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心田社会剖析工程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阶段论文,社会论文,工程论文,李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彼伏此起、稍纵即逝的新时期文学大潮中，作家们情态各异。老作家李心田，犹如紧贴河床的深水：紧贴生活，站在时代前沿，认准既定目标，持续开拓，笔耕不辍。他自1957年登上文坛至今，走过儿童文学、军人文学、社会剖析文学三个创作阶段。到1987年推出长篇小说《梦中的桥》时，都以为其社会剖析工程已臻顶峰，但我1988年写《山东当代作家论》“李心田专章”时已经察觉：1987年推出的《模糊形象》（《海峡》1987年第5期）、《流动的人格》（《人民文学》1987 年第10期）已呈新的态势。跟踪研究近七、八年来李心田不断开拓的新成果，两部长篇，六部中篇，许多短篇、杂文与随笔，现在可以断言：他由突破到转型，已臻剖析工程新阶段。
审美表现的转型与创作思想与态度的嬗变
现在李心田小说社会剖析工程，已由社会情态外部剖析为主的社会情态剖析小说，发展到社会心态、人的心灵世界剖析为主的社会心态剖析小说，这就使他的社会剖析小说具备两种不同的类型。两型的剖析，都得内外结合，然而由外向内，其重在内，是其审美层次的深化；也是当今小说创作普遍注重人与人性总体取向在李心田创作中有独特建树的反映。为此，李心田在原有技法基础上大量采用新技法。这在姐妹篇《模糊形象》与《流动的人格》中已初露端倪。
这组姐妹篇描写的人物作家范崇是共同的。其中心情节也是共同的：范崇下去采访，要讴歌县改革开放精神的领导干部与改革闯将，深入下去后却发现，实际生活远比预想的复杂；实际所写的人物也就不得不离开其以讴歌为主，突出正面形象的初衷。在《模糊形象》中，李心田写范崇四度下笔试图把市领导形象写成改革者形象。但他不断贴近现实，所得却是个“模糊”的形象。李心田借小说人物方菲方棱姐弟的不同认识与感受，不断冲击范崇，使其上述认识感受不断变化与深化，从而使其预定目标的主观臆断性逐渐消失，与客观实际的距离也就不断缩小，最后三人的认识趋同。这就使李心田写市领导对改革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模糊形象，获得三种对比性的不同视角，范崇与方家姐弟性格心态也辉映比照，这就一箭“四”雕，借这四个人物的不同情态与心态，共同呈现改革大潮中各不相同的社会心态。
在《流动的人格》中，范崇要下去写被树为楷模的改革闯将农工商联合体经理杨洪山的正面形象，但李心田把范崇推到杨洪山正受地县乡、税检法三级四家联合审查的被动环境中。既借范崇的直接观察作为写杨洪山的视角，又借调查组长、当地群众、省委常委许部长三种观点对立、看法迥异的不同视角写杨洪山，再加上杨洪山自我评价的独特视角，这种从五个不同的侧面与视角考察并展现杨洪山的复杂性格与相互矛盾、对立统一的复杂内心世界，就使范崇突破预定的写正面形象的调子，更深入地切入杨洪山复杂性格的核心，从而获得了恩格斯所说的真正意义的“这一个”典型。整合其性格全貌：杨洪山“属于那种起于草莽的‘氓’，”在改革大潮的“夹缝中夺路而走”，抓住改革政策提供的机遇，率全村人致了富。他不同于互助组与大跃时的农民，而是“八十年代的中国造就的新农民，但他们在近代文明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必然有种种失误。有意思的是，李心田不仅借五种不同的视角共同观照杨洪山，也让这“五方”相互观照，相互冲突与对比。这就与《模糊形象》异曲同工，反映出改革时代特定社会情态与不同人物对时代大潮的不同心态。从而借斑窥豹，整合而成对整个社会心态的观照。
这就使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态，人物行为与内心涌动，都能充分体现多层面、立体化的当代人的特征了。
