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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B0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75-08
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潮。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在政治上“阻碍了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在文化上“妨碍了艺术的发展、科学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在经济上使“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甚至“斗争哲学”是“中国农民革命传统的‘痞子’精神的反映，是以流氓无产者为取向的特殊意识形态”![1]对此，很有加以辨析之必要。
一、毛泽东没有说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毛泽东曾经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2]。
毛泽东的这些话错了吗？没有！
1.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纲领决定了它必然要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3]。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作斗争，争取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解放，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4]。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决定了它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并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必须坚持斗争哲学，同一切阻碍实现自己目标的敌对势力作长期的斗争。
毛泽东的论述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其实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首先向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展开血腥的斗争。在共产党诞生前，他们已经向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斗争了几千年。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2.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它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在谈到共产党的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明确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列宁在阐述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时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他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了“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不可遏止的吸引力”[6]。共产党要忠于自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始终保持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批判和革命的态度，同一切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批判和革命的理论及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本质的充分体现。
3.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然要同各种敌人和困难作长期的斗争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8]。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9]。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如果离开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就连通往理想社会的唯一大门都进不去。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除了坚持斗争哲学之外，别无他途。
4.在党内斗争中发展，是共产党发展的规律
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除了要同外部敌人作斗争外，还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为此，就必须不断地同自己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机会主义和腐败现象作斗争。恩格斯指出：“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0]。无产阶级政党总是在不断地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中得到发展的。同时，同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11]。
此外，党要在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还要利用各种机会，“对本党的全部机构和工作”进行“根本的、内部的、深刻的改造”[12]。这种根据实践需要而进行的自我改造，也是一种斗争。
总之，毛泽东说得一点没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只要共产党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就要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作斗争。直到阶级完全消灭之后，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斗争哲学才会让位于非政治的以组织社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斗争哲学。
有的人为了否定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极力歪曲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说什么“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1](p5)。
共产党的哲学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吗？不！
诚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共产党的哲学归结为“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这是因为：
首先，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党的哲学”，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有可能。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7](p294)。这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已不复存在，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的哲学”呢？
其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斗争来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都是具体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有的只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而没有劳动者不受压榨的自由[7](p227)。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命题呢？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旧式分工“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5](p708)。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实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就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进而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只有在“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人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情况下，人们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13]。离开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只能是空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也提出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弃斗争，“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民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7](p303-304)。“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7](p301-302)。当然，他们所设想的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只能陷入空想。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哲学”。因为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是多方面的，矛盾的性质不同，其斗争的方式也不同。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哲学”，是对共产党斗争哲学的误解和歪曲。
二、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含义不容歪曲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毛泽东“斗争哲学”的人们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毛泽东“斗争哲学”本身，而是被他们歪曲了的“斗争哲学”。他们对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歪曲，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法：
1.把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斗争”从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歪曲为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并且把它推向极端，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第一种手法
歪曲毛泽东斗争哲学的人们，把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曲解。
什么是毛泽东“斗争哲学”所说的“斗争”呢？
毛泽东斗争哲学所说的“斗争”，即“矛盾的斗争性”，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它包含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但又不能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
矛盾的斗争性，是“揭示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倾向或趋势的哲学范畴。它是与事物矛盾所具有的矛盾的同一性相反的基本属性”[14]。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述矛盾的斗争性的。他在著名的《矛盾论》中就把矛盾的斗争性表述为“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15]。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与毛泽东有长期的哲学交往，可以说深得毛泽东哲学的要旨。他也这样来阐述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斗争，是指“广义的相互斗争、相互排斥，不是光指打架”[16]。这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斗争哲学”所说的矛盾的“斗争”，是哲学意义的广义的“斗争”即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有人会把矛盾的斗争误解为“阶级斗争”，在《矛盾论》中，他在阐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后，专门写了一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明确指出：“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15](p336)。对此，艾思奇解释道：“对抗这个概念比敌我的概念还要宽泛些”[16](p240)。有些对抗矛盾，例如炸弹爆炸就无所谓敌我问题。对抗在自然界也是存在的，敌我矛盾则是社会现象。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也不都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也发生对抗。他强调：“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其矛盾运动的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决不是一说到斗争，就全包含着杀人流血或暴力冲突的意思”[16](p260)。毛泽东说得好，“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或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15](p336-337)。
