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新农村论文,新村论文,启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情况
韩国的国土面积只有9.9万平方公里，耕地170万公顷，人口4764万，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缺乏比较优势，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20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优先发展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全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工业，在短短30年间跃居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与此同时，“三农”问题却日益显现，如农业和农村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民增收困难、农业服务体系残缺不全、城乡差距扩大等。韩国为扭转农业日益衰退的局面，主动调整优先发展工业的不平衡战略为工农业均衡发展战略，以发展农业和农村来带动和振兴经济，通过对“三农”问题的长期探索和解决，到20世纪末期收到了显著效果。1970—1998年，韩国大米产量由393.9万吨增加到509.7万吨，增长了29.4％，大米产量在1978年和1988年达到高峰，超过600万吨；同期，乳牛饲养头数由2.4万头增加到54.9万头，增长了21倍；猪的饲养量由112.6万头增加到754.4万头，增长了5.7倍；鸡的饲养量由2363.3万只增加到8587.4万只，增长2.6倍，农产品实现了由满足自给到出口创汇的转变。与此同时，在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韩国农业人口的减少，1970年韩国农业就业人数超过整个就业人数的一半，到1997年已下降到11％，同期农业就业人数的绝对量由485万人减少到232万人，农业人口从1440万人减少到450万人，少于总人口的10％。到2001年，农业人口的比重已降到7.7％。20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已经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已经相差无几，城乡发展已无太大差别。从农产品产量、农业产值、农业人口和农业就业人数、集约化程度和农民收入这些主要指标的增长变化看，韩国推行农村运动是非常成功的。
自1970年4月起，以韩国政府为主导倡议的以“勤奋、自助、合作”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新村运动正式启动，其基本理念是把传统落后的乡村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从时间顺序上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年)，主要是改善环境，提倡奋发图强的新村精神，改善农村环境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第二阶段是扩散扶助发展阶段(1974—1976年)，积极推行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和发展养殖业，增加农业收入；第三阶段是自主发展和政策引导并存阶段(1977—1989年)，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等，积极促进建设新乡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将乡村建设推上新台阶，同时政府更多地通过制定配套政策支持新乡村运动，减少直接干预的力度；第四阶段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重点致力于农村社区文明建设和经济开发、着重加强国民伦理道德与法制教育，在抓好农村综合开发工作基础上，传承和发扬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
新村运动已历时30多年，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城乡经济基本保持平衡发展势头，创造并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具体而言，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韩国在农村建设初期，以政府行政为主，主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农村开发，一直集中在农业灌溉、排水、耕地整理等农业生产设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政府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上，如修建农村公路、桥梁，帮助农民接通自来水，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实现农村电气化等方面，以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差别。20世纪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电灯，20世纪90年代全国已实现电气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掀起新一轮农村建设高潮，并已变为以民间团体为主的群众运动。新乡村建设的投资来源于政府投资和乡村集资，政府投资比重各年份在20％～60％不等。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建设以硬件为主，新一轮建设则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社会、新韩国，提倡勤勉、自助、团结、奉献精神，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文化上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展。
(二)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新村运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鼓励部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等多种措施，效果明显。1970年，韩国农民户均年收入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计，人均年收入137美元)，到1978年，户均年收入3893美元(人均年收入649美元)。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具体而言，韩国农民收入的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因素：一是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政府给予财政补贴；三是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四是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三)各类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除了金融业外，农协在流通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20世纪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
(四)兴建村民会馆
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五)加大国家各项配套政策的力度
自新村运动启动以来，韩国政府对农村实行了大幅度的政策倾斜，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1994年研究制定了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另外，在扩大非农收入、建设现代化的农(渔)村、鼓励经营农业、增加信用保证基金、搞活农用耕地交易、健全食品加工制度等方面推出了诸多具体措施。
历时30余年的新村运动，对促进韩国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为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加快了其城镇化进程。韩国的城市化率1970年为55.3％，1980年为71.6％，1990年为84.4％，2000年为90.2％。韩国在30年内城镇化水平提高了35个百分点，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二是缩小了城乡之间收入差别，使大多数农民安居乐业。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例，1970年为75％，1980年为95.8％，1990年为97.4％，2000年为83.6％，从而保证了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三是提高了城乡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国家经济活动主要向沿海港口城市高度集聚，2000年居民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只占全国总面积的2.4％和0.5％，而农耕地和山林地占总面积比例则达87％。新村运动加快了农村用地的综合开发，在政府指导下重点推广禽类、养牛、水产养殖、香菇以及开展农业特色旅游等，既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提升了农业资源开发水平，实现了城乡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分析
(一)新村运动是一项以政府为主导的系统工程
