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霞[1]2000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对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影响及防范对策》文中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迄今为止已两年有余。在此期间，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迅速下降、徘徊低迷、逐步好转的历程。它不仅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强烈波及。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投机基金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风险机率也大幅度上升。因此，回过头来研究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影响，汲取危机发生国在处理这场危机中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使处于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免走冤路，同时也为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实现良性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本论文期望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这次金融危机对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影响，为山东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山东省作为中国的一个经济大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首先，山东省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文章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在近两年的金融危机中山东省外贸出口额的变动，出口市场发生了严重萎缩，大宗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受阻，价格大幅下降。并以威海市为个案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尤其是韩国金融危机的具体影响。其次，文章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对山东省利用外资的影响。指出作为山东外资主要来源地区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母公司相继破产，使山东省的外资利用陷入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第三，旅游业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冲击。主要表现在来鲁旅游人数波动较大，尤其是观光旅客人数下降幅度大。第四，危机发生后，山东省劳务输出的各项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五，对外融资成本上升幅度较大。 文章在充分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并与中国现状做了大量对比研究，论证了对山东省影响之后，提出切实可行的防范对策。第一，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通过扶持重点产业，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增加高收益型商品的出口，增强商品的创汇能力。第二，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开发潜在市场，减少对某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第三，加快大型企业的发展步伐，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同时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全面繁荣。第四，加大农业投入，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高农产品加工产品的质量。第五，合理引进外资，做到地区结构、年限结构合理化，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第六，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真正使之成为一种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七，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王小梅[2]2014年在《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渠道研究》文中提出源于美国次贷市场的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不仅席卷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演变成为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多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目前的金融危机视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冲击。这次危机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国际贸易的大幅下滑,其下滑幅度比世界GDP的下滑幅度更大。由于与全球经济的紧密融合,中国的出口在这次衰退期间受到了较大冲击。迄今为止,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还未形成体系,大多数研究是有关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影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或者简化的计量分析,仍然缺乏详细的实证检验。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研究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其中着重检验了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渠道。这个研究有助于设计应对金融危机的响应政策及如何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再次贸易下滑。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用的方法,在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的下滑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贸易的渠道进行了解析,并利用中国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依据需求-供给框架解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贸易的三个主要渠道：外部需求的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贸易融资的紧缩。分析表明：外部需求的下降能解释一部分出口的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保护主义不断蔓延,阻碍了国际贸易；贸易融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因而对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分别对这三种影响渠道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第二,利用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的、经进口含量调整的新需求测度和面板模型,对外部需求渠道进行的检验表明：危机期间外部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冲击；发达国家的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比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影响要大；中国出口谷底时期遭受外部需求收缩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第三,运用构建的动态差分引力模型对贸易保护渠道进行的检验表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显著冲击；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冲击程度大于发展中国家；关税措施和政府采购等非关税壁垒是阻碍中国出口的主要形式,救助／国家援助和出口补贴对中国出口的间接冲击较为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机械、金属、矿产品和加工食物行业中产品的出口阻碍尤其明显。第四,使用面板模型对贸易融资渠道进行的检验表明：贸易融资条件的紧缩对中国出口有阻碍作用；虽然没有发现金融危机放大紧缩的贸易融资条件对总出口影响的证据,但贸易信贷可获得性较高的行业和拥有较多有形资产的行业,其出口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较显著。最后,基于原因解析和实证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华琪[3]2015年在《山东省金融业国际化发展的风险预警体系研究》文中提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区域金融业已经成为国家整体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区域金融业这个“细胞”稳定,国家经济金融才能健康运转。随着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区域金融业“走出去”趋势日益明显。这一方面给地区经济和金融带来了更多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其较强外部传导性等特征的影响下,它的健康有序发展受到更多挑战,区域金融风险发生的几率逐渐增大,因而关于构建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当前阶段从事我国整体金融业风险预警的研究比较成熟,但针对区域金融业风险预警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而针对山东省金融业发展风险预警的研究更是处于探索阶段。同时,这些研究大多是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方面选取指标,金融国际化指标的设置缺少依据,导致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不完善,风险预警体系与实际金融业发展相脱节,不能真实、及时、准确的反映当前金融业发展的风险状况。因此,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文章以山东省金融业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虑区域金融国际化指标的选择,探索构建了适合山东省省情的金融国际化发展的风险预警体系。文章以回顾国内外风险预警方面的研究为基础,从山东省金融业整体发展状况、金融机构发展趋势、金融国际化进程三个方面介绍了当前我省金融业发展现状,从而进一步对全省金融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成因进行分析,为构建指标体系奠定基础。然后,文章借鉴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考区域金融业“三重性”特征并结合山东省金融业国际化发展具体情况,通过外部环境、内部区域性及金融国际化三个层次构建了针对山东省金融风险预警的一级指标体系,又将每个层次细分,形成了6个二级指标体系和38个指标构成的三级指标体系,并确定各个指标的安全区间。之后,文章运用主、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以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各个指标权重进行设定,并以具体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山东省金融业国际化风险状态,发现目前山东省金融国际化发展整体状态良好,个别指标存在风险。最后针对防范和化解山东省金融业国际化发展中的风险提出了政策建议。
