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体验：另一种维度的现代性——试析伯曼的现代性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维度论文,理论论文,性体验论文,试析伯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6)01-0065-07
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现代性及现代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代中西方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共识性话题。在各种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关于现代性概念和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可谓另辟蹊径。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这本书中，伯曼以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透过马克思、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主要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和体验。作者通过分析、体验19世纪思想家们的现代性思想，审视 20世纪现代性发展轨迹，试图清理出现代主义文化的精神财富，并把它交还给身处现代性体验这一大漩涡中的人们。作者通过研究指出，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现代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并得出结论：“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伯曼的现代性体验及其理论的描述和评析，通过分析其对马克思现代精神的重新阐释，进一步挖掘现代性的传统，把握现代性的本质深蕴，进一步推动现代性的深入研究，并为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和模式提供一种思想上的借鉴。
一、各种关系中的现代性体验
时下，人们对于现代性概念从各个方面（时间的、社会学的、哲学的、美学的等）进行了描述和规范。伯曼则从心理体验层面界说和描述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是这一历史巨变的特定体验。即：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体验。伯曼将这种体验称之为现代性。他说：“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1]（第15页）因此，“成为现代的人，就是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大漩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是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大漩涡中宾至如归，跟上它的节奏，在它的潮流内寻求它那猛烈而危险的大潮所允许的实在、美、自由和正义”。[1]（第16页）伯曼透彻地看到，身处大漩涡的人，一方面会产生痛失前现代乐园的怀旧性感受，另一方面，又别无选择，仍然一如既往地要通过这个大漩涡；一方面，人们强烈地感到，现代性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自己的全部历史与传统，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又发展出了它自己的内容丰富的历史和传统。而伯曼正是试图探测和表明这些传统，并“要理解这些传统能够以哪些方式培养并且丰富我们自己的现代性，以及它们可能以哪些方式遮掩或减损我们对现实的现代性和可能的现代性的认识”。[1]（第461页）
伯曼首先区分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内涵。他指出，所谓现代化就是这种大漩涡不断产生并使它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社会过程。它是基于物理科学的伟大发现、工业化生产、人口的巨大增长、都市的快速成长、大众传媒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强大、不间断的社会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等等。正是以上因素，使得这个大漩涡不断产生并使它不断变化发展。在伯曼看来，这种不断产生并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社会过程，就称之为“现代化”。而现代性则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各种看法和观念的总称。这些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培养出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看法和观念，全都旨在于使各种男女成为现代化的主体和客体，旨在于赋予他们力量来改变正在改变着他们的世界，旨在开辟出他们通过这个大漩涡的道路并将它变成他们的道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些看法和价值观念最后都被松散地结合到了“现代性”的名称底下。
伯曼根据他对现代性及现代化的理解，将现代性体验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即现代性体验的撞击或懵懂阶段、现代性体验的两分阶段、现代性体验的碎片或无根阶段。
现代性体验的撞击或懵懂阶段。是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作为一种体验，在这一阶段，人们只是刚刚体验到现代生活，还不清楚自己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撞击。伯曼指出，在这个阶段，人们非常渴望坚守某种坚固的东西，然而人们仅仅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幻象，当你试图抓住它们，它们马上就消失了。正是从这样的感受——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昏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等等——之中，诞生出了现代的感受能力。
现代性体验的两分阶段。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大革命浪潮。在这个时代，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方面，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会产生爆炸性的巨变；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和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仍然记得“在毫不现代的世界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正是从这种内在的两分、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感觉出发，出现并且展开了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观念。
