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1-0062-06
在本文中，“左联”时期文学一词仍沿用学界约定俗成的理解，即1927年革命文学的出现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的文学。为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独特之处，我们的注意力极自然地偏向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文学发生机制本身之一：编辑出版行为，弄清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中国前半叶，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方式具有超稳定历史惯性结构，所以，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纸型出版物较之电影、广播等传播媒介尤其普遍，对公众的作用也最切实、广泛、具体。为此，本文涉及的出版物编辑出版行为自然也是以这一形态为主的。再说，后者对公众发生效力，最初也有赖于通过报纸、杂志广泛宣传，如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1]可知，当电报机刚刚问世时，报纸把电报忽而称为“奇妙的发明”、“近乎神奇的媒介”，忽而又叫做“异乎寻常的发现”。报纸的推波助澜和高度评价，使公众真正认清了电子媒介的革命性。
在中国30年代，尚未兴旺发达的电子传媒甚至直接嫁接于当时十分热闹的杂志、图书市场。大众传播的受众具有隐匿性和个人性，纸型出版物因其便宜和不受时空限制等，最适合生产力还较低下的社会受众，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尽管电子出版物对公众的影响在今天来看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这毕竟已是20世纪中后叶的传播媒介自身发生的戏剧性变革后的情形，至少，在它们出现之初，在30年代，年轻的广播、电影、电视等因传播形态的有限而并无杂志、图书等有传播优势、便利和影响力。特别是老中国儿女中有资格和闲情逸致常常上电影院的毕竟有限，而公众购买电子设备，在“左联”时期的中国社会，更是一项较为奢侈的消费。
一、“左联”时期的文学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
1927年至1937年，战争惨淡的阴影几乎是在全球老百姓的心中萦回，而和平的希望夹杂着无聊，弥漫在战争的硝烟中。特别是中国，由于精神麻木的国人备尝国家、民族、个人生死存亡的生存体验，在战争的强刺激作用下，以至于信息媒介成为世俗人生不得不青睐的焦点，诸如关注战争形势、物价涨幅、惶惑生活中不得不拥有的逍遣等等，人们对传播媒介的关注和依赖大大增加，从而媒介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较以往更加突出的作用。传播媒介既对广大的社会产生影响，又对个人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发生信息效力。典型如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这类指导公众生活艺术的印刷文化的平民化，融合了艺术、娱乐、商业、现代技术，把作品和制作过程相联系，使传播媒介积聚了无穷魅力，真正渗透进大众的心灵，并开始有意识地把外部世界送进了个人日常生活领域。由此可见，运作媒介的编辑出版行为，其功能的职业化在“左联”时期已成为一种愈来愈明晰的社会必需。即便那些御用出版物，虽因统治当局已给它们大开绿灯，但对大众的影响情形仍然复杂，并不意味它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读者市场，受众的自主选择决不是行政干涉即能奏效的。因此，更不用说，文学刊物已成为动荡年代惶惑心灵的指明、指导或心灵抚摸。对编辑出版人来说，市场的竞争法则最终总是公平地存在于各种性质的出版物之间，人为的因素作用于一时但不可能作用于长期，“读者是上帝”。为此，“左联”时期的编辑出版人无论其倾向性如何，为了生存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便在30年代的编辑文化市场上抢占读者，以致文学的发生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格外亲密。
(1)作家创作动机多元化，或为谋生、或为理想、或为政治，编辑出版行为则是在文化审美中的协调。人们常说，现代作家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难舍难分，其实，现代作家与中国当时的编辑出版文化亦可谓难兄难弟。《中国文学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第九章就以专章概述了中国30年代文学社团及其出版物，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此一时期文学出版物的情况。但由于作者立意不在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之间的关系，所以只以介绍出版物运作的客观状态为主，且有史料罗列之嫌，至于其如何影响“左联”时期文学的生成，基本未作论列。
不难发现，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国文人的写作已不可能只是孤立的为了登科及第、青史留名而写作。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写作恐怕正愈来愈成为现代文人无需为之脸红的谋生技能之一。
如舒新城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时，李劼人在1936年5月曾致函舒，拟弃教职而卖文，要舒介绍卖稿，舒坦诚相告：“学问是事业，生活是事实，首在事实上站得住，方能在事业上做得开。”
又如，1936年的老舍，辞山东大学教职，专事写作，《骆驼祥子》是他做职业作家后的第一炮。1937年1月，祥子在《宇宙风》上以连载形式出现，共24段，每月要2段。谁知刊1年就遇上“七七”抗战，《宇宙风》迁到广州，印成单行本，刚印好，广州沦陷了，《宇宙风》迁至桂林，几经周折，还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下，才最终得以问世。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年代，卖文为生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
