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结构论文,二元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与中国实际的理论认识
（一）二元经济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反响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理论，极具影响，在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该理论明确提出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并进而探讨如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最终实现现代经济“一元化”的规律性。正因为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发展中国家“传统与现代”经济并存的实际，讨论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问题，因此被众多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我国学术界也常常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经典性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
在中国的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以二元经济论分析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化问题时，一般而言，最广泛应用的理念是，一，确认中国经济至目前为止，仍是二元的，即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二，确认二元经济的最终发展前景是现代经济取代传统经济，整体经济终将变为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而现代经济的标准和内涵，主导观念认为有三方面，即城市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第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各部门比重的绝对优势；实现农村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
因此，在对中国的经济分析中，无论是在历史变化过程领域，还是在当代经济领域，或是提出政策目标，大量论者的出发点都是致力于一个趋同的方向和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过剩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由此提高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使其现代化；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如何改变“农村包围城市”的城乡格局，实现传统农村的城市化。
但是，此类看来相当符合二元经济理论原则，也符合世界性经济发展规律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很值得深究。从理论角度看，类似理念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重要前提和限制条件，因而实质上颇大程度地背离了二元经济论的科学成分。从实际生活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况来看，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亦颇可质疑。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理论背景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作者之所以如此强调该文的理论背景，是因为他认为，该文的分析对象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在这类国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状况即劳动力和资本状况，类同于古典经济学家时代的状况，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兴趣的变化完全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而且，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来说，似乎可以确实假定经济的扩张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的扩张是的确不是有保证的”。（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主要在亚洲和东欧）生活在与古典理论假设相符而不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相符的条件下，这些地区的人民从古典分析中得到的东西要比从1870年以后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47页。）二元经济论的杰出之处和独特贡献，正在于它在新古典经济学已“取代”古典学派的理论界明确提出，很大区域的实际生活是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不合的，因此绝对不应该用理论前提与现实状况不符的理论作为工具去分析实际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第一阶段的存在（指不变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错误地用对第二阶段（指资本积累赶上劳动力增长阶段）的分析方法套用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上”（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70页。）。由于分析对象的实际情况倒与古典理论有相同之处，故刘易斯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早已被“冷落”、被认为“过时”的古典理论来说明问题。看来刘易斯本人认为自己文章的最大理论贡献和得意之笔亦在于此：“研究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学者，在找到贴切地适合他的问题的分析结构之前，必须完全回过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页。）
（三）二元经济论由以成立的限制条件
任何一个严密的理论模型都有自己的严格限制条件，二元论当然也不例外。刘易斯指明，“如果在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可以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资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当资本积累赶上人口，以至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这个过程就必然停止”。但刘易斯说：“它也可能在此之前停止”。刘易斯认为，从经济原因上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提前停止可能有四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条件可能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所谓的贸易条件是指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经济交流关系，这“实际上是工农业关系问题”，亦即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假定资本主义部门不生产食物，将会出现两种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的贸易条件，一种是：如果传统部门即农业的生产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对食品的需求，从而迫使资本主义部门提高付给农民的粮价，那么必将使资本主义部门减少利润，当这种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另一种是，如果传统农业部门食物生产率提高，但食物价格的下降却不如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则同样会“迫使资本家把更多的产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从而减少工业利润直至无利可图。
刘易斯这位因创立二元经济论而获诺贝尔奖的著名学者，其学说本身即在经济理论界树立了严肃经济学家的科学态度典范：对任何理论学说都不盲从；任何理论观点，都应是最大限度地根据所分析对象的客观实际而给出；任何理论观点，都有自己严格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二元经济论由此而来，以二元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无疑也应遵循理论本身的精神和实质。因此，在运用二元经济论分析中国时，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审视二元经济论的理论模型由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这应是我们能否采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和结论的唯一准则。
（四）二元经济论与中国的实际
我们主要分析四个问题：二元结构理论的背景与中国实际；模型主要条件与中国实际；模型限制条件与中国实际；二元理论的结论与中国实际。
1、二元结构理论的背景与中国实际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之理论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工具是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根据约1870年代以前，以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抽象出来的规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由以建立的实证资料中，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资料是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部分。因此，说到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应该避免一种误解，以为纯属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特有现象。对此刘易斯本人说道：“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高工资经济和低工资经济并存”。（注：刘易斯：《不发达地区的就业政策》，见《二元经济论》，第75页。）“19世纪的欧洲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历史见证”。（注：刘易斯：《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见《二元经济论》，第92页。）“我的模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方法来解释，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其发展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中的扩张）国内储蓄占国民收入之比快速提高的原因。大不列颠史料，是模型赖以建立的依据。”（注：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见《二元经济论》，第102页。）综观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论的一些论述，可以辨析出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尽管他自己未明确提出）：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是世界多数国家至少是相当数量国家的共同点，现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二元向一元的过渡。关于这类国家从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转化的规律性的总结即二元经济论，对于仍处于二元状况的不发达国家，是重要乃至在新理论出现前最可参考的经济理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而仅仅是要为那些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并不适用的国家精心设计一个不同的框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页。）
中国情况如何？刘易斯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能否适用于中国？如果可以认为，至19世纪末期，随外国资本入侵而建立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已产生重要影响，并与传统产业并存，开始逐步形成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那么非常明显的是，至今已有约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初期状况有重大差异。即便二者都存在着“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这个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但中国与英国等国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历史基础、国内生产要素的资源与供给条件以及面临的国际交流格局都有重大不同（注：可参考林刚：《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2期。）即就中国二元结构本身看，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至1980年代前，1980年代至今都有重要区别，其中无论哪一时期都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有着重大不同，都颇难以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分析。总之，完全套用古典经济学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二元结构，从理论的背景条件看，是明显不合适的。
2、模型主要条件与中国实际
