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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4937（2007）05-0001-0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而和谐文化之建设是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基础则是国家的发展模式，即个人、集体（生产单位）以至于国家作为经济主体为何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国家德性如何，或者说，“利润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哪一个享有优先权——确定了一个社会及其一切文化形式”[1]。只有认清这个基础对文化建设的制约性，才能有效地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状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整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从精神实质来说，这一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确认、推行的思想道德体系，从毛泽东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两个文明”、“四有新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内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本存在状态，或者称之为文本的合法性是一贯的，这表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话语、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中。但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尽管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但更多的负面现象令人不安。
在经济生活层面，即使有“社会主义”一词对市场经济形成制约，但以假冒伪劣行为及产品而谋财害命的事件却屡屡发生。2007年新年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就在媒体上提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称“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2]。这说明，在中国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活动中，不仅缺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甚至也缺失了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状态已经达到其底线，所以不能容忍。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不可能不去追求利润，资本不可能在不扩张的状态下生存，“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总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那么，更能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式微的现象则是文化教育及医疗领域的危机。例如，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他草拟的一份建议中，列举了中国一些高校的诸多弊端，称它们“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3]。
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发展战略问题的思想提出以后，其文化意义或者说价值观意义受到关注，海外学者郑永年认为：“片面的商业文化的发展，以钱为本主导了整个中国社会。现在也应当是加以修正的时候了。这应当是文化崛起的契机，近年来提倡并为人们所接受的各种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应当说是一种新文化开始崛起的标志。”“这种新文化无疑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人本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意在约束和修正贪婪的原始资本主义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提倡人道或者人本社会主义，那时是为了修正苏联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提倡人本社会主义则有了不同的内容，是为了修正毫无约束的商业化社会的畸形发展，纠正片面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营造一个和谐社会，达到可持续发展。”[4] 这一说法既指认了前阶段价值观问题的存在，又揭示了这些问题与国家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国家发展模式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简单地说，上述问题的发生都与市场经济机制的负面影响有关，但是，我们面临的悖论是：一方面，市场化破坏了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作用确实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说，在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的选择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国家的发展模式却还是可以选择的，而国家发展模式正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立足点。
美国《新闻周刊》2006年9月25日发表文章《事关形象的紧急关头》（乔舒亚·库珀·拉莫），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和挑战从本质上看都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关，中国缺少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来解释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能够同时解释上海蒸蒸日上的繁荣和处于内陆的甘肃省的极度贫困，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克服的挑战。如何解释一种尽管依靠市场力量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但却又牢牢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包含的意思是：目前事实上存在的中国国家发展模式与中国追求的国家形象（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内核）之间有距离，人们难以确认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然不能说这篇文章对中国问题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原因还是有启发的：如果事实上存在的国家发展模式与国家提倡的价值观存在不一致的话，那么国家价值观就可能只停留在文本上。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谈到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时，引用了M·S·李普塞的一个说法：“效率主要是一种手段，而合法性却提供价值判断。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的相吻合。”[5] 232贝尔列出了7个导致20世纪中前期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丧失合法性的因素：失业的存在、议会妨碍政府的有效运行、私人暴力增长、工业与农业的二元对立、民族矛盾与部落矛盾、知识分子异化、战争失败带来屈辱等等。由是观之，这里的相吻合不是话语上的吻合，而是指国家行为与国家价值观之间的吻合。如果国家行为是不断导致问题产生的话，那么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会丧失合法性。也就是说，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完全靠国家的舆论来确立，更要靠国家的行为——在经济优先的时代主要是国家发展模式来确立。
贝尔对问题的分析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文化革命”风暴的，并由此而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理论：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节俭的积累，但资本主义的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制度实行后，新教伦理就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了，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已经由享乐主义取代了。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驾马车各行其道、互相矛盾。
