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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25日，我国当代杰出的雕塑家、教育家刘开渠先生逝世了。我国美术界失去一位导师殒落一颗巨星。在深切缅怀和纪念他的时候，让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刘开渠在我国现代雕塑艺术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创作道路、艺术特色，从而更确切地评估他的历史功绩。
图1 刘开渠先生遗像
一 辛勤耕耘70年
刘开渠的艺术生涯，与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和发展是紧密相联的。
他为中国的雕塑事业辛勤耕耘了70年。刘开渠，1904年生于安徽省萧县刘窑村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不求进取，不理耕读，脾气暴戾，虐待妻子。家里长年充满着纠纷，既无父爱亦无母爱。在无情的凄风苦雨中，于畸形的家庭环境里，刘开渠自幼就经历着磨砺，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压抑和创伤。这些无时不对他的成长产生极大的影响。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生活的磨炼，其意志和承受压力的性格，形成内向、朴素和耐性。他的记忆里多是悲闵与苦痛，忧患思虑中蕴藉着反抗的种子，还有一种倔强与求生奋进的勇气。1920年从萧县高小毕业，报考北京最早的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动荡之中，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高涨，浩大的声势波及至小小的萧县城。光明与进步启迪刘开渠的智慧，掀动他求知的欲望，开化他的灵性，加上他对自己家庭环境与家人间变态关系的厌恶，正当年轻，朝气蓬勃进取向上的干劲，都给他很大的鞭策，因此，决心远离家乡奔赴北京。在当时身处落后乡间的土学生，能够走出家门确实是了不起的。在这里还必须叙述1918年在萧县高等小学任教的美术老师王子云先生对刘开渠的教育和影响。是他把刘开渠引向学艺的门径。当时王子云先生慧眼识才，鼓励帮助他确立志愿学习美术，并且为他争取到一份萧县“学生留外贷金”作为学费，而且把刘开渠托付给一个在北京政法学院读书的同乡悉心关照。从而使他迈出了一生的前程中最艰难最发端的一步。对于这一些，刘开渠总是深情的称谓王子云先生是自己“小时候的启蒙老师”。
刘开渠从皖北的穷乡僻壤来到古都北京之后，双眼大开，一切都是新鲜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反帝反封建的声浪仍然一阵高似一阵。刘开渠来到这沸腾的人群中，自然从懵懂里越来越清醒。除过如饥似渴地学习美术外，他时刻关心着社会在其动荡中寻求真理，黑暗中探求光明，变迁中寻觅生路。他听过鲁迅先生讲课，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受到著名画家李毅士、王梦白、王悦之、吴法鼎、陈师曾的教导，又结识了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闻一多等人。他不仅学习油画，喜爱雕塑，还写了不少文艺评论，新诗、小说和散文，显示出他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能，而且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加反日游行示威，掩埋与李大钊一起殉难的挚友共产党员谭祖尧的尸体……。一个热血青年，勇于接受新思想的艺术家，痛恨旧世界、爱国求民主的信念愈似坚定。刘开渠的人生追求在北京的7年求学生活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拥护林风眠校长“欲求打破艺术上传统模仿的观念”的思想，旗帜鲜明地主张改革，呼吁创新。他选修引进中国为时不久的油画，主张面向生活。向大自然写生追求写实主义。1926年在北京举办了他的个人展览，展出作品大部分是油画。很遗憾他的作品几乎遗失殆尽。今天我们在仅存的一幅油画《流民图》照片中看到他那有力的造型、强烈的明暗对比和整体的外轮廓，恰使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当时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个人风格。