二元经济论的基本条件是：之一：“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页。）“说得更确切些，劳动力的短缺不是创立新就业源泉的限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4页。）从近代中国看，这个条件是成立的。至当前，也仍可认为是成立的。尽管现代部门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传统部门，但并未影响到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之二：相对于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资本是短缺的。此条件对于中国的近代至当代，也可认为是成立的。之三：存在着两个基本经济部门：使用再生产资本，雇用工人，为赢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维持生计部门；这就是所谓的两部门经济即二元经济结构。按流行说法，资本主义部门等同于现代经济部门，而维持生计部门等同于传统经济部门，人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二元结构经济，正基于此。但是，正是在这个似乎毫无问题的地方产生了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的维持生计部门不同于刘易斯二元论中的维持生计部门。按刘易斯的定义，维持生计部门“是这种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个部分的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因为它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8页。）在刘易斯那里，耕种自己土地、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生产的农民及农业经济，可视为维持生计部门的主要体现，这也是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源泉。正是由于维持生计部门不使用再生产资本而现代部门使用资本，才可能在全社会资本短缺的背景下“由于可得到的资本更多，就有更多的工人能从维持生计部门被吸收到资本主义部门去，同时他们的人均产量也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而增加”（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8页。）。维持生计部门不使用再生产资本、只为自己消费生产的条件界定，对于经济结构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化能否成功是极其关键的。按照刘易斯模型，在开始，国民收入几乎完全由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所组成，由于在不减少农业产量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产生可以足以保证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因此，这个过程总是增加了资本家的剩余和资本家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7页。）只要能够按不变的实际工资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如果任何一部分利润都再投资于生产能力，则利润和资本就会一直增加下去，直至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汲尽。
就二元经济论理论逻辑本身看，上述命题亦十分重要，刘易斯认为这是古典模型区分于新古典模型的一个基点：“按新古典模型，只有通过从消费品的生产中抽出资源才能创造出资本。但是，我们的模型中有剩余劳动力，而且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零，同时如果不用从其他用处中抽出稀缺的土地和资本，也能靠劳动创造出资本，则资本可在不减少消费品产量的情况下创造出来。”（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0页。）
如果传统部门使用资本并达到较大比重，二元结构的转换就会发生危机。假设传统部门使用了相当资本，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下情况：1.至少会因传统部门使用资本而减少社会总资本额中配置给现代部门的份额。2.至少会延缓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和速度，甚至可能会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丧失。3.会发生刘易斯所说的两部门间贸易条件不利于现代部门的状况。仅以上三点，就足以影响现代部门的壮大和二元向一元的转化。更进一步说，传统部门如果使用了资本，是否还可认为是刘易斯所定义的纯粹意义的维持生计部门也成了问题。中国的情况恰恰是传统部门使用了资本，并且资本的使用总量非常之大。
以下我们就1933年的状况，在近代中国最主要的行业——棉纺织业中的“现代部门”棉织工厂（只包括独立的织布印染工厂，不包括纱厂中的织布部分）和“传统部门”手工织布业的使用资本进行分析，情况为，棉织工厂全年使用资本（包括原料、燃料、折旧、各项杂费等）55777千元。手工织布业全年使用资本（原料、折旧、杂费等）400614千元。传统部门使用资本竟相当于现代部门的718%。当然应该说明，机织布主要是纱厂生产的，由于计算上的困难，难以计量机布的资本消耗量。但该年度全国纱厂的资本及费用支出总额为567601千元，对比之下，手工织布的资本支出数量的巨大显而易见。（注：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附录，第95—100页。）如果传统部门所用资本在社会使用的总资本中比例很低，对资本积累方向和资本构成无过多影响，则作为一个理论模型完全可以假设纯粹条件，将不影响大局的因素忽略不计。但是，如果忽略对模型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模型的准确就有疑问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严格按照刘易斯对传统部门的定义，传统部门是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那么，对于存在使用大量资本的传统部门的社会经济来说，就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基本前提，就不应该用不合前提的理论及其结论去分析乃至套用该理论所不包含的问题，这既会造成对理论本身的歪曲，也会对分析对象造成谬误。
问题还不止于此。传统部门使用资本对于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道路有特殊重要意义。
第一，如果古典经济学对传统部门的定义符合资本主义以前的欧洲国家的一般状况，则表明，即便从单纯的理论概念上判断，中国的传统部门与西方国家的传统部门在“经济属性”上有着重大差异。
第二，这种差异，将影响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方式和特征。我们已经确知，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自给性农业（以满足自我需要的粮食生产为代表）与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密切结合，这就表明，中国传统经济虽然可以统称为一元化传统部门或统称为传统经济结构，但其内部动却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产业部门：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工副业。这是在一定条件下传统一元结构分化的基因。显然，这表明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的转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与刘易斯的二元转换有重大不同，由此可能引致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产生与国外不同的重要特点。但恰恰对于此，却没有被中国的二元论者们所认识。
3、模型的限制条件与中国
前已说明二元经济论的限制条件主要是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之间的贸易关系，当贸易条件不利于现代部门时，便会阻碍其资本积累和吸收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刘易斯主要从贸易条件会影响工资水平的角度分析问题，这和他遵从古典学说，偏重供给因素，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一致：“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的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5页。）尽管如此，刘易斯在其他论文中还是涉及到需求和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在两部门间的贸易条件上。他说“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中，情况迥然不同。我们知道在小农经济中，如果有关农民的问题为人关注，如果农业的服务体系，农业的信贷制度、道路、水的供应等的坚实基础被提供出来，那么农业生产率就会迅速提高。然而我们知道，在缺乏这些措施时，农业有停滞的趋向；我们也知道，仅仅极少数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如果资本主义部门与农业部门进行贸易（例如：为取得食物、原料和市场而依赖于贸易），那么贸易的扩大在农业部门萧条时将受到威胁，因为这样促使贸易条件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实际上，小农经济增长的失败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扩大的主要原因。”（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67页。）这里我们看到了刘易斯对传统农业的高度重视。
在有关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刘易斯的二元论受到指责，被认为忽视了传统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平心而论，这不够公平。从以上可看出，刘易斯不是全然未意识到传统农业状况对现代经济形成的重大作用。问题在于，他对于“在不能完全满足资本主义部门迅速扩大的条件下，传统农业经济在一个国家占据重要地位时，如何才能使二元转变为一元”的问题不予讨论，即这一问题不在他的二元结构模型范围内，而正是这一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最需要解决的。刘易斯的二元论对中国不完全适用，在于他的理论基础，他的“二元变为一元”的依据是古典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在此上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凡不合于古典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情况和条件，均被作为模型的例外或限制条件而不予讨论。例如，刘易斯论证说：“如果资本主义扩展速度足够快的话，那么，它迟早会包容整个经济……亚当·斯密认识到资本能够赶上劳动力的供给……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则否认这一点……他们错了……由于资本能够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因此把劳动力剩余汲干并不困难。”（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68页。）4、二元经济论的结论与中国实际
刘易斯本人并不认为二元经济论的结论，即二元结构最终转变为现代一元结构，适用于所有国家。从刘易斯发表二元经济论后的若干论文的变化来看，似乎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本人对二元经济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加上了愈来愈多的限制条件。1979年，在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25年后，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的论文中，就“许多作者对于过去20年来，不发达国家现代部门的迅速扩张，没有通过‘利润渗透”导致传统部门的同样繁荣，感到惊奇和失望”的回答中，明确指明“事实上，没有理由期望传统部门总是从现代部门的扩张中获益；经济系统中既有使传统部门受益的力量，也有使其受到损害的因素。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不同的情况下大相径庭。”（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0页150。）这实际上是对那种认为“凡是存在着二元结构的国家都必然会转化为现代部门一元结构”的看法的间接否定。
刘易斯认为现代经济部门对传统经济部门的相互影响有四个方面，每方面现代部门都会对传统部门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这里的不利影响实际就是传统部门向现代转化的限制因素。这里我们最关注的是就业和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刘易斯分析：现代部门雇用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人员。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但“这种获利的大小程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部门所面临的人口压力有多大”，“在人口密集的国家中，现代部门的扩张成了传统部门的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部门的人口向现代部门的涌流，超过了后者所能吸收的数量；不管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有多快，失业仍将增加。”（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0—151页。）
由此可见，人们应该对二元经济论有全面的理解，既不能不管具体情况随意套用，也不能不顾理论所设立的一系列前提条件而任意申旨。若如此，会造成对二元经济论理论本身的歪曲，又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和政策选择方面造成灾难性后果。
笔者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的国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劳动力在资本短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可以起到替代物质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积累起到特殊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于中国的实际，确有某些重要方面之不足，它还不能解答中国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分析乃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工具。
什么是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为人关注的问题？刘易斯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第一，关于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转移
