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东迁中土的康里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土论文,元代论文,里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3) 01-0067-07
蒙古人的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运动，导致亚欧陆地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代的民族迁徙因而表现出异于以往的鲜明特征。这一时期，众多西域人因征调、签发、招募而大量东迁至中土。从其入华的人口规模、民族构成来看，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朝代。世居中亚乌拉尔河以东至咸海东北的康里人，即是蒙、元时代众多东迁西域族类中的一种。
一
康里，元人又称为康礼、航里、抗里、夯力、杭斤等，为古代高车人的后裔。《蒙古秘史》称其为康邻，而陶宗仪《辍耕录》所列色目31种中，误以康里、夯力为不同族类。6世纪中，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后，康里人分隶于东、西突厥。波斯史家拉施特因而在《史集》中称其与哈剌鲁一样，属突厥人的一支。8～11世纪，康里人被葛逻禄人所统治，游牧于乌拉尔河以东至咸海东北地区，南部则与中亚河中为邻。12世纪时，个别部落曾臣属于西辽和金朝。波斯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讲：菊儿汗（西辽国主）在八剌撒浑（巴拉沙衮）建都后不久，便“使康里人服从他的统治”（注：［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1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又据《金史》载：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指耶律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指金朝）牌印”（注：《金史·粘割韩奴传》卷一二一。）。粘拔恩部在辽代游牧于阿勒坦山（阿尔泰山）与谦河（叶尼塞河上游）之间，时康里人活动的地区在巴尔喀什湖以北，西达咸海以北。跟随粘拔恩部归属金朝的康里部，可能是靠近粘拔恩部的一些康里部落，即属东部康里人。
13世纪初，花剌子模国雄起，据有整个波斯、伊拉克、呼罗珊、阿富汗斯坦以及中亚河中地区，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时值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母亲秃儿罕可敦(Turkan Khatun)专权擅政，因其为康里伯岳吾部族人，乃多信任、重用出身于康里部的军人，康里人遂大量南下进入花剌子模国，其男子多服役于花剌子模军队，故当时花剌子模军队因此掌握在可敦一党的康里人手中。花剌子模国境土地辽阔，盛兵达40万。所以，这一时期，康里人除居乌拉尔河以东、咸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外，其领地还及伊塞克勒湖和楚河一带（注：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33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波斯、呼罗珊及河中地区也多有康里人居住。史载，这时在撒马耳干驻防的11万军队中，就有6万是以康里人为主组成的（注：［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28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康里人多以游牧为生。据公元1246年5月经康里人居住地前往蒙古的传教士柏朗嘉宾云：“他们与库蛮人（钦察人）一样，都不事耕耘，而是仅仅靠畜牧维生，他们不建房造舍，而是住幕帐。鞑靼人也消灭了这些人，而后他们自己便占据了原康里人的地区，残存下来的康里人也均被沦为奴隶。”（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94页，中华书局，1985年。）