两作还体现了李心田创作思想与态度的嬗变：不仅李心田笔下范崇的创作思想与态度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李心田的自况，而且因姐妹篇改变了李心田正面讴歌的一贯基调。在人们心目中，过去李心田和他笔下范崇类似，是位讴歌为主的正统的革命现实主义者。随着改革开放日趋深化，他对各种矛盾不断显现的现实认识也日趋深化。他发现“天空原不是那么晴朗的。”歌颂为主、写正面形象为主的传统审美观念与单色调，原来就未必适应生活的复杂性；现在更难适应当前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只有相应调整固有的审美观念与态度，变单一色调为多色调，自己的作品才能贴近时代，更具真实性；且可能获得一定的前沿性甚至超前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学的警世作用。他还“发现生活里的人是那样复杂，过去自己笔下的人物太简单了。”放弃写单纯的正面形象，把笔下人物写成“模糊形象”与“流动的人格”，是范崇和李心田经过自我调整形成的新观念，新方法，即内外结合以内为主，情态与心态结合以心态剖析为主的方法，多视角多层面地反映生活所取得的新收获，所塑造的新的更具时代色彩的典型。
对剧烈变化的人生观道德观的揭橥剖析与审美表现
转型后的李心田及其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旨在消除隐患，揭露矛盾，抨击腐败的审丑意识的强烈迸射。由于出发点是秉以公心与为党为国为民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也由于他非常注意以揭露反衬讴歌，以审丑反衬审美，作家的笔触就空前犀利和大胆。过人的胆还源于透彻的识，遂使李心田的风格由敦厚转向机敏与锐利；小说中时时泛出鲁迅杂文般的光彩。
李心田毫不掩饰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以致把一个抨击腐败的短篇命题为《忧虑》（《山东文学》1989年第6期）。此作触及的矛盾， 具一目了然的表浅性。但剖析与表现的深度与力度，却令人触目惊心。他借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朴素的直感与视角，树立起解放初率四个部下包办党政财文一切大事且均从为人民服务出发，扛活出身的乡长陈扛的人民公仆形象。而以国民党时无恶不作的王乡长，与而今占地30亩，楼房满满当当，并以饭馆酒馆配套，机构设置达20个部门，却非请客送礼不为人民办事的现在的乡政府，作出尖锐对比。目睹这蜕化变质腐化堕落现实，“一辈子没办过坏事”的善良“革命老人”不禁顿生恶念：“他要放把火把这些饭馆、酒馆烧掉，然后再去烧那些办公室”以恢复那被占的30亩良田。李心田当然不会让善意转化为罪恶，他设置了一个悲剧性结尾：雨水浇灭了这位革命老人划燃的火柴，老人“也熄灭了生命之火”。这结尾的悲剧意蕴与题目“忧虑”相呼应，成为缭绕不绝的弦外之音：这是指老人忧虑腐败的后果？还是指作家忧虑民愤难平的后果？李心田不肯托出答案，而留给读者和被暴光者自己去寻找！
官场腐败与世风日下，是新阶段李心田不断触及的基本题材与主题。但他溯本穷源，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蜕变中，挖掘蜕变的根源与根治的良方。 1989 年围绕此主旨， 他一次推出两部中篇《潜移》（1989年《小说界》第4期）《抗拒》（1989年《时代文学》第4期）去剖析人生观的蜕变。