本世纪20～30年代，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向西方学习。刘开渠也不甘落伍，他大胆地向深孚众望的蔡元培先生提出请求，希望去法国学习雕刻。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正在南京主持文学院，对中国的新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都有过精辟的见解和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对中国的美术事业发展产生过非常积极的影响。他支持过许多有为之士，提携过不少后起之秀。他认为国家和民族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过去到法国学习绘画的人多，学习雕刻的人少”，所以对刘开渠的要求甚为关注。在1928年正值政府需要派出一位驻外著作员的机会，蔡先生就安排刘开渠充任这一职务，使刘开渠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的夙愿得以实现。这是一次极好的机遇，也是成就刘开渠一生事业最为重大的转折。
巴黎是世界瞩目的艺术圣地，盛行了若干世纪的写实主义传统于此也发生了变异，形形色色的各种流派纷纷崛起，诸如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派、抽象派等等当时都很时髦。初到欧洲的刘开渠，面对目不暇接的艺术潮流，必须要有所明确的抉择。他没有盲目、也没有犹豫，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向著名的让·朴舍教授学习。朴舍教授反对学院派，主张自由创造，重视学生的独创和个人才能的发挥，同时又具备很大成分的现实主义。其表现手法也近似罗丹。刘开渠喜爱写实雕塑，这是他出国前就已经形成的艺术观所决定了的，也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意识。他的所学要为国所用，他的选择适应了时代的召唤。目的明确，有的放矢，很快就掌握了雕塑的基本功，得到教授的赏识。在留学生涯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甚为突出。
1931年中国突发了九一八事变，神州大地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留学法国的学子们受到震动。蔡元培先生给刘开渠的信中说：“国内雕塑事业需要人，可以先回来看看，工作一个时期，以后还可以再去法国的……”。刘开渠沉郁在忧国忧民里，准备回国。后来接到杭州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的邀请，便立即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为中国的雕塑事业效力。先到上海，拜望了他最为敬仰的蔡元培先生，就在同一时刻也见到了鲁迅先生。蔡先生面对风华正茂的刘开渠，非常高兴，希望他今后能为中国的雕塑开创一条路子，担负起雕塑教育的责任，造就众多的人才。鲁迅先生勉励刘开渠说：“过去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这些教诲给刘开渠归国后的道路指出了方向，成为他终生奋斗的宗旨。
刘开渠从1933年起任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教授、系主任，建国后任华东美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几十年为我国的雕塑事业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蔡先生的愿望。
刘开渠回到杭州艺专任教后，就在杭州市西大街武林村租借了一间两平米的工作室，开始了雕塑艺术创作生涯。在极为简朴的生活条件下从事普通人不熟悉、不理解的劳作，为真人捏像，为模特儿塑像，真可谓寂寞之道。他除过悉心教学之外，便是精心地投入创作。第一件大型作品就是为“一二八”淞沪抗日牺牲的八十八师将士作纪念碑，即《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双人铜像，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抗日志士，1935年6月树立在杭州西湖边。刘开渠一举成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深重，杭州亦遭日本飞机轰炸。刘开渠携夫人随着杭州国立艺专南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客居成都、重庆住了差不多10年。
刘开渠从巴黎回到杭州时已近三十而立之年，当应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然而中国政局动乱，日寇浩劫山河破碎，战火频仍，根本不能有一个安定生存与创作的环境，这大大的影响了他的艺术实践。他们一家在成都和重庆居住期间，含辛茹苦，很艰难地创作了四座纪念碑像和其它作品十数件。其中大型高浮雕《农工之家》是他这一阶段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刘开渠始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六年从成都迁回上海，又投入上海人民反饥饿斗争，迎接上海解放。一九四九年担任上海美协首任主席，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同年返回杭州任华东美术学院院长，杭州市美协主席，杭州市副市长。
