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品格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2-0050-10
中国乃文献典籍极其丰富的国度，向来有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之称。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区分其类别，明确其源流，评价其价值，发挥其作用，就成了历代文献学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编纂《七略》以来，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编目便代有其人，出现了形式众多的目录学名著，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目录功用、分类原则、著录方法等思想和理论，有着鲜明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
一、“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传统目录学的政教人伦观念
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文献编目活动，更非为了获取文献之方便。在古人看来，文献之分类叙录实乃“为治之具”[1](P909)，即通过文献分类、编制目录、撰写提要等，将现实社会中的政教人伦观念投射到文献目录之中。换言之，通过文献编目把现实社会中的政教人伦观念表达出来，辅助文治。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人那里，目录学绝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观念和明确的价值取向。
1.“弘道设教”。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观念，有着鲜明的致用色彩。早在先秦时期，诸子划分学术系统时已强调其政治伦理依据，如《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等在评论各家学术时就强调它的政教人伦功能。《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六经”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教化功能。这类言论在后世的目录学著作中常被反复引用，亦常作为论证文献分类的价值依据。可以这样说，目录学的价值取向，实则在先秦时已初露端倪。
对于图书分类叙录的政治教化功能，古人有着明确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于图书价值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隋书·经籍志》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1](P903)在古人看来，文献典籍的价值无所不包，具有“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等宏大作用，对于成就大业的帝王和追求成功的匹夫而言，文献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均须依靠文献典籍。正是因为对文献的价值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才会对图书目录的价值有着很深刻的体认。由此，《隋书·经籍志》认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1](P992)并进一步指出：“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颐，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1](P908-909)显然，在古人看来，目录不仅是文献之“纲纪”，更是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之“纲纪”。《隋书·经籍志》在编制图书目录时对前代目录中的文献典籍作了一番取舍，“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其取舍的标准就是是否“辞义可采”、“有益教理”。之所以这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弘道设教”。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说得更加明白：“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2](《凡例》)文献著录被当作打击“离经畔道，颠倒是非”、“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的工具，其政治目的及功用不言而喻。
基于以上认识，古人编制图书目录时总是从“弘道设教”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思想观念投射到目录编制之中。如清乾隆帝就想通过编《四库全书》来达到维护纲常名教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中贯彻无遗：“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今所录者，如龚诩、杨继盛之文集，周宗建、黄道周之经解，则论人而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易》，吴开之评《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凡兹之类，略示变通，一则表章之公，一则节取之义也。至于姚广孝之《姚虚子集》，严嵩之《鈐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蠹国，绳以名义，非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2](《凡例》)这里实际上是交代了《四库全书》的著录标准：其一，“论人而不论其书”；其二，“论书而不论其人”；其三，“附存其目”[3](P204)。
