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全球化，那么，“什么是全球化？”这个词本身有点奇怪，它既表明一个过程，同时也指一个既成事实。它有时指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有时则指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离完成还有一段长长的距离。人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被全球化了。因为无论我们知道与否，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都要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即便是与世隔绝的国家也常常受到国际贸易或来自外部因素的制约，就像古代穆斯林之于中国的影响，更不要提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的影响了。所以，人们感觉到，全球化的过程在当今已经达到了双曲线的阶段，它已经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全球化过程也是不平衡的，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如电脑还没有普及。即便如此，人们也很难不受全球化过程的影响。收音机与录影机已经几乎无处不在了，哪怕是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岛屿上。加拿大北部的土著现在用上了艇外推进机与履带式雪上汽车，许多人拥有了收音机。在加拿大北部最偏远的地区，飞机已经是常来常往了。
正在日益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有三个特征。其一是相对的“低技术”。对于这种“低技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将它视为万事万物的一个部分了。然而它却是至关重要的，对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我指的是新型的快速旅行与运输的手段等。喷气式飞机、快运的集装箱或批量货运都是其主要的特征，更不要提火箭技术了，使人们可以将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将人送往月球等等。日本的汽车与电脑产品以及美国市场上来自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其他产品都要依赖于航海货运的快捷与价格低廉，正如邮件和大小包裹通过航运可以迅速到达世界各地一样。以我自己能够飞到香港与北京来讲学为例，如果不乘飞机，如果不得不花上数周的时间乘船旅行，那么香港之行与北京之行恐怕都是不可能的。如今，许许多多的学者，包括人文学科的学者，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做研究、讲学以及参加学术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许许多多的学者已经不再仅仅隶属于某地或者某国的学术团体，他们开始更多或是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跨国的学者团体。各个学科领域内的（包括人文学科的）学者与研究人员这种史无前例的活动显示了我们目前的状况。这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范例。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的全球化。研究型大学日益为之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接受其资助（这有别于大学由国家资助而为其服务的传统的功能）的各种各样的公司越来越倾向于跨国经营。一家跨国公司可以在许多国家拥有许多分公司，它们隶属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制造商品，然后在世界各地销售。这类公司并不忠于某一个国家或是政府。我目前所在的加利福尼亚的橙县就有许多这样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正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激增显示着当代研究型大学在性质与角色方面的一个重大变革。大学不再仅仅忠于国家的资助机构——在美国就是国家科学基金、国家人文学科基金等，大学里的研究人员现在常常受雇于一些跨国的医药公司、电脑公司，或其他高科技的企业。这种变化现在甚至也已出现在人文学科里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最近就由三星公司出资设置了一个“朝鲜研究”的教授职位。毫不夸张地讲，资助由政府转向跨国公司的转变将导致大学产生巨大的变化。
跨国公司的激增成为单一民族国家衰弱的一个主要特征。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在全球的范围内要比比尔·克林顿拥有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将要发生的变化，虽然后者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新的跨国贸易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共同市场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造就了这种跨国经济的全球化。所以渐渐消隐的边界是我们现有状况一个无法抗拒的特征。