冯清云[4]2010年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货币合作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高级形式,随着东亚经济合作范围的扩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东亚货币合作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但在现今世界货币体系中,任何区域形式的货币安排都无法摆脱美国霸权的影响。货币合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本文试图探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美国因素,分析美国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该进程施加影响的方式和途径。同时,评估了美国因素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并对中国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应采取何种战略选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具体论证结构上,本论文做出了如下安排：首先回顾了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兴起的动因,以及东亚货币合作的历史进程与最新动向。其次,着重分析了美国影响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战略诉求,即巩固和强化美元的地区货币霸权,树立和深化美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掌控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主导权。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采取了双边、多边和全球经济战略对东亚货币合作施加影响,力图主导东亚经济发展方向,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了证实美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所发挥的影响,本论文考察了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对东亚货币合作政策的明显转变：从东亚金融合作起步时的消极应对到9.11事件后美国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态度发生积极转变；直至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为谋求互利共赢,分享东亚经济发展红利,对东亚货币合作持有谨慎支持态度。最后分析并总结了美国因素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正反两方面影响,认为影响美国对东亚货币合作政策的最大因素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各个时期对国家利益界定不清,才导致了美国政策的摇摆不定。同时,在结尾分析了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认为中国在参与战略上首先必须处理好同区域外部货币(美元)和区域内部货币(日元)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建设,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才能增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作为东亚区域内的主要币种之一,只有将人民币国际化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统一起来,才能更好的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提高东亚经济发展水平。
祝展红[5]2009年在《现阶段世界金融危机压力下的宁波市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信贷膨胀的背景下,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全球金融机构高度国际化,全球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使得美国的次贷危机变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而宁波这个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城市,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在日益显现。尤其是中小企业纷纷面临利润率下降、裁员等问题,一些企业更在此次危机中宣告倒闭。本文以次贷危机的发生入手,在第二章分析了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第三章系统梳理了宁波市中小企业的经济现状和呈现出来的特征,在第四章中深入剖析了本次金融危机对宁波市中小企业在出口贸易、对外融资、生产成本、企业创新等方面形成的影响。本文在第五章全面总结韩国在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如为中小企业提供安定的经营环境,提高企业竞争力,营造投资环境,积极培育中小风险企业,构筑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经济合作体系,协助中小企业扩大产品销路等对策等。本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宁波市中小企业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因应之策,以促进宁波市中小企业的平稳持续发展。在政府层面:提出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转换职能,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发展培训人才;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搭建平台,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结合实际,拓宽中小企业融资途径等。在企业层面:提出应调整发展战略,扩大市场内需;调整出口市场,丰富市场层次;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开发创新能力,形成自主品牌;加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间合作;关注金融政策变化等。
陈汉臻[6]2004年在《转轨时期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保证作用。本文根据历年山东省及全国各省市的综合统计资料及投入产出调查资料,借助 SAS 软件包、EXCEL 等工具,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处理及运算,并运用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博奕分析等经济分析方法,对山东省投资运行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内容包括:导论、投资的内涵及投资决定原理、投资对山东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山东投资运行的总体分析、适度投资规模和适度投资率的确定、投资结构及其优化、投资效益的实证分析及其对策、投融资体制改革及其政策取向分析。主要结论是:1、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二者彼此制约,相互促进,尤其是在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关系更加密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中投资拉动特征明显,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国民就业、产品丰富、市场繁荣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投资都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自 1980 年以来,投资需求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52.17%,比消费需求的贡献率高 11.43 个百分点,比净出口的贡献率高 45.08 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 6.32%,比消费需求的拉动高 1.53 个百分点,比净出口的拉动高 4.79 个百分点。与消费和净出口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需求拉动作用方面,还表现在供给的推动作用方面。从短期看,投资活动要占用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和物质资源,而不能增加供给,只是影响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投资项目建成以后,可以长时期地提供大量商品和劳务,增加社会供给,又是影响社会总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我们利用 1997 年山东省投入产出表对投资在国民经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目前部门技术经济联系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 1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拉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总产出增加 289 亿元,拉动部门增加值增加 88.63 亿元,可以增加 34.7 亿元的劳动者报酬,相应增加 55.6 万个就业岗位,使城乡居民消 1<WP=9>陈 汉 臻:转 轨 时 期 投 资 与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研 究费需求增加 23 亿元。 