再如30年代的张恨水，曾公开声明，他将写小说当作他谋生的重要手段，当作一种求生的职业，因为亲人们的婚嫁教育问题与自身家庭的生活费用，他不得不操心应付。
当然，与此同时，为了某种理想、主义、政治主张而投笔，也是很多文化人从事写作的直接功利目的。又如茅盾创作小说在于实践他的理想：“希望文学能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巴金也是为了激发起人们对光明热爱，对黑暗憎恨的意识而以巨大的热情投身文艺创作事业的。
在这里，正因为文人受控于经济动因和社会政治理想等，编辑出版作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传播媒介质，开始愈来愈职业化。
编辑作为文化行业之一，从近代以来，就从历史的土蛹中破壳而出。据不完全统计，与外国“文化侵略”相杂糅，至19世纪末，中国先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余种。为了出版物的生存，不论编辑个人的倾向性如何，编辑出版行为职业化后，都必须随文化市场而进行文化审美中的协调，否则难以维持。整个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每一个文人都或多或少与编辑出版行为有过瓜葛，编与撰，时而擦肩而过，时而抱成一团，时而不分彼此。具体到文学领域，则作家和编辑几乎同时充当了文艺传播的主体[2]。
由“五四”内涵较抽象的国民文学、人的文学到“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大众文学、娱乐消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按其自身的生长机制执著地行走着，哪怕冒着失却文学的固有美质的风险——或走向庸俗社会学，或沦为文化市场的婢女。然而文学发展具有不可阻挡的自我调节力量。革命文学、大众文学、娱乐消遣文学等泾渭分明的倾向性，倒是进一步说明了“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的复杂局势。表面看来，为现代文学史公认的革命文学的主流地位遮掩了其他，但从《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所展示的具体文学情形来看，真切实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各色人等，其实另有互为补充的表演。所谓的文学“牺牲”代价，不过是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一些试验性动作。左翼也好，非左翼也好，实际上都在顺着文学发生的大美（既有文学本身的内美，也包括一切与文学有关的外美，如理想主义激情、一切无可厚非的大众的动机等）依作家各自的秉性承运出世。无论是郁达夫“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淡的人生的战士，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还是徐志摩的“口里不住地唱着新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都共同成了“左联”时期文化审美场域中的一道道风景。这一反差极大的情形的出现，竟不能不归功于编辑出版行为的职业化。经意也罢不经意也罢，编辑出版行为总要随文化市场而协调、满足形形色色的文化需求。其中，星罗棋布的编辑出版物，成了此一时期各色文人们十分青睐的栖身场所。例如，封世辉《三十年代前中期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一文曾提及，仅1934、1935两年，北平文学刊物就不下10种。这正是职业化的编辑出版行为明智地中性化产物。
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先在地不允许其仅是一家之言，告之大众的声音应该是多多益善的。在“左联”时期的编辑文化市场上，既有《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北斗》《前哨》《文学月报》《文艺新闻》等革命文学理论和创作鲜明的左翼出版物，也同样允许梁实秋在1928年6月10日于《新月》杂志发表《文学与革命》一文，“我们知道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往往发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之前。革命前之‘革命的文学’，才是人的心灵中的第一滴的清洌的甘露，那是最浓烈的、最真挚的、最自然的，文学家并不表现什么时代精神，而时代确反映着文学家的精神。”“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的文学观与革命文学倡导者显然相左，但作为真实的文学发生史，这种错位的文学景观是客观存在的。此外，《现代》开放的编辑出版行为，对新文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劳而有功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并不因其政治倾向性暧昧而一笔带过，是有一定道理的。仅从编辑出版角度而言，这一刊物开放的传播风格，对新文学作者和作品的经意或不经意的扶持，也大有值得肯定之处。
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至“左联”时期，文学的生产受制于现代文化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无自主性。或为了谋生，或为了某种政治企图，或为了个人心性的体验，或为了某种美的传达，文人写作多姿多彩，而且写作终究是为了“传播中外，咸使知闻”，让个人思想、人生态度有序进入流通渠道。当时最规范的社会表达正是编辑出版行为控制下的报刊、书社、电台、剧院、电影院等，其中，报刊尤其火爆。在西方还有“宁要报纸，不要政府”这一极端的说法。而“左联”时期的中国，国门已经打开，文字印刷传播形式正独霸天下。“左联”时期1000多种文学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仅从数量来看也较“五四”时期热闹一些。
当然，本文在此并不想就“左联”时期的编辑出版与文学生产的具体实例详尽罗列，因为日常经验仅仅提供一些不足为凭的表面现象，我们更需要弄清楚的是，寻觅历史现实中令人惊讶和不解的东西。为什么这一时期会出现职业编辑家如赵家璧等？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新质与编辑出版行为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因果联系？为什么稿酬对文人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诱惑力？等等。