细绎以上著录标准，无论是“论人而不论其书”、“论书而不论其人”，还是“附存其目”，其标准都不是学术考量，而是以政治或道德为准绳。所谓“论人而不论其书”，《凡例》举了龚诩、杨继盛、周宗建、黄道周四位明朝人来说明问题。龚诩为明洪武年间官员，拒不仕燕王朱棣，忠于故君；杨继盛在明嘉靖时因弹劾权相严嵩而遭弃市；周宗建在明万历间为阉党魏忠贤所害；黄道周在明亡后拥立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后抗清失败，不屈而死。这四个人虽然遭遇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忠于君王。清乾隆时期，为提倡文治，清廷大力扶持纲常，风励臣节，明末清初很多抗清人士得到表彰，龚、杨、周、黄诸人符合清廷所表彰的忠义之士，因此不论其所著书籍有无价值，均收入《四库全书》中。所谓“论书而不论其人”，《凡例》举了耿南仲、吴开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耿、吴二人在宋代靖康时期力主割地之议，《四库全书总目》虽对二人之人品进行贬斥，但认为耿南仲所著《周易新讲义》和吴开的《优古堂诗话》“往往切实有裨”，“颇有可采”，故也在收录之内。所谓“附存其目”，《凡例》举了姚广孝和严嵩两个例子。姚广孝助燕王朱棣谋逆篡位，严嵩权相蠹国，二人都是专制社会的蠹虫和祸患，所著书籍“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但“绳以名义，非止微瑕”，故而将其附于存目之中。很明显，无论哪一种情况，其标准都是“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体现清廷“彰善瘅恶”的标准是真，“悉准千秋之公论”则完全是饰美之词。当然，在封建王朝统治者看来，本朝的善恶标准就是千秋万代的善恶标准，本朝的言论当然也就是“千秋之公论”了。可以说，清乾隆帝充分利用图书目录来体现其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故目录学已不仅仅是起到治学门径的作用，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其对典籍的分类、褒贬完全体现帝王的意志。
总之，传统目录学通过对各种文献的分类叙录来维护传统社会秩序，那么，传统目录学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文化秩序和道德伦理秩序的作用的呢？
其一，分类。即通过六分法、四分法等各种分类方法以及各部类下面的小类来体现其政治、伦理和教化的观念。古代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时，所表达的是自身对政治、社会以及学术甚至人生的体验和认识，他们试图通过目录分类这样的形式，表达一种价值观或思想追求。清乾隆帝在讲述《四库全书》的修纂目的时说：“礼乐之兴，必借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4](卷13《文渊阁记》)把典籍汇编悬至如此高的程度进行考量，实际上早已脱离文献层面，而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问题了。清乾隆帝的言论非常有代表性，古人通过目录分类来展现现实社会秩序，已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很多情况下都寓经世思想于分类之中。以史部“地理类”为例，《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在“地理类”之下划分为若干小类，其分类就体现了正宗思想，“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辩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2](P594)。这种分类明显地体现出两种观念：一是拱卫王室，天下一统的思想；二是分辨方域、经世致用的思想。文献典籍被人为地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分类，把以“尊宸居”为目的的文献放在第一位，然后依次是以“大一统”、“辩方域”、“崇实用”、“备考核”和“广见闻”为目的的文献，一层一层，以拱卫王室为中心展开，其地位和价值依次递减，逻辑严密。这种分类排列方式的逻辑起点就是“弘道设教”。可以这样说，“地理类”中宫殿、总志、都会、郡县、河防、边防、山川、古迹以至于外纪的排列顺序，实际上是根据总体地理学的价值选择而逐级决定的。
其二，提要。即通过凡例、部序、类序、解题、按语等形式强调某类文献及某种分类方法在政治、伦理上的教化功能，以期有裨于专制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比如，刘向编制《别录》时就对文献典籍的政治实用价值特别重视，总是在“叙录”中点出来，以提醒人们注意。如《战国策·叙录》说该书“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晏子·叙录》云：“其(内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观。”由此可以看出刘向著录图书文献的“经世”立场。班固对刘向父子的做法非常赞同和赞赏，认为他和孟子、荀况、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一样，“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5](P1972)，自己改造《七略》为《汉书·艺文志》，就是要“蹑刘氏之迹”[6](P1821)，突出文献的经世价值。中国古代目录学家对于文献典籍的经世价值有着非常深刻地认识，在“叙录”中对典籍的资政意义有不少论述。比如，对于诸子典籍的实用价值，刘歆《诸子略》“大序”中对“九流十家”进行了一番比较，纵论其优劣短长，明确指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隋书·经籍志》亦云，诸子典籍，“若使总而不遗，折中之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强调子部诸家“皆有补于时”，并指出其弊端乃“非道本然”，“特学者失之”。《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也把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六家当作“治世者所有事”，所谓“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2](P769)。由此可见，从汉代刘氏父子，中经隋、唐、宋、元，直到清代，诸子典籍一直被人们当作“兴化致治”的工具而存在。虽然儒家之书在汉代以后就被统治者尊奉和信仰，并理所当然地在政治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古代目录学家并未因此而忽视其他典籍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相反，他们总是在文献叙录中指出每类和每种文献的实用价值所在，为历代统治者有效利用文献进行政治教化提供帮助。
2.“崇经重儒”。和“弘道设教”一样，“崇经重儒”也成为古代目录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所谓“崇经重儒”，就是在图书分类中以“六经”居首，以儒家为上。