在1954年《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模型中，结构转换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变工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其它附加的限制条件，只是影响“不变工资”提高与妨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因素，注重的中心显然是发展现代部门的资本形成和供给因素。但20余年后在《再论二元经济》中，作者注重讨论了制约结构转换的、供给因素以外的、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现代问题。在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转移的问题上，作者讨论的中心是：即便有工资不变和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剩余劳动力仍然可能存在的状况：“根据20世纪的人口统计，问题不在于现代部门会不会萎缩，而是其发展速度能否快到可以吸收那些想离开传统行业的劳动者的地步”（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61页。）存在以下几方面制约因素：
其一，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当工业革命在西欧开始时，其农业人口已下降到占劳动力的50%左右。而现代不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是在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70%—80%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可以预期，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是大量的，转移过程是长期的。
其二，是现代部门的规模狭小，即使增长相对较快，也会增加一部分失业人口。这种状况会因出现以下现象而加重，即：现代部门由于采用节省劳动力的装置，“其后果是减少工作岗位，增加劳动力盈余”。现代部门的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日益脆弱，而这类单位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部分，可以“在其发展中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正因为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条件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有重大区别，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也就发生新问题，刘易斯研究了这些新问题后认为，现代就业问题的解决比在100年前更困难：在现代部门吸收人口的能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人口压力却越来越大，人口从乡村迁徙出去的要求也越来越大。（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62—163页。）这实际表明，二元结构的转换对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条件要比古典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转换成功的可能性也难得多。这个问题可引起人们更深的思考：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全球现代产业和资本极大扩张、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经济的水平也可能远远高于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二元结构的转化却更为困难。这是否说明，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向现代的转化的因素可能比二元经济论的理论依据复杂得多，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绝不应该将二元经济论当作可以随便搬用的教条，而应领会刘易斯学说的真精神，注意根据实际的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
我们应充分注意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因素的补充说明。中国当前的状况表明，不仅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十分困难，即使就地转移至农村乡镇企业也有极大难度。原因是乡镇企业发展本身要受各种因素制约，难于汲尽过于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据有关统计，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江苏省是我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地区，自90年代初期后，全省各种类型的乡办企业职工绝对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93年的337.79万人下降至1996年的297.88万人，各类村办企业1996年较上年减少21.63万人（注：《江苏省乡镇工业志》（送审稿）。全国乡村劳动力1998年在农村工业部门就业人数3928.6万人，反较上年减少102.7万人，在农林牧渔业从业者为32626.4万人，较上年增加191.5万人（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而城市本身的大量人口尤其是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都难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的“现代部门”也遇到重大阻碍。
第二，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作者曾涉及到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会克服资源约束，使经济发展不成问题。刘易斯说道：可能会出现自然资源的短缺，以致于资本家虽然按不变工资得到无限的劳动力，却不得不向地主支付日益增长的地租，这正是李嘉图所担扰的。发展肯定大大增加了城市场所的地租，但是，它对农村地租的影响则取决于农业中的技术进步。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大大低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假定，农业技术在进步，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相反，它应该增加。（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4—15页。）
但在25年后，刘易斯却对此观点作了根本性修正，承认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力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阻碍其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他说：今天，关于农业生产改造的真正困难不是观念上的，而是技术上的。我们知道如何在降雨量充足或易于灌溉的热带地区提高农业产量。但在干旱地区，由于缺水无法发挥肥料和优良品种的应有作用，农业收成很低。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沙漠边缘地区，有5亿到6亿人口生活在这些干旱地区，而且其数量在迅速增加。去掉贫困的枷锁是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6页。）
对中国而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经济发展造成的制约愈益严重。中国人口远踞世界第一，但人均耕地面积只是世界的43%，土地可谓中国最珍贵和高度稀缺的资源，但面临重大危机：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84.2万公顷，经复垦后净减43.7万公顷。中等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1.3亿公顷，占草地面积的1/3，全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全国沙化土地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并持续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和工业污染。我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200万亩以上，8000万亩以上耕地遭受大气污染，全国用污水灌溉面积已占总灌溉面积的7.3%。（注：《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农业生态恶化不断加剧》，见《经济日报》2000年6月6日。）严峻的现实表明两个问题，第一，缩小农业扩张工业、农村城市化的余地非常有限。为保障当代人和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允许将大量农田非农化。第二，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和国土资源整治，极有必要，也大有可为。如何将有限的资本与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投入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中去，应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这就必然要求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平衡、互补与协调发展，而不是在短期利益行为下以牺牲农业和耕地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
第三，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动因
刘易斯遵从古典经济学流派，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因时注重的是供给因素，主要是资本的形成，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4%—5%到12%—15%的过程。而对于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却基本不提，这可能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阶段，市场需求是外在的、自动生成的且不断扩大的变量。在某些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需求也是不成问题的，是可以自动生成的（萨伊：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但在当代，至少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演变历史过程看，在现代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现代部门的需求和市因素就对其发展形成极大制约，容后文详述。
第四，对传统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刘易斯后期关于二元经济的论述中，尽管也重视传统经济，但这种重视是从它对现代部门成长的制约作用出发，传统因素本身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被忽略的。二元论在原则上视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极，研究它如何最终被现代经济所取代。将传统经济视为发展中的落后一极的观点恐与中国情况有很大差距。吴承明先生有专文讨论，笔者赞同。吴承明认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此议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注：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189—190页。吴承明的类似观点体现在多篇论文中，如《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
从上述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对二元经济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格局不同于古典国家所致。而二元经济论模型的结论即二元成功地转化为现代部门的一元，是在排除这些限定条件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而对于中国，恰恰是处于这些被排除的条件（及不被考虑的因素）下进行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化进程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二元经济论并不能作为充分有效的指导、分析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完整理论工具，必须在充分吸收它的科学成分后对之进行重大的修改补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资源少，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应节约资源和能源，充分利用人力。刘易斯的极大贡献在于强调指出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对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对中国是极可贵的思想资源。然而在向现代部门转化时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被汲尽的状况下，应如何对待之？在这种状况下应该如何现代化？二元经济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理论界应担负起解决问题的责任。寻求答案不应照搬某种理论或以国外经验为公理，而应首先从中国本身现实生活中，从中国现代化以来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
二、对中国近代经济变迁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表明，如果照搬二元经济论模型的分析理论和结论，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状况。以下我们从长江三角洲经济百余年的变迁历史中，对照二元经济论，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的特征
