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3)03-0104-08
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22年，学术界提到南京政府的政治体制时，一般称其为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或封建法西斯专政。特别是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多方强调，在人们心目中形成蒋的权力不受限制的印象。诚然，国民党的统治是“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模式，并且不时出现个人独裁的迹象，但这种独裁在不同时期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本文拟围绕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体制的变化，对蒋介石权力的制约因素，分三个阶段进行探讨。
一、1927年至1938年：以国民党系统内的制约为主
南京十年期间，国民党在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党内政治派系、国内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局限性，使蒋介石的独裁权力的实现受到极大的限制。蒋介石在北伐统一过程中，树立了自己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形象，然而蒋的独裁意志是与国民党民主集权制的政治理念相冲突的，这就使独裁缺乏合法性的基础；同时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在国民党和政府之中造成了不同的集团，异己势力制约着蒋的揽权意图和行为；此外，国民党系统内的地方军事实力派拥兵各据一方，与党和政府内的政治实力派或暗通款曲，或结为一体，并不时以政治甚至是军事手段向蒋挑战。基于以上因素，蒋介石集中权力困难重重。
1、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方面
根据孙中山晚年的主张，国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要通过“先一党制后多党制”的方式由训政向宪政过渡。1924年国民党改组，正式确立了党治国家的模式。于是，国民党北伐统一后，表面上继承了孙中山的遗训，奉行“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但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还在于国民党的革命党地位。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不但成为党军的领袖，而且进而成为党的领袖。取得全国政权后遂成为国民政府的领袖和权力核心。蒋介石掌握权力的方式可以归结为：通过军权而攫取党权，通过党权再控制政权。作为一个执着追求权力的政治家，蒋介石一直试图凌驾于党政军之上，乾纲独断。而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训政的实施、政府的改组、军队的控制等方面，都是配合这一目标进行的。[1]
然而，训政时期的集权是赋予党的，而不是党的领袖。按苏联模式建立的“民主集权制”，在国民党内并没有赋予党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重大的方针、政策和决定都要由党的各级会议决定。蒋介石行使权力也不能对此置之不顾，他个人在理论上还要听命于党的大会、中执会、中常会以及党政联席的中政会的决定。而且，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遗教，最终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实行宪政，开放政治。因此，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都是蒋介石独裁的制约因素。当然，蒋介石很多时候都是以党的名义行独裁之实，有时甚至根本就是违背原则行事的。蒋介石屡次拖延宪政的实施，非法拘禁胡汉民，不依党内决策程序行事就明显地表明了他突破限制的企图。然而，对于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来说，突破独裁障碍的同时又构成对自身权力的否定。实际上，来自国民党理念方面的限制还是很大的，并且是持久的。
2、国民党内政治派系方面
派系纷争是国民党的一大痼疾，说“中国国民党史简直是一部派系斗争史”[2]是不无道理的。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党内的派系矛盾依然存在。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等是国民党的几个主要派系。对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胡派、汪派和西山会议派并不是心服口服，特别是胡汉民和汪精卫，始终觊觎蒋介石的权位，力图取而代之。南京十年期间，蒋、胡、汪争斗频仍，先是蒋胡合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又蒋汪靠拢，随后蒋胡再度合作，蒋汪反目，最后蒋胡闹翻，蒋汪又携手。其间，蒋介石虽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不停的政治纷争也牵制了蒋的集权步伐，而且最后妥协的结果还是分出一部分权力给汪派。
论资历，直到南京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只能算一个异军突起的“少壮派”，董显光所言可谓客观：“公初届中年，世尚鲜知其人，及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再进而任北伐军总司令，于是其个人之事迹，即成为中国之国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3]比之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位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相去甚远。南京十年期间，两人对蒋介石的挑战最力。