在中国古代，不管是官方目录还是私家目录，不管是四分法、六分法、七分法还是九分法、十二分法，经书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之所以如此，和统治者对经的提倡紧密相关。汉代董仲舒上《贤良对策》云：“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P2523)汉武帝接受了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很快就“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7](P3118)。统治者提倡读经，天下士子靡然向风，习经乃学问正道，经书俨然成了第一等书籍。在此风气驱使之下，刘向在《七略》中独尊儒术，把“六艺略”列于各类书籍之首，不仅如此，在书的提要中，也同样奉行了以是否符合经义为准的原则。刘氏父子的崇经重儒思想，成为后世目录学遵行不悖的原则，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古典目录学一贯将儒家六经列为文献著录之首，经书无论在何种分类法中都居于第一。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在著录文献时均有着浓厚的尊经思想，并自觉维护经的权威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经者非他，天下之公理而已”[2](P1)。经是天下之公理，是治国安邦之准绳。基于这样的看法，历代目录著作无一例外将“六经”置于众书之上。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肆意改经者，目录著作都进行了批评。而成于清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崇经”的代表，对背离圣人之道、篡改经书旨意的著作，直接在文献分类中将其摒入存目，打入另册。其“春秋类”小序就说：“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四库全书总目》编者认为经神圣不可侵犯，是衡量其他著作地位高下的标准，除在分类时将经书置于众书之首，还特别重视经的教化功能，在提要中反复阐明经的意旨，认为经很好地体现了圣人的教化思想，有益于人事。如同属“音乐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将熊朋来的《琴谱》和王坦的《瑟旨》列入经部乐类，而把朱长文的《琴史》及和素的《琴谱合璧》列入子部艺术类琴谱之属，其理由是：“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2](P320)在《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看来，后两者乃“末技”、“繁声”，非“大乐元音”，更不能“道侔天地”，无法起到“广博易良”的教化作用，故而只能列入子部艺术类琴谱之属。
其二，在诸子类中，以儒家为首。其目的就是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政治教化和人伦纲常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与专制社会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现实相配合。《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5](P1728)在诸子之中，儒家由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能“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故而“于道最为高”。《北齐书》在引述班固这段话时对儒家的重要地位又作了进一步说明：“班固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行教化’者也。圣人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8](P581)“明天道、正人伦”离不开儒家经典，而儒家经典的核心则是经书，故而重儒即是尊经。与《汉书·艺文志》一脉相承的是《隋书·经籍志》：“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汤、文、武，咸由此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1](P999)可以看出，《隋书·经籍志》继承和发展了《汉书·艺文志》对儒家的看法，儒家经典之所以重要，因为其所本乃“仁义及五常之道”，而“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5](P2505)，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2](P769)亦重经史，其余诸家学问则以儒家为最高。总之，在他们看来，儒家经过孔子、孟子、子思、荀子等的不断发展，其学说及理论遂成“百王不易”之准则，故而目录分类时诸子以儒家为第一。
其三，与崇经重儒相联系，在史部分类中，又以正史居首。《汉书·艺文志》为六分法，未设史部，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后，紧随经书。之后，随着史书数量的增加，史部逐渐独立，形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首次使用“正史”之名[2](P397)，且在史部分类中首位是正史。此后的史志目录，正史均列首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将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即将所有的史书全部纳入这十五类中评论。每类中又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分类。这样做决非仅将历代典籍按类划分，便于编录，而是有其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在里面，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尊正史。《四库全书总目》特重正史，《史部总叙》云：“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抄、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2](P397)明确指出正史是“大纲”，其他类别均在正史之下，编年至载记参考了正史的纪传，时令至目录参考了正史的志，史评参考了正史的论赞，皆受正史启发而分类。正史之所以可尊，《总目》一语道破天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2](P397)经在所有文献中处于首位，而正史则在史部处于首位。由尊经而重史，由尊儒家经典而重正史，在古代图书分类的逻辑上是一致的。
总之，传统目录学通过特定的文献分类排序及提要来“寓褒贬，别善恶，明是非”，传达出特定的或政治或伦理或学术的观念，构成一种超文本的道德劝戒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可以这样说，传统目录学不拘泥于文献外部的形态，而是从文献的内涵出发，把分类叙录建立在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的现实世界的价值观念之上，并通过这种分类叙录进一步强化现实社会的政治统治和伦理教化，以期符合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政治需求和人文教养需求。纯粹为检索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在中国古代几乎不存在。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真正内涵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古人对图书进行分类是为了触及文献背后的文化，为了展示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观、价值观和学术观。