(2)“左联”时期的编辑出版行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文体的发展。
文学史专家们总是习惯于图书索引式地去描述发生过的文学史迹，以致历史本身的现实运动以及这些运动对民族性格、文化进化的影响关系，有时反而显得无足轻重，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说，对历史事件的自然的活生生的联系进行研究，索解历史中人如何追求自己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左联”时期的编辑出版行为与文学生产的关系就依赖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常识和逻辑。需求导致行为，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在战争年代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使进步的和反动的两股势力都捕捉到了，并且以此争夺着民众。这就是“左联”时期的传播文化事实。当然，也还存在第三种势力，只不过在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竟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这第三种势力，使新文学文体至“左联”时期又新增了或成熟了一些成员。如：杂文、速写、报告文学等等。
《传播学原理》[3]认为：“从受者角度看，一是不可轻信大众媒介的信息，要认识到它是一种‘虚拟环境’，二是应尽可能多接触各种媒介（包括人际信息源），在比较、鉴别、思考中，迫近事实的真相；从传播角度看，应清醒地意识到，媒介担负着引导社会、书写历史的重大责任，要慎而又慎地防止对环境作‘歪曲’的反映。”我以为这是对传者和受者主体性的较好阐发。由此可联想到，当作为传者和受者双重身份面对社会时，鲁迅的站位颇给人启发。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新文类“杂文”的发现和完善，功不可没。然而，当文学史被一些细节填充之后，人们又会惊讶地发现，文学发生的历史原来那么生动。鲁迅原本是在十分偶然和十分复杂性的情形下从事杂文创作的。
他说：“在我发表的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对其铺张扬厉，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加以指斥。”不可“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其杂文缘于关注、利用编辑出版行为，以此结合个人的思考，回击这个阴险狡诈的社会。
他说：“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另用多个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在《自由谈》上发表。”——其杂文得以适合当时编辑出版文化市场的面目出现，一方面需借助具有传播功能的出版物，一方面还需机智地将自己“削足适履”，从编辑出版角度把自己角色置换。目的无非是为了杂文这一新文类的生存和传播。
当然，最终，鲁迅还是意识到，“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又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珠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想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于是从今年起(1935)，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鲁迅作为一个个人倾向性明显的著者，作文受到的牵制太多。这一情况在“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关系互动过程中司空见惯。
与其说这是当时的出版界得了“软骨症”，无宁说是编辑出版行为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以协调著者行为和社会为前提，传播是根本。关于这，前面已有过说明。因此鲁迅在《且界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也曾实事求是地说：“出版界不过是借书以贸利的人们，只问销路不管内容，存心‘反动’的是很少的。”——“左联”时期的编辑出版行为对促进新文体的发展可谓有功，哪怕牺牲了出版物倾向性名声。因为，客观地讲来，中性立场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必需。
在“五四”时期，中国报告文学这一迥别于旧文学的新文体成型并且兴起，《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这三篇作品兼具文学性和新闻性，标志一种边缘文体正在诞生，而1921-1922年周恩来发表在《益世报》上的《旅欧通信》，已明显是一种新鲜的文学样式，瞿秋白《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充分表现了国际报告文学对中国新文学文体生成的影响。在“左联”时期，报告文学这一文类更加成熟，其文学性的强化，正是编辑出版催化的结果。从1931年开始的报告文学理论探讨，主要以《文艺新闻》、《文学》、《读书生活》、《中流》、《文艺》等出版物为阵地。这种日趋成熟的理论建设过程，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而外国报告文学和理论的出版，更是为“左联”时期报告文学的成熟注入了新鲜活力。正如1933年5月27日，鲁迅在《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中所说：这是“一种范本”，“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发出不同的结果来”。从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4]介绍的“左联”报告文学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生产机制。