2、改革开放以后,山东省投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投资结构逐步优化,投资效果明显提高。长期的增长性和短期的波动性以及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是其基本特征。通过数学模型分析,我们发现二十多年来山东省投资运行经历了三个大周期,1979 年至 1982 年为第一个周期,主要特征是投资增长率逐年降低;1983 年至 1990 年为第二周期,表现为 83—84 年的投资增长不断加快和 85—92 年的投资增速波动下降;第三个周期是从 1991 年至2001 年,主要特点表现为投资增长速度在较高水平下的波动变化;2002 年又开始了投资波动的第四个时期。平均 7 至 8 年变化一次,其中又包含着几个小的波动周期。这说明山东省的投资波动频率是比较高的,幅度也比较大,循环波动指数最大时是 1988 年的 121.6 %,最低是 1990 年的 75.1%。 3、适度投资规模是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国际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证明了为一点。从国内外发展环境及省内需求等多方面分析,目前,山东省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率处于适度偏低的状态。数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优化的投资率与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存在着比较确定的关系,当经济规模较小时,优化的投资率变动区间较大,其值主要由上年的 GDP 决定;当经济规模较大时,优化的投资率几乎是个定值。山东省的适度投资率应是36%左右,而实际上 2002 年也只有 33%,属于适度偏低的情况。因此,加大投资力度仍是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着重点之一。 4、投资结构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先导,不同的投资结构直接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山东省整体经济发展已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要按照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原则,对投资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使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发展方向一致。产业关联分析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机械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金属矿采选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等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都比较大,即这些部门对供需双方都具有辐射性和制约性的双重性质,是今后应重点投资、发展的领域。 5、投资效益是一切投资者的投资动力之所在。它是从资源配置角度分析和考察总体投资的经济效益,其核心问题是投资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投资的合理程 2<WP=10>山 东 农 业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度。近年来,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逐步提高,建设周期明显缩短,项目建成投产率基本保持稳定,基建大中型项目未完工程资金占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尚未呈现出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波动较大,说明投资的运行效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主要受投资管理体制、政策导向、投资结构、投资的技术含量等因素
杨正泽[7]2015年在《高速铁路的国民经济属性及投资效益研究》文中指出高速铁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革命性影响,高速铁路已成为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高速铁路运输服务作为准公共性产品,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且随着高速铁路网络规模的扩大,其潜在溢出效益愈加突出。然而,在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进程中,关于投资效益及风险、企业财务效益、国民经济溢出效益以及与城镇化间交互关系等基础性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促进高速铁路平稳持续地发展。为此,本文以高速铁路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对高速铁路投资、建设、运营过程中涉及到的经济问题展开研究,为高速铁路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主要研究工作包括：(1)高速铁路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属性研究。从基础设施内涵入手,从继承的角度对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属性进行分析,并结合高速铁路技术特征,定位高速铁路为国民经济重大基础设施,是铁路客货运输协调发展、结构优化、合理分工的结果,是国家战略的新兴产业,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2)高速铁路投资效益及风险研究。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对高速铁路投资效益进行深入分析,高速铁路发展在地缘政治、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五方面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同时,对于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投资风险问题,从社会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等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3)高速铁路与城镇化进程互动关系研究。从城镇化对高速铁路提出的现实需求和高速铁路对城镇化影响两个角度来阐述高铁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机理,快捷的客运系统是城镇化对运输能力和效率提出的基本要求；另外,基于图论理论构建以广义距离取代欧氏距离构建离散加权Voronoi图的方法,分析高速铁路对沿线中心城市辐射域影响范围。(4)高速铁路企业财务效益研究。根据我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模式及作业流程,基于作业成本法构建高速铁路作业成本及经济效益核算模型,为高速铁路的企业财务效益核算提供技术手段,并以京沪高速铁路为对象进行案例分析,计算高速铁路的企业财务效益,并对运价、运量、动车组的使用时间等因素进行了灵敏度分析。(5)高速铁路国民经济溢出效益研究。构建旅客时间价值节省、既有线货运能力提升等量化模型及溢出效益指标体系,基于“有无对比”分析方法,对有无高速铁路条件下的溢出效益进行量化分析,并以京沪高速铁路为对象进行案例分析,从旅客时间价值节省、既有线货运能力提高、城镇化率、就业效应等方面进行溢出效益评价。
耿文文[8]2014年在《跨境资金流动对山东省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跨境资金频繁流动和规模的显著增加，跨境资金流动对流入流出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一方面跨境资金流动有利于优化各国资源的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经济欠发达、资金稀缺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频繁、过量的资金流动又对一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带来巨大冲击，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我国而言，经常项目已实现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人民币汇率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开展，都将进一步增强跨境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亦更加凸显。近几年来，受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发达国家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影响，导致国内外存在套利空间，跨境资金投机性目的增强。就山东省而言，跨境资金双向流动频繁，短期波动性较大，增强和扩大了金融风险传递和影响，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亦必将对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跨境资金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着手，分析了山东省对外贸易发展和跨境资金流动现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跨境资金流动对消费者价格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动态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继续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三是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四是合理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五是切实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黄聪英[9]2014年在《论实体经济》文中指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世界各国曾经十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宝贵经验。