部队作家李心田特别关注国家柱石的部队，特别是其高级领导层的素质与心态。《潜移》塑造的即将晋升正军级而后离休的政治部副主任何仲良的形象，其人生观的潜移，就体现出李心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里有原则性强、素有好名声的何仲良；和蜕变成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故而蜕化了晚节的何仲良。这是两个对立的形象。也可以说是经过和平演变的人格分裂。其和平演变具一般性：物欲熏心，以权易钱；但也具特殊性：佯装不知，听任妻子为所欲为，自己坐享其成又不落把柄可以逃脱罪责。开始时何仲良良心未泯，尚有一定的顾忌和思想斗争。发展过程中他良心日丧，由胆小怕事故作不知回避参予，发展到故设假象掩盖罪责，成为“大智若愚”、老奸巨滑的典型性格。李心田设置与提炼的“夫人外交”情节，假丈夫之权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社会蠹虫邱萍的形象，是当前极具普遍性的典型情节与典型人物：邱萍既利用丈夫职权和自己的黄楼贸易公司副经理的兼职身分，又把女人的形体美作为牟利手段。李心田借助这一切，使邱萍性格充分个性化与典型化。邱萍贪脏枉法所得两吨鱼、两吨钢材、一套别墅、一部豪华车、一条人命（让儿子学开私车撞死一位老太太又销赃灭迹逃脱罪责）等“二二一一一”罪证，与佯装不知楞充清廉的何仲良那老奸巨滑性格两相对照，使何仲良的性格的典型化、个性化更加充分了：人原来会这样虚伪与堕落！
但李心田并未忽视生活主流的表现，和挽救党风以维护党的形象的努力。他推出血气方刚充满正义感与锐气的纪检干事黄非，让这个新人形象去伸张正义，但黄非连同他背后的纪检委主任，都斗不过销赃灭迹的幕后黑手。而何仲良终于名利双收，倒是黄非，被何仲良之子何斌派杀手用摩托车撞得骨折！
李心田无力把何仲良、邱萍、何斌送上人民法庭；他只能以犀利的笔触，借助意识流手法，让晚节不忠成为拜金主义俘虏的何仲良，接受内心的道德法庭的严正审判：何仲良心里非常明白，正是自己亲手亵渎了自己与坏人坏事斗争数十载的光荣历史；“往日的黄金，今天变成粪土了！”“这样的政治工作，给狗吃狗也不吃啊！”这结局是作家对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且能以权驭法、逍遥法外的丑恶现象的强烈抗议，但也流露出李心田力难回天的困惑愤懑情绪！
李心田是作家，他只能用笔把人拉到人生观与道德水准的高尚层次。他坚信文学有此张力，自己有此能力。其《抗拒》就是对《潜移》所提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在物诱面前，主人公郭天明的态度是抗拒！他负伤12处，作为英雄到处作报告。这给他带来荣誉；也带来获取金钱美女权利地位等机遇。李心田剖析了他这时的复杂心态；他姨劝其以权谋利。而郭天明与何仲良经历地位不同，此时的机遇与心态却颇相类。他承认：“有些事简直是无法抗拒的”。但“难就难在自己曾经恨过的东西，自己也来重演。”“已经升华了的思想，又落到了尘世。”他意识到他正处在“不抗拒就同流合污”的临界点；其心态就与何仲良产生了质的区别：他牢记已经牺牲或致残，无法享受这些物质利益的战友们用躯体与生命树立的有别于尘俗官场的那神圣的人生目标：“当官的，有选举出来的，有任命的，只有战场上的英雄，是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郭天明决心信守“经过战火烧炼”的这颗红心：“做报告时是英雄，不做报告就是个普通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因而也是以权谋私的受害者，决不能蜕化为以权谋私的败类。他决心靠自己与战友的鲜血与生命建构起的精神与道德的力量，抗拒那些并非份内应得的物质利益的诱惑；他要坚守普通人那高尚的人生观与道德品格。因此他获得了受良心谴责的何仲良此生再也无法获得的这种“普通人的幸福”。
从审美对比的思辨角度考察，《抗拒》《潜移》是李心田树立两种对立的不同点的人生观标尺；力避潜移，努力抗拒，则是他告诫读者确立人生取向与态度应该择取的高尚的道德规范。
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人的价值观念变化的复杂情态
