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七子派与中国文艺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复兴论文,明代论文,中国论文,七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艺复兴”的概念
“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Ⅱ，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词条解释中，归纳起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文艺复兴的本意是文化再生。古典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滋生、哺育了近代文化，古典文化的复兴实际上标志着近代文化的诞生。
①2.“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得以最先在意大利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共和国的繁荣，马克思所说的“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萌芽”②即指这种情况。
3.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其核心是反对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追求人性自由和解放。文艺复兴运动的意义是人性觉醒代替了神学蒙昧，世俗文化代替了贵族精神，“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③
4.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就是批判性、启蒙性、世俗性、人文性。
二、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国到底有没有“文艺复兴”？这是自胡适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并且不断争论的问题。尽管持否定态度的占大多数，但我们还是为下面的几则论断而激动：
1.余英时先生认为魏晋时代可以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相比敷，并指明他不是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来源于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的《魏晋时代そぉせゐ人间の发现》一文。余氏和森三树三郎的着眼点在于魏晋之际文人的自我意识和觉醒。④
2.美国学者格里德认为以胡适、陈独秀为发起人的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为了推动一种用人民的活的语言的新文学去取代旧古典文学的有意识的运动”，“是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以及颂扬生活与人的价值并反抗对他们的压制的运动”。中国文艺复兴的精神是“启蒙与再生”，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生。”⑤
3.当代学者钱光培撰文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时代，第二次出现在唐朝初年，第三次出现在清朝末年。
以上三位中外学者的探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尽管他们的论点各有千秋。具体说来，余英时、钱光培二位算是抓住了文艺复兴的某些特点，但在和中国某段特定的时代相比时则显然忽视了文艺复兴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美国学者的论述有不少可取之外，但用来衡量整个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时则失之偏颇。我们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并非哪个民族所特有，它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确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从晚明正式开始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才宣告结束。
对于晚明社会及文学现象，尽管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称法，如“人性觉醒时代”，“天崩地解”的时代、“早期启蒙思潮”⑦、“晚明文学新潮流”、⑧“晚明浪漫思潮”⑨等等，都普遍地注意到了它不同以往的“新”的特点，这是人们习惯于纵向比较的结果。如果我们放眼远观，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考察，那么，无论就时代背景还是社会现状而言，都可以把它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相比拟。明朝中后期，即嘉靖、万历年前后，在中国江南一些地区，商品经济逐渐发展，中校┣市趋于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崛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这就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到来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不可否认地是，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号角吹响之后，沉睡的东方巨龙也开始苏醒，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来到了！作为同时代的“战友”，徐渭、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同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一起，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世界文化舞台上，共同擎起了“文艺复兴”的大旗，向着束缚人性的封建理学和宗教神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以求得“人”的解放和文学的新生。
中国封建文化系统虽然不象西方中世纪一样以宗教为核心，以上帝为本位，但它却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皇帝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把每一个人都按照儒家“礼教”的标准固定在被奴役的地位，形成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以人的伦常关系为核心，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宋明理学则把先验的“天理”置于主宰一切的高位。这个超越宇宙万物之上的“理”如同西方的“上帝”一样具有社会性，抽象的宇宙论落实到具体的伦理论，从而使人间的伦常道德、行为规范都源于“天理”而且也必须服从于“天理”。这样，驱动人的自由性不断扩张的人的自然欲求，如功利、幸福、享乐、快感等等必然要遭到以培养人的奴性为目的的理学的摧残和扼杀，更何况理学家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甚至，人的生命在至高无上的“天理”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他们的伦理、价值观。翻开中国各封建王朝的历史，有多少所谓的“节妇”、“烈女”被封建礼教扼杀了青春，夺去了生命。二十四史中，《唐书》列54人，《宋史》载55人，《元史》记187人，清朝在修《明史》时，候选人竟“不下万余人”，取其优者，也还有308人。可以说，儒家礼教，特别是宋明理学，就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一样，⑩成为禁锢人性，摧残人生的沉重的枷锁。(11)
面对这一枷锁，七子派早已举起了铁锤，王阳明的“心学”也从理学内部开始了分裂活动，以王良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更是把被理学家奉为至尊的“天理”拉回到人世间的“百姓日用之道”上。时至晚明，李贽、袁宏道被人又从文艺思想方面向理学发起了攻击。李贽的言论（“童心说”）、徐渭、汤显祖的戏剧、袁宏道的诗文都把反礼教、反理学、求真、求情、讴歌真纯人性作为自己的主题，促成了人性的真正觉醒。
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文化的勃兴一样，晚明社会也呈现出“宁今宁俗”、“以俗为美”的风尚。市井小民成了文艺舞台上的主角，凡人俗事成为文艺作品的普遍题材。冯梦龙、凌濛初编撰的“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晚明社会的历史。冯梦龙还编有《叙山歌》、《情史》等通俗文学著作，并提出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后世影响很大。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对家庭生活琐事和人的自然欲求的细致描写，使它以“明代第一奇书”的称号而驰名海内外。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从《金瓶梅》中我们自然可以窥探出明代文人及普通市民的心态：好货、好色、自我放纵、自我娱乐成为人生的主题，金钱成为驱动一切的杠杆，冒险意识、竞争意识、商业意识也不断增强，人文精神得以弘扬。