建国后，刘开渠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自豪，从来没有过的扬眉吐气，和从来没有过的愉快。党和政府对他高度信任，委任要职，社会活动频繁。年富力强的他用满腔的热情和真诚拥抱新社会，以他从来没有过的忘我精神，迎接新的时代。一九五三年，刘开渠被调到北京，担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除过负责人民英雄纪念碑整体设计工作外，他还亲自创作三块浮雕，即碑正面的《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迎来了他雕塑艺术创作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图2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部分）
1956年底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完成。刘开渠留在北京，参与中国美协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63年出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历时三十载。
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动乱中，刘开渠在审查、批斗、围攻、屈辱中煎熬，又荒废了10年。待到中国大地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时，他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这时候，他除过担负全国政协常委、美协副主席的社会工作之外，更多的精力致力于美术馆的建设上，同时担负起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主任之职，为发展中国的城市雕塑事业举起大旗，推波助澜，掌握方向，制定规划，为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进步，发挥了任何他人无法替代的权威引路人的作用。
1993年6月中国美术馆迎来了30周年馆庆，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刘开渠馆长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亲切会见。年届89岁的他十分欣慰，却不幸溘然病世。他以艰辛的奋斗，刻苦的砥砺为中国的雕塑事业奉献了一生。
二 创作的四个时期及其艺术特点
1.1935年—1949年的从初创走向成熟的时期
回到中国，在杭州艺专的教学与创作岗位上，刘开渠首先遇到两个问题：(1)用法国所学的雕塑观念、形式语言、造型方法，表现与欧洲人不同的中国人，能否很快地适应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反映现代人。(2)在传统艺术观念牢固的西子湖畔，如何推行一套新的教学体系，创作方法，抵御封建落后习惯势力和世俗观念，使现实主义的现代雕塑能够在教学中扎根，在创作中开花，这需要足够的自信、决心、勇气和胆识。面对这样的现实，前途莫测，道路曲折，对刘开渠的压力很大。他没有萎缩，没有退却。他大声疾呼要创造新的艺术，创造有新生命力的艺术。他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天职，就是寻求真理，发现人心深处的真感情”，主张艺术要为时代创造美情。为了产生新的艺术，能够代表我们时代的艺术，社会必须给艺术家以物质的助力，艺术家应该用全部的精神，坦白的感情，去追求实现他理想中的美的世界。他深刻理解建造纪念碑的意义。在当时极少纪念碑的中国，提倡修造纪念碑，这确实是个创举。
刘开渠为新的雕塑在中国大地萌生，不仅大肆宣传雕塑艺术，以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更注重身体力行，投入创作实践。1934年—35年，他在杭州任教时雕刻的作品近10件。现在存留的作品照片有《女像》习作四件、《女人体》习作一件、《蔡元培头像》、《戏剧家李朴园像》、《雷圭元头像》和大型圆雕《淞沪抗日纪念碑》。1939年辗转至成都以后，作了抗日将领《王铭章骑马像纪念碑》、《李家钰骑马像》、《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铜像）、《孙中山座像》高浮雕《农工之家》、《叶恭绰浮雕像》以及其它头像、浮雕像计14件作品。1947年迁回上海，又创作了浮雕《母与子》、《蔡元培胸像》、《开山筑路》、《篮球队员》、《鲁迅头像》、《鲁迅浮雕像》以及《耕作者》、《收获者》大型浮雕的设计稿。
上：图3《蔡元培头像》
下：图4《李家钰骑马像》
右：图5《川军出征抗日陈亡将士纪念碑》