贝尔的说法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但是，我们更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的复杂性。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如自由、平等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它与普遍的人类价值有重合性，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应该说，在资本主义早期，“以普遍性的形式”表述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存在较深刻而且明白显示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掠夺甚至血腥的战争与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兼容的。但是，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不平等经济关系由强制转为自愿（表面上的所谓双赢），福利主义时代的来临，这样，“以普遍性的形式”表述（即全人类认同的价值内容）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逐渐与国家发展模式合一，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文化矛盾不再尖锐化。
确实，早在19世纪，德国政治家俾斯麦就指出，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形成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1991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迈克尔·谢若登教授在《资产与穷人》一书中也提出，在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社会进步、社会公正、社会团结等“道义性”社会福利理论或理念。
从这个角度来反观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就是说，它更是“以普遍性的形式”表述的价值观，从历史上看，这样一个价值观与我们的执政行为是非常吻合的。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依据《共产党宣言》所提“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提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价值标准，通过党的干部和党员身体力行，改变了中国的精神面貌，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曾经对新中国的精神文明状态作过如下描述：
1949年以后，“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6]
而现在的问题是，事实上的国家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影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合法性、现实性。什么是事实上的国家发展模式呢？用科学发展观的表述来说，就是非科学发展的轨道，即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GDP为本的发展轨道：
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2006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了21600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5.5％左右，但中国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数倍；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严重污染。
尽管GDP增长是“蛋糕做大”的必然选择，但在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以人的健康（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健康）为代价这一点上，已经产生了价值观问题，何况在分配蛋糕上进一步产生了价值观问题。
在分配方面，据2005年的统计，中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与政府部门的增收相比，则是普通民众的增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费、医药费、房价的涨幅大大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与大多数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完全脱节。比如，大学学费从1997年开始疯狂上涨，至今共上涨了25倍以上，迅速从免费模式变成了高学费模式；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也是如此，大约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住院费用增长1.5～2.5个百分点、门诊费用增长2～3个百分点；商品房价格更是年年涨、月月涨，在若干大都市早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房价。
在财政收入不断高速增长、中国的教育规模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急剧扩张的背景下，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并未相应上升。2005年，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为3951.59亿元，仅占GDP的2.16％，低于2004年的2.79％和2002年的3.41％。中国的人均财政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到世界倒数第8位。相应的，教育部门通过“教育产业化”，将迅速膨胀的开支大部分通过收费形式转嫁到民众身上。
有人注意到中国近年收入增长较快的三个领域都与权力相关：一是权力寻租导致权力阶层及其亲属在过去几年中“租金收益”暴涨；二是权力赋予垄断部门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竞争性部门的收入增长；三是与权力结盟的资本阶层（如房地产资本）分享租金，一夜暴富。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并非由于市场化，而是由于缺乏制衡与规范的权力。由此，“如果把权力作为中心点，那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形成一个‘怪圈’——离权力越近的阶层收入增长越快；离权力越远的群体收入增长越差。权力及其接近群体的收入增长过快才是真正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主要的因素，同时也是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7] 有学者指出：“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第二，政府功能的失效，社会生活的失序。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第三，公共事业的衰败。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是如此。然而，在近些年来，凡是由政府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处于衰败之中。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第五，政府官员的腐败机会的增加。”[8]
毫无疑问，当民众在政府行为中看到上述事实时，他们感受到的是利己主义借助权势来实行丛林法则，感受到无权势的个体的无助，这样，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遭到国家发展模式的解构，产生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这一合法性问题，丹尼尔·贝尔引用过詹姆斯·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处境的概括：“我们的首要前提是，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竭力完成两个基本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任务——积累和合法化。它意味着：国家必须竭力维持或创造条件，使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但是，国家也必须竭力维持和创造社会和谐的条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若公开地使用强制性力量去协助一个阶级积累资本，而不惜牺牲其他阶级，那它就会失去合法地位，因而削弱了对它表示忠诚和支持的基本力量。”[5] 288
贝尔认为，尽管为资本家积累资本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事，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积累的问题，因此也会产生一些阶层、阶级的利益遭受国家发展模式损害的现象，导致合法性问题的出现。应该说，到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比较成功地找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那就是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与福利分配进行调控，既缓和了阶级矛盾，也使得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获得长久的认同与支持，维护了社会的有序运行。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承认贝尔所说，连为公共利益而强制积累也会牺牲大众的利益，产生合法性问题，那么，如果是为少数人的利益甚至包括党政官员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GDP的增长是以底层大众的利益受损为前提，国家价值观的合法性危机就更不可避免了。
