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审美主义思潮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新时期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8)04-0064-04
对于中国美学、文论来说，20世纪乃是一个审美主义思潮挥之不去的世纪。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20世纪时，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审美主义思潮对整个世纪文论、美学话语乃至人文学术思维范式的深刻影响。在整个20世纪，审美主义思潮几度沉潜，又几度兴起，终在1980年代蔚为大观，并流布至今，在今日中国的学院空间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显然，审视20世纪中国文论、美学时不能不直面以下问题：审美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和盛行？审美主义思潮又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东山再起？如何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审美主义思潮的裂变和审美主义话语的边缘化？
回首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美学，不难发现审美主义思潮的输入、兴盛与近代中国在国运衰微的境况中选择现代性道路、引进西方启蒙现代性文化是同步的。关于审美主义，沃尔夫冈·韦尔斯曾评述说，“现代思想自康德以降”，久已认可一种见解，“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其构成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1](P.1)。既然“审美感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2](P.300)，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审美主义思潮何以会在中国20世纪初出现和兴起。加之处于艰难竭蹶中的近代中国力图通过现代化转型实现富国强兵、复兴古国的梦想，而在当时救亡图存与文化启蒙又是不可分割的。借助美育实现启迪民智、新民强国的目的，推动社会生活和国民心性的审美化、艺术化在当时和之后的几十年遂成为相当一部分学人（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朱光潜等）的共识，审美主义思潮风行一时。也正是由于上述文化语境，康德的主体性美学观念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文化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简而言之，王国维等人以情为本、强调审美自律进而力图以审美和艺术洗刷人心、移风易俗的美学观具有着明晰的欧洲文化背景，是借助西方现代审美主义思潮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材料进行阐释、刷新和改造的结果，是欧美现代化美学观念在中国的推广和移植①。但是，审美主义话语建基其上的启蒙现代性文化并不是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进程中自发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外部强力的挤压和诱使下引进、植入的，这种文化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现代中国的审美主义思潮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不归路，注定了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剧烈碰撞、断裂和畸形嫁接。正因如此，“五四”以后，随着强敌压境，国运飘摇，面对救亡图存的严峻局势，审美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式微。
20世纪80年代，康德的美学主体性观念和审美无功利思想在中国文论界再次掀起波澜，导致了新时期以来审美主义的流行。在国内，首先大力阐发和倡导康德哲学美学思想的是李泽厚。他在其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结合对康德理论的阐发初步论述了“主体”、“主体性”问题，并对康德的美学思想作了论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中，康德的“向自然立法”的认识论观点、“人是目的”和“自由”至上的伦理学观点、美学中的“无目的的目的性”命题都是围绕主体性问题展开的，具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李泽厚对康德哲学、美学思想的评介开启了后来风行一时的审美主义潮流。其后，李泽厚在1981年发表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和1985年发表的《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进一步详细论述了主体性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特别是刘再复将之进一步扩展到了文艺学领域，他在其《论文学的主体性》中系统论述了人的主体性、文学主体的构成和文学对象的主体性、作家的主体性、艺术接受者的主体性等问题。在该文中，他处处把人的主体性和人性自由、审美超越结合在一起。“所谓主体性，就是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这种理解和把握就是通过审美心理结构去理解和把握的。”“要把人看做目的，而不是手段。”要“使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整个艺术接受过程，正是人性复归的过程。”[3]在《美学四讲》一书最后，李泽厚也深情地呼唤：“人是目的本身……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4](p.580)在此，李泽厚、刘再复所持的显然是一种强调人的自我中心、审美自足、感性至上的启蒙现代性话语。之后，有相当一部分文论教材、论著和论文都采用了这种美学主体性观念和审美无功利思想，倾向于把文艺和审美看成是一回事。一种为王国维所推重而后沉寂多年的审美模式——审美主义一时蔚为潮流。尽管从1980年代后期起，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主体性理论遭到了种种批判，但审美主义潮流仍然势头不减。这样，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从康德开始，又回到了康德。