人生观嬗变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嬗变。当前引起价值观嬗变的最大外因，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人的观念的巨大冲击。放弃旧的价值观与确立新的价值观，常常与固有的人生观道德观发生种种错位与碰撞，于是困惑与突破并存，就成为人们灵魂痛苦挣扎的基本社会心理情态。李心田对文学使命有个精辟概括：“记录人的灵魂挣扎的历程”。因此他必然把价值观嬗变的考察和表现，放在重场戏位置。中篇小说《较量》（《时代文学》1990年第3期）《老方的秋天》（该刊1993 年第3期，后为同年《中篇小说选刊》第4期、1994 年《作品与争鸣》第1期转载）就从不同角度写了这样两个“重场戏”。
《较量》把不同的社会分工的人及其作用，放到市场经济大潮使价值与价值观的评价发生错位的典型环境中，借以考察不同价值观的种种冲突。他巧妙地把冲突纳入一母两子组成的家庭关系中展开，把作家老田考察这家人的心态冲突的过程，作为情节冲突贯串线与心理对比剖析视角，把人物心态描写得扑朔迷离，剥笋般渐入佳境。
这里剖析了两类性质不同的价值观心理冲突。一是在中学教员穷哥哥姚辰生与服装个体户富弟弟姚方生之间谁更有价值的观念分歧。这个本属社会分工不同各有各的价值的简单问题，被作家提到“把国家交给谁更可靠”的高度，于是变得复杂化尖锐化了。老田和其兄认为中国不能靠商人求强大；把国家交给这种人就可能很危险。弟弟则认为富了反被人瞧不起，这不公平；哥哥的模范教师奖金还是我赞助的！钱在我手里就不光明正大；一变奖金就熠熠生辉？钱多了就成受人尊重的大企业家；荣毅仁能当副委员长，我们这种人为什么就不能管好国家？对此作品并不作出明确答案，只从守法与违法、道德与不道德两个角度对致富的“来路”及富者的道德水准作深化描写：姚方生认为“无所谓来路，就看谁有本事。”“钱从哪儿来？就得偷漏税！”这就把他“纳税，捐款，还养活几个人”的所谓“搞活经济”与“我活得挺有价值的，可以说做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价值观的实质，一下子捅破了！
作品对两种价值观发生第二类冲突的剖析，答案是明确的。作家还辅之以姚方生对自己“婚外恋”自我谴责的补充性道德水准考察的情节描写，揭示出其以钱易“性”的丑行，既充分描绘出其复杂的情态内涵，又使作品社会道德评价较辩证，未简单化。可见，《较量》审美表现特征在于剖析了价值观冲突的复杂情态而不热衷于明白提供正确的答案。这种处理很有分寸，留下许多让读者品味思考的空间。目前围绕价值观问题，不仅隔代人，就是同代人之间的思想冲突与内心冲突，也在持续发展。有必要用作品调动人的自觉性与道德水准的自我完善意识。
于是李心田在中篇《老方的秋天》中，就更深化一步：既对上述两组矛盾的心理冲突有明确的审美，揭橥与评判，又着重把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纳入作品主人公，退休的老刑警队长方群的层次较高的独特的心态观照中。在随笔《六十之惑》中，李心田写了老方这种类型此时心态的一般性：“60岁左右的人是个上下接轨，而又衔接不起来的人。原来那条轨道废了，……新的轨道是软的，又横七竖八，也就不敢在上面运行。便只好在那接轨处蒙受撞击。”小说则集中写老方这位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他受聘街道主任兼荷香酒家经理朱贵任保卫科长时，其心态的特殊性：其一是服务性质问题。干了大半辈子革命都是一心为公为人民服务，临了却给私人服务。用老伴的话说是当“看家护院的”。用女儿方慧的话说是把刑警生涯形成的能力与知识作为“专利”，“价格合适就卖给他”！这都是方群难以承受的。乖巧而贪小便宜、想沾公公光的儿媳妇，把这赤裸裸的言词抹了抹：哪里呀？当保卫科长是维持社会治安；再拿份工资是按劳取酬。老方当然明白媳妇的贪婪；但她的说法却和自己过去的光荣职责接得上轨。这就使他易接受。当然，他就任的主要目的，是为女儿弄套房子；物质利益使他那不平衡的心理最终达到平衡。