冷战结束以后，因为国防工业的大幅度削减，在90年代给加利福尼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它所带来的一个影响便是州政府对加利福尼亚大学九所分校的财政支持大幅度削减：从20多亿美元减少到16亿美元，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从表面上看，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财政收入的骤减，但真正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大学担负旧有的功用，如进行军事研究、在一切领域（当然也包括人文学科）超过苏联。美国的人文学科基金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在该领域超越苏联，而如今，它的预算已经大大削减了。各方面都说，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支持再也不会恢复到80年代的水平。相应地，教学工作人员大幅度裁员，教学计划得以调整，大约两千名教授提前退休。现在，仅仅过了五六年，州政府的资助就已经恢复到先前的水平了。加州大学的管理者们只花了五年的时间就为学校设计出了新的使命。这一转变明白无误地表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皮特·威尔逊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理查德·C·艾金森最近的讲话中。威尔逊在提交的加州1996—1997 年度预算中说：“加利福尼亚的大学一向以最优秀的体制而闻名于世，像那些造就了加利福尼亚成为了美梦成真的热土的先驱者、企业家与创新者一样，我们高等教育的体制正沿袭了这样的传统，从而使我们的学生在未来全球化的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并赢得胜利。”艾金森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了威尔逊的话：“我完全赞同州长的主张，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培养出技术型的劳动力以便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具备竞争能力，而加州大学就是要在建立健康的加利福尼亚经济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新的技术型的与作为工具型的大学里，文学研究的作用何在？
全球化的第三个形式或许是最具影响力的，我指的是新型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它已经开始并正在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机制，是自19世纪电报与电话的发明以来改变了时空的最巨大的变化。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先是电影，继而是收音机，再下来是电视，接着是唱片、磁带、录像机、影碟、电脑、传真机，现在是电子邮件、国际互联网以及全球信息网。变化之大，无论如何形容都不过分。它们形成了给全球人类生活带来巨变的一个重要的模式，那就是从书籍时代进入到电子时代。全新的科技发明使得拥有它们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与交往，因此大大加速了各方面的全球化。全球信息网应该算最具革命性的创新了。它使得每个入网的人拥有一个巨大的、松散的多媒体数据库。音乐、广告、各种各样的“聊天屋”，人们在网上交流看法、观点，如天气情况、股市行情、电脑游戏等等，不一而足，加上日渐增多的书籍以及已经数字化了的艺术品等全部拥挤在网络上。这些信息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距离显得都是同样的近（也同样的远）。创造与运用全球信息网的人们是一群不虔敬但非常聪颖的人，至少许多人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一种新型的民主与自由。他们极富创造力，以自己的才智不断创新着超宇宙的转换形式。
二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我想着重强调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
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已经有社会科学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写出了相应的文章，如《单一民族国家的失势》（文森特·凯布尔）、《新的世界秩序——合作：商业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维维恩·史密特）。它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凯布尔宣称的“地界的消失”。地界的消失在国际金融、在为跨国公司提供资金的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过程中非常惹人注目。
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它们包括了研究的联合机构与大学的联合组织等。
全球化的第三个影响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但也更能解释文学研究与普遍意义上的人文学科研究产生巨变的原因，这种巨变至少正在美国发生着。很久以前W·本杰明就说过，新的技术、 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本杰明认为，工业化带来了所有的巨变：大城市的崛起、新型通讯技术的发展，如摄影术与电影的出现，因此，一种新人出现了，人群中神经质的、孤独的波德莱尔笔下的那种人，一方面渴望现时的体验，同时又沉迷于一种远在天边、难以达到的感觉，这种感觉又破坏了那种直觉的感受。本杰明这一方面的论题，被人引用最多的文章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人们可能会怀疑这种感觉体验上的变异的说法。在本杰明看来，这种主张是同新的集体性的兴起相关的。我们同我们的祖先一样有五种感觉。人类的进化需要千万年的时间，而不仅仅是一两个世纪。然而人类的感官、情感与认知器官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也是富有灵活性的。今日坐在电脑荧屏前在录影机上看电影或是在看电视的男人或女人，一定同18世纪乡村居民的感受迥然不同。阅读昔日的文学作品是了解过去，发现过去的方法之一。这是阅读文学的最强有力的辩辞之一。我得说，这种说法的证据是含糊不清的。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甚至乔叟时代的人们，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更为相似而不是截然不同，尽管他们没有电视。然而差别也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加以研究，细细加以区分。