韩国新村运动是由当时的政治强人朴正熙总统亲自倡议、启动并热情支持的一场由上而下进行动员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政府作为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投资者，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1972年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新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由民政部部长挂帅，其他相关部门的副部长任委员，专门负责新村运动的政策制定工作，并协调和落实各部委之间的政策配套措施。地方政府也按此模式建立了新村运动管理体制，从各道、市、县及最基层的行政镇都配套成立了新村运动领导机构。在具体分工上，中央部委及下属部门的条条管理主要负责新村项目的具体筹划和实施，中央与地方的管理主要负责组织动员工作和协调监督工作。在加强新村运动组织和领导的同时，也把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列入了政府工作计划，如韩国第三个5年计划(1972—1976年)就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和农水产经济开发列为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金泳三总统和现在的卢武铉总统都把开展新村运动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
(二)新村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
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现在看来选择这个起始期也不是偶然的。一是韩国经济经过1960—1970年两个五年计划，确立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工业增长速度加快，人均收入10年间翻了两番。从第三个五年计划起，韩国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把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和进行“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目标之首。二是韩国山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大，尽管当时工业经济正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但广大农村贫穷落后面貌却未改观。工农业发展也出现严重失调，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带来了诸多城市社会难题。因此新乡村运动倡导的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宗旨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小城镇居民的欢迎，可以说，群众基础是新村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三是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其政治体制还是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点，特别是在朴正熙总统时期，中央政治权威不容置疑。因此，以中央政府主导的新村运动基本上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从而为新村运动顺利开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新村运动立足于乡村最基本的需要，实行分阶段目标管理
韩国新村运动总体上来看是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开始只是1971年初政府实施的一个实验性项目。其内容很简单：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35包水泥，平均每户4袋，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也提出了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第一年下来，有一半的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此项计划执行效果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为此，政府工作信心加强；第二年又对每村增加500袋水泥和1吨钢材的援助物资，并由地方政府组织村民按规定只能用于公共建设项目，包括修建桥梁、修筑河堤、村级公路、公共浴池、洗衣场所等。由于第一阶段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韩国政府加强了新村运动的计划管理并制定了阶段性工作目标，从改善基础环境、农(渔)业综合开发到社区文明建设等进行了深度开发。主要特点如下：首先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一工作从1970年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本完成；其次是鼓励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这一工作从1974年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完成；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重点是提高农村的教育、卫生、保险等水平，增加农民福利，缩小城乡差距；第四阶段工作目标则是在继续弘扬新村运动精神的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着重加强和完善农村文明社区建设和加快农村文化开发等。
(四)新村运动以民间自发参与和政府指导相结合
在新乡村运动中，充分调动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始终注意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但不包办。新村运动建设项目的选定和组织实施须通过村民大会集体决策。允许推进进度有快有慢，不搞齐步走。因此，村民都非常珍惜政府援助物资的使用，基本达到了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政策效果。与此同时，根据新村运动分阶段目标，政府还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新村运动前期搞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政府主要提供相当于政府预算1％的资金。但之后搞村镇规划和建设，政府就给予了不少资金和技术支持，例如向农民普遍发放最长可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政府有关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直接发放到户、争取一些国际组织的贷款等。最重要的是给予必要的行政推动。韩国政府是新村运动的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韩国政府规定，县乡两级公务员每个人都要指导几个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帮扶，并实行了奖惩分明的政绩考核制度。
(五)韩国国民的精神启蒙和道德重塑贯穿在新村运动始终
在新村运动过程中，政府始终把道德精神的启蒙作为重要工作目标，鼓励人民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对广大农(渔)民灌输“勤勉、自助、协同”意识，并与其传统价值观念相结合，坚持培养城乡居民勤奋、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着重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这种新乡村精神的弘扬为韩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六)政府把新村运动作为一项战略方针来贯彻
新村运动从1970年开始至今已有35年，虽然目前的新村运动已从政府主导转向了民间自发行动，但政府仍然对新村运动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保留设置了韩国新村运动委员会本部。从新村运动的历程看，韩国政府把新村运动定位为群众性运动还是比较准确的，而没有引导为一场政治运动，并且充分估计了新村运动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比较科学地设计了分阶段工作目标，逐步推进，综合开发，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把新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这种立足长远、不求一役全功的做法也是新村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在借鉴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所走乡村建设的经验基础上，寻找适合我国特点的农村建设新的发展之路，创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新模式。
(一)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形成一套有效机制