其二是服务对象问题。朱贵的酒家是政策允许的正当经营。这是一切从政治眼光看问题的老方尚能接受的。但李心田却把老方从前的“阶下囚”：因聚宿聚奸被拘留的谷建明（他劳教结束后改邪归正，合法经营，成了服装个体户大款；每年都在荷香酒家开订货会）推到老方服务对象的位置！这就形成一个怪圈：老方为朱贵服务；朱贵为谷建明服务；老方就不得不保卫他的订货会。老刑警队长得为自己的阶下囚服务，这太掉价了！李心田用生花妙笔写这历史的错位造成的老方严重的屈辱感；又令人信服地写他几经挣扎求得心理平衡的层层解脱的独特心态：在仍具精神威慑力的老方面前，谷建明的受压抑感与主动讨好举动，使老方逐渐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允许人家跌倒再爬起来向前走，别老踩人家脚后跟的政策观念与积德心态，使老方获得了精神的满足。老方毕竟是老方，他从政治意识看问题的思维惯性是不可改变的。
其三是职业道德问题。老方先是拿奖金时不能心安理得。继之是他坚决拒绝谷建明送的礼。在谷建明，这是对老方高抬贵手不揭疮疤的积德行为的报答；在女儿方慧，则觉得理所应当，人之常情；在儿媳，则是利用机会捞便宜悄悄偷出那二百元的红包独吞了；在老方，却觉得这有悖于他做人的道德，玷污了自己的人格，所以坚决退回去。在这里，李心田对多种不同质的心态作了生动对比，把价值观的碰撞深化到全方位观照里。特别有深度的心理解剖是在对老方碰到大的切身利益时的复杂心态的描写：老方因朱贵出于私利阻挠自己执法愤而辞职时，谷建明却牵着朱贵，朱贵又以无偿代办画展为交换条件牵着方慧，方慧则牵着父亲成全自己让他不要辞职。这又是一个怪圈！但这时，老方那受愚弄上当的耻辱感愤懑感，被心痛女儿成全女儿的功利意识和助善惩恶打击黑社会的责任感所化解，李心田这心态描写与价值观复杂性的多层面解剖，可谓犀利透剔，入木三分！
其四是执法还是循私的行为规范问题。李心田把老方当年拘捕聚宿聚奸的另一些“阶下囚”，特别是其头目、高干子弟“俞三公子”俞宁等（现已沦为黑社会团伙），一下子推到老方面前。老方意识到，防止俞宁敲诈谷建明的实质，不仅是防止邪恶力量阻挠回头的浪子走从善之路问题，而且更是保卫改革开放大业，维护正常社会治安问题。因此他抖擞精神，使出几十年刑警生涯积累的全身解数，与黑社会团伙斗。但谷建明和朱贵慑于该团伙之威，并出于私利，对俞宁委曲求全，极力私了。老方则坚持动用公安与法制手段以维护自己毕生坚持的行为规范。借助双方这场“斗争方略”分歧与冲突，李心田忙里偷闲，既写了公检法中某些渎职、玩忽职守与循私的阴暗面，也揭露了某些以权驭法横行霸道的阴暗面。两丑衬一美，分外显示出老方人格的高尚和思想境界的纯真与崇高。李心田最后以老方借助公安力量协同作战一举抓获犯罪团伙作结，把自己层层剥笋、曲径通幽的价值观撞击的多层面、全方位心态解剖工程，推到很高的审美层次。李心田在《六十之惑》中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提倡‘改造思想’，九十年代提倡‘换脑筋’，两者都触及灵魂，也都痛苦”。既然作家应该“关心时代，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就应该象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样子，“面对一些新情况，只有惶惑是不够的，要拿出新办法来。而新办法就需要新思路”。《老方的秋天》就给老方这种退休者过好晚年，提供了蜕旧变新的新思路；其实李心田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文学开拓、突破、转型与确立新的审美模式，也闯出一个新思路！
由沉重面孔到冷面孔
李心田在《六十之惑》中说：“我也试图‘换脑筋’，把一副忧国忧民的沉重面孔换作一副漫不经心的冷面。居然也写起雅俗结合的畅销小说。”这是他文体的转换；更是艺术风格的突破与转型。起于青萍之末的信息，是中篇《猝死》（1992年《莽原》第4期）； 正式标志则是长篇《银后》（上部刊于1994年《当代小说》第10期，下部刊于1995年该刊3期）。