现代性体验的碎片或无根阶段。这一阶段就是20世纪。这个阶段，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扩展到了全世界。在伯曼看来，20世纪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他指出，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处在一个充斥着令人羞愧和让人害怕的事物的世界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又给了我们许多令人感到骄傲的东西。只是，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运用我们的现代主义；因为我们失去了和破坏了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生活的联系。“现代公众在扩展中破成了大量的碎片，说着各种没有共同尺度的私人语言；现代性这一观念一旦用许许多多破裂的方式来构想，便丧失了它大部分的生动性、广度与深度，丧失了它组织人的生活的能力和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能力。结果，我们便发现自己今天处于这样一个现代时期，这个现代时期失去了与它自己的现代性的根源的联系。”[1]（第17页）这“意味着一种重要的公众空间形式的毁坏。它促进了我们的世界分裂为一群私人的物质利益集团和精神利益集团全都生活在孤立的无窗户的单子里，远远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孤立”。[1]（第41-42页）
与此同时，伯曼进一步探讨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关于现代性及其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点。有的学者认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断裂，有的学者认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继承和超越，也有的学者指出，“后现代转向”实际上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它的自我完善，后现代文化批判的价值就在于其对现代性的风险后果的深刻揭示和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本性的发挥，它揭示是现代性的辩证的本性。
伯曼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存在着一些内在的问题。首先，后现代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断代，今天的世界仍然在继续着现代性的内容。他借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哈桑的话说：“现代时期要在什么时候结束呢？有哪一个时期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维多利亚时期？也许只有黑暗的中世纪。现代主义要在什么时候终止而随后到来的又是什么呢？”对此，伯曼指出，事实上现代化的兴盛正是建立在一种“永远的不确定和激动的气氛上面”的。因此，那些正在等待现代时期结束的人会看到和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稳定的，现代经济还要继续增长，尽管很可能是朝着新的方向，人们要让自己适应于它的成功带来的长期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其次，即使是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它也是以现代性为基础的。为此，伯曼把后现代主义称之为当代现代主义。他说，人们“陷入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神秘崇拜之中，这种神秘崇拜竭力培育对现代历史和文化的无知，似乎认为一切人类的感情、表达、游戏、性特征和社会都是刚刚——被后现代主义者——发明出来的，在上一个星期之前还未被人所知、甚至无法为人想象”。因此，他强调现代性是当代现代主义的基础。“当当代现代主义者不再触及并且否定了他们自己的现代性时，……他们也就割断了他们自己以及我们与他们自己力量的一个墓本的源泉的联系。”[1]（第462页）第三，今天的现代主义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脱离传统。“现代主义者永远不能与过去分手：他们必定要永远被它纠缠，发掘它的鬼魂，乃至在他们重塑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时重新创造它。”现代主义者只有维持住“将它与过去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些既是密切的又是敌对的纽带——它才能帮助当前的和未来的现代人获得自由”。否则，“现代生活的大漩涡就会将它无助地冲走”。[1]（第462页）
二、嘲弄的、辩证的现代性与现代性未来
在伯曼看来，现代性是充满悖论的，现代历史的潮流是嘲弄的、辩证的。他认为，现代生活就是过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它有可能被那些巨大的层级组织所压倒，因为这些组织有力量控制而且常常能够摧毁所有各种社会团体、价值观念和人的生活；然而由于我们决心直面这些力量，决心进行斗争来改变它们的世界，并使之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现代生活不会被阻挡。因此，现代生活既是革命的也是保守的：它意识到各种新的经验与历险的可能，它受到许许多多现代历险都会导致的深厚虚无主义思想的恐吓，它渴望创造并且抓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不管一切东西都在融化。由此，伯曼得出了一个经典的结论：“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他说：“从马克思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始终不可能在抓住并且拥抱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的同时不厌恶不反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现实。”他借用克尔恺郭尔的话说：“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1]（第13页）那么，我们如何去认识和克服现代性的悖论呢？伯曼认为应在19世纪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有关论述和思想中去寻找答案。在19世纪的现代主义思想家中，伯曼认为马克思和尼采、克尔凯郭尔、施蒂纳，以及惠特曼、易卜生、波德莱尔、梅尔维尔、卡莱尔、兰波、斯特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现代思想和精神趋于一致。伯曼仔细发掘和分析了马克思和尼采、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有关现代性的思想。他指出，“当马克思、尼采和他们的同代人体验着一个整体的现代性时，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现代的。一个世纪之后，当现代化的进程撒下了一张网，使得任何人乃至世界上最远角落里的人都逃脱不了它时，我们仍然能够从最初的现代主义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与其说与他们的时代有关，不如说与我们自己有关。”[1]（第45页）在伯曼看来，由于现代人丧失了对各种矛盾的把握，而这些矛盾是他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在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竭尽全力加以把握的。因此，看来矛盾的是，结果这些最初的现代主义者可能比我们自己更加理解我们——更加理解那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的现代化和现代主义。他说：“假如我们能够将他们的看法变成我们自己的看法，运用他们的观点以新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环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生活中还存在着我们设想不到的底蕴。我们会与世界上所有那些始终和我们一样与相同的两难进行斗争的人一起来感觉我们的社会。我们还会重新接触到一种从这些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极其丰富震颤人心的现代主义文化：一种含有大量健康有力的资源的文化，只要我们最后认识到它是我们自己的文化”。[1]（第45页）