农业与商品化家庭工副业密切结合，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冲击前的很久长的历史时期中长江三角洲传统农业的基本形式，在明清时期达于最盛。其中农业的主体是粮食种植业，工副业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副业，种类繁多，如棉纺织、蚕桑、织绸、手工编织、刺绣、饲养猪、禽、鱼等等。这种农工结合体的重要特征是：一，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对于人力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尽可能节约之。精耕细作，注意维护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平衡，以这种资源配置原则进行生产，以求获取最大总产量。二，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以求获得家庭整体的最佳收益。三，农业与工副业密切结合，相互补充；生产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诸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本、乃至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基本靠农民家庭内部来获取。四，小农家庭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部分口粮、盐、铁制农具等，必须通过出售家庭有能力多生产的产品来交换取得，农家工副业的商品化程度较高。长江三角洲的传统农业绝非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概念，而具有顽强自给和较发展的商品工副业生产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总体特征，这对其在资本主义入侵后的变化特点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国数千年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小农经济特征，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众多、土地等资源偏少、家庭组织功能的高度发达等等基本国情的反映，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在生存斗争中的合理选择。（注：详见拙文：《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也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现代化”的内在问题。
（二）鸦片战争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变迁与二元经济论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并和原本极为发展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的地区，颇似典型的“二元结构”。然而，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却并不像二元经济论所论，至少可以说，以二元论分析和解释该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充分的。
我们已知，二元经济论的核心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剩余劳动力可以形成现代部门的资本，并最终形成现代部门的一元经济。但近代长江三角洲经济两部门的发展变化却并未完全沿着二元经济论描述的变化轨迹前进，而是遇到了另外的问题，经济演变特征呈现出另一幅图景。
第一，现代部门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
据吴承明研究，（注：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99—200页。）1933年全国人口约5.108亿人，其中农村人口为3.867亿人，农村劳动力1.933亿人，从事种植业者1.417亿人，剩余劳动力约4200万人。在现代部门从事生产者共524.9万人，包括工厂、矿业、交通运输、建筑、金融、商业、教育等等部门，其中工厂只有工人110.6万，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6%；不计金融教育宗教等部门，为431.6万人，只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0%。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部门中有大量人员来自城镇，上述人员并非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数量。至抗战前的30年代，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最高时期，在无锡一带，据11个村的典型调查，自1929年至1936年的7年间，以总劳动力指数为100，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58.75%下降为57.36%，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28.59上升为29.55%，幅度很小，（注：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可见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速度之微。
第二，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市场和原料条件。
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内的中国现代部门，远非如二元经济论所述，由于不变工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断扩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汲尽，最低工资大幅上升前会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是在产生的开始期，在现代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距“二元转化为一元”的要求相差极远的状况下就遇到极大困难。更有甚者，一些企业在创办时就因资本短缺而陷入困境。对中国早期现代部门来说，资本的积累和扩大，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市场条件，其次是原料条件。这是决定资本能否积累以及积累力度的关键。而劳动力的廉价供给则不是困难所在。换句话说，仅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更紧要的是市场和原料条件。
市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其赢利与否亦即资本积累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产品能否按合理价格（成本加平均利润）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在类似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大的市场本身就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经济原有较为发达的商品市场和商品交换，小农经济体是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固有的供给与需求总量，完全可由小农经济体的商品性生产和有限商品消费自行调节与满足，远远未进入需要由资本主义工业的大生产来满足需求的经济阶段。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中国社会经济本身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国入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第一问题就是产品市场和销路问题。西方列强用重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以为他们的呢绒、钢琴、刀叉等将有一个足以发财的大市场，结果彻底失望。那么，现代化大工厂建立起来后，究竟如何在中国大地上立足生根的呢？这是现代企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土壤中存活生长要解决的第一问题。
原料问题。中国近代工业的主干是轻工业，棉纺织业、缫丝业、粮食加工业为基本产业，这类轻工产品成本中原料成本占主要部分，原料的质量优劣和价格高低是影响成本核算的决定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质高价廉才能占领市场。无疑，各厂家都把能否获取优质价的料作为决定企业的成败的关键。而轻工产品的原料如棉、粮、蚕丝，全为传统部门中农民家庭经营的产物。没有传统部门提供足量的优质原料，中国早期现代部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看看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业。据本世纪30年代调查，江苏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和供给状况如下：“长江北岸之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东台、阜宁，长江南岸之常熟、太仓、嘉定、宝山、南汇、奉贤、川沙、上海，长江口之崇明等县，棉田 8625235亩，产花衣1004835担……江北方面，南通则有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及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副厂，每年用花衣426784担。海门则有大生第三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92560担。启东则有大生第二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80900担。江南中部产棉区域，因无锡有申新第三纺织公司，豫康纺织公司、广勤纺织公司、振新纺织公司、业勤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约225000担。常州有通成纺织公司、福大纱厂、常州纺织公司、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年用花衣97000担。江阴有利用纺织公司，年用花衣35745担。常熟有裕泰纱厂，年用花衣35383担。苏州有苏纶纱厂，年用花衣50200担。以上各厂，每年用共需花衣465828担，大都由江阴、常熟、太仓、嘉定、及宝山县西境供给”。“总共计之，则上述各厂每年共需皮棉 1143572担（有误，应为1043572担）。调查估计，除上海外，江苏各厂每年实际需用棉花1194119担”。又据该调查估计，江苏、上海地区华商纱厂每年需用棉花数量为3385689担，再加上外商在沪各厂用棉，年需棉量约5940144担，而调查年份江苏全省包括松江地区皮棉总产量为1004835担。这个总产量如供不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各厂使用，亦只能满足需求的84%；如考虑上海，则只能满足总需求的17%左右。（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第五编第七章。）
实际上，对近代棉纺织业来说，关键问题还不仅是数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廉价优质棉花的取得。据当时测算，每1件（包）20支棉纱所用棉花价值约占全部成本的77%，（注：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7页。）且纱支越粗，原料所占比重越大，因此棉纺织工业发展和获利的重要关键是降低原料成本，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棉贵纱贱”这一致命问题的出现。但优质低价棉花的取得，必须主要依赖我国自行种植大量优质棉，而这正是我国传统小农经济难以解决的。生产优质棉花的前提是优良品种，但在江南棉区中，质地最优的品种是通州棉（包括白通棉、青茎棉、鸡脚棉）、常阴沙棉。由于纤维短，只适于纺制20支机纱，且需与美棉混合使用，纺32支以上棉纱，则只能“多用美棉，兼用灵宝棉及埃及棉”。要改良棉种，就涉及到传统生产习惯和方法的改进与先进种植方法的推广，涉及到农业改良资本的大量增加和必要科技知识的传播，涉及到农业与工业间的相互适应和利益兼顾。
再看看缫丝工业的原料问题。这里以江苏无锡为例。无锡在1930年代前，是仅次于上海的我国第二大缫丝工业中心，自30年代危机后取代上海为全国之首。
无锡缫制的生丝是向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法国市场出口的。产品的高质量和低价格是国际市场竞争获胜的关键，而丝质高低，价格贵贱，均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蚕茧之质量。“制造生丝所需原料茧的数量，和原茧本身的品质有密切之关系。通常把制造生丝百斤所需之干茧称称为‘丝量’，如果原茧品质良好，则煮茧索绪时的损失较少，所得到的缫丝量较高，于是生产丝时所需的干茧量可以比较少，所支出的原料成本（称为茧本）亦随之减低，往往丝厂因此获利”。（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由于原料成本占整个生丝生产成本的绝大部分（在20年代前期约占生丝成本的86%），故蚕茧质量可以说是决定生丝质量和（需求量一定条件下）价格贵贱的基本因素。中国生丝质量问题在国际市场上颇为突出，早在19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出口土丝“七里丝”就受到法国、美国商人的严厉批评。1872、1873年里昂丝商协会致上海商会的信函中抱怨，甚至在同一包生丝中，丝的品质都不一样。有时，季初的3号七里丝到季末已不如4号。由于中国丝质的不洁不匀，在操作上难以处理。美国政府要求生丝协会会员把中国复摇生丝伪装搀杂情况向秘书处汇报“随附牌号、标志和其他可能提供的特征，并可把结果报告给上海商会”。（注：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5页。）19世纪末，世界生丝主要市场移到美国后，由于美国丝织业动力机械化程度远较70年代的法国高，加之日丝的强力竞争，华丝的品质问题成为影响出口量的最大问题。
中国生丝质量问题，与缫制技术、蚕茧质量均有直接关系。就茧质说，在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无锡的茧质是下降的，判断的标准是前述的“丝量”与“茧本”。如果以1916年前的丝量数为100，则1924年为119，增加19%。这是茧质下降的标志。而考查茧本，以1916年前为100，则1924年为164。考查同期茧价，从1916年前的指数100上升为1924年的137，（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表明虽然茧价在上升，但茧本增加率超过价格增加率，这无疑会严重损害丝厂赢利。无锡缫丝在1910年代左右，100斤需干茧430余斤，至20年代上升为500—700斤，这正是茧质恶化的结果。
（三）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变迁的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的演化发展依靠的是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即：现代部门尽可能使自己适应传统部门，从中寻求可促使自己发展的基础；传统部门同样尽可能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以此发展和壮大自身。就一些主要部门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发展虽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乃至首要原因；尤其并不是与传统农民经济特别是家庭工副业萎缩而成正比例发展。
这显然与二元经济论的主要论点相对立。二元经济论的中心认为，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必然途径是以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输入剩余劳动力这一主导因素换取后者的资本扩张、以前者在国民经济比例中的缩小而换取后者的壮大，最终结果是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实际为：