进入中土的康里人多为军士和驱口，而相当数量的康里军人和驱口是蒙古征服花剌子模后签发、掳掠而来的。这在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成吉思汗攻克不花剌后，3万多康里男子惨遭屠戮，蒙古人把“他们的幼小子女，贵人和妇孺的子女，娇弱如丝帛，全被夷为奴婢”。此外，城内居民中“适于服役的青壮和成年人被强征入军，往攻撒麻耳干和答不昔牙”（注：［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2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在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大量的“孩童和妇孺被夷为奴婢”。在康里军士集中的撒麻耳干，“蒙古人清点刀下余生者；三万有手艺的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把他们分给他的诸子和族人；又从青壮中挑出同样的人（即3万人），编为一支签军”，“后来，又接连几次在撒麻耳干征军，获免的寥寥无几”（注：［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4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当然，有不少康里人是从其原居地迁入中土的。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灭花剌子模国后，遣速不台、者别穷追其国主摩诃末，并指示：“你们可在三年内结束战事，通过钦察草原回到我们的老家蒙古斯坦来。”公元1223年末，蒙古军饱掠东还，取道撒速惕，进入康里境，败其主霍脱思罕。康里人居住地乃成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分地，众多康里人随之被裹胁东迁。
二
在东迁康里人中，以具军士成份者为最多。这自然与康里军人勇猛非常、能征善战有关。他们之所以被大量签发东方，显然是蒙古进一步军事征服和扩张的需要。东迁的康里军士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康里诸部首领降附所带来的军士，二是蒙古西征中强征入伍的康里青壮年。这些康里军士起初主要分属于蒙古诸王所领的探马赤军中。探马赤军原系蒙古人组成，后在西征、伐金过程中逐渐扩充了康里、阿速、畏兀儿、汉人等。元廷曾有“诸侯王……所领探马赤，属康礼氏者，令枢密院康礼卫遣人乘传，往置籍焉”（注：《元史·兵志》卷九十九。）的诏令。加入探马赤军的康里军士随蒙古铁骑东征西讨，转战征伐，成为元朝军队中重要的力量。
“艾貌拔都，康里氏。初从雪不台那演征钦察，攻河西城，收西关，破河南。”后随蒙古军渡江攻鄂，以病卒于军中。其子也速台儿，“从讨阿蓝答、浑都海，征李亶，伐宋”，累功“升宣武将军、总管”及钦察亲军都指挥使（注：《元史·艾貌传》卷一二三。）。“也速炤儿，康里人”，其父爱伯“太祖时率众来归，初，以五十户从军南征，力战而死”，也速炤儿乃世其官，“从丞相伯颜略襄樊，攻百丈山、鹳子滩功居最。及襄樊围合，即被甲先登”，后“破复州，杀其将”，累功升为钦察亲军指挥使（注：《元史·也速炤儿传》卷一三三。）。“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白，太祖时以武功授帐前总校，奉旨南征至洛阳”，忽必烈时，以塔里赤“俾领蒙古军围襄樊，塔里亦躬冒矢石，所向摧陷，樊城破，襄阳降。从丞相伯颜渡江……领军至福建，所过秋毫无犯，降者如归，宋都统陈宗荣率众来降，以功迁福建招讨使”（注：《元史·塔里赤传》卷一三五。）。康里人的卓著战功为当时人们所注目，元人曾有诗赞誉康里将士“转战逾千里”、“破竹收城邑”、“弟兄皆劲悍，父祖各雄强”、“列戟耀清霖”、“兵符更迭藏”（注：《杨仲弘诗集》卷四《题康里氏家谱》。）。由此看来，东迁的康里将士，在蒙古人的征服战争中，攻城夺池，拼搏疆场，为元帝国大一统的形成，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平定蒙古诸王的叛乱，为巩固国家政权、稳定政治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元朝建立后，这些康里将士除仍留探马赤军内镇戍边疆、屯垦拓荒外，多充于宿卫军中。
元宿卫之士，又称“怯薛歹”。按元制，宿卫军一般由蒙古、色目人担任，“诸汉人、南人投充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注：《元史·刑法志》卷一○二。）。他们服务于皇帝殿前马后，地位颇高，而且是当时进官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元末人权衡在其《庚申外史》中论道：元廷“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所与图大政，为将为相者，皆根脚人也”（注：权衡：《庚申外史》，豫章丛书本。）。所谓根脚，指其社会出身，怯薛出身被称为“大根脚”，在元代其地位最为显贵。元人有诗云：“王侯佳子弟，弱冠乃高举，承籍阀阅功，官爵纡青紫。”（注：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三《感兴》。）做怯薛歹后，不仅可以入仕，还可不纳差徭，领取钱粮，其利甚大。康里人因事蒙古多有功劳，故不但多充于怯薛中，而且枢密院专设有康里卫，以备宿卫。