胡汉民很早就参加共和革命，是革命党的一员健将。胡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主在中国建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倡导法治，而蒋介石则受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深。这是双方矛盾和斗争的根源所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胡虽有政见分歧，但并没有公开化；此后，因对外政策和约法之争，双方矛盾激化，胡一度成为阶下囚，获释后赴香港，以两广地方军事实力派为后盾，公开反蒋。1936年，胡汉民去世，蒋胡斗争结束。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在党内一向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北伐统一后，由于与蒋介石反目，被改组派奉为首领，积极反蒋。1932年，蒋汪再度合作，共同执政，蒋掌握军事，汪主管行政。这一年国民政府改制，国民政府主席改为不负实际责任的国家元首，中央大权蒋汪一同分掌，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倾向。在此后7年的合作中，双方围绕着党权、对日政策、对共政策等方面，多有分歧，终至1938年彻底决裂。强烈的领袖欲驱使汪精卫在竞争不过蒋介石的情况下，不顾民族大义，走上了投敌的道路。国民党内对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最后的挑战者不复存在。不过，这已经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事了。
3、全国的军权分布与格局
1928年二次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并没有结束。且不说共产党的武装割据，就是国民党内当年并肩北伐的将领们，也各自凭借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在地方惟我独尊，中央的政令无法有效贯彻。主要的地方军事实力派有冯系（西北、河南）、晋系（华北）、桂系（两广、两湖）、奉系（东北）等，另外还有西南、西北较小的地方军事实力派，蒋介石能控制的地区不过东南一隅。这种局面无异于北洋时代军阀割据的重演。同时，地方诸侯也高揭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旗帜，多次发动反蒋战争，对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构成有力制约。应该说，这些矛盾应归属于国民党系统之内。而且，地方军事实力派往往与中央的政治实力派联手，向蒋介石挑战，给蒋造成巨大的威胁。如胡汉民与蒋决裂后就被两广地方实力派奉为精神领袖，在胡去世之前，一直是蒋的一大心病。
1928年，蒋介石在北伐宣告成功之时，就积极谋求“削藩”。各地方军事实力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采用各种手段阻挠。1929年初的编遣会议，蒋介石与他们无法达成共识，会议不欢而散。随后，新一轮的内战爆发，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直至中原大战，若无关键时刻张学良出手相助，蒋介石的败绩几乎不可避免。“九一八”事变之后，地方军事实力派以反蒋抗日为旗号，多次向蒋挑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相继发生。一直到抗战时期，地方军事实力派对蒋介石的威胁方告缓和。
综合以上分析，来自国民党系统内的三重制约和挑战，捆住了蒋介石的手脚，一直到抗战爆发之时，蒋介石欲获独裁权力看上去仍遥遥无期。
二、1938年至1947年训政结束：以国民党系统外的制约为主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战时体制，蒋介石的权力相对来说所受制约较少，惟一可以与蒋介石抗衡的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的地位国民党内无人可以撼动了。地方军事实力派也因蒋介石的不懈努力，或消灭、或收编、或安抚，到抗战时期已经有很大的削弱，加之抗战的大局下，无人能有借口和时机对蒋发起挑战。蒋介石乘抗战之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大大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几乎拥有了独裁权力。1937年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职权，蒋介石为主席。1939年进而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4](P563-564)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领袖制，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这实际上是恢复了孙中山在世时的总理制，蒋介石获得了与当年总理一样的权力和地位，只不过没有总理的名号罢了。（注：在新修改的党章中，总理为孙中山专有称号，总裁“代行”总理职权。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改“代行”为“行使”——参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484、944页。）1943年国民政府改制，国民政府主席改为实权国家元首，其地位权力大大加强，这与1931年国民政府改制恰好相反。在1938年至1947年期间，蒋介石个人的权威登峰造极。但这一阶段还是有一些因素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如战时开放民主给非国民党势力参与政权提供了机会，他们的影响扩大，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形成制约，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以及这期间的宪政运动就是显著的证明。另外，战时体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应对措施。蒋介石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战争赐予的，战争结束这种权力就理应终结，因此，战时的权力缺乏固定性。战时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威望的提高并非意味着其权力的固定，战后还是要恢复常态的。虽然蒋介石试图更多地攫取权力，但战后蒋介石个人倒行逆施，权威迅速跌落，非国民党和非蒋势力此时发起的挑战与抗战期间的活动一脉相承，堵住了他的独裁之路。下面我们就集中探讨一下国民党外力量对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牵制。
1、国民参政会和两次宪政运动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团结全国各种政治势力起见，开放党禁，作出民主自由的姿态。昔日的死对头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各中间党派在抗战期间也发展起来，并且在1938年还设立了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以此为契机，非国民党势力发起了两次宪政运动，虽最终没能形成气候，但对国民党乃至蒋介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与通常的战时体制相反，国民党“不是压缩民主，而是开放民主；不是变平时的多党政治为一党政治，而是有某种迹象表明它正从一党专政向民主政治前进，给了各党以战前没有的自由权利”[5](P289)。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设立，到1948年正式宣布撤消，存在了约10年，历4届，共召开大会13次，提出建议案2600余件。在这些建议案中，虽然附和国民党或无关痛痒者居多，但是也有不少在推进抗日大业、民主建设和监督政府方面发挥作用的。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讲坛，或称其为“准民意机关”，非国民党人士可以批评时政、进行质询、提出议案、宣传政见和作联络工作。国民参政会固然体现了战时政治合作的一面，但同时也是非国民党势力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工具。