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大力发展一样，晚明时期不仅在人文科学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分别成为我国古代医学、农学、地理旅游学和科学技术方面最伟大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值得说明的是，晚明时期的文化也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万历前期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同时也带来了欧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如在数学、天文、历算、军火制造等方面，对中国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只可借这些西洋文化只在士大夫们中间传播，没能得到普及。徐光启、宋应星等人曾同欧洲传教士过往甚密，我们从《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著作中就可以发现欧洲文化的痕迹。李贽与传教十利玛窦相友善，而袁宏道等人又是以李贽为师。我们尚不能断定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发起者的思想里有多少欧化的成份。但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熏陶总归是事实。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各自的传统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就文艺复兴运动而言，欧洲进行得轰轰烈烈，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而且也斩断了中世纪的锁链，跨入了近代的门槛。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无论在深广程度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不及欧洲，而历程却要漫长曲折得多。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持续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潮的兴起便宣告结束，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晚明形成高潮之后便趋于低落。这是由于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萎缩而造成的。此外，中国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封建官僚阶层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压抑和摧残，清兵入关等因素的综合，终于使中国丧失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良机。李贽、何心隐的被杀，袁宏道晚年的“忏悔”，都表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始终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
生命是短暂的，而思想却可永存。清朝初期，历史终于迎来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颜元等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们高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向着封建制度及僵化的文化传统发起了攻击，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经世思想、科学精神和启蒙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的启蒙思想和法国十八世纪以伏尔泰、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不同，也与鸦片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有异，实际上只不过是文艺复兴运动过程中人文主义思想本身所带有的“启蒙性”这一特征的深化而已。尽管我们习惯于把它称之为“启蒙思潮”(11)或者“实学思潮”(12)。就他们启蒙思想的特质而言，实属于人文主义的范畴。即就他们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形式而言，也带有强烈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色彩。这表现在他们对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崇拜及热爱上。他们常常用“复古”的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思想。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清初学者间除王夫之外常逢到‘复古制’之说。梁启超谓之‘复古即解放’，以文艺复兴的观点来比拟，命题虽不正确，但接近事实(13)。侯老在论述颜元的世界观时曾写道：“文艺复兴时代的哲人一反过去，把生活看作美丽的存在，把人类看作最完善的创造者，把欲望看作生长发育的动力。颜元的世界观和人类观，就富于这样历史的进步性”。侯老在此实际上把颜元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等量齐观。顾、黄、王、颜之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参与者便转入了地下，形式也更加隐蔽。清中叶乾嘉汉学的兴起，实际上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当黑暗势力过于强大时，人们往往借助于“复古”的方式来谋求对它的变革，戴震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大汉学家。“他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的统绪，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14)”。《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出现，使人文主义精神和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播，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从十六世纪中叶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终于发展到了启蒙运动。鸦片战争前夕，魏源、龚自珍等就是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逐渐被自由、平等、民权、民主等进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所代替。
三、中国文艺复兴的萌芽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或者社会运动都不可能一下子涌现或形成，必然有一定的酝酿过程。如同文艺复兴得以在西欧盛行，我们必能在意大利找到它的源头一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晚明达到高潮，我们也必能在此之前发现它的端倪。大量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停留在七子派身上。如果把以李贽、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文艺思潮看作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开端的话，那么，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为首的七子派文人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就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萌芽。
首先，就七子派和李贽、公安派的关系而言，尽管后者曾对前者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继承，二者在许多方面仍有相一致的地方。七子派曾给公安派以深刻的影响和启迪，这主要表现在对科举制艺、宋明理学的反对、对文学作品的真、情和自然的追求以及对“性灵说”的探讨上。从这些方面来看，七子派已经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火花。
其次，就七子派所处的时代而言，也有同晚明文艺复兴运动大致相同的社会背景。从明朝弘治、正德到嘉靖、万历近一个世纪，是七子派的盛行期。社会的动荡变迁使得各种思潮应运而生。特别是后七子盛行的嘉靖、万历时期，中国江南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兴起，都给七子派及当时文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可能。比王世贞还大五岁的徐渭就是这一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人们却往往只把徐渭划归于晚明作家。“山雨欲来风满楼”，从七子派诸人的思想和行动上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内心的躁动与不安，事实上他们确实以极大的热情跨入了新的时代。