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目录学的学术认知思想
中国传统目录学是致用之学，故这种致用除了体现在伦理教化等政治层面外，还体现在辨明学术派别及学术源流等学术层面。考辨学术派别及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在古人看来，文献分类著录不是简单地把典籍分类排序。章学诚云：“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吏足矣。”图书部次条别的旨意乃是：“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9](P15)传统目录学旨在“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也就是纵向考察学术流变，横向区分派别归属，然后疏通伦类、裨益教化、昌明学术。这是传统图书分类所孜孜以求的目的。余嘉锡曾指出，古人论目录之学，有不同的观念，但对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10](P6、7)。
中国古代目录著作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余嘉锡把它们分为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录书者。”[10](P6)通过对三类目录书的考察，余嘉锡认为：“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10](P15—16)在余氏看来，三类目录著作“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立论之宗旨完全一致，就是详明类例、明辨学术。
1.“剖判条源，甄明科部”。由于传统目录学体现的是文献学家的意义判断和价值选择，因此古代文献分类叙录的原则、方法等也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且重内容而不重形式，形成了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目录之书。这类目录之书总是先拟订一个分类体系，对文献分类有一个总体说明，然后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最后每书都撰有解题或提要等。这类目录著作主要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等。
这类目录之书以“剖判条源，甄明科部”[11](P1965)和“辨其真伪，核其异同”[2](P730)为主要价值追求。各部类的大、小序主要是“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也就是条别学术源流及异同，而书名之下的解题则主要是“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也就是对文献本身之作者、版本、史料价值等作出判断。古代文献学家鄙弃“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9](P992)的图书文献著录方式。在他们看来，“剖判条源，甄明科部”是目录学著作之最高境界。对于这一点，古代文献学家有着丰富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中国传统目录学思想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
唐中期著名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指出，自古及今，文献典籍不断积累，至为丰富，“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目录的作用就是“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11](P1965)。这段话被认为是中国目录学史上较早涉及目录作用和意义的系统而又精彩的议论。在毋煚看来，如果不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加以分类与编目，揭示其渊源流变，人们就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图书，“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11](P1964)，没有目录之引导，学者治学犹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不得要领。目录“剖判条源，甄明科部”，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学者治学便可“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没有目录辨考学术源流的潜在作用，便很难达到这种沟通古今的目的。
唐代高僧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序》中云：“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胼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12]在智昇看来，目录的作用就是通过“别真伪，明是非”，来达到“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的目的。清人朱彝尊在《经义考》中也说：“《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13](卷294《著录》)在朱氏看来，撰定图书解题，“一书大义，必举其纲”，起到内容介绍的作用，即便书籍亡佚，后世之人看到目录，也能大致了解全书的基本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曾评价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认为陈振孙在书中区分类例，为每种书籍撰写解题，“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为读书治学起到引导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这一传统，通过撰写提要，使“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借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借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2](P730)，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治学者指示门径。