陈启天曾说：国民参政会是“战时民主宪政运动的摇篮”。[6](P186)事实的确如此。在国民参政会上，持续进行着激烈的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非国民党人士屡次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政治，保障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权，实行地方民主自治等。这种争取民主的斗争，在1939年一届四次参政会上，发展成为宪政运动。各党派民主人士一致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大会还通过了实行宪政决议案。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被迫表态，宣布在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有了合法的根据，各方民主人士奔走于参政会内外，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宪政期成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妇女宪政座谈会、青年宪政座谈会，等等。宪政运动从重庆扩展到成都、桂林、昆明、延安等地，一时掀起高潮。后来因国民党的压制，第一次宪政运动最终退潮。[5](P302)1944年，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7]再次就结束党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这次宪政运动国民党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将其导入官方的范畴，最终不了了之。
2、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胜利后，团结民主的空气一时兴盛，各方要求迅速结束一党专制训政，而国民党也没有再次拖延宪政的借口了。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政协会议上国民党和非国民党势力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在政协会议上，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国民党代表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结成统一战线，主张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政协通过的决议中，将国民大会虚置，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相当于西方的内阁和议会的关系，而总统则成为虚位元首，没有实权。这种责任内阁制和“五五宪草”的总统制是根本不同的。很明显，政协会议是民主派的一大胜利，一时间民主气味甚浓，以致于中共方面认为中国将迎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8](P62-67)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坐视，他在谈话中说：“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政治协商会议虽接受三民主义，而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如此则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则他日本党同志必有揭五权宪法之名义而革命者，吾人将无法加以制止，而祸患将不堪言。决不可牺牲五权宪法之精神，否则本党将丧失其立场矣。”[9](P704)蒋介石显然是借政协的宪草修改原则违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建国大纲为名，反对以责任内阁制取代总统制。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与政协决议针锋相对的决议，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意图昭然若揭。在其他党派作出重大让步[5](P336-337)的情况下，因国民党依旧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缺乏让权的诚意，蒋介石亦有意支持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此后，蒋介石力图实现国民党主导下的宪政，造成有利于自己专权的局面。在隆隆的内战炮火声中，实现民主团结的契机转瞬即逝。
上述制约因素，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及蒋介石的独裁意图都构成了挑战。虽然其最终的成果有限，但制约作用还是明显的。不但国民党政权本身对汹涌的民主要求要有顾忌，而且蒋介石集中权力也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然而总体上看来，在1938-1947年这一时期，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最高权威地位的树立，蒋开始把国民党作为自己揽权的工具，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此后蒋的心目中，自己和国民党是可以划等号的，“反蒋”也就是“叛党”。从抗战以后，蒋介石借一党专制掩护、扶植个人独裁，蒋权与党权合一，[10](P256)是此后蒋介石集权的主要特点。在党内无人挑战的情况下，这一时期国民党系统外对蒋介石集权的制约作用收效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独裁者。我们也应该看到，蒋介石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国民党法统的基础上，这实际上无形中又给自己加上了束缚，蒋介石的集权必须符合法统。而按照国民党的三序方略，宪政的实施是难以避免的，这意味着将来还会有来自法理方面的制约。而国民党能否在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中继续主导中国政治并保证大权不失，将决定性地影响蒋介石的权力之路——因为蒋介石的权力毕竟不是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它必须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给自己的权力一个合法、合理的解说。在此后短暂的宪政时期，我们会看到，蒋介石的希望最终落空了。