雅克·德里达在最近一篇极富说服力的文章中强调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即孤独感与使用电脑进入全球信息网而产生的新的存在感的结合，同时，新的通讯技术打破了内在与外在传统的界限。依据德里达的观点，一个划时代的文化变迁在加速，从书籍时代到超文本时代，我们已经被引入了一个可怕的生活空间。这个新的电子空间，充满了电视、电影、电话、录像、传真、电子邮件、超文本以及国际互联网，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自我的、家庭的、工厂的、大学的，还有民族国家的政治。它们原本是环绕着一个内在——外在二元对立的固有界线的，无论这些界线是个人家庭与外在世界间的墙壁，抑或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线。新的科学技术侵袭了家庭，混淆了所有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界线。一方面，当一个人在看电视、打电话，在电脑前读电子邮件或寻访互联网上的数据，没有人会感到孤独的；另一方面，那个私人的空间已经被存在于超空间的现实幻影中的一大堆同时出现的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图像侵袭与渗透了。这些图像跨越了国家与种族的界线。它们来自世界各地，带有一种欺骗性的直接性，看上去既那么近在眼前，又那样远在天边。地球村不在它处，就在这里，或者可以说，内在与外面的清晰的界线从此消隐了。新技术带来的是“它者”对家庭隐私的侵袭，它们对作为统一体的自我、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生活、单一的民族文化、坚定地维护自我不受异己的它者侵袭等等传统观念有着极大的威胁。这同样正威胁着我们固有的设想：政治行为是基于单一的地理位置，有着固定的边界线、统一的种族与文化的民族国家的行为。
三
总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的人类的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的人，乃是全球化的三大结果。那么，这些变化正在给文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研究文学？我们应该或必须研究文学吗？为什么要研究？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我着重谈四点，试图概略地给出一个答案。
首先，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新型的、全球化文化的世界范围内，其作用越来越小。这样的事实令我感到特别不安。因为我自己花了50年的时间研究文学，而且还准备继续下去。毕生从事的事业在丧失其重要性，是令人感到痛苦的。然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当一个人在看电视，在录影机上看电影，或是在互联网上搜寻，他或她是不可能同时阅读莎士比亚、艾米莉·狄金森的，尽管有的中、小学生甚至一些大学生声称他们可以两者并举。所有的统计数据都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电脑上。由小说所提供的文化的功用，正在被电影、通俗音乐以及电子游戏所取代。这本身或许并没有什么错。虽然许多文学作品在网上是通用的，随时可以调入任何人的电脑，但我依然认为，相对来说，很少有人运用这种精妙的新资料。当然，乔恩·卡茨描述的新一代的“数字化了的年轻人”并不使用互联网去进入莎士比亚。卡茨提出的一个有关新型数字化国家的公民或是“网民”的强有力的观点是，他们迷信大众文化，同时蔑视那些依然生活在其外而试图教育他们大众音乐、电影等是浅薄的人们。卡茨说：“数字化了的年轻一代……对大众文化有一种共同的激情——那也许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尚没有引起政治家与新闻记者的注意，或者他们依然置若罔闻。周一早上他们悠闲地开始工作时，谈论更多的是周末的电影，而不是华盛顿的情况（或许我可以补充一句，他们谈论的同样也不会是弥尔顿的《失乐园》是多么美妙的诗歌——米勒）。音乐、电影、杂志、某些电视剧，还有一些书籍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同时也是显示身份的方式。”诗歌与小说过去是显示身份的方式，现在则是一种新的交谈群体，即rap族。卡茨说，“正如许多事情一样， 众多年长一辈的新闻记者与政治家对大众文化的蔑视排斥了rap族， 使他们把世界分为两个基本的范畴：融入者与排斥者。这些年轻人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已被标上了愚昧无知的印记，他们的文化也被认为是邪恶的和有害的。对他们持鄙夷态度的政治领导人与权威们（人们还可以加上：教育家们——米勒）没有意识到这些重复不断的攻击所带来的破坏性，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造成的代沟有多大。”大众文化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像电影、磁带、激光唱盘、无线电广播一样，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越来越成为多媒体的运作方式。这种传媒文化有着巨大的威力，淹没了日渐衰弱的书籍文化平和的声音，同时也淹没了各地的民间文化的特征，就像现在各地的人们都穿蓝色牛仔裤，带半导体收音机或激光唱盘机一样。