1980年代，中国美学话语重新选择和回到康德显然不是一种巧合，其中大有深意存焉。众所周知，现代美学说到底是一种西方现代性话语。在西方，现代美学的产生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确立、加固和扩展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领导权的需要息息相关。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在其《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有过深入透辟的分析，他指出，美学是18世纪启蒙时期的必然产物。“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5](P.3)而康德的整个哲学、美学理论同样也是这种典型的西方启蒙现代性话语。“康德的道德法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结构的特征。”[5](P.74)“他的思想多方面地预示了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想。”[5](P.67)因此重新回到康德，实际上也就是重新皈依了西方启蒙现代性文化模式，这就是审美主义的要害所在。整个1980年代，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论争“高烧”不退，“审美无功利”、“美是自由的形式”、“回到感性”等观念深入人心，主体性和审美至上何以令当时的中国学界如此倾心呢？韦伯、特洛尔奇、西美尔、刘小枫等人对审美主义、世俗化、现代性所作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他们指出，“主体性是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自我意识主体的现代性神话总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文化和社会的世俗化出现的，而“此岸感是一种主体性的生存感，与此岸感的高涨相伴随的是心理主义论的高涨……审美性是一种可称之为心理主义、主体主义或内在性的心性品质，审美主义、心理主义或主体感性论是同一个东西”[2](PP.300-302)。显然，1980年代的美学热不是某些学者一厢情愿大力倡导的人为结果，而是与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重新确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致力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大形势息息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重新确立了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规定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走向……既规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方向，也不能不从总体上对包括文艺学在内的学术文化发生根本性的长远影响”[6](P.4)。因此，在美学、文论领域，欧美现代美学潮流的影响势必重新抬头。人们不会忘记当年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反响是何等热烈，人们也不会忘记在“文革”后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文坛就走马灯式地将西方近现代几百年间的美学、文论思潮匆匆演习了一遍。欧美现代美学思潮在当时契合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自由、人的个性解放、人的主体性的召唤，释放人的感性欲望，刺激人的消费欲求，开发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改革开放、民主发展的时代潮流，其积极意义不可抹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的审美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国情有着不容忽视的距离，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丧失本土意识而把欧美现代性文化奉为圭臬。然而，当代中国的审美主义者恰恰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了西方现代性文化，1980年代的审美主义者所操持的仍然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者崇奉的人道主义武器。“在西方思潮的参照中，人本主义倾向构成了新时期文化及文论发展的主流，整个80年代正是人道意识、主体意识、个体意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十年。”[6](P.14)这也势必为它日后的没落埋下伏笔。
1980年代的美学热虽然不是某些学者大力倡导的人为结果，但是众多学界人士的因势利导也不可忽视。回望1980年代的中国文论、美学，不难发现，审美主义思潮最初是与举国上下对“文革”十年的文化专制主义、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仅仅从认识论角度研究文艺的认识论文艺学进行反思和突破的潮流混杂在一起的。“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人性、形象思维、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激烈论争。导源于对长期以来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片面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忽视文艺自身特殊性的积弊的反思，从1970年代末开始，文论界兴起了一股为文艺正名、标举文艺艺术特殊性的热潮。1970年代末，蔡仪、朱光潜等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王元化、包忠文等人就人性和阶级性问题，陈恭敏、张树伯等人就艺术与政治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深入思考。1979年底，邓小平在为第四次文代会致祝词时强调，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不断繁荣艺术事业。1980年，钱谷融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1982年，胡经之提出建立文艺美学学科，金开诚率先推出《文艺心理学论稿》。1980年代中后期，刘再复等人就文学主体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论争。1985年左右出现方法论热，认识文论逐渐向审美文论转换，语言学转向受到关注……由此，新时期的文论、美学话语的所指在反思、拒斥极“左”思潮，追求文艺和审美的独立自足性的过程中一步步被因势利导进入了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意义域。这种审美话语迎合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对高扬人的主体性、释放人的感性欲求、推动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高扬了“审美无功利”、“美是自由的形式”、“回到感性”的观念，同时也为个人主义的人性解放观和西方现代性文化观洞开了大门。