这些珍贵的作品，由于战乱，大部分已经被毁。我们不能全面审视。但是在存留的照片中，我们还是清晰可鉴地体会到刘开渠雕塑艺术感人的魅力和独特的风格。他的作品无论是习作，还是大型纪念碑，均丝毫不存在简单模仿欧洲雕塑的痕迹。如果说西方的写实风格成为他的风格的主调，那么他所表现3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造型特征、时代感觉、都把握得非常出色。雕塑作品主要是表现人、发掘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属性、人的不同性格，歌颂人类自身的力量，在刘开渠手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个性鲜明，富有内在气质。他的写实，绝非真摹，绝非不顾一切地埋头于对象的再现，只凭视觉的印象探讨对象，而是深入探求人物内心的灵魂。他敏锐地捕捉每一个人物的特征，恰到好处地作一番概括和夸张，再作大胆的取舍，提炼和精微细节的刻划，形成造型严谨、大度朴实、含蓄耐看的艺术特质，具有令人信服的生活真实感。这一时期的作品没有那种修饰光滑平整规则的低俗习气。他喜欢保留手的痕迹、塑刀的痕迹，斑剥生动，就像绘画的笔触一样注入了自己的感情，既有欧洲古典雕塑的写实，又有现代雕塑的表现。他用泥、石膏、青铜在寻求永恒，把自然的客观的人物向永恒浇铸。如果说在年富力强、创作欲望与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刘开渠的作品有一种阳刚之美的话，那么这些作品在强烈的明暗光线之下还给人一种时代压抑、沉重的阴影，蕴含着沉郁深思和悲壮的韵味。特别在《淞沪抗日纪念碑》等纪念碑作品中体现的更加明显。他所有的肖像和纪念性雕塑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素质，即单纯、和谐和朴实。这是作者个人性格中秉性质朴的特点始终贯穿在他作品中的自然流露。
30年代的中国处于日寇入侵社会动荡的时期。刘开渠的少年时期家境贫困潦倒，个人遭遇困苦，忧郁寡欢。青年时期有感于国家的兴亡，5年留洋学习又有思于故土之情。时下挈妻携女又悲于乱离之苦。他孜孜以求救国的真理，摸索人生的道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他于生命之初的悲剧体验深深烙印在他的性格与情感之中，郁忧寡欢与埋头苦干的精神，熔铸于他的艺术作品之中形成深沉雄壮的风格倾向。他的雕塑作品自《淞沪抗日纪念碑》开始，一直贯穿着爱国主义的主线。在这样的世界观支配之下，忧患与悲剧感更为自然地得到契合。当时全国许许多多文艺工作者创造各种形式的作品投入抗战。他也拿起自己的雕塑刀，把生命与激情活入粘土，歌颂抗日勇士，先后雕塑了四尊抗日将士纪念碑，号召人民在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生死关头，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并且号召用雕塑来宣传抗战建国。20年代之前，中国的纪念碑雕塑几乎是空白期、刘开渠的这些作品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于此同时刘开渠创作了大型浮雕《农工之家》（1942-1944于成都）这件作品不仅代表了刘开渠个人的成功，也是中国现代雕塑表现工农生活的第一件作品。这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当时的国统区确属不易。以母与子为中心的劳动休息场面，表现出劳动者征服自然后的喜悦。田园诗一般的谐和，寓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平幸福的时代不会遥远。这是作者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他关注劳动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且极富人情味，极具人性的情感。1947年所设计的《耕作者》、《收获者》小稿，虽然没有完成，足见刘开渠对劳动者的热爱。对大型的群像、浮雕构图和纪念性主题的爱好，正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特征。他积极地用艺术真诚地为抗战服务，歌颂自己所热爱的人。在《淞沪抗日纪念碑》、《王铭章骑马纪念像》的碑座上都有叙述烈士英雄事迹浮雕。这些大型的复杂的设计与构想足以显示作者的勃勃雄心、充足的功底和信心。只是十分的遗憾，他的构想有许多处因其订主不能全面理解他的意图而未能实现。如果说刘开渠的雕塑艺术从《淞沪抗日纪念碑》开始，那么到大型浮雕《农工之家》，个人风格已完全形成。正如郁达夫赞扬的那样：“完全是他整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他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是那样的厚实，那样的朴拙而充满了内在的力量。他把艺术表现的焦点，始终凝聚于表现民族的解放与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是他的出身与数十年的社会生活实践所决定的，是时代精神在艺术领域里的必然表现，所以他的作品一经出世就开了一代新风。
