己整合到全球经济体系中[7]。如新疆凭借毗邻中亚的地缘优势，提出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主力军和排头兵。那些区位上不属于丝绸之路沿线的省市则强调区域联动，积极上马对欧国际货运班列和兴建物流园区，希望通过打造经济带腹地或缩小区域差距的方式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另一方面，部分省市还采取了尺度下推策略，不再强调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国际联系，而是凸显历史地位和独特性。如陕西突出自身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进而提出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

      这一系列尺度重构过程推动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区域的发展。在国际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和超国家组织的成立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维护了能源安全，输出了国内过剩产能，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空间。通过与中亚和欧洲等建立经贸合作，中国强化了后危机时代国家间合作关系，降低了被孤立的风险；通过成立丝路基金等组织，外汇储备转化为新一轮资本积累；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材料的需求，缓解了这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在次国家层面，尺度重构使得部分节点城市有望获得更多优惠政策和国家支持，提升其所在区域的竞争力。这呼应了列斐伏尔的论断，即资本的“空间修复”以更广泛的“尺度修复”为先决条件。

      

      3.2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尺度政治

      国家和城市/区域层面的尺度重构形成了经济和治理的“格式塔”，这反过来重新定义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40]。在这一尺度框架下，中国采用多种尺度政治手段(表3)，应对国际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和阻力。如为减少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动机的质疑，减轻国际舆论压力，中国始终强调亚投行等的开放性。中国还通过强调与欧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加速“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这些尺度上推策略减少了国际阻力，降低了开发风险。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尺度下推策略。如面对美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的干预，中国不断强调亚洲的事情应由亚洲解决，试图通过降低冲突尺度的方式获得主导权；面对可能来自IMF等已有金融体制的阻力，中国转而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有限性，即该战略与已有金融体系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

      尽管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通过一系列尺度政治的策略有效规避了一些阻力，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仍然存在很多尺度政治风险。在国际层面，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与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关系密切，他们可能会实施大国平衡的地缘战略和尺度上推的策略，通过引入其他大国与中国竞争而获取更多的利益。在项目开发中，可能存在先积极响应、等投入一定资本后漫天要价的情况。如俄罗斯曾借助中日之争迫使中国增加石油管道建设投资[34]。此外，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很多地方层面的抵制。如目前铁路建设中存在轨距标准不统一、对接困难的问题[7]。中国铁路轨道交通网主要采用1435mm轨距，而俄罗斯和许多中亚国家铁路采取1520mm轨距，并签署过《1520mm铁路合作统一原则声明》，增加了铁路衔接的困难。同时，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目前欧亚大陆桥上货物过境手续复杂、收费标准过高，沿线国家没有签署统一的国际货物运输条约，增加了运输的成本和时间，甚至会阻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此外，正如在很多其他地区发现的对海外投资的抗拒[32]，中国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很多地方政府或居民的抵制。他们或是以保护地方特色为由通过尺度下推手段阻挠基础设施建设，或是通过唤起霸权主义话语等尺度上推的策略获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密松(Myitsone)水电站大坝的投资被叫停就是明显的例子。国外还可能通过尺度化的表达质疑“一带一路”战略的正当性，制造反对声音。如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从政治与安全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是中国争夺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9]。通过把一个国际项目表达为国内权力的延伸，这些言论可能破坏中国所塑造的和平、共赢形象，瓦解沿线国家间的合作。

      在国内，同样存在诸多尺度政治的风险。一方面，很多城市——尤其是门户城市、港口城市与枢纽城市会竞相提高自身的定位，以争夺优惠政策。这一尺度上推的结果是重复上马相关基础设施项目，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放大“一带一路”战略成本和失败的可能性。例如，目前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铁路交通至少有通过西伯利亚到达鹿特丹的第一欧亚大陆桥、东起连云港经哈萨克斯坦等到鹿特丹的第二欧亚大陆桥、2013年开通的“渝新欧”铁路(也被称为第三欧亚大陆桥)、2012年开通的“汉新欧”班列、2013年开通的“蓉欧快铁”和2013年开通的从西安至中亚的“新丝路”国际货运铁路等多条路线。这些路线之间很可能相互竞争。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可能因为地方间的竞争和与国外势力联合而复杂化，加深地方间的矛盾，破坏地区间的合作。总之，可以预见地方间利益的博弈将成为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战略伴随着全球-地方“一带一路”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过程，应该放在多尺度的政治地理背景下来理解。只有充分厘清“一带一路”战略中这些尺度化关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宏观的国家间地缘政治和微观的地方利益冲突等风险。反过来，对“一带一路”战略中尺度政治的分析有助于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一方面将单纯的国际关系扩展为全球-国家-地方的多尺度关系，另一方面将静态的地缘政治力量对比扩充为动态的尺度政治博弈，有助于丰富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促进政治地理分析像经济地理研究那样将重心放在全球-地方的权力网络关系上。因此，尺度的视角对于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具有政策意义，还具有学术意义。

      那么，如何处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尺度政治的风险？总体上可以归纳为3条原则。第一，反其道而行之。应对尺度上推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尺度下推，反之亦然。如为了防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被孤立(尺度下推)，可以通过扩大欧盟国家成员的方式化解风险；为防止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尺度上推)，可以通过明确定位和降低权限的方式减少过剩建设。第二，将过程维持在自身可控尺度范围内，并分清控制和反抗2种逻辑。控制逻辑一般采取尺度下推的形式，反抗逻辑采取尺度上推的形式。如为了反抗美、印等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破坏和冲击，可以通过扩大冲突范围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支持者、增加对手的反对者。这也是中国古代合纵连横的外交战略的精髓。但是，如果为了控制国外某些地方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抵制，需要采取控制逻辑而非对抗逻辑，通过与当地政府联手化而治之。第三，只有掌握尺度的界定权，才能在尺度政治中有话语权。尺度政治的一个推论是对事件尺度的界定往往决定了事件的发展方向——这在尺度化的表达政治中尤其明显。因此，要掌握对事件尺度的界定权，并让这一界定被广泛接受，从而在尺度政治中达到预期目标。

      4 结论与讨论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近年来的核心发展战略。然而，国内地理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较少，尤其很少从理论角度分析“一带一路”问题。本文试图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总体上，本文发现“一带一路”战略催生了一个新的、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非正规的尺度。这一尺度基本遵从新区域主义范式，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和促进区域合作为目的。该尺度具有国际-国家-城市/区域相互交织的结构，且与基础设施和新地域空间(再地域化)相辅相成。不过，该尺度又是动态变化的。它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通过时空压缩和空间修复，“一带一路”所伴随的尺度重构缓解了产能过剩危机，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平衡了国内区域发展差异，因此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促进国内资本增长的重要媒介。然而，在尺度重构的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尺度政治过程，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造成了诸多风险。

      本研究从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分析表明，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概念和理论能够用于中国实践，并且能够提供一些全新认识。已有研究往往仅从单个国家入手评估“一带一路”的地缘风险。然而，本文的分析显示，国际政治和对外投资面临着复杂的多边关系，不同主体会借助尺度重构表达诉求、争夺权益。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化解投资和扩张的风险。此外，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尺度过程互为促进。“一带一路”战略能够起到“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但是也需要防控地方政府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争夺资源、重复建设、扩大过度投资的风险，并且预防国内“疆独”等势力借助开放和尺度重构复杂化边疆政治局势。

      ①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欧晓理指出，关于“一带一路”最终重点圈定18个省的说法是不对的，目前国务院要求所有省区都编制本省区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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