元代康里宿卫之士主要服务于枢密院辖领的钦察卫、康里卫、贵赤卫和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这是元朝侍卫亲军中重要的力量。《经世大典·叙录》曾就此指出：“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而以其人名曰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兀卫。”（注：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十一《经世大典·叙录》。）元初，康里军士多隶属于钦察亲军卫和贵赤卫，后主要归属广武康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和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统辖。
广武康里卫，设立于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阿沙不花为都指挥使。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仁宗即位，谕令“汰广武康里卫军，非其种者还之元（原）籍，凡隶诸王阿只吉、火郎撒及迤南探马赤者，令枢密院遣人即其处参定为籍”。虽然广武康里卫仅存了4年即被罢除，但显然康里军士作为元朝重要的军事力量依然存在。《元史·兵志》就明确记载，“定康礼军籍，凡康礼氏之非者，皆别而黜之，验其实，始得入籍”（注：《元史·兵志》卷九十九。）。
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设于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四月，当时“摘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注：《元史·武宗本纪》卷二十三。）。看来，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主要由屯田军（汉军）和操守军（康里军）组成，其目的是亦屯亦守，以护卫京师外围。
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是元侍卫军中主要以贵赤（蒙古语，善跑者）组成的军事机构，秩正三品，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始置，以康里人明安为都指挥使。后其子帖哥台、孙普忽里也均担任过该卫都指挥使。贵赤卫“以猎户、鹰坊户为兵”，而元代此二种人均由蒙古、色目人充任，他们享有免除差役的特权。世祖曾诏令“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注：《元史·明安传》卷一三五。）。因此，可以肯定贵赤卫中有大量的康里人。该卫营地在檀州附近，辖千户所8翼，设门尉2员，负责守卫大都城门。元廷常把此卫归之于色目诸卫之列，这在《元史》中多有反映。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于钦察、贵赤、西域、唐兀、阿速等卫调军士九十人，增守诸掖门”（注：《元史·兵志》卷九十九。）。据元人杨瑀《山居新话》和陶宗仪《辍耕录》载，元廷每年分别要在大都和上都举行“放走”（长跑），跑距180里，要求三个时辰（约6小时）内抵达皇帝御前，俯伏以山呼万岁（注：陶宗仪：《辍耕录》卷一《贵由赤》。）。此项活动主要由贵赤卫军士参加。元人有诗云：“放教贵赤一齐行，平地风生有翅身。”（注：《张光弼诗集》卷二《辇下曲》。）
除上述诸卫外，元代康里军士还服役于钦察卫及前、中、后卫等其他宿卫军中。钦察卫，设于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忽必烈以骁将土土哈所领钦察军在平定北边诸王叛乱中战功卓著，乃特置此卫，“听以宗族将吏备官属”，并将部分康里军士归入该卫。而元朝在前、中、后三卫中任职的康里将领为数不少，康里人善住、孛兰奚、桑兀孙、乞答海等都曾担任过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注：《元史·明安传》卷一三五。）。按元朝多以同类将士归属例，前、中、后卫中定有不少康里军士。
康里军土所在的西域诸卫是元朝统治者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有元一代，西域人任职中央与地方者，多由怯薛成员中选拔，故西域宿卫之士中，颇多出将入相者。康里人不忽木父子皆为相，就是“因简拔卫士子，廪以官帑”而跻身仕宦的。而阿沙不花、康里脱脱兄弟俩，早年跟随忽必烈为怯薛，后随从武宗出镇漠北，卓有战功。武宗继位后，备受重用，成为左右中央政局的权臣和世掌兵柄的勋家。
奴婢在元代被称作驱口，“谓被俘获驱使之人”。元人陶宗仪云：“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奴婢》。）从上述康里人东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被征服的康里居民被掳掠东迁，他们到中土后基本成为蒙古统治者所驱使的奴婢。如康里人不忽木之父燕真，幼“为太祖所虏……太祖以赐庄圣太后，后怜而育之，遣侍世祖于藩邸”（注：《元史·不忽木传》卷一三○。）。而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朝廷“定康礼军籍”时，康里脱脱“收聚康礼，创立军卫，滥及各投下并州郡百姓诸色驱奴人等，多至数万”（注：《元典章·圣政》卷一《重民籍》。）。这说明在朝廷将康里人定为军籍之前，他们中许多人的身份为蒙古诸王属下的驱奴。