伯曼认为，马克思和尼采很好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的辩证特征，他们对于现代历史潮流的嘲弄和辩证都给予了很好的说明和分析。马克思和尼采的分析表明，任何事物都包含有它的反面。其典型的表现在于：现代人类既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价值的巨大缺失和空虚的境地，然而同时又发现自己处于极其丰富的各种可能性之中。正如尼采所分析的：一方面，“个人敢于追求个性”，另一方面，这种大胆的个人迫切“需要他自己的一系列法则，需要他自己的技能和计谋，来达到自我保护、自我提高、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现代社会使各种可能性一下子显得光辉灿烂而又不咄咄逼人。“我们的本能现在能够向所有各个方向返回；我们自己就是一种混乱。”而现代人解决这种混乱的唯一办法就是逃避生活：对他们来说，“‘成为平庸’是唯一讲得通的道德”。[1]（第25页）
如果说尼采是从个体的个性发展和体验出发去洞悉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现代性的特点的话，那么，马克思则直接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而揭示现代性的人的生命的悖论。伯曼充分肯定并看到了这点，他指出，马克思首先看到并指出了资产阶级时代的第一个伟大成就是“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第二个伟大成就是解放了人类发展的能力和冲动，这种发展是指永恒的变化以及每一种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动和更新。但是，马克思同时也看到，现代世界生气勃勃的力量虽然令人炫目，势不可挡，并超出了资产阶级能想像的一切，但随着这种惊奇感而来的又是一种恐惧感，是一种疯狂地不受控制的，前进时盲目地进行着威胁和破坏的恐惧感。伯曼指出，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巫师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雪莱夫人笔下的弗兰肯施泰因如出一辙，他们都力图用科学和合理性来扩展人的力量，却使得恶魔似的力量非理性地爆发出来，超出了人的控制，并带有令人恐怖的后果。在这里，伯曼深刻地分析并指出，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地狱放到一个世界性的背景之中，旨在说明，在成百万的工厂、银行和交易所中，黑暗的力量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起作用的，甚至最有力量的资产阶级也无法加以控制的不断的市场冲动是怎样驱动各种社会力量走向可怕的方向的。马克思意在让我们直面这种现实和深渊。他使我们看到：“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一切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扫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1]（第122页）
显然，马克思和尼采所体验到的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是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正是由于现代性的悖论，现代人分裂成两派：有些人宁愿为了摆脱现代冲突而抛开现代技术；另一些人宁愿以新式封建主义和新式专制主义的政治倒退来换取工业的进步。但是，在伯曼看来，马克思则宣称了另一种现代主义的信念，即：他虽然知道痛苦和恐惧，但他相信人类自己有能力克服。他把希望寄托在对未来的新人身上。“社会的新生力量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这种新人与自己的今天相对立，将有勇气和想象力来“创造新的价值观念”，现代的男女们需要这些新价值观念来指引自己应付生活中那些危险的不确定事物。因此，“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第275页）现代性的辩证运动嘲弄性地反对它的原初推动者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第278页）
正是通过对19世纪思想家们的传统资源和现代精神的分析，伯曼强调，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就在于适应不断的变化。“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他们的性格就必须要接受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现代的男女们必须要学会渴望变化：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他们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和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而必须学会喜欢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学会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期待未来的发展。”[1]（第123页）
三、马克思的现代精神与现代性
马克思的现代精神是什么？在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分析时，伯曼申明，一方面他试图将马克思理解为一个现代主义的著作家，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现代主义。通过这两种维度的关照，使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融会在一起。在他看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将融化马克思主义那过分坚固的主体——或至少可以使它热起来将其融化掉——同时却可以将一种新的坚固性赋予现代主义的艺术和思想，给它的创造注入一种不受怀疑的共鸣和深度”。[1]（第157页）