《猝死》仍紧扣近七年李心田集中开掘的剖析社会心理的母题，对社会腐败、世风日下、道德下滑作出强烈揭露与抨击。情节基本是对猝死原因不明的709医院下属裕泉公司经理程玉泉， 违法经营重利盘剥及不择手段等劣行的揭露。李心田用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方法，借助程玉泉猝死原因的根究，一一展开程玉泉周围的复杂世界与人物的复杂心态。涉及到既是其后台又靠他牟利的领导干部；与他同流合污但又有矛盾的同事；身受其害或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或敢于报复且挺而走险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敢于坚持原则，一查究竟的领导干部；和参与其事乘机自我表现的工作人员，还有搅混水以掩盖真象的家属，等等。李心田实现其雅俗结合的方法，不仅在于选材近乎侦破题材与公案小说，也在于文体近乎推理小说。结构框架则把花开一朵、单表一枝的传统小说技法与西方推理小说推理电影如《尼罗河惨案》等常用的时空交错式、散点结构式与环形叙述方法结合起来，统一到世相百图与各色人物心态剖析之中，围绕程玉泉猝死原因，许多人物关系纠葛、人物内心隐私均借以显现。情节多出人意料，人物心态也千奇百怪，因此情节与心理剖析均具极大的艺术吸引力与可读性，《猝死》的突破为《银后》转型作了铺垫。
长篇《银后》以自视为影屏皇后的金春晓为中心人物，沿着影后生涯与“下海”生涯两条线展开充满喧嚣与骚动的世相百图与形形色色的人生。李心田说他写的这是雅俗结合的小说。其特点主要是首次写社会热点；首次集中写文人特别是影视界文人的生态与心态；首次写影星下海利用“明星效应”与色相去调动官场“追星族”导致种种社会腐败与畸形；也首次这么集中地写“文人无行”及其性生活糜烂。对李心田小说创作而言，这些都是题材与主题上的重大突破与超越。从艺术审美看，李心田充分发挥了他多年写戏积累的借矛盾冲突展开曲折动人跌宕多姿的情节的特长（在李心田的小说创作中，他这特长一直没得到充分伸展，这次是第一次获得这机会）；围绕官场、影坛与商界的生存竞争、勾心斗角，铺衍出非常抓人的故事情节；使小说具有极大的可读性。
《银后》是李心田小说最通俗、最大众化的一部。但他严格划分通俗与庸俗的界限，以庄重冷静几近严峻的客观描写笔法，透过喧嚣骚动的生活表象深入人生底里。小说后半逐步向人生哲理升华。把金春晓及其周围的人生世相通过对话加以概括：如“能屈才能伸”的人生态度；遇到值得拼搏的机会就“不怕枪林弹雨，刀山火海”的价值取向，等等。在当前，这是颇具时代烙印与普遍性的人生哲学。能在通俗小说中追求哲学深度，充分体现出严肃作家李心田的高品位。
《银后》与杂陈社会丑态的市井文学，玩世不恭的“侃”文学、揭隐私以博一笑的媚俗文学不同，它虽涉笔官场败类无行文人的糜烂与市井细民的卑琐，既不回避其蝇营狗苟，也写其花天酒地，但情节与环境描写，均用以揭示人物驳杂的心态，充满物欲情欲的灵魂隐秘。作家还打破常规，书中性行为描写颇多，但无不出于人物性格审美表现需要，决不让那种文字玷污了作品，而是点到为止，透过这些时代镜子的聚焦点，反射光怪陆离的世界与日趋下滑的世道人心。
人物很少单色，多系五色杂陈、美丑善恶有机组合。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折射出时代复杂性。这特点在金春晓性格描写中就极突出：她本是吃尽苦中苦的村女，侥幸成了小演员。但她心比命大，不惜以女人最惨痛的货价向上爬。成了人上人之后，竟也能颐指气使，差奴使婢，花天酒地，纵欲逐利。然而她又不忘其本，她良心未泯，也不放弃向善的追求。对与过去自己的遭际相近的小人物愿给一分同情。她确曾忠于缪斯女神，期望靠艺术成就实现人生价值，为此不惜付出贞操与人格失落的货价！