2.1949年—1957年中的高峰时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自立自强彻底解放了。新的时代使刘开渠眼前一片光明，他作为美术界的优秀代表，得到人民政府的信任与重用，为繁荣中国的雕塑事业大有用武之地的真正好时光来到了。
起初他在上海创作了《鲁迅浮雕像》、《任弼时胸像》，紧接着塑了《毛泽东主席胸像》。刘开渠发自内心的崇敬为领袖塑像，是那样的庄重，谦和慈祥，他没有造神，而是塑出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53年借调杭州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刘开渠到北京担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长。领导国内八位造诣高深的雕塑家来创作英雄碑的浮雕，为近百年来创造历史、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们树碑立传。这是刘开渠从艺20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到了年近50岁的时候，终于得以实现，这是他最为兴奋、最激动的一件事情。他除过担任英雄纪念碑的总体设计之外，亲自创作的三块浮雕是《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其中主体浮雕高两米宽六米，规模可谓壮观。
青年时代的刘开渠就信奉着：借题材兴起自己的热情，出之以表现自己，是艺术的正轨，是大作品产生的根源。想当初他在创作《淞沪抗日纪念碑》的时候，深深地被张治中将军部第5军第38师的将士杀身抗日的勇气和精神所感动，他日夜所想，如何能够有力的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象征，于是塑造了一个持枪的准备冲锋的战士和一个顶天立地、挥臂手指前方的军官。箭在弦上的严峻瞬隙，把坚定、英勇、不畏强暴的正气表现得十分充足。抗日阵亡将领《王铭章骑马纪念像》有3米多高。挥动右手、骑在马上的王铭章召唤军队向敌人冲去，一种稳操胜券的气度。《无名英雄像》表现一位身披头笠、穿着短裤、打着裹腿、足登草鞋、端着枪，愤怒地冲向日寇的无畏战士。这些及李家钰烈士的骑马像都是他表现抗日英雄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这些作品看得出刘开渠雕塑水平的高超。其制作过程的艰辛，也看得出他在困难的条件下为事业是多么的执著、倔强和不怕失败。在不知雕塑为何物的年月，他争取到了创作纪念碑的机会，就已经很不简单，他珍惜每一次难得的任务，但是却因为社会条件的限制（有物质的困难，有文化的浅薄）都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和构想使作品在艺术上完整和更加完善。几十年后他都感到难言的遗憾。
在创作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年月里，刘开渠和其他几位雕塑家受到党中央、人民政府及周恩来总理的重视，社会地位空前地提高，物质需要保障供应，创作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时候，他的创作心态最好，热情也最饱满。基于他十几年的创作经验，足以在此达到更新的高度。为了《渡江》浮雕的构思，认真研究渡江战役的战史和真实情景，考察探访、反复琢磨，精心设计。集他十几年创作阅历，一定要把人民军队威武雄壮翻江倒海的史诗塑造出来。横幅的构图适宜表现宏廓的场面。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特点，选取解放大军千帆竞渡，浩浩荡荡船抵江岸时，龙腾虎跃的战士飞跃冲锋登陆的瞬间。这是最有力最典型的瞬间。重大的事件通过典型的瞬间揭示其前因和后果，使观者一目了然主体形象本质意义之所在，作者出色的运用了这一艺术规律。在构图布局上二十多个战士平凡的起伏升降的重复姿势，大同小异的轮廓交错构成向前冲锋的气势，高度统一的主旋律，又有各自姿态差异变化丰富的细节赋于每个人物迥然不同的伟大。冲上江岸的战士较高，正在跨跃的人次之，后面船上和水里的人稍低。最高处是指挥员有力的呼唤和司号员响亮的号角，红旗直指向前，直捣南京城下。战士和男女船工背景上重叠着层层帆船和桅杆，以少胜多的手法，使千军万马的宏伟场面，排山倒海的气势简洁鲜明地把渡江的主题体现了出来。人物的刻画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又有精到的艺术加工，勇武、刚毅、赴汤蹈火的战士和男女船工一起向前统一的动势，强化在一种感奋、气势、执行使命的共性之中，统领在任何力量不能抵挡的凛然浩气之下，每个人的动作决不雷同、动作和躯干的塑造坚定有力，注入每个人物以生命与感情，有觉悟的战士内心世界支配下的冲锋一呼百应的奋争与抗衡，刻划的个个入神。每个人物的目光向前，坚定有力、同仇敌忾，然而个性各异可亲可近、犹如身边的活人。另外20位战士又是年龄相近，衣帽服饰相同，造型处理却丰富多样，连衣纹亦无重复之处，消除军装的单调和平淡，使其不因语言的简陋而影响雄壮的气势。还必须指出处于次要的位置、但是必不可少的那个划船的妇女形象刻划的也是极为成功。意志坚强、经历过严酷的劳动生活和苦难的锻炼，奋不顾身地支援解放大军的伟大女性，有力精炼、富于表情、美丽、智慧的形象，中国母亲的象征，令人感动。于此只以显示了作者观察生活的细微。形象塑造的神妙。肌肉表现人物动作内在的力量。在动态中看人体的形状，衣纹下的人体是雕塑之骨，刘开渠也充分发挥了他在人体塑造上的本领，大胆地加强那些战士的富有特征的肌肉，因此没有丝毫的概念化和程式化。20多个战士的体型和面孔形象的多样性，对人的个性美和精神内含的细腻感觉，刻划细节的微妙，使得作品整体丰富而充实，这全然是刘开渠遵循了现实主义传统而达到的空前高度。