以上学者的论述虽角度不同，看法各异，但对叙录、解题俱全的目录著作均持肯定态度，并在理论上作了解说，在他们看来，这类目录著作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最为有效。其一，可揭一书之大义，论书籍指归，品内容得失，阐作者旨要，从而使后人知古书之崖略，明学术之源流；其二，可辨书籍之真伪，考内容之讹谬，核版本之异同，对文献的价值作出评判。
2.“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与部类之后有小序、书目之下有解题的书目形式有所不同，还有一类有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诸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这类书目同样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宗旨。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人们把各类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文献都是这个整体的一分子，目录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文献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在只有小序而没有解题的情况下，文献的安放就显得特别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目的分类与排列体现的就是学术的分类，揭示的是学术源流及其大义。
有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小序揭示的主要是学术流变，而书目主要揭示的是学术异同，合在一起就是“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9](《自序》)。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在整体把握文献的基础上，要求“以学类书”，而绝不仅仅是“部次甲乙”。书籍的类例之分与学术流派的划分一样，要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观念。郑樵指出，“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6](P1804)。图书分类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的。目录学家根据每一具体文献的内容特征将其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之与某一学科的所有相关文献相一致，达到按类求书的目的。然后又将某一学科的所有文献放置在目录系统之中，以见其整体价值。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目录学有一个“体系——类例——单元”的整体观，单元在类例中，类例在体系中的位置得以确定，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中的地位才能得以确定[14]。所言极是。
对于“部次条别”的重要性，章学诚等人有深刻地认识。他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9](P15)在此，强调了“部次流别”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即“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图书分类的目的乃“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这与郑樵“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郑樵强调先有学术流别，然后要在图书分类中体现学术流别，而章学诚强调从图书分类中考究学术流别。在图书分类叙列过程中，章学诚主张以类相从，把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放在一起，充分反映各家学术流变。从此出发，章学诚对有小序而无解题的《汉书·艺文志》极为赞赏：“《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9](P46)《汉书·艺文志》以小序明学术源流，以分类明学术异同，不仅有图书分类之劳，还兼有学术评论之责。
以分类明学术流变，在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学派传承衍化，是目录小序的首要任务。如《汉书·艺文志》“易类”，其小序自伏羲画八卦开始，介绍了伏羲、文王、孔子对易学的贡献，历数《易》在汉代的传授及师承关系[5](P1704)。《隋书·经籍志》“易类”小序同样介绍了伏羲、文王、孔子对易学的贡献，然增加了周公。其后便历数《易》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时期的传授演变过程[1](P912-913)。小序对易学流变的介绍和其后的分类相呼应，达到了“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的目的。
朱一新曾说：“世途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15](P76)在他看来，决不能把校雠仅仅看成是“审订文字”，把目录仅仅看成是“甲乙簿”，其背后蕴含着深意。揆诸古代文献学的实际，此乃至理名言。古代目录学因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故而其活动就不是单纯的“网罗群籍、部次甲乙”的“簿录之学”，而是具有很强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学术活动。
3.“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还有一类书目，既无小序，也无解题，《旧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等均属此类。这一类书目，不辨流别，但记书名。如果此类书目出自通人之手，经过缜密考虑，分门别类，秩然不紊，照样可以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盖指此也。
在中国文献学史上，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类例观上。郑樵认为图书分类犹如部伍治军，须法度分明。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6](P1804)在郑樵看来，其一，“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明则图书明，图书明则学术明，不著一字的图书分类，主要就靠类例来体现学术源流，即“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其二，类例明则书籍有所归，书籍有所归则不易亡佚。郑樵把类例看成是关系学术源流和图书存亡的大事。郑樵还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6](P1806)图书类例的严明，实际上就是学术分类的清晰。郑樵强调书目分类与学术分类的联系，认为图书类例明晰可以为人们展示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