三
随着康里军士在元朝怯薛中地位的确立，康里人逐渐获取蒙古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在中央和地方政权中任要职的康里人愈来愈多，他们在元代社会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元代中央主要机构有三：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秉兵柄）、御士台（司监察），而以中书省为行政权力的首脑和核心，其长官即是历代的宰相。中书省的首长原是中书令，世祖建立元朝后，采用汉法，确定官制，中书令乃成为皇太子所领的虚衔，已不亲政，右丞相和左丞相乃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宰相，其中以右丞相为尊。而元代中书省右丞相、左丞相之职基本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终元一代，康里人出任中央各部门主要官职者，为数甚多。仅在中央核心机构中书省，康里人就可称得上是相才济济、平章辈出。其中担任右丞相者就有两位，他们是定住和伯撤里；官至左丞相者则达5人，他们为脱脱、铁木儿塔识、定住、哈麻和庆童；另有不少人担任平章政事，中书右丞、左丞及参知政事之职。现据《元史·宰相年表》及诸本纪、传，将元代任职中书省的历朝康里官员列表如下：
元朝中书省康里宰臣表
综览上表，我们不难看出康里人在元代中央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表明康里人在中书省为相者多，而且还显示了其父子、家族多人相继为相的特点。如不忽木与回回、斡罗思与庆童就均为父子关系；而阿沙不花一家竟有2世6人（阿沙不花及其弟康里脱脱，从子伯撒里，侄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玉枢虎儿吐）相继为相。此外，定住一人在顺帝朝任相3次，累计任期近13年，这在当时蒙古贵族中都不多见。上述情况的出现，一方面缘于蒙古统治者对康里人的宠信与偏爱，另一方面也说明康里人中多具政治才干者。
在元代康里政治家中，不忽木行事干练，敢于直言，颇为人称道。世祖时，有人告发右丞相完泽徇私，忽必烈召时任平章政事的不忽木查问。不忽木直白犯上，曰：“臣等虽愚陋，然备位宰辅。人或发其阴短，宜使面质，明示责降。若内怀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注：《元史·不忽木传》卷一三○。）结果，此事真如不忽木所言，忽必烈只好作罢。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世祖欲任不忽木为丞相，不忽木坚辞不就，世祖“乃拜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并“恩眷日隆，大政疑令，动见谘诹”（注：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三《平章鲁国文贞公》。）。忽必烈临终时，特授遗诏于不忽木等三大臣，不忽木等乃依旨立成宗即位。故成宗时，国家大事遂多采纳不忽木的主张。不忽木之子回回，也是元代康里中书省臣中颇具才干者。英宗时，回回任参议，逢“留司徒以曹梦炎讼田受赂，上怒，欲赐之死。公曰：‘受赂而按田不实，罪准枉法论，不至于死。’丞相入奏如公言。上疑其私，欲穷建斯议者。或遽进曰：‘是回回参议也。’上素知公守法律，特释公不问。”文宗时，回回任中书右丞，当时丞相燕铁木儿专权，满朝文武趋炎附势，惟有回回“视之澹如，面折廷争，謇謇不少贬”（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一《回回神道碑》。）。
元代康里官员中多有为皇帝所宠信者。至正初，顺帝召
由江浙行省还京，“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觇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不复荐人”（注：《元史·传》卷一四三。）。此外，顺帝因宜政院使、康里人哈麻进西天僧传以运气术，号演揲儿法（义为大喜乐），累迁其为中书左丞。哈麻任职期间与顺帝宠臣结为朋党，在朝臣中相互倾轧，明争暗斗，遭朝野上下普遍谴责。后哈麻竟然为保位固宠，阴谋策划禅位。事发，乃与其弟雪雪（官至御史大夫）同被杖死。
元代地方最高权力机构是行中书省，行中书省的首席长官为丞相，一般不常置，而以平章政事为实际首长。元代仅在江浙行省就有3位康里人执宰平章政事之职，他们是（至正四～五年在任）、达识帖睦迩（至正七年在任）和庆童（至正十～十八年在任）。
总之，自世祖起，直至顺帝朝，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权中任职的康里人，多为颇有势力者。一些康里人（如阿沙不花、康里脱脱、哈麻等）由于受到蒙古统治者宠信，公然左右朝纲，专权擅政，其权力甚至凌驾于蒙古贵族之上，对元朝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广武康里卫能别立一军，纯为武宗因宠信阿沙不花而设，目的显然是为其扩充本族势力提供便利条件。因鉴于此，明初宋濂等编修的《元史》中，康里人有专传者，竟达13人之多。