刘开渠在创作《渡江》等浮雕时，完全以真情实感，表现时代的脉搏，切身观察自然体验现实的感受，没有半点虚饰和造作。在法国他就想表现中国睡狮的觉醒，在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中，他如鱼得水，用石头歌颂了崇高而伟大的革命战士，自我牺牲的热情、善良、勇敢的美德，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真理。在艺术的完整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可以说是他法国留学归来20年艺术实践的总发挥和结晶。他虽然看重雕塑艺术的教育功能，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呕心呖血和其它的作品一样仍然那样的朴实、真挚。在质朴中有内在的激情和深邃的含义。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在淳厚雄浑的奋进精神里深深蕴藉。他在30-40年代的作品中那种悲壮趋向在英雄纪念碑浮雕上史诗般的宏篇巨制里，一变而成为崇高豪迈的壮美。
人民英雄纪念碑共10幅浮雕，代表了中国100多年的8个历史时期，概括了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100年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刘开渠领导着一批创作经验丰富的雕塑家，为新中国的大型雕塑开创了崭新的一页，创造了新中国雕塑的里程碑。这一组浮雕的价值不仅局限于它们自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激发全国的大型室外雕塑和纪念碑蓬勃兴起。国人心中陌生的艺术一时间形成了普及之势。《渡江》浮雕也是他数十年借鉴西方以适应中国人的欣赏口味创立中国气派的辉煌之作。由于刘开渠从法国学成归国创作纪念碑伊始，就是投入抗战而富有战斗性，至《渡江》完成，都一脉相承的富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成为刘开渠纪念碑雕刻的鲜明特色。这也是他们那一代艺术家所共有的特色，所特有的崇高价值。
在创作《渡江》浮雕的同时，还创作了《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两块浮雕，为军事博物馆创作的《工农红军》也是很重要的一件圆雕。刘开渠着意刻画了一位年轻英俊、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蓬蓬勃勃朝气向上的普遍士兵的形象。挺立在山石间的持枪红军、脸部及着装刻画的生动富有质感。勇敢、忠诚的个性，在艰苦长征的岁月里，迎向朝霞的胜利喜悦，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当然从动态上似乎欠一点扭动，否则会更加感人。这一件作品是他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与英雄主义题材的偏爱又一结晶。
3.创作上的低落和艺术教育的丰收时期
进入60年代之后，他相继创作了唐代诗人《杜甫胸像》(1960)、小品《牦牛》(1960)。之后的5年间几乎没有别的作品问世。这一段时间在创作上显得低落。但是获得了艺术教育的丰收。他把精力放在主持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二期雕塑研究班的教学上。集他近30年的创作与教学经验，全身心地传授给来自北京、四川、广州、沈阳、西安等地的青年雕塑家。诸如：张德华、俞士松、叶如璋、叶毓山、伍明万、刘小岑、陈淑光、孙凡伟、黄俭、田金铎、孙纪元、刘万琪、刘政德、张淑赢等人，从这个明星班毕业的人们，在30年后的今天，几乎都成为我国新一代雕塑事业的中坚骨干和优秀的组织者，他们都深深地感谢刘开渠先生的栽培。
4.晚期的创作和新的开拓