三、1947-1949年宪政时期：来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
抗战时期，来自国民党系统内的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因素较少，但战时统帅的特别权力，到战争结束时就必须恢复为平时领袖应有的权力。抗战结束后，战时独揽一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依法应撤消。1946年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撤消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实际上直到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前，国防最高委员会还行使着最高权力。蒋虽恋栈，无奈找不出什么借口，只好继续依平时体制行事。这时，国民党内对蒋介石权力的制约又开始起作用。不过，此时对蒋介石个人权力的限制由于政治形势日益对国民党不利，来自法理、国民党外的各种因素均对蒋介石的独裁产生制约作用。这一时期不但是国民党政权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蒋介石权力危机的总爆发，蒋介石对此的进退失踞、举措失宜导致了其迅速的失败。正如对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一样，蒋介石在其大陆统治末年的权力制约因素也因呈现多种面相而不易梳理清楚。下面我们着重从国民党系统内来进行论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迟迟不愿交出权力。1947年，面对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出于对抗共产党的考虑，国民党被迫宣布开始实施一再推迟的宪政。而就在这一年，国民党实施“戡乱”总动员，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在内战之前的大好形势下不去开放政权，而到局势恶化时才实行宪政。实际上，在战时的环境中，蒋介石却要去实现民主，一边“戡乱”，一边“行宪”，导致战时体制和宪政体制的彼此冲突，结果弄巧成拙，大大削弱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最后蒋不得不放弃了宪政而专顾于权力。在此期间，由于倒行逆施，蒋介石在抗战中积累起来的威望丧失殆尽。而且，从制定宪法到事实上放弃宪法，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的集中权力的企图陷入两难境地。在大陆的最后阶段，国民党面临着一场合法性的危机，而面对危机，国民党无力在宪政的范畴内应付，最后被迫退回到训政体制。国民党的没落导致了蒋介石个人政治生命的极端危机，遑论个人独裁的实现。可以说，蒋介石这一时期的独裁是虚弱的。
1、宪法的制约作用
进入宪政阶段，无论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意愿如何，从法理上讲，党的权力受法制约，个人权力亦由法来限制，从对1947年宪法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虽然蒋介石试图并最终在特定的形势下突破了法理的制约，但他却失去了大陆。在这一过程中，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权力还是受到了法理的制约，主要表现在1947年宪法的制约。
训政时期，国民党多次借故拖延国民大会，直到1946年11月在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另起炉灶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与1936年的“五五宪草”在政治体制上有了根本的不同。“五五宪草”实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拥有广泛的实际权力；而《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权力则大为有限，而且相关条文均有“依法”两字加以限制，总统只是至尊地位的国家元首，真正的权力在行政院和立法院。[5](P341-348)蒋介石没有在宪法中争取更大的甚至是独裁的权力，是因为当时国民党面临着国内外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制度的压力。国内的民主派是如此，美国方面也要求国民党政权进行改革，而蒋介石更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对抗共产党的考虑，被迫作出开明的姿态，应付舆论的压力，争取人心。因此，“制宪国大”实际上采纳了政协会议关于宪草修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蒋介石对此是不甘心的，他在宪法制定后说：宪法“不妥的地方，我们在下一届国民大会，仍旧可以提出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理想”；“目前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打破共产党中伤本党的阴谋”。[5](P353)然而，当1947年底宪政开始实施后，蒋介石又在“行宪国大”上指使代表提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解除宪法第39条、43条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实际上，有了“戡乱时期”这一护符，宪法对蒋介石的限制自然解除，此后蒋正是依靠这一点成为终身的独裁者。[5](P363-364)1949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辞去总统职务。随后，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控政权，并且成立了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事实表明，国民党已经废弃了宪政体制，宪法的制约早已荡然无存。不过，几个月后国民党便退出大陆了。
2、国民党的统治效能与蒋介石个人独裁
宪政时期的国民党，派系林立，彼此争斗，混乱不堪，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效能。国民党改训政时期的“以党控政”为“以党透政”，但事实上其效果不佳。国民党虽依然控制着政府，但党政之间矛盾重重，关系恶化。蒋介石逐渐失去了对国民党内权力资源的有效支配能力，政治上陷入四分五裂的半瘫痪状态。国民党的没落状态，已经不能成为蒋介石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也是限制蒋介石权力的重要因素。