事实上，毛泽东也没有把矛盾的斗争性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已经处在一个“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的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7]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7](p216)。
在这里，哪里有把矛盾的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又等同于党的斗争哲学的影子？一些人硬要把它等同起来，并且强加给毛泽东，这难道不是对斗争哲学的歪曲吗？
2.歪曲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否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些人否定斗争哲学的第二种手法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指出：“正确掌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解决矛盾的主要关键”[16](p258)。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否定斗争哲学的人们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反对斗争哲学，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反对毛泽东斗争哲学的人提出：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发展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等基本原理是“理论误区”。在他们看来，“在现实的、具体的矛盾中，斗争性和同一性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他们都不能是，也不会是绝对的”[1](p3)。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其二是矛盾双方因一定条件互相转化。大概是因为“转化”更有利于斗争哲学吧，因为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15](p330)，反对斗争哲学的人们在谈论矛盾同一性的时候，把同一性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只讲矛盾双方的联结与共处，闭口不谈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我们知道，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就意味着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就意味着事物的发展。而离开了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转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他们也说“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都起重要的作用。同一性的作用在于把矛盾双方联结起来，使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提供矛盾双方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规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1](p4)。但是，由于他们把矛盾双方因一定条件的相互转化排除于矛盾的同一性之外，哪里谈得上什么“事物的发展”呢？
在对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认识方面，反对斗争哲学的人们也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
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对立面的同一性是暂时的。因为辩证法所说的同一性是对立面的同一性，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在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而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迟早会导致对立面同一的破裂。所以，“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他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15](p332)。第二，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互相排斥的东西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共居，才能转化。没有一定的条件，就构不成矛盾。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因为矛盾双方是对立面，它们必然要相互排斥，这是不需要条件的。例如，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有新与旧的矛盾，就有新与旧的斗争；有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就有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这是不需要条件的。第二，矛盾的斗争性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处不在。同一靠斗争来维持。同一只是斗争的结果，斗争到一定程度，对立的双方才能联系起来。例如，“资产阶级不跟无产阶级斗，不斗得把无产阶级压迫在底下，它就依赖不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要活下去，也要斗。你不斗，活也活不成。你要出卖劳动力，能够保持自己活下去的水平，非要经常斗不可”[16](p237)。转化靠斗争来实现。转化是旧的同一性的破坏和新的同一性的开始，也是斗争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18]。
在认识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中，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即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绝对的，或都是相对的。对于这个问题，艾思奇早就做了回答。他说：“这些问题要从实质上来了解，不能从形式上来了解。从形式上看，任何时候矛盾都有同一性，任何时候矛盾都有斗争性，是否说斗争性也是绝对的，同一性也是绝对的？从形式上看好像是这回事，没有斗争当然不叫矛盾，可是，没有同一性也很难说是矛盾。……从形式上看，好像同一性也是绝对的，因为任何矛盾都有对立的同一性。问题的实质是同一性只是斗争的结果，因为对立面要互相依赖，所以必须要斗争，经过斗争才能出现同一性。”艾思奇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永远也不能解决。什么方法能解决，什么方法不能解决？教条主义的方法，抠字面的方法，从原则出发又回到原则去的方法，那就无法解决，不能理解这个问题。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研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多多少少有点从原则出发又回到原则，多多少少有点抠名词、概念。在这种影响下，就不能解决，这种影响很大，许多人舍不得丢掉这种方法。他们认为，凡是矛盾中总有斗争性，总有同一性，有斗争的地方就一定有同一，要斗争就要有联系。因此，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好像也是绝对的。就因为有这一套逻辑，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毫不可惜地抛弃这种纯粹从原则出发的方法”[16](237-238)。
否定毛泽东斗争哲学的人，他们骨子里也是赞成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绝对的。例如，《反思“斗争哲学”》的作者就这样认为：“当我们说某一矛盾的同一性产生或消失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斗争性也随之产生或消失了。哪里存在离开同一性而贯串过程始终的斗争性呢？哪里有没有同一性的纯粹的斗争性呢”[1](p3)?在他们看来，既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都始终存在，当然它们就都是绝对的了。只不过他们要否定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又无法驳倒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才故意说二者都是相对的罢了。
正确理解矛盾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是理解斗争哲学的一把钥匙。艾思奇指出：“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是列宁所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原则。”“忘记这个原则，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16](p235)。从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到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以及我们党内陈独秀、王明机会主义的只要联合不讲斗争，都是只要同一性放弃斗争性，其实质就是磨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宣扬”[9](p112)。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矛盾的斗争性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相对性原则，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斗争锐气和革命锋芒。
3.不是看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而是抓住他的只言片语加以夸大，是一些人否定斗争哲学的第三种手法
反对斗争哲学的人们在批判斗争哲学“在逻辑上混乱不堪”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斗争哲学’在论及矛盾斗争是永远的时候，不经过任何逻辑推理就得出阶级斗争是永远的，党内斗争必然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的结论，甚至还从中国有八亿人口，就得出斗争不可避免的奇谈怪论”。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混乱逻辑！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看一种思想或学说是否正确，要看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仅看它的只言片语。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理解也应该是这样。
毛泽东“不经过任何逻辑推理”就得出过“阶级斗争永远存在”的结论吗？没有！他在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总是要强调是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或“在阶级社会”里。例如，他曾经这样说：“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19]。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确说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这样的话。然而，就这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明确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有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15](p306、335)，把它限定在“有阶级存在的时候”。怎么能说他“不经过任何逻辑推理就得出”“党内斗争必然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的结论”呢？
毛泽东的确说过“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样的话。但是，对于这句话，我们也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只能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理解。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20]。这就是说，中国的八亿人口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左、中、右的，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斗争。此言何错之有？
对毛泽东的所谓“设置对立面”的理解也是如此。反对斗争哲学的人把“设置对立面”当作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阴谋”。这是完全错误的。