在编次上，郑樵坚持“必谨类例”[6](P1804)，主张按典籍产生的先后次序编排，以见学术源流，并充分肯定类例严谨的书目，“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要求编排图书应做到“见先后之次”，“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6](P1822)。在郑樵看来，类例严谨是图书分类的关键，就像将帅治军，“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患处多之无术耳”。只要类例严谨，再多的图书都能纳入到类例的体系之中，秩然有序。在书目的编排顺序上，郑樵主张要“见先后之次”和“因革之宜”。其所谓“先后之次”主要是指成书时代的先后，“因革之宜”则主要是指学术门类的变迁。为了辨析学术源流，郑樵还主张古今之书不论存亡，都要载入目录，使后世之人因图书之著录乃知学术之源流。他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并主张，“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6](P1807)。要求编制目录不能遗漏亡佚之书。其所以这样主张，目的依然是通过编排历代书目，以见学术源流正变。
近代张之洞继承郑樵类例之法，继续创新，指出编撰《书目答问》：“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16](《略例》)张之洞所谓“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等看法，明显继承了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提出“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的观点，为治学指示门径，有功于学者。郑樵之类例，乃备录存亡之书，以见各类学术流派之先后本末。张之洞之类例，在于慎择约举，使初学者认识读书治学之缓急。
总之，郑樵的类例观总结了中国古代目录——特别是无小序和解题之书目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特点，对类例的作用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揭示出了古代图书目录所担当的文化责任。
三、“审正旧疑，详开新制”：传统目录学的批判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目录学家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在两千多年文献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前人目录分类的利弊得失，根据时代的需求和目录学家个人的见识，不仅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目录学思想，而且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文献分目方面的实践，所谓“总集众家，更为新录”[17]；“审正旧疑，详开新制”[11](P1965)，便是此意。
1.总结得失，评判优劣。由于目录学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时”与“世”自然会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及实践产生影响，使之不断审视前代目录学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为新的文化需要更革。这已经成为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反思和评判前代目录学的言论屡屡见诸于历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阮孝绪作《七录》，首先对前代目录著作进行研究和反思，发现南朝宋、齐以来官私书目“多有缺然”、“多所遗漏”，存在严重不足，于是决定“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17]。编制出不同于前人的目录著作。很显然，阮氏创新求变的思想来源于对前代目录实践及其缺陷的甄别与反思。
作为较早进行四分法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对前代目录著作的评判具有代表性，其“簿录类”小序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一部短小精悍的目录学史，陈述了目录起源于“史官司典籍”，反思了孔子等人的目录学贡献，推崇刘向、歆父子的目录学工作，批评了刘氏父子之后目录学著作“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王俭、阮孝绪因不满目录学之“浑漫”而作《七志》、《七录》，但因才识不足，王、阮之作虽模仿刘向父子，但成就“远不逮矣”。对于具体的目录学著作，《隋书·经籍志》也多有恰当评论。如评价荀勖的《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中经新簿》虽然上承《七略》，下启四部，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但对“作者之意，无所论辩”，《隋书·经籍志》对其评价并不高。对于王俭《七志》，《隋书·经籍志》也有进一步评论：“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对于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的评论很不客气：“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1](P907)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凡目录不辨明流别、不揭示撰述旨趣、无法反映学术流变者，均受到《隋书·经籍志》的批评。
郑樵对前人著录之得失也作过分析及评判。如他认为，“《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这两类就是道书和杂史，这相比而言，“隋、唐二志，皆不成条理，今观《崇文》之作，贤于二志远矣”[6](P1818)。对于唐代编纂书目“只记其有，不记其无”的做法，郑樵给予批评，认为不利于人们对文献典籍存佚情况的了解。对于历史上的六分法和四分法，他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6](P1805)，要用新的书目取代它们。