1、现代部门依靠传统部门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
首先看看现代部门是如何解决市场问题的。在现代部门的支柱产业——棉纺织工业中，市场是由传统部门对生产原料的需求决定的，为了保证自身市场的巩固和扩展，现代部门或主动适应，或逐步调整了经营方针，不去生产传统部门固有的生产品如日常消费品棉布，而是为传统经济的家庭工副业提供所需求的原材料机纱，它的产品市场不是生活消费品市场而是生产资料市场。
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工业自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至1899年，包括上海在内先后共建中外纱厂16家（包括建立后失败者）。这些纺织厂之所以称为纱厂，是因为所设织布机甚少，绝大部分只设纱机，只生产机纱。为何不生产直接消费品布匹而是织布原料机纱呢？这正是中国国内市场的性质决定的。原来中国棉纺织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农民，作为消费者，很大部分农民自行织布解决衣被问题。由于棉花供给困难、传统习惯等等原因，尚有为数颇多的农民是购买布匹的。近代中国农民大多数生活水平贫困，大量资料表明，他们总是将用于消费的现金支出压至最低水平，能够自己织布的农家一般不会或极少购买洋布；对不织布的农民说，粗重结实的土布远较华丽轻薄的洋布受欢迎。因此机布远远不能取代原有土布市场份额，其市场是狭小的，尤其是在早期，机布的销路不好，一些纱、布兼营的纺织厂因此屡致亏损，这也正是大多数纺织工厂在建立的最初数十年中只设纱机不设织布机的原因。“着眼于‘分洋人之利’的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和张之洞的湖北官布局，后来也是弃布就纱，变成华盛纱厂和裕华纱厂。”（注：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23页）。但机纱的命运迥然不同。农民织商品布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有可能农民们总是尽力扩大生产。由于机纱的出现解决了手纺纱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织布扩大生产的问题，因此极受农民欢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无锡、南通、常州、江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纱厂，无一例外都是适应当地发达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对机纱的大量需求方才获得自身的发展。其中南通大生纱厂是典型。而始于1930年代初的中国棉纺织工业长达五、六年的重大危机，一些最著名的纺织企业如上海申新、南通大生都损失惨重，基本原因是农村手工织布业在日本侵略和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严重衰退，机纱市场严重萎缩所致。（注：关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纺织业与农村织布业的关系及其市场问题的详细论证，可参考拙文：《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再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近代中国》第七辑。）
历史表明，我国现代工业的主要支柱之一一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创立和发展，并不能简单地单凭吸收廉价劳动力就可成功地积累资本以获得发展。对近代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积累来说，“无限劳动力的供给”从不构成瓶颈，最大最关键的也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是产品销路问题，是市场问题。而棉纺织工业的基本市场就是传统农村家庭织布业的机纱需求市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棉纺织工业是依靠为广大的农民织布业“提供服务”来立足并获得发展的。据笔者测算，至抗日战争前的30年代时期，国内机纱的主要市场仍在农村，在全部机纱产量中，约有53%是供手工织布业的原料，作为大工业纱厂自行织布用纱不足28%，约相当于手织布的一半。其余主要为针织业和各类布厂用纱，实则布厂中亦大量使用人力织机。
再看看现代部门为解决原料问题改良传统部门的努力。与自发地、出于改进家庭纺织业迫切要求而较快形成的机纱市场相比，满足大工业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对于传统小农经济来说却绝非易事。如果说，靠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尚有可能在数量上满足某些工业部门的原料需求，那么在质量上，不经过农业改良，要小农经济的生产符合要求是办不到的。正因为如此，才在原料的需求与供给关系这个层次上再一次引起现代与传统部门间的互动关系。
为获取适合工业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要求的原料，现代部门主动致力于传统部门的原料生产，改进传统生产。近代长江三角洲典型的事例是张謇领导下淮南盐垦事业和江南的农村蚕桑业改良。
淮南盐垦事业是张謇倡导和亲自参与下兴起的。1901年秋，张謇创立通海垦牧公司，以通州垦牧公司为榜样，自1915年起，在短短数年中，掀起了废灶兴垦、大办农垦公司的热潮。至1936年，在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纵长七百余里，宽横数十里不等，总面积约36700平方里的黄海滩涂草荡上，先后办起了有正式名称的垦殖企业42家，加上派生的小公司约77家。淮南盐垦是前无古人的极其艰苦的事业。垦区全系沿海荒滩，“惟仰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当涨潮时，草荡被海水全部淹没，一片汪洋。在海水未被淹没地区，土壤也含盐极重，仅能长些蒿草。每逢狂风大潮，巨浪滔天，海水远袭内陆，凡被海水淹没过的土地，三年内寸草不生。大潮更危及灶民、垦民生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又无雄厚资金和官方资助，没有远大目标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垦殖事业是不可想象的。而张謇之所以有此举，原因之一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棉花原料对棉纺工业的重要。为大生纱厂解决好原料问题是张謇发起淮南垦殖事业的基本目的。他认为，从地区建设和从大生纱厂的需要出发，必须建有自己的棉花原料基地，才能不受制于人，为工业的发展准备长久发展的条件：“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辄毅然担任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注：《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从事盐垦，并非当时大生纱厂已遇到了原料困难，而是明确认识到优质价廉的原料条件对棉纺织工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当时，中国棉花因大量输出国外，价格上涨，引起了张謇的深忧，他基于工业没有丰富价廉的原料基础必难持久的农本观出发，毅然决定经营棉花垦殖，为大生纱厂的长远利益作战略准备：“厂纱畅销，然棉以输出多而贵。计各国未有纺织而自营植棉者非上策，乃拟营垦牧公司。”（注：《张季子九录·专录》卷7。）
无锡近代缫丝工业与农村蚕桑改良是另一事例。由于传统的蚕桑业不能满足缫丝工业的要求，在无锡地区引发了工业资本运用自身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直接插手改良小农商品作物生产的行为，由此形成了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互动经济关系和资金技术组合。丝厂对农村蚕桑生产采用了如下一些办法，将农民生产纳入为工业服务的轨道。
第一，资助、扶持建立蚕种场以推进蚕种改良。“三五馆”蚕种场是无锡早期设立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大蚕种场。该场是在无锡最大丝厂永泰厂厂主薛寿萱建议下开办的，在资金和产品销售上都得到永泰厂的帮助。为了保持名牌“金双鹿”的质量，永泰厂不惜投入重金十余万元，自己直接建立了3家蚕种场。
苏州的“大有”蚕种场是江南又一著名蚕种场，制种量最多年份达96万张，在苏、浙、皖三省有11个分场。在江浙皖乃至全国，特别是在无锡，以改良种代替土种、推广秋蚕等等，都是有了“大有”后才全面推开的。而这样一个蚕种场是和无锡著名丝厂“乾甡”丝厂合办的。
第二，丝厂培训蚕桑改良人员以推进农民家庭育蚕。为了取得优质蚕茧，各大丝厂不惜工本推进蚕种改良。自1929年至1937年，永泰厂先后聘请专家，培训了蚕桑、制种、制丝与蚕务3个专业的人员569人。“大有”蚕种场也举办过“乾甡丝厂蚕业合作社技术员养成所”。
第三，通过茧行，高价收购改良茧、优质茧。丝厂对农民育茧质量施加影响的普遍作法是通过茧行，对所需改良茧、优质茧给予较高收购价，当时改良茧每担比土种价格高510元。
第四，丝厂组织养蚕合作社以推动农民改进蚕业。养蚕合作社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农民，进行共同催青、稚蚕共育等先进方法提高蚕茧的数、质量，并合作售茧。无锡各大丝厂在推动当地合作社的建立方面起了颇大作用。
除了丝厂直接从事农村蚕桑改良事业外，蚕桑教育、改良机构在推进传统部门的“现代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江苏省立女蚕校尤为著名，它们在吴江开弦弓乡的蚕业改进工作，已因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而闻名于世。
2、传统部门力图吸取现代因素，通过革新以维护和发展自己。
利用现代技术和产品发展自己是最普遍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广泛使用机纱织布，发展壮大了家庭手工业。自19世纪8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南通、无锡、江阴、常熟、常州等地农户开始使用机纱织布，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尽管在30年代受到重大冲击，手织业始终为江南地区最为普遍的农村工副业。农民使用机纱直接经济后果主要有二，其一，发展和扩大了家庭工业。其二，对农民家庭收入影响极大，是支撑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下仅以南通为分析典型。自1884年农村开始以机纱织布后，农村土布生产开始突飞猛进。土布的品种规格、产量和生产区域都大变化。销往东北的关庄布，从全用土纱的“尺套”发展到“洋经本纬”的“大尺布”，比原来加宽20%，放长1倍以上。品牌规格更显有增进，“自有机纱后，小牌、群牌与提牌，改为洋经本纬，规格又提高了，加宽放长，为大尺布奠定了基础。此后自次中逐步提升，而至特大，全用机纱，乃大发展。”（注：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34页。）各类机纱土布的“发展过程，比稀布与尺套快速得多。自1884年至1931年凡47年中，均在不断改进。”（注：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34页。）在产量上，使用机纱10年后的1904年，关庄布生产达到高峰，1905年大尺布北销总数达15万件以上（每件40匹）。在1912年以后虽然未能继续增长势头，但在1920年仍157.4万件，1925年达118.4万件。土布生产发展使生产区域不断扩大。南通土布原先产区在崇明、海门一带，逐步扩至包场、六甲等地。自使用机纱后，织布区域明显扩大，向西北延伸，至久隆镇、大洪镇，再延伸至南通近郊及正场、姜灶港等地，几遍南通全境。毫无疑问，织布区域的扩大意味着家庭织布业的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而家庭织布业的发展改善了个体家庭单位的收入。据1933年的一项调查，平均每一个织布家庭出售土布的年收入达145元以上（注：蔡正雅：《手工业试查报告》，转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第761页。），这对贫苦农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而这时南通土布已处于衰落期，兴旺时期收入会更高。
南通农村家庭织布工业的发展及其对于农民经济的重要贡献说明，在接收了现代部门的原料等等先进因素后，加之其它有利条件，传统农村手工业完全可以改进和局部更新并使自己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提高了社会总供给，也使农村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传统部门可以利用现代部门的先进影响发展和提高自己，完全不必以消除自己的固有经济形式和产业为条件。
在从事农副产品商品生产的传统部门，传统部门则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从现代部门吸取科学和先进技术等等现代因素，生产适于现代部门需要的原料或初级产品，在此过程中发展自身。这里还是以无锡为分析对象。
无锡农村蚕桑生产的扩大，是小农经济主动适应上海缫丝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无锡缫丝工业在20年代中期以后迅猛发展的结果。为了弥补传统小农生产的不足，提高了蚕桑生产的质量，获取更多收益，农民接受了大工业企业、农村改良机构等等对蚕桑事业改良的推进和先进技术传播。至1930年代前，无锡蚕桑业一直呈现繁荣景象。1962年国家蚕桑调查组的报告中说：“无锡蚕桑生产最兴旺的年代是1920—193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县蚕户16180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3%（又据《江苏省实业行政调查报告书》，1913年无锡养蚕户为142005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5.44%）。1929年全县共有桑田251037亩，为全县水稻面积的29.80%，平均每亩桑园产茧量70—150斤不等。1927—1930年平均年产茧量18.27万担，1927年产量最高达22万担，约为全省最高年产量65万担的33.8%”。“1929年全县茧产量19.48万担，全县茧款收入1200余万元，平均每户收入茧款折合大米900—1 050斤……1927年国外生丝价格最高达每镑5.24美元时，从事蚕桑生产的农民甚至毁粮种桑，大量养蚕”。这体现了传统部门可以在现代经济因素的刺激下积极改进和提高自身，它使小农经济在为现代部门作出原料贡献的同时使自身获益，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内在缺陷，并发展和壮大自己。蚕种基本良种化是突出成绩。有人估计，无锡一带改良蚕种的比例，由20年代的30%提高到30年代的90%纠纷以上。至1934年，当地土种已被淘汰。（注：王庚堂、汤可可：《无锡近代经济史》。）就江苏全省看，30年代后尽管处于蚕丝业十分不景气的环境中，但改良蚕种的生产量仍明显上升，数额巨大，从1931年度的244.6万张增加到1936年的411.2万张，6年来的总产量达1556万张。（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地区制丝业之发展》。）
随着土种、劣种被逐步淘汰，蚕种的微粒子病毒大为减少，江苏全省病毒率从1930年的6.42%下降到1935年的0.37%。（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地区制丝业之发展》。）