伯曼指出，作为现代主义的著作家的马克思，他揭示了现代生活充满矛盾的强烈欲望和潜在可能。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正是从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展开论述的，而这两个方面将塑造和激发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化：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则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破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马克思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来揭示资产阶级的内驱力和压力是怎样把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注入到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在此基础上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主义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无限丰富、复杂和具有嘲弄意味的关系。
而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现代主义，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特有的力量、洞见和焦虑最根本的是源于资产阶级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和压力的，即：“来自它的永无休止永不满足的成长和进步的压力；来自它对人的欲望的扩张，使之越过地方的、民族的和道德的界限；来自它要求人们不仅剥削利用同胞而且剥削利用他们自己；来自它的所有各种价值在世界市场的大动乱中的反复无常和无穷变形；来自它无情地摧毁自己不能利用的每件事和每个人——不仅对前现代世界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也对它自身和它自己的现代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及来自它利用危机和混乱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跳板、用它自己的自我破坏来滋养自己的能力”。因此，“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到处摧毁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它培育了，其实是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但人们却只能有局限地扭曲地发展自己。那些能够在市场上运用的品格、冲动和才能，（常常是过早地）被匆忙纳入发展的轨道，并且被疯狂地压榨干净；而我们身上其余的没有市场价值的一切，则受到了无情的压抑，或由于缺乏运用而衰亡，或根本就没有出生的机会”。[1]（第24页）
正是通过以上两个维度的关照和分析，伯曼指出，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和价值不仅表现在经济与政治层面，而且也表现在文化方面。他说：“近代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已分裂为两个彼此隔绝的不同部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现代化’，与艺术、文化和感受力方面的‘现代主义’。”以往人们都把马克思的思想锁定在前者，而否认马克思思想中具有的现代主义文化和意识。但是，伯曼通过分析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与现代主义者的亲缘关系。他说应把《共产党宣言》看作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宣言的原型。“《共产党宣言》表达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戏剧化了。”[1]（第115页）他说：“现代主义的思想，虽然能够清楚地说明每个人和每件事的黑暗角落，而马克思能够对它们作出新的说明。特别是，马克思能够澄清现代主义文化与产生出它的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看到，这两者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比现代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所愿意设想的要多得多。”[1]（第115页）
伯曼通过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和精神的分析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1]（第126页）。伯曼指出，无论共产主义这一结局是否真的会到来，“《共产党宣言》的想象力、它对于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光明的和可怕的可能性的表述和把握都是非凡的”。[1]（第132页）他强调，《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件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品。
在这里，尽管伯曼并不同意马克思重建现代性的具体方案，但他却非常重视马克思作为现代性“重建者”的立场。他说，我论述马克思的思想，“与其说是寻求他的答案，不如说是寻求他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能够给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不是一条摆脱现代生活的矛盾的出路，而是一条更加有把握更加深入的进入这些矛盾的道路。他知道，超越矛盾的道路将不得不经过现代性，而不是摆脱现代性”。[1]（第165页）他从另一个维度强调了马克思思想在今天的存在价值。他指出：“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成了一个贯穿现代生活自身的整个结构的难题”，[1]（第165页）“在提问者自己以及问题的回答者离开了这个场景之后很久，它还能让它的问题在空中回荡”。[1]（第23页）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现代性既是一项正在进行而又未完成的事业与方案，又是一个有待建构的问题。面对现代性发展的复杂局面，着眼于现代性的两难现实与价值，如何建构和发展一种既克服西方现代性弊端，又适合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化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通过对伯曼关于现代性体验的理论及其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醒我们充分注意现代性的风险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后发国家的发展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亦应看到，伯曼写作的初衷和意图启示我们：
第一，现代性是一个开放性的现代性，那种对于现代性的二元性或两分性思维和态度是极端化和平面化的。伯曼认为，在许多方面，自马克思和尼采以来的现代思想已经成长发展起来了；然而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却似乎停滞了，倒退了。同马克思那个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观点是彻底平面化和想象范围的收缩。20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远比他们的先驱更加倾向于极端化和平面化。现代性或者受到盲目的不加批判的热情拥抱，或者受到一种新奥林匹克式的冷漠和轻蔑的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现代性都被设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无法为现代人塑造或改变。对现代生活的开放见解被封闭的见解所取代，“既是／又是”被“非此／即彼”所取代。[1]（第28页）