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最终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之后,世界各国重新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初显,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振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和复苏成效,探讨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研究了中国省域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立新[10]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向及中国对策研究》文中提出从历史哲学的视角观察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时空变化就会发现，自从资本来到人间起人类社会就逐步走上了“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通过贸易、金融、投资以及知识的扩散，经济全球化在科技革命和信息经济的推动下业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正确对待经济全球化既是如何正确认识与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如何面对新世纪，做出战略性选择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认真的研究，以便及时地提出因应的战略对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等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20世纪末以来，人们在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向，即经济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化”、“美国化”；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如何对待南北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是否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陷阱”等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尽管经过深入而积极的探讨，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作出过许多论述，但仍有一些模糊不清、歧义较大的观点在混淆和困扰着人们，因此还需要对此进行深入地剖析和研究。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相互交往、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表现为某种不同文明的整合趋势的历史。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算起，世界各地就走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时代。由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迪亚士和达伽马等葡萄牙人开辟了抵达亚洲的海上航线，麦哲伦率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实现了汤因比所说的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从而宣告了东西两半球互相隔绝的人类历史结束了。从那时起，全球性的资本扩张已经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探险与贸易的热潮，欧洲列强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不仅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也打通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交往的通<WP=189>道；从那时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等开始了国际范围的交流，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逐渐演变成为世界历史。从16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时代至今已500余年。在这500余年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外扩展和扩张。虽然民族依然、国家犹存，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跨跃了国界。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15世纪末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孕育了经济全球化的萌芽；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第一次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定启动了经济全球化；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第二次产业革命和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战”至“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阶段，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战后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主要源自四大因素的影响：一是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困扰，主张放松国家之间的经济管制，打破各种保护主义壁垒；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纷纷开放市场，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二是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国际间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为经济全球化助了一臂之力；三是跨国公司经济实力迅速扩张，其投资和贸易活动将世界各国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分工深化和贸易网络扩展进一步把全球经济编织成一个整体；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缩短了时空距离，刷新了经济联系方式，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此外，战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国际组织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来加以体现的，它们制定的超国家、超社会制度、超意识形态的国际规则，对各国的经济行为具有约束作用，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法律框架。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就开启了影响深刻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全球化既是现代化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扩展与创新。尽管经济全球化的确是与资本主义相伴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确实表现为“西方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三个从属关系来描述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尽管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导的体系，西方的跨国公司今天已遍布世界各地，西方的国际游资到处横冲直撞，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企图使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WP=190>济秩序全球化，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就一定是“西方化”，不能把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更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说成是“资本主义化”。世界是多种多样、五彩纷呈的，各国经济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千差万别，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而不可能只有一种行之有效的西方模式或美国模式。尽管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是多数电脑所通用的工作平台，亨廷顿、布坎南、弗里德曼、托夫勒、?
参考文献：
[1]. 亚洲金融危机对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影响及防范对策[D]. 王秀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渠道研究[D]. 王小梅.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3]. 山东省金融业国际化发展的风险预警体系研究[D]. 华琪. 山东财经大学. 2015
[4]. 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探析[D]. 冯清云. 暨南大学. 2010
[5]. 现阶段世界金融危机压力下的宁波市中小企业发展研究[D]. 祝展红. 复旦大学. 2009
[6]. 转轨时期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研究[D]. 陈汉臻. 山东农业大学. 2004
[7]. 高速铁路的国民经济属性及投资效益研究[D]. 杨正泽. 北京交通大学. 2015
[8]. 跨境资金流动对山东省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D]. 耿文文. 山东财经大学. 2014
[9]. 论实体经济[D]. 黄聪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10].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向及中国对策研究[D]. 关立新. 吉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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