40年代末，国民党的腐化、分化已经到了崩溃的极限，衰亡的危机迫在眉睫。1947年7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将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试图利用三青团的加入重新振作国民党。会议提出：“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整饬纪律，淘汰腐恶分子，严肃革命阵容，以促进党的新生。”[4](P1171)然而，事实表明，这一举措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蒋介石在1948年失望地痛骂：“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1](P599)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在抗战之中就有所表现，抗战结束后更是恶性发展，这一点当时和后来人所共知。一个当年的革命党，在执政仅20余年就已满目衰朽，诚属罕见。另外，当时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嫡系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以及非蒋的桂系是国民党内四个主要的派系。蒋介石三大嫡系之间互相争斗，力量严重内耗，这也给了桂系重新崛起的机会。1948年“行宪国大”时的纷扰，已表明国民党内的严重分裂和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控。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而蒋介石属意的孙科落选，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桂系成为蒋介石权力的最大挑战者。随着形势的恶化和矛盾的加剧，发生了白崇禧“逼宫”事件，最后蒋介石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桂系的乘机而起，与蒋介石争夺最高统治权，给蒋介石的权力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蒋介石下野后，大权在法统上被搁置。为恢复自己的权力，蒋介石使出最后一着，由自己任总裁的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统摄政务，而代总统李宗仁只是副总裁，总裁高于总统。这表明国民党实际恢复了训政时期的体制，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重新赤裸裸地实行。国民党的迅速失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挽救了蒋介石的权力，但蒋介石此后却只能做一个偏安于台湾一隅，以非常的“戡乱时期”为借口保住权力的独裁者了。
总体上看，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日子里，其掌握权力的程度很大程度受时局发展的限制。在中共的胜利面前，国民党显得无所作为，迎合美国意图却导致了美国扶植桂系。但这些只是蒋介石权力运行的大环境，而国民党自身的原因才是蒋介石最头痛之处。正是这个蒋介石赖以大权独揽的工具，到头来反而成为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国民党的失败实际上是自身的崩溃，而蒋介石控驭六合，惟我独尊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作为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缺乏民主性格的政治人物，蒋介石一直在争取绝对的权力，而且他总是不甘到手的大权旁落，屡屡想方设法突破限制。但综观其22年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生涯，其权力仍然是受到限制的，纵贯始终的是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它并没有为蒋介石的独裁权力提供牢固的支撑。虽然在抗战时期蒋介石重建了领袖制，但国民党实施宪政的终极政治目标却时时来到面前。抗战前的10年，蒋介石屡次受到国民党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挑战，蒋应接不暇，不时被迫让步、分权，独裁权力根本谈不上。蒋介石的权力在抗战到训政结束这一阶段是顶峰，虽然有着微弱的制约因素，但是他实际上在战争的环境下，基本具备了独裁权力。宪政开始后，在新一轮的内战形势下，蒋介石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方式下推进延宕已久的宪政。然而，当蒋介石意识到宪法的制约作用和国民党已经无力维持自身权力有效运行的情况下，又退回到训政体制下。在危机时刻，国民党的无能成为蒋介石失败的关键。可以看出，蒋介石在22年中并未能始终如一地掌握绝对的权力。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国民党是一个缺乏牢固社会基础的政党。它只是代表了社会上层的利益，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使得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和效能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国民党自身存在着种种弊端，如派系纷争、腐败、执政后趋于保守等；政治理念也并不完善，如孙中山遗教的模糊，具体操作的困难等。实际上，在民国早期代议政治的失败和军阀政治的衰败后，党化政治成为一种趋势，其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主导国家政权。然而，国民党上述特征却不能保证其履行自己的使命。相应地，蒋介石权力最大的制约来自国民党内，国民党外的因素始终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从个人因素来看，蒋介石虽然在党内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威望，但鉴于其素质和性格，恐怕是不可能控驭当时极度混乱的时局的。蒋介石一生的两次重大失误就很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北伐后，蒋介石没有正视现实，与党内政治、军事实力派协调好关系，反而大肆揽权，激化矛盾，酿成国民党长期的裂痕，而这种裂痕在22年中始终无法完全弥合；抗战后，本来形势大好，蒋介石完全可以乘机扩大政治基础，吸纳国民党外政治势力，重建国家的团结，而蒋介石却固执地排斥非国民党势力，发动内战。事实表明，蒋介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没能把握好政治方向，自身的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集权以及政治成就的取得。
收稿日期：200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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