但爬上银后宝座后，其艺术甚至色相，却被她当成巩固银后地位追逐金钱名利的手段；艺术家的虔诚竟被企业家的贪欲所淹没，连“笑”也被她划为三等，区别对待地分赠地位不同的官员以换取不同的“回报”。究其“女明星效应”，无非把“名望”与色相零碎切割，变相出卖给有权有钱、权能变钱的达官贵人，满足其“精神揩油”的卑鄙情态，以换取巨额经济利益。进行这种“隐形交易”的双方，均心中雪亮；表面上却又都作古正经，打出繁荣经济，促进改革的动人旗号。保持各自“皇帝的新衣”式的体面。但在关键时刻，她却控制有度，面对那个准殖民地混血儿以金钱换一纵肉欲机会的行径，表现出一巴掌打掉亿元投资的骨气。她甚至连纵欲也呈现复杂的态势：以贞操作为攀登明星宝座手段时，她当然有屈辱感；但自己功成名就后，却又以金钱实力换取别人的贞操与人格，以满足自己的情欲和肉欲：让男秘书兼“面首”，让追星女记者充当自己的“同性恋人”！但她又良心未灭，既满足对方以物质利益，又保持其体面不损伤其人格与自尊心。因失身她被丈夫唾弃；但她又未能忘旧，总思予以补偿。在《银后》下部，李心田写她捐数十万巨款给电影厂盖宿舍大楼，目的不过是让丈夫分得一套象样的居室。李心田以其长期观察积累的深厚生活底蕴作为人物心态剖析的基础，成功地塑造了人格与艺术品格均呈分裂状态的银后形象。这是一个带突破性的典型。
李心田社会心态剖析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对当前具明显过渡性质的社会情态下的社会心态，对其矛盾对立性与人格分裂性的普遍性存在，其把握与审美展现都相当充分。例如他写官场的“追星族”，往往是针对革命对改革都不无贡献的重要领导干部，如两任市委书记吴敦瑾和程良就是。但他们打着改革与振兴城市经济旗号，随意利用职权给女明星以极大的优惠，慷国家之慨只不过博其一笑，以满足自己“精神揩油”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那些一掷千金挤进来赶贺宴的企业家，只不过是花钱买乐！这种种社会心态的剖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李心田确系雅俗结合的高手，俗仅其表，雅才是底里，即使他变换笔墨，也半步不离其社会心态剖析小说的严肃基调。表面上，他确实表现得象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写得十分冷静，冷静得几乎呈一副严峻的冷面孔；究其实，背后仍然是那副忧国忧民的沉重面孔！
因为李心田有一颗滚烫的老共产党员的心；有人甚至说：“李心田应该叫李‘心甜’”。他的风格特色与文体以及叙事方式的突破与转型，实际上是“形”转“神”不转。他摆冷面孔，他写雅俗结合的经济小说，他参予深圳的文稿拍卖，不过是显现严肃文学的价值，显示严肃作家也具有写畅销书的实力。所以我认为，《猝死》《银后》恐怕是李心田偶一为之的穿插。他还会回到他36年始终如一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走他一生执著的文学路。
通观近七八年他这个宏大的社会心态剖析小说工程，使我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的杂文和茅盾的小说。联想到鲁迅谈自己的杂文时所说的话：“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却也是一种‘严肃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我和李心田谈论他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时，李心田给我写下四句话：“二十有志于文；四十而立。五十而自觉；六十而自由。”这是他对自己走过道路的精辟概括。他给刊其《银后》的《当代小说》留下这样的题词：“我主张作品要真实，作家要真诚”。这是他对自己文学观的简要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