蚕种改良和育蚕方法的改进，对无锡等地的蚕茧总产量和单产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时人指出，“且近十年来，制种场已分布四乡，指导农民饲养之法并改良原种。故自实施以来，收益宏大，是故锡邑产茧日多，而品质亦逐年提高也。”（注：《蚕桑史料杂编》（手稿），见《近代无锡蚕桑业资料选编》第107页。）从总产量上看，据江苏农矿厅依照各地税务局所收茧税作出的计算，自1923年至1928年，无锡、武进、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松江、金山、丹阳等县的干茧产量，从117 506担上升至132 589担，（注：吴江县档案：8.1.2782。）单产量从以前的十足收成下，每张蚕种春季产茧20斤、秋季产茧15斤，提高到30年代中期的平均产量为春蚕茧30斤、秋蚕茧20斤。（注：沈百先：《两年来之江苏省蚕业统制述要》，《江苏建设月刊》3卷3期，1936年3月。）值得注意的是，单产成绩是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给我国生丝产业带来严重打击下取得的，十分不易。
无锡等地蚕桑业的发展，既适应了现代工业的原料需求，也对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抗战初期，日本满铁对无锡小丁巷、郑巷、杨木桥三村的典型调查显示，出售蚕茧所得占中等偏上农户现金收入的49.39%，远远超过其他收入比重；而直接用于蚕桑养殖的支出，却只占总支出的25%。此时因无锡丝厂受到日军严重破坏，农村蚕桑业已大为衰落，可见蚕桑业在无锡农家经济地位中之重要。
总之，无锡蚕桑农副业生产在一定时期中，因接受了现代部门的积极影响，取得了三方面的成效：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和提高了农民生活；改善了现代部门的原料供给状况；同时也使农村劳动力在传统经济的繁荣中得到较好的利用。前引无锡11村调查表明，自1929年至1936年7年间，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者从65.99%降到65.91%（修正值）（注：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基本未变，这从一方面显示了农村内部传统产业对农民仍有强大的附着力。
3、与现代部门发生关系中传统部门内在性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现代部门的影响。
棉纺织业方面，农民家庭纺织业在使用机纱后，从初步逐渐深化，发生了三方面变化。
第一方面，也是最广泛的方面，是独立生产者农民通过市场购买机纱，现代工业通过市场与独立农户形成产品机纱的供需关系。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和质量，明显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
第二方面，商人资本介入土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出资而是由商人运用大量资本，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要求上交产品，最后由商人投放市场。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资力的小农以扩大生产。应该注意，包买商是“放纱”和“收布”集于一身的。通过放纱收布，商人资本对传统部门的重大作用是，一，大大增加和扩大了传统部门即农家纺织业的生产能量和生产范围：织户中的绝大部分是生活贫困的农民，富裕农民很少，因此缺乏购买机纱资金常常制约了农民织布简单再生产的进行，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了。“放机”则使农户无须再筹集资金购纱，从而一方面显著增加了原有农民家庭纺织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使原来因缺少资金而无法从事纺织业的农民得以事之，从而使织布业在地域和数量上都得到扩大。二，“放机”使农民无须考虑产品销路。织户若自产自销，必然会在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上遇到市场风险，贫因小农经不起价格波动、纱贵布贱带来的损失。行“放机”后，农民只须专心织布，节省物料，就可以稳获收入。这是增加和扩大农民家庭纺织业再生产能力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上述原因，尽管织“放机”比自己独立织布销售的收入低，在江阴地区要低20%左右，但广大农民还是选择织“放机”，特别对于贫苦农民这更是唯一选择。
购纱收布系于一身的包买商，担当了工业资本扩大产品销路的十分重要的途径和手段的任务，通过包买商将机纱贷放给农民织布，工业资本将自身资本的积累机能与传统部门的繁荣更有效、更稳定地联在一起。
第三方面，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家庭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工厂组成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手工织布工场或小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上好纱的经轴），工场直接发给织户，这可省去一道加工工序，直接上机织布。织户将织成之布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到现代机器染织工厂精加工后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的联系最典型。这种形式，实际上已在生产技术、生产工序、生产组织和生产资本诸方面初步形成一种现代工业与农民家庭工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组合的雏形。小农传统生产已被纳入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
在现代部门谋求获得优质原料的努力中，大工业同样和传统部门通过技术、产品、资金等等方面，使传统部门发生重要变化，并使现代部门产生出与传统部门间的新型关系。（注：有关长江三角洲地区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可参见拙著：《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第一，大丝厂通过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蚕桑改良技术人员、控制茧行、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措施，以获取原料。这种形式的两部门间相互关系要比纺织业中的纱厂生产机纱和包买商体制要高级深化，是另一种类型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现代部门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影响传统部门：一条是现代部门动用资本资助或自己直接建立蚕种场，以有力推进传统部门的生产改良。另一条是向传统部门输送先进技术人员和先进组织形式，以图改进传统部门的的生产方式，如自己培训蚕桑技术人员并指导监督蚕农生产，出资帮助建立蚕桑合作社，使蚕农生产从传统的完全分散到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第三条是，通过注入资本控制或直接租用茧行，用控制、垄断茧价的办法强迫农民生产改良茧。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初步形成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的“统分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大工业和农副业一体化生产的雏形，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
第二，在张謇为首发起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是以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本，组成垦殖公司，用“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开发沿海滩涂，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认为是长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形式。淮南垦殖各主要公司，特别是与大生资本系统有密切关系的大公司，一般均采取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方式。
第一经营层次：公司经营。作为经营实体，公司负责企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决策与活动，执行家庭单位无法完成的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和生产任务。具体任务是：为全公司筹集资金；规划公司总体目标；进行公司一级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修建道路、仓库、商业设施；为完成上述任务，公司投入巨额资金，编制年度财务报告，进行预算决算。统一出售下属单位替公司生产的实物产品，等等。第二经营层次：农户经营。由佃农向公司承佃土地（一般为20—25亩），按公司的要求，以棉花为主要产品进行生产，产品按一定比例交给公司。
在这种形式中，现代部门运用大资本、先进工程和整体规划的现代优越性和传统部门农民家庭生产的劳动力密集低成本高效率的传统优越性得到较完满结合和充分发挥，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组织形式中已联为一体。各主要垦殖公司实际已属于大生资本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事组织方面，许多公司是在张氏家族亲自参与下创办的。各公司的高级职员多与张氏家族有密切关系。在经营和资金调配方面，大生系统设置专门机构以协调工业、垦殖间的资金关系。在棉花供给方面，系统各垦殖公司有义务向大生各纱厂优先供应棉花，工厂可在9个月后付款。
淮南盐垦事业不仅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传统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它使近30万缺乏土地、谋生困难的海门、启东、崇明、南通等地的农民获得了生活出路。它说明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有机结合，可以以低成本的、发挥传统优势的办法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传统产业中开辟新的就业门路。（注：淮南盐垦的实证分析可参见拙文：《张謇与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第三，以农村、农业改良机构为主的各界人士（包括地方政府、士绅），以改良农业和农村为目标，通过两条途径进行。第一条途径，共同投资，成立蚕桑丝生产改良合作社，在社中建立有最先进缫丝机器的工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再到出口的农、工、贸“一条龙”产业组合。第二条途径，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造近代丝厂，使其成为专门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使得农产品经过精加工后出口的收益归于农民而不是其他部门。
综观历史可以看到，无论在织布手工业中还是在蚕桑农副业生产中，都可以吸收现代部门的先进影响发生重要变化，使自身得到改进、提高和发展。尤其发人深思的是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它表明传统部门在接受现代先进因素而发生改进的同时，本身就在以最低代价解决中国现代化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总供给水平；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工业与农业、资本密集与劳动力密集产业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在这种发展中传统部门同时也就有效利用了农村中的大量劳动力。
三、近代三元结构的出现与近代三元经济论的提出
（一）三元结构的出现
无论在使用现代部门的产品作为原料的传统家庭手工织布业中，还是在为近代工业生产原料的农民家庭农副业中，以及垦殖公司的基层单位个体农户，都可看到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由于和现代部门的种种联系，传统产业部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它仍然顽强保持着传统产业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和现代部门发生种种联系，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重要变革，它既突破传统又未隔绝传统，从产业形式看，它或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或是农副业生产，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家庭，生产地域仍然是农村，生产者仍然是家庭成员，生产对象中农副产品仍然是基本物。它是地道的传统部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古代传统部门，是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部门。从农家织布业看，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它们已经大大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基本特征，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者通过商人、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或仍由家庭独立完成，或变为与手工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发生由纯粹的家庭经营向家庭与工厂或手工工场某种联合的变化。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入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单纯经营的局限性，初步形成一种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新型经济结构。从蚕桑业看，其生产组织形式、生产方法和生产目标也都发生了虽然初步却重要的变化。千百年以来，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都是以单独的农户为单位进行，呈一盘散沙之状。用新的合作方式进行蚕桑生产，要求“共同催青”、“共育稚蚕”、“共同烘茧”、“共同运销”，离不开一个“共”字，这就提出了一个通过合作经营改革分散经营的任务，可以说是在社会结构上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启动点。采用改良蚕种育蚕，从自行缫丝变为用新式茧灶烘茧，从自己织绸出售到纯粹为工厂生产原料，最后出口，都使蚕桑业从单纯的农家副业变为与机器工业联为一体，并主要出口的农工贸一体化生产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蚕农仍然保持着家庭生产的基本特征，并与农业密切结合。在长江三角洲农村的蚕桑生产中，也出现了一个既不同于农业传统部门，又不同于现代部门、但又兼有二者共同点的新型经济类型。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以自给性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我们把这类新型经济结构称之为近代三元结构。将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所谓近代三元结构之中的“中元结构部门”的内涵是，传统部门中运用资本进行的、与现代部门有直接经济联系的（如原料与产品关系）商品生产。它主要以近代出现的新型农村商品工副业为主，但也包括城镇中的和现代部门有关联的各类手工业。尽管各种农村工副业的形式繁多，但新型工副业即中元结构部门都有两个基本特点：一，充分发挥出传统家庭手工业、副业生产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本和原料，以符合国情资源条件相吻合的低成本和代价进行生产。传统部门的繁荣使很大部分劳动力在传统经济内部得到充分利用。传统农村工副业的重要特征是家庭劳动力的尽量利用，作为家庭成员，干不干活，总要吃饭，努力使家庭成员中闲置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最经济合理的持家之道。农民家庭工副业的作用正是在农闲时有活可干，也可使老幼半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织布农民在使用机纱后，我们看到的是壮年男女上机织布，老人儿童忙于做纡子绕纬线的景况。江南农村忙于育蚕的情景，在茅盾的小说“春蚕”中有生动描写。二、在可能条件下充分吸收现代部门的先进要素和影响，与传统要素相结合，从而明显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使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二）近代三元经济论的提出