不错，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是用过“引蛇出洞”这样的策略。然而必须看到，树立对立面，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不仅仅是用来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要正确对待苏联经验和我们党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批评一些同志“忘记了历史经验，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他说：“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17](p369)。他还说：“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17](p366)?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树立对立面”，是在比较中优选方案的一种方法。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作修改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21]。这里也说得很明白，树立对立面，是让人民接触毒草，在比较中提高鉴别能力的一种方法。
此外，毛泽东还把“树立对立面”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他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7](p34-35)。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政治生活中运用。他提出：“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对“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17](p9)，制订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文化生活中的运用。他提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使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17](p349)。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他提出用“掺沙子”（在干部队伍中增加民主人士和工农兵成分，在本地干部中增加外来干部的成分）的方法改变干部队伍结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则是“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在组织生活中的运用。如此等等。怎么能够把“树立对立面”仅仅归结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呢？
只要我们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就不难看出，否定毛泽东斗争哲学的那些所谓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4.把他们无中生有地伪造的观点强加给毛泽东，然后加以攻击，是反对“斗争哲学”的人们的第四种手法
否定毛泽东斗争哲学的人说：“‘斗争哲学’强调斗争，否认同一，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1](p6)。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毛泽东“强调斗争，否认同一”吗？不！他在《矛盾论》中十分明确地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斯大林和苏联哲学界否认对立面之间存在同一性的观点。他说：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否认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他还详细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之间的同一性，有力地批判了《简明哲学辞典》对矛盾同一性的责难。他尖锐地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是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犯错误”[20](p347-348)。
毛泽东“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吗？不！毛泽东一再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15](p311)。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敌我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的时候，写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理论上，毛泽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从来没有放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
总之，那些否定毛泽东斗争哲学的人们，其手法是卑劣的，其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斗争中，我们仍然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斗争哲学。
三、构建和谐社会就不需要斗争哲学了吗？
如同有的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否定毛泽东思想一样，也有些人把所谓“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对立起来，用所谓“和谐哲学”来否定斗争哲学。
否定斗争哲学的人认为：“‘斗争哲学’强调斗争，否认统一，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抗方法激化矛盾，是违反辩证法的，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不相适应的，必须加以扬弃”[1](p6)。无独有偶，在人民网上，我们也看到了题为《告别斗争哲学，建设和谐社会》的文章；即使在赞成斗争哲学的同志中，也有人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斗争哲学已经不需要了。于是提出了“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是我党执政理念的转变”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既然构建和谐社会，那就只能讲“和谐哲学”，不能讲“斗争哲学”了。
果真是这样吗？不！
毛泽东说过：“世界是美丽的，但也是不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17](p69)。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社会建设的目标，但还不是社会的现实，是主观，还不是客观。现实的社会，仍然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是如此。正如江泽民所正确指出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早已不存在了。但是，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还会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我们不会重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他强调指出：“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对残害生命和危害国家政权的邪教，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等，我们必须依法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书生气十足”[22]。即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了，矛盾和斗争也不会止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19](p325)。把主观当成了客观，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这就是否定斗争哲学的人们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误区。
我们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要加强一度被忽视了的社会建设，按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决不是要我们用和谐来掩盖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的社会中，仍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正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个“化解矛盾”，“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几个方面，实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经过长期艰巨、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斗争。
要实行“民主法制”，就必须同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人治的传统作斗争，同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斗争；要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同一切有碍社会公平、危害社会正义的体制和行为作斗争；要实现“诚信友爱”，就必须同各种欺诈行为作斗争；要实现“充满活力”，就必须同各种不尊重劳动、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不尊重创造的行为作斗争；要实现“安定有序”，就必须同各种制造混乱、动乱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作斗争；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同自然灾害及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等等。离开了斗争，哪里还有什么和谐社会可言？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可以不要斗争哲学的人们，不过是要用所谓“和谐”来掩盖斗争罢了。
其实，用所谓“和谐”来掩盖斗争的事实，并不是主张放弃斗争哲学的人们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在其《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一文中就曾经这样写道：“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象”[23]。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道：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这“顶多也不过是不和谐与和谐之间的和谐”，是把“个别性和普遍性这两个范畴所玩弄的那套无谓的、极其勉强的戏法”，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形式”[23](p568)。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是要对一切矛盾和斗争报“温情态度”。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的严酷斗争表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除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之外，也有对抗性的激烈的敌我斗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如果只讲“和谐”而不讲斗争，甚至连人民民主专政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讲了，就会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所谓“和谐社会”，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上。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者的时候指出：“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3](p233)。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否定“斗争哲学”的人们，其实正是“斗争哲学”的坚持者。
坚持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只要我们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只要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还没有最后完成，就必须始终不渝、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斗争哲学。列宁说得好：“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认党性就无异是从资本主义破产的前夜（在德国），不是跃进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不是跃进到中级阶段，而是跃进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24]。这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不仅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必要的，即使在其中级阶段也是必要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当阶级对立及其残余完全消灭之后，党作为阶级的政治组织的性质不复存在了，才可以不再讲党性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哲学也才会最终让位于新的不包含阶级斗争的新的斗争哲学。让我们用坚持不懈的斗争，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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