二、“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文化“现代性”概念，显然不仅仅只包含文学一元，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等多重蕴含。具体到文学领域，我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根本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一个标识。目前学界对此讨论正烈。但说千道万，新旧文学之最大不同，恰恰在于文化质素的根本差异。漫长、闭锁、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民主、人权、平等诸概念无异于天方夜谭，这种背景下的古典文学自然迥异于在世界性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左联”时期文学生产中的编辑出版行为文化“现代性”因素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协调各色各样的作者，文化审美呈现拯救、启蒙、迎合多维姿态。
1927-1937年，中国社会各阶级阵营对垒分明。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一个艰难时期，一个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时期。这时，《创造月刊》、《洪水》等出版物大力提倡“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觉开展“革命文学”的论争，以至于关于阶级社会里的文艺，革命文艺运动内部在思想上最终有了一致的基础，导致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然而即便如此，阶级关系时常与宗族的、亲戚的、朋友的等各种关系交错在一起作用于文化现状方面。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风貌复杂多变。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左联”时期，在编辑出版行为制约下的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原来，只有以客观记载、广泛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出版物，才让后人有可能力求公正地思考当时真实的多元的文学情状。譬如，在今天看来，一方面，左翼刊物将自己旗帜鲜明的文学姿态毫不掩饰地暴露在印刷品中，如《拓荒者》、《大众文艺》因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被反动当局相继查封，这是文化专制时代的文化生存机遇的不公正。另一方面，同样也是从出版物中，人们又发现当时各色人等文学姿态的暖昧、分歧与对立，站在“左联”圈子内看，当时的左翼编辑出版行为与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文化倾向性，这是要求文化平等权利的人类“现代性”精神的集中体现；但跳出“左联”圈子外来看，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生产又并非一蹴而就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对工农大众的拯救态度本身就体现着文化的不公正，因此，非左翼的出版物这时也多少具有制衡效果，如《语丝》、《泰东月刊》、《文学》等出版物的中性化编辑行为同样也是文化“现代性”的结果。甚至《现代》之类的出版物，看似有些远离大众，实则对各类作者开放，对新文学也不乏别样的“起死回生”之功，随时间的沉淀至今愈来愈明晰，这恰恰是文化“现代性”自身发展的逻辑后果，文化发展较之单纯的政治要宽容、平和得多。有意见认为，“文化”即弱化的、世俗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种温和的见解虽然费解，但大体勾勒了“文化”复杂的结构。看来，多层次的文化“现代性”相杂糅，这才是真实的文学历史。而这不能不归因于这一时期编辑出版行为刻意开拓作者群，拥有了“正视”中的文学接受观[5]。
文学要么呈现人类的现状，要么表现人类的可能，而人性的奇诡与晦暗更需要一炳明灯。文学出版物遵循文学的这一逻辑，便在“左联”那个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也力图做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编辑人则既要经得起正确的批评，也要受得起冤枉。如鲁迅所言：“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正因如此，茅盾、丁玲、郑振铎、巴金等，这一个个融著作和编辑行为于一体的文化人，也就飘浮在文学历史的发生场中，功过是非，其实并不用做泾渭分明的评说罢。至于赵家璧这类编辑专门家，受老师借阅“五四”定期出版物《新青年》《新潮》等影响，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而《弥洒》编辑人胡山源等编刊物的想法直接给赵以启示。1925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的赵家璧，顺理成章地成为《晨羲》4个编辑之一，由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1928年，他编《光华年刊》，1929年，编《中国学生》月刊，而他作为主持之一，使“良友”成了30年代上海主要出版进步文艺书籍的据点。他说：“当编辑就得当个有理想的编辑，出书就得出推动时代前进的有益于人民的书。”因此，在他手上，《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苏联童话丛书》《万有画库》《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徐志摩全集》等等，因他善于组织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出版，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为人们了解当时文艺界的全貌，保存了一些有用的甚至是有益的珍贵资料。
第二，“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倾向于受侮辱和被损害的被压迫阶级——大众，符合世界历史现代性发展潮流。