明清时期，反思前代目录学著作得失的言论更为多见。《四库全书总目》评云：“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2](P728)对《宋史·艺文志》评价不高。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在谈到目录学的重要性时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18](卷1，《史记集解分八十卷》)王氏批评了从宋代晁公武直到明代焦竑的众多目录学家，认为因其“学识未高”，对于书籍真伪、版本佳恶、校勘正讹等不能“剖断”，故无法给后人读书治学提供实质性的助益。
2.损益旧制，另开新篇。反思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求变，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无论是文献分类还是著录方法，都有一个追求变革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伴随中国目录学发展的全过程。
第一，文献分类的不断创新。汉代，刘向、歆父子创《七略》，将天下图书分为六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另有《辑略》，对书目及各部分进行说明，属“诸书之总要”，在文献典籍分类上确立了“六分法”。自此以后，关于图书文献的分类法，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之举。
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在分类上进行创新，首用四部分类法，以甲、乙、丙、丁四部命名，甲部纪经，著录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纪子，著录子书、兵书、术数等；丙部纪史，著录史书、皇览簿、杂事等；丁部纪集，著录诗赋、图赞、汲冢书等[1](P906)。到了东晋，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在荀勖分类基础上，把乙、丙两部所纪之书互换，将纪“史”之丙部排在第二，而纪“子”之乙部排在了第三，这一排序上的变动，深得后人赞赏，“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19](P2391)，成为官修书目的样板。到了《隋书·经籍志》，始以经、史、子、集之名代替甲、乙、丙、丁之号，明确了各类文献的学术性质。自此以后，经、史、子、集四分法成了图书分类的主流，直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其地位从未动摇。
四分法之所以在图书分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适应了文献典籍的变化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超越六分法的优势。对此，章学诚有精到的见解，他说：“《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清，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9](P6—7)在这里，章学诚根据图书和学术发展之“势”，指出图书分类从《七略》的六分法向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发展，是大势所趋。后世分类体系绝不能返回《七略》的类目，图书的种类、编纂方式、内容等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图书的分类也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一定变化。图书分类要“宗刘”，即宗法刘向、歆父子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分类体系，而不是要回复到《七略》的分类体系和形式。“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彰显“辨章流别之义”[9](P14)，恰恰是文献分类创新的根本。
尽管四分法在图书分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它并非一成不变，很多目录学家都试图探寻更好的文献分类方式，文献分类的创新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方面，是四分法自身的调整、完善、发展与变更，以适应学术日歧、典籍弥众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四分法以外，目录学家们不断“变通”和“变革”，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实际的文献分类体系。
就以四部分类法逐步确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论，官修四部目录众多，成就卓著，同时私撰目录亦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创新求变，大胆改革图书分类形式。如南齐王俭虽系依《七略》作《七志》，但却作了较大变革，首先是变通《七略》中的类目名称，把《七略》的“六艺略”改为“经典志”，把“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把“兵书略”改为“军书志”，把“数术略”改为“阴阳志”，把“方技略”改为“术艺志”，并新增了“图谱志”。王俭改动类目，更好地把古今典籍囊括在图书分类的体系之中，反映了现实的图书存留情况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在具体图书的排列次序上，王俭也有创新，其《七志·经典志》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和《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列《周易》为群经之首者不同，蕴含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看法。陆德明云：“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20](卷1，《次第》)王俭之所以一改前人对书籍的排列顺序，以《孝经》具先，原因就是“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21](P685)。“他的《孝经》居首的思想，正是他的封建政治思想在目录学中的反映和适应‘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的政治需要”[22](P57)。另外，王俭还根据当时图谱之学发展，此类书籍众多的情况，增设“图谱志”，专记地域图书和谱牒。此举受到郑樵的赞扬：“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6](P1826)为此，郑樵根据宋代图谱的发展情况，撰写《图谱略》，写入《通志》之中。王俭根据图书发展情况而进行类目调整增删，体现了变革求新的分类要求。