1.建立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应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合理规划、新农村建设发展纲要和确定阶段性目标，并经过人大审议通过，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一个层次分明、长短结合、有机统一的政策体系。各项政策措施应当具体化。韩国1990年颁布了《农业振兴特别法》，该法根据新的农业发展环境，拓宽了1967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1994年又公布了《农渔业振兴计划》，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大米产业促进综合计划》、《牛产业促进综合计划》以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一系列专门计划相继出台，对各个环节要采取的措施都有明确的安排，2005年韩国农村部、教育与人力资源部等15部委制定了《城乡均衡发展、富有活力、舒适向往的农村建设》计划，涉及4大领域、14大主题、139项具体实施计划。相对而言，我国虽然按照中央的决策对解决“三农”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如土地、税收、就业、科技支持等，但由于要对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涉及方面很多，具体实施起来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2.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要做到“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干部服务、社会支持”，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机构、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通过各地、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把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乡村建设应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为前提，乡村建设应该满足乡村农民整体的需要，乡村的组织化也应该以农民为主体。
在工作方法上坚持“统一扶持政策，群众自愿申报，择优选择定点，实行以物贷款，农民自主建设”，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进行自我管理、自主建设，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韩国政府实行的奖勤罚懒措施、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措施、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借鉴。
3.因地制宜。要根据不同地区特点设计若干农村建设模式，由地方和农民自主选择。让农村的开发具有递进性和连续性。特别是对农村经济开发刚起步地区，宜从最基础环节做起，如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条件、引导科学种田等，让农民切实得到好处。要在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各类生产生活问题的基础上，切实加强乡村规划，使乡村的建设和管理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二)要找准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应选在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上。长期以来，中央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服务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这就造成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差距拉大。具体而言：(1)改善农村交通落后状况是头等重要的。近几年，县乡村公路和道路基本修起来了，但是质量较差。可以把道路硬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现在中国水泥生产能力很大，可以考虑采取由政府采购的办法招标采购水泥，用低价买来发给农民。(2)实现安全饮水。现在农村还有6000多万人用的是有害的水，要进行深水井改造，同时进行自来水建设。(3)清洁能源，即在南方和中部适合搞沼气的地方普及沼气。目前沼气建设规模还较小，可以考虑一年拿出100亿元，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大力推进。(4)卫生整治。农村卫生方面要实行人畜分离，修建垃圾处理场，解决污水处理问题。(5)结合农民盖新房进行宅基地整理。全村统一规划，节约用地。据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公室统计，最近10年里，全国村镇建设用地累积增加了13％，是城市建设用地的4.6倍。又据国土资源部的计算，对宅基地进行整理，住宅建设用地可以节省50％。
(三)整合现有支农资源，加大投入，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有效机制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多种支农资金渠道和管理模式，包括农业开发专项资金、扶贫基金以及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自上而下的专项支农资金项目等，总体上说，这些支农项目的实施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感到缺乏支农资源的有机整合。为此，应以新农村建设为运作平台，充分利用现有政策资源和管理体制，对现有支农资源进行评估整合。要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让部分发展城市的资金来支持农村，商业信贷资金要源源不断地流向偏远农村和农业。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全国10个特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达到30％，根据世界银行推荐的合理的城市建设投资比重，应当在15％以下。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2万多亿元，如果拿出10％就是2000多亿元。如果按这样的投入比例，一年投入2000亿元，到2020年，就能累计投入3万亿元。
(四)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小城镇的综合发展
据有关资料统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要创造条件推进城镇化建设，在提高城镇化整体功能的过程中，政府起着重要作用：一要给予财政支持。省、市政府尤其要重点支持一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二要政策扶持。可运用西部大开发政策、扶贫政策、支援乡镇企业发展政策，并综合利用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涉及小城镇发展的相关政策，使小城镇按照适合自身的开发方向发展。三要有所创新。农村城镇化建设会遇到方方面面的新问题，如失地农民的劳动保障、就业和医疗、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险等等。要协调好城乡发展，力争探索出一条新路。
(五)增进文化内涵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使农民尽快接受新观念、新文化、新知识是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韩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新村运动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以鼓舞农民奋发进取意识和勤劳致富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自助致富活动。我国在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要把农村社会视为一个整体，从提高人的素质入手，经济、社会、文化系统改造，整体推进，应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应把重塑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放在重要地位。我国传统道德观念如勤奋、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且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要从如何让农民个体生长出自信和如何让农民组织起来这两方面着手。一要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和文化素质的培养。要面对广大农民，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和理解水平，充分利用农校、农广校、乡镇农民技术学校以及广播、电视等开展经常性的短期培训，把农民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开展起来。二要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尽快建立可行的农业科技推广长效机制，提高农民的科技观念和技能，要鼓励创办以科技推广为纽带的专业农民技术协会和其他农村服务性组织，以高效的运作促进农业科技的转化和农民增产增收。三要加强农村基础公共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包括增加师资力量，修扩建校舍，保证农村人口的九年义务教育等。要采取政府投资、民间集资、社会赞助等多种方式加快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