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影响是由新的电子设备带来的正在形成的变革。虽然新的“数字化国家”很少有人为了文学研究的缘故而使用电脑与全球信息网，但是新的设备却的的确确地改变着继续文学研究的人们的工作。在电脑上写作与手写或在打字机上写作决不相同。它可以轻而易举地修改，使得一篇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难以完成，或无法完成，因为你可以轻轻松松地扩充，重新排列，裁减，加上很长的脚注，等等。而且现在已经能够制作文学研究作品的超文本的版本了，如文章带有图片、电影剪辑、录像剪辑，当你按一下键盘，就会将读者转入另一个文本、图表、录像与声音。但是这些文章的特色在于它们只能在电脑上阅读。电子报刊的激增正在改变着文学研究出版与传播的现有状况。令人惊奇的研究资料在网上日益得到利用，如成几何级差增加的数字化了的文学范本。诸如此类的资料还包括了正在弗吉尼亚大学搜集的罗塞蒂档案。能够上网的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尽览罗塞蒂所有的油画、素描以及所有版本的说明，还有一大批辅助的学术资料。另外一个例子是：ARTFL法文数据库，可以通过芝加哥大学的网址查询。 这个数据库可以帮使用者寻找到庞大的法国主要的哲学与文学作品，从蒙田、笛卡尔到普鲁斯特。例如，狄德罗作品中使用的某些极为相似的词汇、所有相近的段落都可以在一分钟内到达研究者的电脑荧屏上，你要怎样使用这些数据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这些资料给研究者带来的是一种即时的记忆，它比书架上了无生气的一排排书籍自然更具效用。
上述所有的变化无论对学生来说还是对批评家来说，都完全改变了过去文学作品存在的方式。以数字化了的风格形式出现的安东尼·特罗洛普的《阿亚拉的天使》在牛津文本档案的普通的ASCII 形式下就可以调出，它超然于所有的历史语境之外，而旧有的印刷书籍的有形的形式则是需要携带的。现在，《阿亚拉的天使》在超空间中自由流动，并且同全球信息网的其他不相干的东西并置。这种对我们历史感的改变是新型的通讯技术对文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影响。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影响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与之相伴随的民族国家的衰落。文学研究过去主要是按照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来组织的。对我来说，英语研究即主要是指英国文学，附之以部分的美国文学的研究。现在，这种研究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每个国家都是多元化的或多语言的，例如美国，那么只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无疑是错误的。旧有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的英语文学研究所取代。后者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和亚洲等地的英语文学与英国文学并列起来。同样，世界范围的法语文学也在经历相同的变化。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第四个影响是所谓的文化研究的迅速兴起，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令人心存疑惑。文化研究是对解构主义假定形式主义批评已经衰亡的反应，所以在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批评界有一种向外在批评摇摆的倾向，企图重新将文学研究政治化与历史化，使研究具有社会效益，在后殖民与后理论的时代使文学研究成为妇女解放与争取选举权的工具，同样也为少数族与曾遭受殖民对待的人服务。“文化”、“历史”、“语境”与“传媒”；“社会性别”、“阶级”与“种族”；“自我”与“道德力量”；“多种语言主义”与“全球化”这些词语现在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历史主义、新实用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与传媒研究、妇女研究与社会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各种各样的“少数族话语”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时髦用语。上述所列决不是同质的。我们今天所称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异质性的、无定形的、能够容纳各种不同风格的批评实践的空间。这些批评实践很难说有统一的方法论、目标或结构场所。尽管它们千差万别，但所有的这些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对文化制品的历史与社会语境饶有兴趣。他们试图假定，这个语境是可以阐释的，也具有确定意义。作者又回来了。他或她（作者）的死宣布得太早了。主体、主观性、自我回来了，连同个人的力量、身份政治、责任、对话、互为主体，以及团体一道回来了。人们开始对传记与自传，对通俗文学，对电影、电视、广告，对与语言文化截然不同的视觉文化，对霸权话语中的“少数族话语”的本质与作用产生了新的兴趣或者说是重新燃起了兴趣。
就文化研究而言，文学不再如往日一般是文化的特权的表达形式了。文学只不过是文化中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征兆或产品，同文学可以并列加以研究的不仅有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等，还包括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调查研究的无数的日常生活习惯。文化研究使得文学看上去只不过是文化或多元文化中许多平等条目中的一个而已——可以说，比日常生活中的穿衣、走路或缝衣并没有多少光彩壮丽的地方。