四
因元代文献往往多以“西域”、“色目”概称东迁西域诸族类，史料中又很难找到确切反映康里人分布与活动的记载，故我们只能从康里军士的一些活动中去寻找其蛛丝马迹。
元朝统一后，附属于探马赤军的康里军士与其他西域军士一样，在“海内即一”的情况下，于内地筹粮秣马，军耕以食，即所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当时，朝廷令“内而各卫，外而各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于是，部分康里军士脱离军籍，“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不少人则备充宿卫，兼营屯田。他们与其他东迁的康里驱口等，乃致力于治理荒芜、开垦贫瘠的屯垦，并成为元代各级各类屯田队伍中的重要开拓者。这些屯垦、戍守地也成为元代康里人的重要活动地区。
元代康里人的屯田活动主要在枢密院统辖下进行。《元史》载，枢密院所辖左、中、右、前、后五卫及西域各卫，除“掌宿卫扈从”外，均“兼营屯田”。而其屯田范围，大多集中在腹里地区，即“分侍卫亲军为列卫，布诸畿内”（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三《武卫新建先圣庙学碑》。）。元代的“腹里”，指中书省直辖地区，辖境含今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及大都、上都京畿地区。大都、上都作为元朝的重要国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探马赤军和怯薛军集中驻防的地区，因而可以肯定京畿一带是康里军士所在的康里卫、贵赤卫等西域诸卫镇戌、屯驻的主要地区。除康里军士外，居于京畿地区的应当还有任职于两都的康里官员及蒙古诸王属下的康里驱口。
隆镇卫是枢密院直属京城侍卫军组织，由钦察、阿速、哈剌鲁、唐兀、贵赤等军组成，“掌屯军徼巡盗贼下居庸关南、北口”及太和岭等地，屯驻东西43处，下辖北口、南口、白羊口、碑楼口、古北口、迁民镇、黄花镇、芦儿岭、太和岭、紫荆关和隆镇11千户所及镇抚所。康里军士既有充于钦察、贵赤军者，乃上述屯驻地中应有其一席防地。
哈剌鲁万户府为枢密院所属大都督府管辖的宫城禁卫军组织，由哈剌鲁、康里、钦察等西域人组成。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忽必烈征叛王乃颜，“康里、钦察之人先隶诸叛王者，悉来归，置哈剌鲁万户府”（注：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二十六虞集《句容郡王绩碑》。）。万户府组成不久，“移屯襄阳”，后又从征交趾。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置司南阳”，“户受田百五十亩，给种、牛、田具”（注：《元史·成宗本纪》卷十九。），进行屯垦。元代康里人遂有落居襄阳、南阳等地的。
元代永平、滦州及直沽海口等地，也是康里人重要的屯防地。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廷有“西域军士居永平、滦州、丰闰、玉田者，人给钞三锭、布二匹、粮二月”（注：《元史·文宗本纪》卷三十四。）的诏令。而此前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四月，朝廷还曾“摘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注：《元史·武宗本纪》卷二十三。）。
元代的陕西行省，省治京兆（今陕西西安），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内蒙古、甘肃、宁夏部分地区。《马可·波罗游记》载，从开昌府(Ka-chan-fu)西行8天的路程，“继续遇到许多城市和商业城镇……居民大多信奉佛教，但也有聂斯托利(Nestorian)的基督教徒，土库曼族人和撒拉逊人”。京兆府“居民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一些基督教徒、土库曼人和撒拉逊人”（注：《马可·波罗游记》第136页，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开昌府，张星烺译本称河中府，即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土库曼人，张星烺译为突厥人。而据《元史》载，元代确有一部分西域人集聚于京兆府。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朝廷诏令分阅“京兆等处探马赤奴户名籍”，十年，又诏于“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注：《元史·兵志》卷九十八。）。因探马赤军中有不少康里人，陕西行省自然也成为他们的活动地区，况且上述三路6万诸色人户中也可能含有部分康里人。