从中国近来以来经济变迁的进程中，可见到几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由此提出若干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理论观点。
由于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的起因有重大不同，有必要辨识基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的抽象——古典经济学而界定的基本概念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与中国实际的重要异同。就传统部门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部门并非二元经济论所定义的“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它以维持生计为主，但为达到维持生计的目的，家庭生产单位多少使用资本，并与自给性农业密切结合，进行部分商品生产。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在家庭内部根据季节、忙闲合理安排劳动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将较丰裕的劳动力与有限资本结合起来乃至尽量使有一些劳动能力的老人、小孩都“不吃闲饭”。因此，在中国传统经济内部，就存在着运用资本和劳动力（包括剩余劳动力）相结合以形成新生产能力的“功能”。但往往由于家庭拥有的资本十分有限，贫苦农民的家庭工副业规模狭小甚至难以进行。就宏观看，中国的传统经济部门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拥有劳动力最多的、运转得最为有效的传统经济。就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现代部门看，其产生原因也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部门不同，它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突破原有水平的自然产物，而是随着外国资本列强入侵出现的，现代部门的产品不但不易打入国际市场，有限的国内市场还要受洋货的大肆冲击。这使其面临的原特别是市场条件迥然不同于欧洲19世纪中期以前的许多国家，现代部门的市场容量和种类亦即市场的规模和性质，不能不受本国传统经济的极大制约。与传统部门相比，现代部门的规模、数量、内在的生命力和支撑力都极弱。
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二元经济呈现如下特征：
(1)现代部门不可能吸收太多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尽管可能存在低工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中国经济向现代的变迁也只能在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能被汲尽、并远远超过现代部门吸收能力的条件下进行。
(2)现代部门不能单纯依赖吸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来积累资本获得发展，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场和原料。
(3)现代部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部门在革新基础上的繁荣，因为只有传统部门的繁荣才能形成现代部门的市场和原料保障，而不是相反，其建立于传统部门的单纯要素供奉和索取上，随着要素的付出后者衰亡。
(4)传统部门可以借助于现代部门的资本、技术、组织形式的支援和影响发展壮大，在保持传统部门的优势、发挥积极因素的同时改良自身。传统部门不但在现代部门出现后未被削弱和取代，反而借助于现代部门得到发展壮大。
(5)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相互作用，产生变化和局部更新的传统部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部门了，它实际是在社会经济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结构，它源于传统部门但又不等同于传统部门，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传统部门中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部分。但这种转化决不是在产业结构上使传统部门变成现代部门，而是在充分吸取现代经济的营养中，使传统部门本身得到发展和更新。“中元部门”的出现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现代部门出现后，以发放原料（放机纱）、工具、改良生产等等方式促使传统部门发展，既有利于现代部门本身，又得以相对少量资本大大“激活”了传统部门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的功能，在传统产业中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型经济结构，这比之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现代化道路，使用资本要少得多，吸收劳动力要多得多，耗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代价更要小得多。
上述事实向二元经济论的基本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被现代部门大部分吸收的状况下，传统部门可以在现代部门的有利作用下通过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形成一个新型的经济部门。这个部门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中介。正是通过中元部门的纽带作用，传统部门在自身的更新发展中，可以提高传统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吸收消化自身的大部分劳动力，并以最符合中国资源拥有特征的生产方式配置资源，以最低成本和代价从事经济活动，从而在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实行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实行现代化应如何处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前辈学者给我们提供了极可贵的思想资源。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就有一批学者高度注意了大工业在中国兴起对农村经济和农民家庭工副业的影响。费孝通在周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利用电力和内燃机，一部分工业可以分散生产，从而避免蒸汽机时代工业过分集中都市的弊端。他还以他人的研究为证，提出机器大工业、乡村作坊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相互联系、平衡发展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吴承明明确反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将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小农经济的积极因素，小农经济可以和大工业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走一条土洋结合，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国工业近代化之路。从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到对本文极具启发的思想，如：传统经济亦使用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可以认为，吴承明的观点，在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在“后进”国家走向现代经济的规律的认识上，对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直至当代发展经济学，都是一个重要突破。
这里特别要提到当代“三元结构论”。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三元结构”概念。各种三元结构观点不尽一致，（注：可参见吴伟东等：《我国三元结构问题初探》，《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5期；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3期；陈吉元等：《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1994年4期。）但共同点是：第一，认为在我国农村人口总量极大国情下，由于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有限，难以从传统经济直接过渡到现代经济的一元结构。第二，根据乡镇企业大发展已形成重要经济力量，并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实际状况，认为农村工业已构成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新工业系统，我国经济形成三元结构。3.中国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应该并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中间环节或过渡阶段来实现。通过农村工业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汲尽，从而实现农村城市化和现代经济的一元化。
当代“三元结构论”在理论上对于二元经济论是极大突破，可称为向建立中国本土经济学迈进了十分重要的一步。本文在思路上亦颇受益。
但当代三元结构论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它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基本限于1949年建国后甚至更迟时期，对持续数千年的、构成中国传统经济实质内涵的部分置而不论。这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它对中国百余年前已经形成的二元结构的近代状况亦不论，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它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间关系的全面认识。“当代三元论”最突出的不足，就是未认识到中国传统经济是由自给性生产和使用资本的商品产生密切结合的，它自身就含有直接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基因，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两部门经济”关系。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以下简称“当代论”与“近代论”）
1、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当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仍是消极的，它对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向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现代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以及利于现代部门发展的其它生产要素。这和二元经济论并无实质性区别。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也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实现。“近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对中国现代化至少有几方面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一，传统部门构成现代部门最重要的市场，无此市场现代部门无法在中国生长壮大。其二，传统部门是现代部门的主要原料提供者。其三，传统部门以家庭组织进行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在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后，它以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对现代化作出独特贡献。总之，经过改革后的传统部门本身就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2、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当代论”认为，现代部门的一元化是最终目标，而工业化、城市化是标志。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主要依赖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的途径。“近代论”则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和劳动力基数的庞大，不仅靠城市难以解决，就是单靠农村工业也难以解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希图将庞大人口从农村全部或大部转入城市企业乃至转入农村乡镇企业部门的设想是不现实的，经济现代化只能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比企业安排工作远为有生命力、远为便捷、远为成本低廉的办法是发展农民家庭工业。而工业又只是充分利用农村丰富劳动力的一个方面，在相当地区可能还不是主要方面。农业本身仍是消化吸收劳动力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业，所有的商品性工业手工业副业，都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广阔天地。