到了宋代，图书分类方法不守四部成规，各种分类都有出现。而其中犹以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最有代表性。郑樵开史志目录新体例，创立了一种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的图书分类新体系，其类目划分，极为详尽。“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每类下面又分数家，每家之下又分数种，如经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等等。“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6](P1804—1805)。郑樵重视类例，一反四分、六分诸法，根据自己对图书分类的认识和客观实际的需求，进行了大胆创新。其十二分法在处理图书类别时有独到之处，比如礼、乐、小学在四分法属于经部，郑樵则把它们独立出来，别为礼类、乐类、小学类，与经类相并列。这样的分类，“反映了他(郑樵)拟冲破经部书籍传统范围的倾向”[23]。
明代是文献分类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不守四部成规的目录学著作屡屡出现。如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在卷首设“国朝”类，取消“经部”之名，《礼》、《乐》等典籍也不归入经部，韵书也不附于经部，类书不附于“子”，文集与“诗”、“词”分立，在分类上有很多不同于前人之处。由于该书只录书名，不著书籍卷数及撰人姓名，遭到《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的严厉批评，称其为“当时阁中存记册籍”，认为杨士奇等人“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2](P731)。然而，近人姚名达却对这种分类方式大加赞赏，认为“在分类史中实为一大解放”，对于打破“四部成规”具有“摧锋陷阵之功”[24](P121)。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文献图籍和学术发展大势，文献分类又安得执一法而不变？即便是到了四分法极为成熟的《四库全书总目》时代，依然有学者在文献分类方面进行创新。如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就创造性地采用了十二分法。可以这样说，随着文献典籍种类及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一成不变的目录分类方法必然出现僵化，无法反映新的情况，故而在目录学家眼里，新的分类法取代旧的分类法，亦是“势之所不容已者也”。
王重民说：“我国古代目录学家，如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毋煚、郑樵，都是非常重视图书分类法的改进的。”[9](《王重民序言》)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往往根据现实社会中图书文献存在的实际状况而进行，分类法的不断改进创新实际上反映的是目录学家对图书及学术发展不断进行深入体认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带有学术分类的性质。
第二，著录方法的不断改进。在古代的书目实践中，目录学家们不断创新，不仅创造了许多具体的著录方法，而且进行了理论总结，为有效编排文献、利用文献提供了极大帮助。
解题是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叙录体创自西汉刘向父子，他们在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5](P1701)。“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17]这里“撮其指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都是指书之叙录，也就是解题，或曰提要。刘向所创叙录体叙作者生平及学术源流，并说明全书大要，同时辨其真伪，兼及图书内容，对后世影响巨大。南宋时期，出现了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两书继承叙录体传统，完善体例，不断创新，不仅更加详尽地介绍图书内容和作者，而且涉及版本异同、篇卷稽考及得书过程等，每一篇提要就是一篇学术简介，更加方便了读者。
晚于汉代的南齐时期，王俭编《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1](P907)，创立了传录体这种新的解题形式。传录体强调“知人论世”，通过作者传记体会作者思想，与此相仿者有阮孝绪、释僧佑、道宣、智昇等人所编的书目解题。
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经籍考》，又创立了辑录体这一解题形式。所谓辑录体，就是把众多书目及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某书的解题或评价等相关文字置于有关类下和书下，不管这些评论出自何书，什么目录、史传、文集、杂说、诗话等，“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25](《自序》。辑录体将有关一书的资料汇辑在一起，方便考索研究，极有学术价值。后来，清人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均仿此。
中国古代书目解题形式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时达到顶峰。《四库全书总目》利用官方力量，充分吸收前人图书分类叙录的成就，扬长避短，加以创新，成为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之作。既重视介绍图书，又重视评介作者，“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权惩”[2](《凡例》。对于这些做法，余嘉锡给以高度评价：“《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滋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26](P48)
三种类型的解题形式之所以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变革和有所完善，是因为目录学家根据文献及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进行变通，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推论图书要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时代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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