关于东迁康里人的宗教信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认为是伊斯兰教徒的，也有称其为基督教徒的，但均未有可靠的史料加以举证。康里人为基督徒的说法，见于沈福伟先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但沈先生语焉不详。而巴托尔德在其著作《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则以为，“由于他们（指康里人）和花剌子模结成亲密的关系，在12世纪后半叶才信奉伊斯兰教”（注：〔苏〕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康里人原多服役于花剌子模国军队中，故他们中可能有不少皈依伊斯兰教者。但是，尽管他们也与信奉基督教的钦察相邻，但文献中却未曾有其信奉基督教的记载。曾路经康里地区的天主教传教士柏朗嘉宾明确指出“康里人是些异教徒”（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94页，中华书局，1985年。）。然而奇怪的是，我们从元代汉文文献中却找不到康里人为伊斯兰教徒的记载，从元人著录的康里诸多代表人物中，也未见有穆斯林常用名。相反，元代康里人信奉也里克温教（元人对基督教、天主教、景教徒的泛称）者则大有人在。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载，“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温人。官至海北廉访使。笃志坟籍，至于百氏数术，无不研览。书宗二王”（注：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同书又载：“哈剌，字元素，也里可温人。登进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辞，书宗
正斋。”（注：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哈剌，《录鬼簿续编》称其为：“金元素，康里氏，名哈剌。”（注：〔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见《新校录鬼簿正续编》第173页，巴蜀书社，1996年。）
有关东迁中土部分康里人信奉也里可温教可能的解释应是：他们中部分人在东迁以前即为基督徒；或他们在蒙古西征后，与相邻为居的钦察人一同“沦为奴隶”，迁至中土后，又共同附属于蒙古诸王所领探马赤军和西域诸卫之下，在其与钦察人的密切接触中，有不少人改宗了基督教。据元代《至顺镇江志》的人口统计：时该地有侨寓户共3845户，其中也里可温教徒23户，占侨寓户的5.98‰；人口共10555人，也里可温教徒为106人，约占总人口的1%；躯奴共2948人，也里可温教徒为109人，占躯奴总数的3%。在这些也里可温教徒中或许应有一定比例的康里人，因为曾在镇江路下属丹徒县任达鲁花赤的康里人斡罗思，就是一名也里可温教徒。
五
元大一统后，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优越、完备的中原文教制度，并在其统治的广大地区大力推行“汉化”教育，朝廷尊崇儒教，兴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度，使得元代汉文化教育事业在各民族中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元政府还于蒙古、西域军士所在诸卫、司中，设以儒学教授，以敦促教化。元朝的这些措施，激发了康里人对中原文明的兴趣，并促使许多康里人积极投身于汉文化学习，元代康里人中因此也产生了不少汉学修养深厚的博学洽闻之士。
不忽木，是近人陈垣先生以为“华化”的著名康里政治家，又名时用，字用臣。先祖世为中亚康里部大人，其父燕真从元世祖征伐有功。不忽木自幼于东宫太子真金处受学，曾师事赞善王恂，后又从国子监祭酒、理学家许衡（字仲平）及姚燧（字端甫）等学。“姿禀英特，进止祥雅”，能日记数千言，精通汉文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等上书忽必烈《请兴儒学建置学校疏》，提出“建国君主，教学为先”的主张，并建议“遍立学校，招蒙古人、诸色人通习汉语……传授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之道。其下复立数科，如小学、律、书算之类’（注：《元史·不忽木传》卷一三○。）。遂得世祖器重，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上（世祖）每与公（不忽木）论古今成败之理，谓公曰：‘曩与许仲平论治，仲平不及汝远甚。先许仲平有隐于朕耶，抑汝之贤过于师耶，’”（注：〔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七《文贞康里公碑》。）不忽木身居高位，但生活节俭，家中清寒，平时居服儒素，且能善荐人才。其文名也颇高，而作品留存无多，《元诗选》载其《过赞皇五马山泉》一首。他尤精于散曲，《全元散曲》录存其套曲〔仙吕·点绛唇〕《辞朝》一首，此曲由《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哪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元和令》、《上马娇》、《游四门》、《柳叶儿》、《后庭花》和《赚尾》等14支曲牌组成，全曲多写辞朝归隐的志趣和向往，在元代散曲作品中，属于“长篇”之列。有人因而把它和马致远的套曲《秋思》相提并论。