第三，就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形式、内容和目的而言，它也有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是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名而行求新求变之实。尽管各自所复兴的古典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对古典文化都极为看重，结果就使得东西方两种文化运动都出现了模仿倾向。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古典文化的崇奉，象一切热诚、真正地崇奉一样，它必然促使人们去从事于模仿”(15)。七子派的模仿作为一种自身无法避免的弊病而遭到人们的指责，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佩多拉克的模仿却给自己带来了荣耀：
佩多拉克现在主要作为一个伟大的意大利诗人而活在大多数人们的记忆中，然而他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所获得的荣名其实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是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而不是去代替他们。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01页。看来，佩多拉克比七子派幸运得多。但七子派也有他们的“得意”之处：他们所实行的以复古来求新的方式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震等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所师承，可谓是后继有人了。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几个特点，如批判性、启蒙性、人文性、世俗性等在七子派文人身上也多多少少有所反映，欧洲文艺复兴以宗教神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为攻击目标，七子派以宋明理学为批判对象。对宗教神学和宋明理学的批判都可使文学与人学获得解放和新生。七子派的目的就是想把被理学浸染很深的宋代及明代文学返还到气象雄浑、骨骼遒劲的汉唐文学水平上，给文学以独立的地位。同时，七子派也自觉适应新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理论和运动方向，积极探索新文学的出路。求真、求情、重自然、重视市民文学是他们对新文学所做的开创性的努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他们对“性灵说”的探索则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觉醒”和人性解放的意味。七子派对八股文及科举制艺的批判则具有明显地自我解放和解放他人的意义，犹如当头棒喝，敲醒了沉迷于科场中的明代知识分子。就此而言，他们比李贽、公安派进步得多。黄宗羲等人正是继承了他们反八股、反科举的进步思想而显示出更加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正如候外庐所指出的：“清初大儒多集中力量反对八股制艺，这和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代反对基督教义支配下的经院学派相似。宗羲在这一点上，也表现了人文主义的自我解放或自由的思想”。(16)
在文化的世俗性上，七子派亦有相当程度地表现。他们极为重视民歌民调，如李梦阳曾教人唱《锁南枝》、王廷相曾创作《巴人竹枝词》。他们对散曲、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样式也大力提倡。康海、王九思就是著名的戏剧家，其剧作《中山狼》、《杜甫游春》等流传甚广。王世贞对宣扬自由爱情和人性解放思想的《西厢记》犹为推崇，称之为北曲压卷之作(17)；产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有论者说出自王世贞之手，证据尚欠充分，但大量的事实却表明末五子之一的屠龙有可能是其作者(18)。倘若如此，那么即可表明七子派文人在文化的世俗性上，在人性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明代最具有幻想性和战斗性、通俗性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跟七子派成员徐中行相友善，吴承恩自然会受到七子派思想的影响。况且在吴承恩的诗文理论和创作方面就明显地表现出七子派的思想痕迹。在绘画方面，七子派人物徐祯卿同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一起被称为“吴门四才子”，绘画多以山水、自然为宗，挥洒自然，不受名教拘束。唐寅曾中解元而不入官场，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美名终老一生。在生活态度上，七子派许多人物在官场都屡遭磨难，因此多旷达豪放之士，如康海、王九思就放浪山水，携妓饮酒，相聚于沜东户、杜之间，“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19)。七子派对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七子派文人，如王世贞、康海、王九思等都和许多大商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文集中有不少给商人作的墓志铭。康海的叔父就是一个大富商。对商业及商人的重视是世俗文化的集中表现。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产生文化巨大的时代，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莎士比亚、达芬奇、哥白尼等等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自的学科里作出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很难产生出一位真正的文化“巨人”，作为萌芽阶段的七子派复古运动，自然不可能产生巨人，但我们确实发现，在七子派后期的领导人物身上，已经萌发了想当“巨人”的愿望。王世贞、胡应麟等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就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对象。
王世贞主要是作为文学家而名留青史的，但他在历史学上的成就足令世人瞩目。他所撰写的一百卷历史著作《弇山堂别集》，资料详实，文笔简练，有很强的可读性。这原是他为日后著明史而作的准备，虽然后来这一计划没能实现，但书中的资料多被清修《明史》所采用。他还有《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觚不觚录》一卷，《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读书后》八卷等著作，真可谓卷帙浩繁。他于文学、史学，用功颇深，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花鸟虫鱼、古玩瓷器、人名姓氏等多有涉猎、整理和研究，成为我国明代文化的一位集大成者。胡应麟也是著述甚丰，在整理古典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然，囿于时代的限制，七子派距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和弊病，曾给明代文学带来过消极影响，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七子派的许多思想已经闪耀着新时代的火花，它曾经给了李贽、公安派及清初启蒙思想家以深刻的启示，七子派所倡导的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孕育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萌芽！
注释：
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962年版第173页
②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④参看余时英《士与中国文化》第301页
⑤（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第十章
⑥参钱光培《论中国的三次文艺复兴》（《北京社会科学》92年第3期）
⑦参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⑧参章培恒《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复旦学报》89年第1期）
⑨参姚文放《中国十七世纪的“忏悔录”》（《江汉论坛》90年第4期）
⑩参富伊唐娜希尔《人类性爱史话》82年第2版
(11)儒家哲学在中国实际上充当着亚宗教的角色，关于这一点请参看现代新儒家的一些论著。
(12)参陈鼓应、葛荣晋、辛冠洁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想史》
(13)(14)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版第150页、第455页
(15)（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53页
(16)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69页
(17)参《弇州四部稿》卷152，《艺苑卮言》附录一
(18)参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龙考》（复旦学报88年第3期）
(19)《明史》卷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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