总之，传统粮食种植业、经济作物、农村家庭商品性工副业、乡镇企业几个方面都应协调和适度发展，而不能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工厂视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乃至唯一途径；也决不能认为只有进入企业拿工资才算充分就业。总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传统部门、中间部门、现代部门，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公司加农户式经营，可以共同现代化，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绝不是一种部门或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3、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当代论”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标志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变为企业职工和城市市民。当前的农村工业只是城市大工业的低级阶段，或称之为“近代工业部门”，它的发展前途应向城市现代部门迈进。“近代论”认为，农村工业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村传统产业的改良、革新和现代化发展服务，发展农村工业只是传统部门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约束愈趋刚性的国情下，现代化道路不应步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老路。而应根据国情探索尽可能节约能源和资源、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经济与社会、人文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传统经济本来具有极为可贵的充分利用人力，天人合一理念，高度重视家庭与家庭经营的巨大生命力等等积极因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中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已显示了巨大优越性和顽强生命力。在当前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经济的优越性可能较“工业化”时代具有更大优势和生命力，中国有希望走出一条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严重弊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关键之一在于要对国情有真正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三）近代三元结构演变的挫折和教训，三元结构确立的前提与条件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变迁过程表明，通过三元结构，可能使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共同发展，向共同现代化方向前进。但必须充分注意，一，三元结构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共同现代化是建立在某些基本条件上的。二，近代三元结构只是初步形成，尚有许多矛盾和不完善之处。因此，要使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一体现代化”，就必须健全它必需的基本条件，并对其不足不断改进。
什么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两个。
第一，保持和扩大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者协同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这是维护双方协调关系的基本前提。近代大工业之所以和小农经济构成不同类型的生产组合，就是因其有利于各自的生产和共同产品的销售。二者利益的协调最终是经由商品市场，在共同产品销售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就棉纺织业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国内棉布市场，只有保持和扩大之，才可能实现“农村手织布（或经过机器布厂精加工）兴旺——农民发展手织业购买机纱——纱厂机纱销路扩大、生产发展”的良性循环。就蚕丝业来看，根本问题在于国际生丝市场。只有保持和扩展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才能带动缫丝工业与农村蚕桑业的发展。
第二，有效保持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调互补，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所谓合理分工，就是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利用发挥各自优势，在产品的分工与协调上，生产既利于自身又利于对方的产品，而不去生产对方也生产的同类同档次产品，形成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在市场上的恶性竞争。所谓协调，就是在生产要素的使用和技术类型上，凡需要较多资本、能源和高级设备技术的生产，由现代部门进行，凡需要较多劳动力、较少资本、能源和简单设备的生产，由传统部门进行。而不是见到热销产品各方一哄而起，强行抢滩，导致生产要素使用的极不合理和极端浪费。所谓互补，就是各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生产对方需要的产品，互相以对方为自己的市场，或与对方形成原料、初级产品和高级产品之间的配套加工、产业组合以至一体化生产。
要满足上述条件绝非易事，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可致，更远非在市场自发力量引导下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可自行为之。国内市场的保护、国际市场的开拓，只有在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时才可能实现。大工业和农家工副业的产业分工协调，除自身利害关系外，确立科学的有战略眼光的合理产业政策必不可少。经济作物的发展，离不开整个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以至农村经济的变革。所有这些，既有赖于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力量、政策制定和远见明智，又需要全体国民的长期艰苦努力奋斗，绝非短短几年的“改革”攻坚就可毕其功于一役。
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自本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以来，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协调发展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障碍，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曲折，基本原因，正在于“一体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受到了严重破坏。以棉纺织业为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有效保护民族产品的国内市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年代后，我国农村手织布受到了外国洋布愈益强烈的排挤。排挤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外国机器纺织工业品凭借洋货在中国市场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及先进的技术和以国家为后盾的资本实力，以廉价冲击土布。一是直接使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强权，以超经济的手段打击民族工业品。自1932年至1936年，全国纱厂棉布销售量中，外国纱厂生产的棉布从64.4%上升到69.8%，华厂份额不到1/3。大机器产品尚如此，手工土布的受压之状可想而知。土布失利的更大原因是日本侵占东三省，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布丧失最重要市场。南通专销东北的关庄布1920年产量达157万件，1931年只不足4万件，此后更江河日下。
洋布泛滥的冲击造成农村土布生产的种种困难和失利，也对以土布纺织业为基本市场的民族机器纺纱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某些工厂因土布失利而陷入困境；某些工厂改变了以土布业为市场基础的经营方针，向纺、织、染、整的全能厂发展；更多的厂家则是在继续产纱的同时，加添和扩大了自行织布的份额。这一切都对大机器工业与乡村工业、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协调发展和三元结构的稳定造成巨大影响。由于纱厂生产的厂布多和农村土布属于同一类型、同一档次，又都以普通劳动人民为销售对象，这就致使工厂产纱、农户织布的分工协调关系变为在有限市场中（因洋货已占领很大部分）的相互排挤、无情竞争。在洋布和厂布的夹击下，农村土布生产受到重创。
土布业失利促使棉纺织工业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中国棉纺织工业陷入了一场历时近5年的危机之中，危机的主要特征是机纱的滞销和严重过剩，而这正是农村手织业的失利所导致：“长江向为销纱最多之区，年来京沪路沿线各县之织业日趋衰落，织机大半停工，致使京沪一带购纱甚微”。（注：《社会经济月报》1卷1期。）
土布业失利也使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大受影响。在南通，仅以关庄布言之，自“九一八”后，“平常通海两县，赖此以生者约六十余万人，但今年线机停织，工人失业约十万人，困之平民生计大受影响。”（注：《工商半月刊》4卷11期，1932年6月。）
四、结语：近代三元结构与中国的现代化
二元经济论的中心思想认为，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极，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以城市产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的过程，就是农业、农村、农民转变为广义工业、城市和工人的过程，就是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变为工厂企业组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就是现代部门一元化的实现。
中国的特征是：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口，不久将达16亿。二，面临着世界上极为突出的严酷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三，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悠久的国家，农业迄今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四，在国际经济交流和贸易条件上，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有天然的不利之处；在当前由资本主义列强控制的全球经济中，中国难以主要依赖国际交流的途径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
上述特征使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可避免地不同于以西方国家经验为理论基础的二元经济论：中国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口总量的庞大，而城市本身同样有难以解决的就业问题，难以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办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尽。也难以发展起极其宠大的工厂企业吸收如此众多的劳动力以被雇用的形式就业。中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特别是以人均计算的土地、水资源和其他能源的短缺，极大地限制了工业拓展的空间和减缩农业、农村经济的余地。由于国际经济交往条件的局限，中国现代经济的市场，不能不以依靠国内市场为主，不能不依靠以传统部门的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市场的贸易为主。
正由于上述特征，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难以奏效。二元论的核心是以现代经济（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发展必然吸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前提来认识和解决实现现代经济的问题；而近代三元结构论是以现代部门无法吸尽传统部门的庞大剩余劳动力为前提来认识和思考传统经济的现代化问题。二元论认为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只有取传统经济而代之，现代经济才能最终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三元结构论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是相互适应、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传统经济在接受现代经济影响和输入先进因素而改进后，可以在极大范围内实现自身现代化；另一方面，现代部门只有在传统部门复兴和繁荣的基础上才可能发展壮大。传统经济的作用绝非完全消极，它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以少量资本利用大量劳动力等极富生命力的积极因素，不但不应被取代，而且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国外移植因素难以起到的独特优势作用。二元结构论以“现代取代传统”的规律性来分析经济现代化过程，这个理论的必然逻辑是，经济现代化过程只能通过一个途径进行，即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企业人员）化。三元结构论则认为，在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相互作用下，传统部门会发生内部变化，形成一个源于传统又突破传统，与现代经济密不可分的新型中元结构。在广义的产业类型、生产主体、生产地域等方面，中元结构仍可属于传统经济的范围，但它已不是古代历史时空概念上的传统经济了。在三元结构中，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的过程，而是多种途径。现代部门的壮大与传统部门的取代只是一个方面，而且对现代化的贡献可能有限，成本可能高昂。更广阔的、更符合国情的、代价更低的途径是在原有的传统经济中通过传统部门、新兴的中元部门的发展和壮大，即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来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互补和协调发展中，最终向全社会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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