20世纪初中叶，中共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旗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被压迫阶级服务，这是极其符合人类“现代性”精神的。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主张三民主义，初衷原本正确，但由于孙中山的逝世，伪国民党篡权并以违背人类“现代性”精神的专制统治，逐渐失却了民心。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较量，在20世纪初中叶的斗争，也就是争夺民心的较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经地义。反映在文学上，规律仍是如此。“革命文艺”提倡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要求青年文艺家“从空想的楼阁中跑出来，看看你周围的现实状况”（茅盾语），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显然要比“瞒”和“骗”明智。正如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为美国的〈新群众〉作》中说：“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压迫，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受教育到能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构’。”这里，鲁迅那文化上的追根溯源，一针见血的平权主张，无疑是发人深省的。紧接下来，“左联”为了创立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有意策划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这一切渗透了“现代性”精神的文化运作中，出版物作为现代传播媒介，总是充当了急先锋。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刻意“大众化”创作，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举本身，恰恰充满了“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正义，因为，真诚地从受者实情出发而编与撰，这是为以往文学创作所忽略的。“左联”时期的文艺创作，竭诚虑及受众，实在难能可贵。而此时的编辑出版行为“正视”读者，应该说，也无疑强化了著者行为的“大众化”文学选择。
第三，异域来风使“左联”时期新文学生产对编辑出版人的翻译行为极为重视，编、译、著交互活动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主动、迫切。
国门打开后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连成一体的。
如20年代的报刊和当时介绍俄国文学史的著作，虽提及过别、车、杜诸人，但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反响。时至“左联”，情形就大不一样了。1935年，周扬翻译了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1936年鲁迅译了普列汉诺夫评论文章。1936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怎么办》。1937年《希望》第1卷第1期发表周扬评介车氏《艺术与现实美学的关系》、《艺术与人生》。俄苏文艺理论的蜂拥而至，这对左翼文艺创作，显然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又如1932年，捷克人基希来到中国，其《秘密的中国》“成为中国新起的报告文学者良好的模范”。美国记者斯诺1928年抵达上海，亲历了1932年的淞沪之战和1933年的热河战役，并不畏艰难，实地考察延安，于1936年写下《红星照耀中国》。这些外国报告文学家的写作经验，对中国报告文学者的启发间接、潜在，效果是强大的。
而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大众以基本相同的方式接取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强烈影响个体情绪和感情的刺激物，导致个体以大体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并发生类似的思想和行为变化。”由此不难理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开展工农兵通信活动，《文艺新闻》设专栏“给在厂的兄弟”，这些编辑出版举措，既拓宽了文艺作者队伍，也从题材到内容激活了新文艺，决不是编辑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山之石刺激和自身内需作用的双重效果。
总之，“左联”时期的编辑出版文化情形格外复杂。业已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揭开中国新文学又一序幕；与此同时，随“五四”风云而出台的《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语丝》、《沉钟》等则在这一时期仍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篇章；而“左联”机关刊物则频繁更名，或被查禁，或被迫主动停办。文化霸权，发生在媒介本身，也出现在各出版物彼此的读者市场竞争中。御用出版物把精心包装后的统治阶级意识渗透到大众传播中去，显然处于传播的有利位置。而这种信息传播的不均衡，加速了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行为的职业化、专业化。编辑的思维活动在阶级形势复杂的年代，必须多维交错。关于“大众文艺”，编辑出版的文化审美出现了“拯救”“启蒙”“迎合”多维姿态，正是编辑行为发展规律的自我调节。如茅盾就认为：“我个人现在的意见，觉得文学是含有平民的精神或文学民众化，乃是可能而且合理的事，但总叫文学去迁就民众——换句话说，专以民众鉴赏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品格以就之——却万万不可！”是“化大众”还是“大众化”，这永远是传媒无以化解的矛盾，文学生产也就在这种矛盾中曲折发展。
收稿日期：2001-01-10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媒介策划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宇宙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