何况，在国家价值观的合法性受损时，还存在着国家价值观表述的自我矛盾。美国学者迈论·马格尼特就提出了“贫穷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的观点，他说：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病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穷。在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摈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失去了应有的尊重；新文化使穷人首先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责任感，从而压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力，最终阻碍了穷人的进步[9]。
我认为，他这里实际上也是指认一种文化矛盾的存在：富人不愿意与穷人分享富裕，却将自己的价值观不断地影响穷人，使维持社会所需的公共价值观逐渐消退，人的愿望与现实处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于是社会冲突也就愈益增多。显然，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
在整个社会都以经济指标为发展取向时，精神文化的要求自然就会萎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用文化理念来补正原有发展模式之不足，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使文化理念走向具体化、可操作化。
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中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也是画龙点睛之笔，不可或缺。这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封建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对人的发展的障碍。事实上，正是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国家发展模式的分裂导致人的异化和文明危机不断发生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得以形成，这一价值观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现实的、有程序的、彻底的解放，或者说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批评分析时，马克思注意到这一模式是在牺牲人的价值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0]
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人是目的这一价值追求，“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11]
在观察全球发展模式时，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Anne B.Kern）在20世纪90年代合著的一本书中，对以西方发展观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工业三驾马车载着人类的命运狂奔。经济增产失去控制，它的发展把人们引向深渊”[12] 96。“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造成的结果”[12] 80，今天“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12] 110，“发展一词具有展开、放开、铺展之意，应该看到它和包裹（envelopement）、退缩（involution）等词的辩证关系。后者启示我们要回归本源和世界之初，要深入存在，再现故旧，循环往复，忘却自我，融入自然，重归神话，在福祉的胎盘中摄取，求得无尽的探索和无言的和平”[12] 116。
面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丹尼尔·贝尔认为，必须依靠“一种社会契约”，“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据有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形势，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5] 344。这一主张就是强调延续传统、节制贪欲、公平正义。
关于当下中国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在‘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这两个西方经验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却在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出，这是导致当前有目共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和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因素。”[13]
为了解决国家发展战略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确认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发展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协调，统筹各方面的关系，而不能走为了GDP而牺牲人民大众利益的路子。这一发展模式的确立，不仅为解决众多的现实冲突寻求了正确的方法、途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找到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发展模式的分离。
幸运的是，到2007年，科学发展观进入了真正贯彻落实的新阶段。人们注意到，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财政总支出将达26871.08亿元，其中用于“三农”、教育、医卫、社保就业支出的总额将达7107.57亿元，形成六大民生新亮点。新亮点一：从5200万扩展到1.5亿，全国农村中小学生受益“全免”政策；新亮点二：从探索到全面推开，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人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低保；新亮点三：从40％扩展到80％，农民将享有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新亮点四：从调整住房结构到更加重视廉租房建设，确保困难群众居有其所；新亮点五：从研究到重点推进，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农民工医疗保障受到重视。新亮点六：从收费到免费，师范教育给贫困孩子多了一个光明选择。应该说，这样的解决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标志着国家发展模式真正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了。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我们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凸显。而且，社会政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还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一块基石，所以，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不会忽视它的作用。”[13] 从表层看，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贯彻落实只是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方针政策，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了国家价值观复兴的重大意义：
当执政主体真正地将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执政追求，通过免除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的困难，解决公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等等，体现了“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温家宝语），这样就恢复了政府行为的道义性，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与国家发展模式相契合。
同时，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尽管表现为财政与投资的行为，但由于这一行为不再是以GDP的增长为导向，甚至宁可降低GDP的增长速度，这样就解构了GDP崇拜，以执政行为来克服利润至上的拜金主义、丛林法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有了机制上的保证。
机制的重要性在于：当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的必然选择，不可能走回头路时，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依靠“读经”之类的办法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普遍的现实。要形成机制，必须一方面继续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不断唤醒人们心中的道德意识、崇高意识、神圣意识，永远不言放弃，放弃意味着道德的彻底崩溃，而行政行为自身就宣示了其光荣性；另一方面则要从最可能的、最必要的现实措施做起，比如说，抛弃事实上存在的教育产业化的做法，让教育恢复它应有的神圣性原则，使教育机构和广大教师脱离拜金主义的控制，能够理直气壮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当教育投入加大甚至免费教育实行以后，机制也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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