不忽木之子是元代具有影响的政治家和书法大家，字子山，号正斋、怒叟。幼时肄业国学，博通群籍，后为翰林学士承旨。曾进言于元顺帝，主张兴儒道、复科举，认为“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而“取人材以济世用，必由科举”（注：《元史·传》卷一四三。）。风流儒雅，博涉经史，刻意翰墨，对楷、行、隶、篆均有造诣，尤擅长草书。其“正书师虞永兴，草书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注：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在当时与书画大家赵孟頫（号松雪道人）齐名，刘师邵曾题其书曰：“松雪书法独步当代，康里继起，遂有北南赵之誉。余谓赵书如士大夫按乐，纵爽节奏而意态闲雅；书如生驹出猎，未闲鞍御安事驱驰。”此外，元有“评者谓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后，便及公也”（注：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其主要作品《渔父辞》收入《三希堂法帖》中，此字笔力充沛，风姿勃勃，颇似他为人耿直骨鲠的性格。日本《书道全集》也选有几幅字，其中一幅悬腕章草被视为元代书法的代表作，其字刚劲有力，气魄宏大。还著有书论《临池有生法》流行于世。其书法也深得后来名士推崇，“识者谓得晋人笔意，草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注：《元史·传》卷一四三。）。方孝孺称“康里公如鸾雏出巢，神采可爱”，“善悬腕，行草逸迈可喜”。康有为更赞他“奇崛独出”。
之兄回回，字子渊，曾从师于理学大师吴澄，好读《易》书，嗜学能文。为人敦默寡言，淳正明敏。官至中书右丞，与弟均为当时名臣，亦擅书法，“正书宗颜鲁公，甚得其体”。时人誉兄弟二人为“双璧”（注：《元史·传》卷一四三。）。
元代康里人研习儒教、文学，善长丹青、书法，且颇有成就者为数不少。《两浙金石录》记载有绍兴路儒学教授朱镡为康里人庆童祟尚儒学所作的《御士大夫康里公勉励学校记》（注：《两浙金石录》卷十八《御士大夫康里公勉励学校记》。）。而见著于记载的元代康里散曲家尚有金元素，又名哈喇，乃进士出身，位至中政院使。其词曲独特，在当时别成一家，其中《塞鸿秋·咏雪》一曲，被人视为当世绝唱。其子金文石，亦以曲作闻名，“名公大夫、伶伦等辈，举皆叹服”（注：〔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见《新校录鬼簿正续编》第173页，巴蜀书社，1996年。）。另，陶宗仪《书史会要》著录的康里书法家尚有庆童、达识帖木儿和康里不花等。《元史》还称庆童（字正臣，官至中书右丞相）“器量弘重，善大字”（注：《元史·庆童传》卷一四二。）；《元史类编》则云达识帖木儿（字九成，官至中书平章政事）“知读书，能诗，大字学释溥光，小字亦有骼力”（注：《元史类编》卷三十六。）。元代康里人于文学艺术中之成就，早已为前人所关注。明人臧懋循在其所辑《元曲选》中论及不忽木之散曲时赞其“如闲云出岫”，简要道出了这位康里曲家独特的创作风格。清人王士禛云：“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作者尤多……康里、贯云石、辛文房、萨都剌辈皆是也。”（注：〔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二。）陈垣先生更以为“不忽木、回回、等，文采斐然”（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康里人既居中原已久，不仅习华文、读汉书，广泛接受汉文化教育；而且逐渐习染华风，将汉人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立身处世等思想方面深受中国传统礼俗的感染。据《元史·忠义传》载：“有拜住者，康里人也，宇闻善，以材累官至翰林国史院都事，为太子司经。”大明兵至，拜住谓家人曰：“吾生长中原，读书国学，而可不知大义乎！况吾上世受国厚恩，至吾又食禄，今其国破，尚忍见之！与其苟生，不如死。”遂投井而死。“其家人痤之舍东，悉以其书籍焚之为殉。”（注：《元史·拜住传》卷一九六。）拜住以一康里人，志守臣节，慷慨赴死，说明汉人的伦理观念已渗透到康里士人的思想深处。
收稿日期：200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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