新时期以来，众多审美主义者的价值取向在根本上并无质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以来的审美主义思潮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众多审美主义者的见解是高度一致的。相反，从1980年代初至今，审美主义思潮内部曾发生过多次裂变，在李泽厚等人的启蒙现代性古典审美主义之后，又涌现出了刘晓波等人的个人主体论的非理性审美主义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审美文化。如果说康德的思想只是“预示了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想”，那么李泽厚等人的理论也同样很“古典”，随着审美主义思潮的逻辑展开，李泽厚理论的本质主义理论基点、结构主义静态观察方法、早期启蒙现代性话语和人道主义武器逐渐变得迂阔、落伍。于是，刘晓波等人的个人主体论非理性审美主义随之出场。“在康德那里，文艺的主体是作为人类符号的抽象的人。而在西方近代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确立起来，其后的诸多美学主体论则基本上是个人主体论。”[7]刘晓波代表的是一个后于李泽厚的输入型西方现代性文化、美学阶段。不同于李泽厚的抽象人类主体论，刘晓波主要是从尼采、弗罗伊德、萨特那里租借理论武器，鲜明果断地倡导个人主体论。与李泽厚相比，刘晓波更倾心于个体生存、感性欲求、酒神精神、城市经济与市民意识，他强调文学作品应该“是生命本能的必须”，指斥朦胧诗无法真正走向现代审美思潮，强调新时期文学应“大换血”，“真正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呼唤与“城市经济和市民意识刚刚萌生并需要全力发展的时代”相一致的反传统的文学。按照他的理解，“文艺复兴表面上是复归古代，实际上是酒神精神、个性本位论、反形而上学、享乐主义、民主政治对日神精神、社会本位论、神学形而上学、基督教禁欲主义、专制政治的反叛……尼采的‘上帝死了’指的是基督教文化中的神，但在打倒了基督的同时尼采复活了古希腊的酒神。”[8]如同他无比推崇的尼采一样，刘晓波通过一种激烈的形式已使审美话语转换到了后康德时代。伊格尔顿在分析尼采思想时曾指出：“‘客体’世界对尼采而言，就像是一个既充满着狂暴的活力又意义空虚的世界，这无疑是市场社会在现象学上的颇为确切的反映。”[5](P.240)“虽然冒险式的、实验性的生活可以危害到形而上学的确实性，但这种源源不断的自我完善在市场社会中却是人们并不陌生的一种生活方式。”[5](P.259)刘晓波的审美主义话语实际上已接通了从康德式审美文化到消费意识形态的泛化审美文化的通道，美感与快感的康德式界限被打破，审美与市场和欲望迅速合流。在这种后康德的审美主义话语中，膨胀的是市场主体极端个人化的欲望，畅销的是纯粹的商品化逻辑，人民美学的原则、底层人民的审美意识形态诉求依然遭到了放逐。
康德式的审美主义为什么会在1990年代异变为消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泛化审美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康德式的古典审美主义者们恐怕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曾经纵容、热盼的西方现代性幽灵一旦从魔瓶中跃出，反过来就要对他们进行报复。但是，既然一切审美主义都热衷于感性生命和凡俗人生，既然审美主义思潮本身就内在于西方现代性文化之中，既然如汤因比所言欲望的膨胀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的产物，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客观上使开发欲望成为必须，它就潜在地为欲望的泛滥洞开了大门。但是，区别作为话语的审美主义和作为日常生活质态的审美性仍是必要的。可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代表了一个后于审美主义话语的后现代消费文化阶段。因此，1990年代以来，在商业物质主义和大众文化来势迅猛、席卷一切的狂潮面前，在蔚为风行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潮流中，康德式的审美话语日益边缘化，它所操持的早期现代性启蒙话语和人道主义武器越来越显得陈旧、迂阔，渐次失去全面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陷入了阐释危机。显然，它对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的复杂性缺乏清晰、深刻的认识，仍然抽象地、理想化地使用“审美”概念，这使这个概念难以涵括和触及当代文化的复杂现实。因为在共时性的全球文化语境和历时性的民族文化语境犬牙交错的“文化场”中，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状况必然是极为复杂的，势必不可能呈现为单一的景观。在当代中国，前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文化图景错落叠合，形成了一种共时性的“众声合唱”。而当代康德式的审美主义者们无视这一事实，简单地用康德式的古典审美主义话语诠解现实和文化，其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当前仍不乏高举康德式的审美理性大旗、批判商品世界的物欲横流、呼唤重建人的精神家园之人，但是在浑浩流转的商潮面前，这种审美主义的理论和呼唤又是何等苍白虚弱，美学也只能是一种学院、书斋的形态，只能在学院空间进行卡拉OK式的自娱自慰。另外，今天的审美文化在跨国资本气势汹汹的要挟下，已在一定程度上异变为消费文化。在这种甚嚣尘上的消费文化语境中，资本纵横，物欲横流，商业世界的趣味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观念、忠贞淡泊、廉洁自律的操守和勤俭节约的美德遭到了消费意识形态的消解。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着眼，我们都应该彻底清算审美主义思潮的流毒，重建适合新世纪需要的新型美学范式。
［收稿日期］2008-05-20
注释：
①关于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美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众多学者论之已精，在此不再赘述。可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冯宪光《人民美学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6期；杜卫《中国现代的“审美功利主义”传统》，《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孙津《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马睿《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江汉论坛》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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