第二，现代化是任何迈向现代文明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需要正确对待和深刻反思。伯曼指出：“现代化的过程，即便当它剥削和折磨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和想象，鞭策我们把握和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世界，并努力将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1]（第464页）虽然我们的世纪养育了一种蔚为奇观的现代艺术；但我们似乎忘却了如何掌握产生这种艺术的现代生活。因此，寻求解决和克服这种悖论的途径，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对于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的矛盾和异化，马克思早就富有远见地为我们作了分析。他指出：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2]（第774页）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第775页）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人的生命悖论。追求人的解放本来是“现代性”的最高价值目标，然而，当今的经济事实却是：“工厂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愈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第40页）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对于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的工人，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变为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2]（第52页），“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在现实中却让位于奴役和苦难、贫困和颓废。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是极为美好的，但现代性的现实却充满着矛盾和悖论。针对理性主义和现代社会的这种困境，马克思本着既“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又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建构者立场，通过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深刻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和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揭示了使人类获得解放的现实途径。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彻底的人类解放的根本就在于消灭异化劳动，真正恢复劳动的积极作用，恢复人的自由和创造本质。只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命将从非人的资本力量的绝对掌握之中解放出来，人的生命将完成总体性、整体性的生成，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疑，马克思的思想为我们分析现代社会困境、建构现代性模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现代文化并非完全是西方的东西，而与第三世界无关。伯曼指出：为什么其他的民族和文明就不可以把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的可能性和需要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呢？简而言之，只是在西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种信念有时候是以一种自鸣得意的教条表达出来的，有时候却是以一种绝望的希望表达出来的。因此，他认为那种认为现代性问题及其文化只单纯是西方文化的特殊表现，而不是整个人类必然会去追求的一种铁定的必需品的想法和观点，进而企图进行压制的做法，最终反而将会导致现代主义精神的出现。这种现代主义精神是对压制的东西的回复，它既是狂热的又是嘲弄的，既是腐蚀性的又是献身性的，既是荒诞不经的又是现实主义的。
第四，今天的现代性不能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在伯曼看来，过去的现代主义能够使我们重新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现代之根，这些根可追溯到两百年之前。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与那些生活在数千里之外、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社会的社会里、经受着现代化的创伤的千百万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并且与生活在一个世纪和更多时间之前、经历了现代化的千百万人联系起来。因此，“发掘一些过去的被埋葬的现代精神，试图说明他们的经验与我们自己的经验之间的一种辩证法，希望帮助我这个时代的人们创造一种未来的现代性，它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所有现代生活都更充分更自由”。[1]（第461页）在他看来，19世纪的思想家们为我们应付现代生活和社会变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源和传统。正如他所说的：“这样做不会解决现代生活中处处存在的各种矛盾；但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们，以便使我们在面对、清理并且应付造就我们的各种力量时能够变得清醒和现实。”[1]（第14页）所以，“往回走可以是向前走的一种途径：回顾19世纪的现代主义能够给予我们创造21世纪的现代主义所需的见解和勇气。这种回顾能够帮助我们回溯到现代主义的根，从而它能够自我吸取养料进行自我更新，以便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历险和危险。把昨天的各种现代性拿来为我所用，既可以是对今天的各种现代性的批判，又可以是对明天和后天的各种现代性——以及对现代的男人和女人——的信奉”。[1]（第45页）
第五，正确对待现代主义文化的作用，积极发展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现代主义文化有它的正面作用，亦有它的负面作用。伯曼指出，今天，各后发国家都在努力，试图想既达到现代社会的高度而又避免现代分裂的深度。随着第三世界日益陷于现代化的变动中，现代主义远远没有衰竭，而刚刚在开始发挥作用。而正是现代主义的文化，使得我们在今天的许多非西方世界里还能够看到批判的思想和自由的想像。在存在着不同现代化模式的今天，要否认现代化能够遵循各种不同的道路，是愚蠢的。没有任何理由，要每一个现代城市都像是纽约、洛杉矶或东京，各国应该而且能够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收稿日期：200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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