他在1978年作了一件《男青年胸像》，以后出现《周恩来浮雕像》(1980)、《松鼠》(1980)、《肖友梅像》(1982)《女青年像》(1984)、《蔡元培纪念像》、《梅兰芳纪念像》最后的15年共创作了10数件作品。还作了些充满情趣的小品如《牦牛》、《松鼠》、《踢毽子》，其创作的领域有所拓宽。这些作品依旧保持着刘开渠作为雕塑权威的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在表现历史的文化的杰出人物方面一如既往，是他创作的重要题材，在这方面的功绩也是很大的。蔡元培先生是刘开渠平生最崇敬的一位学者。他数度为其雕像，对他真可谓情笃意深。蔡先生那种学者宽阔的额头下严肃、睿智疑思的眼神，忧郁而诚恳的独特思索下的表情，使我们对这一位历史人物肃然起敬。刘开渠鲜明地揭示了一系列有名人物的性格和时代特征，在雕塑感的加工、头臂的切分处理方面都受到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尊崇。但是总起来说，作品明显少了，主题比较大的纪念碑再没有新的创作。艺术上也有“弱”的迹象。这一阶段有一些作品显得缺乏生气。拘谨呆板，木纳冷漠，甚至于再现学院派的修饰感而迎合所谓大众化缺乏了表现力。如果说30年代郁达夫对刘开渠的雕塑作品就评价说：“若硬要指出他的不足之处来，或者是欠缺一点生动吧？”那么70-80年代的作品确实欠缺一点生动。呈现出作者身心疲备之感，艺术处理和形式语言偏于理性。美术家到老年会创作更加老到成熟的作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美术家都能够越老越出好作品。刘开渠在60岁以后，过早的呈现低落期，并不是因为他年事高身体弱而造成的。雕塑创作固然有相当成份的体力劳动，到了年老阶段必然要受到影响。岂不知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自1957年反右运动中，刘开渠因为主张成立中国雕塑院而蒙受不应该的批判，写检查，交待错误。大批的朋友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他这个来自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倍受刺激，从此处事慎微。随后的政治运动和整风频临接至，政治波涛的起伏，对艺术家的左右与制约，对刘开渠的雕塑创作的影响自不待言。十年动乱中遭到冲击和迫害，对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带来莫大的精神桎梏。强烈反复的省察，长期的冥思与禁锢，难有艺术的火花不被扑灭，难有灵感的闪念不被驱散。不仅如此，不独有偶的悲剧还要强加在刘开渠身上。1958年既将考入大学的女儿刘微娜帮助父亲抄写检查材料劳累过度，患了肾病，误诊死去。1967年将要从中央美院毕业从事雕塑工作的小女儿刘沙平被淹死在玉渊潭公园的游泳场。这种种的沉重打击对一般人都是难以承受得起的。而刘开渠苦恼的灵魂经受着折磨。他宽容、忍耐、敞开胸怀地宽容和忍耐着。他多年被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对国家对民族的信心，失志不渝的事业心支撑着。他没有折服、没有倒下。他坚韧不拔的刻苦努力，奋力急迫文革所耽误的岁月，不顾年迈还是创作了数件杰作，这已经极为难得。在中国大地迎来文艺的春天的日子，他的心情是极为舒畅，极为欢欣。然而毕竟力不从心，让他重现欢腾的光芒，再度由心扉里奔放出激越，投入更新的大型创作，这已经很不合乎实际。这对于一个中国当代最有造诣的雕塑家黄金年华的荒废所带来的损失只能留下极大的遗憾。他自己的创作搞的少，但是其它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和支持多了。在艺术教育方面发挥了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作用。他在晚年仍然不失一位德高望重的雕塑大师，使精力投向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的振兴和推动与发展上，组织众多的雕塑家投入新时期的艺术创作活动刘开渠又进入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活跃的开拓期。
三 结束语
刘开渠在他89岁的一生中，从事艺术活动70载，为中国的雕塑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64年。从一个穷困的农家子弟，成为30年代就出名的留学归国的艺术家、教授。从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引进西方写实主义雕塑艺术，兴起中国气派的现代雕塑，创作了一批表现中国革命历史、中华杰出人物和劳动美的雕塑作品。存世的虽然不多，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却是非凡的。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是祖国大地从无到有艰难条件下的新生物。老一代的雕塑家屈指可数，在这不多的人中，刘开渠当属代表的人物。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是随着时代演变应运而生，任何一个个人的力量都是微弱的。但是在那些紧要的历史关头，杰出的人物却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刘开渠正是那些众多英才中最为卓绝的人物之一。人民艺术家于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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