尽管这一新领域的人们都竭力为文化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加以辩护，但很明显，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越来越占主导之时，人文学科将会越来越接近于同社会科学，尤其是同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融合。
文化研究取代了语言为基础的学说，这一点在目前西方大学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系里已经显而易见了。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无疑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波恩海默报告”（1993）。这个报告提出，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方法应当取代：一，过时的、欧洲中心论的、1975年以前的比较文学的形式，它设定了欧洲与美国国家文学的经典作品，然后加以“比较”；二，70年代与80年代以理论为基础，以阅读为基础的比较文学。这些都应当被一种文化研究的形式所取代，就是说，要比较文化，要将许多种类的制品与行为方式——言语的、视觉的、听觉的作品与衣物、走路的习惯等等并置加以比较。比较文学将要在研究传统意义上视为“文学”的文本的同时，研究电影、通俗文学、广告等等。“波恩海默报告”完全接受了文化研究的现行规划，可以被视为文化研究规划最出色的一份描述，只不过稍稍强调了一点比较方面的内容而已。然而比较一直都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即便在比较文学范畴之外也是如此。下面一段是该报告中有关“今日比较的空间”的内容：
今日比较的空间涉及到通常由不同的训练方法加以研究的艺术产品之间的比较；那些训练方法各异的文化建设的比较；西方文化传统，无论高雅还是通俗，与非西方文化的比较；殖民地民族的前后接触文化产品的比较；定义为女性与男性的社会性别建设的比较；……意义的阐释连接与生产、流通模式的唯物主义分析的比较；还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在扩大了的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与社会性别的领域内从而将文学语境化的方式是截然不同于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的，因为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是基于作者、国家、阶段、风格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文学”这个词汇已经不再适合描绘我们的研究对象了。
“‘文学’这个词汇已经不再适合描绘我们的研究对象了”！比较文学原则的巨变，使它开始研究有关人类的一切，因此没有了确定的内容，而这种巨变又是与大学英语系的巨变相对应的。就上述所列的内容而言（“还远远不只这些”），至少可以这样说，新的比较文学要将文学边缘化，它将要比较任何可以标榜为“文化”的一切东西。
新的比较文学，像文化研究的许多形式一样，正在失掉的是不再强调阅读了，而重视阅读是70年代与80年代理论的一个特征。对严格要求阅读的理论重点的取代是引入了一个“可译性”的假设，即可以将文化意义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从一种媒介译为另一种，从一种原则译为另一种而不会导致意义的失落。传统的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对翻译的断然拒绝。作为训练的比较文学已经有一种倾向，表达了一种或另一种单一语言在语言学上的帝国主义，如在美国是美国英语，在巴黎就是法语。比较文学学者大都懂多种语言，但也只能将它们译为自己使用的主导语言。韦勒克的“不朽的”现代批评史著作就是如此。他在书中明白无误地声明说：“相信我，我懂所有这些语言，也能将它们的文本为你们译为英语。你们完全可以忘记它们最初是用德语、俄语、波兰语、捷克语或是其它什么语言写成的。我已经将原文置于次要的位置，以免你们还想再查询它们。但是虽然我掌握了所有这些语言，不可译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我只是将这些其它语言译为英语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然而就“比较文学”中新兴的文化研究形式而言，翻译又有了新的含义。它不再从一种语言寻找另一种语言的对等的表达形式，而是将另外的完整的文化或其训练方法转至自己的文化之中。“波恩海默报告”中有关翻译是这么说的：
应该继续强调精通外语的必要性与独特的益处，然而过去对翻译的敌意应该有所减弱。事实上，翻译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理解与跨越迥异的传统阐释之间的更大的问题的一种范例。可以说，比较文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不同文化、传媒、原则与体制的鲜明的价值体系在翻译中失掉的与增添的内容。此外，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接受给他或她研究这些实践定位特殊的时空的责任。我所讲源自何处，是来自什么传统抑或是反传统？我如何将欧洲或南美洲、非洲翻译进北美的文化现实，或如何将北美翻译进其它的文化语境？
“波恩海默报告”设定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翻译。铭记我自己的“主体立场”将会多少有助于处理翻译带来的连绵不断的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实际上显示了比较文学传统原则的痛苦，这是垂死挣扎意义上的痛苦，它溶化成为了文化研究的另外一种形式。我不知道比较文学的这种转变过程能不能或应不应该加以阻止，但它促成了美国的大学一个必然的演变时刻，证实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变阻止了文学研究再回到旧有的形式上去。昔日的欧洲中心论的比较文学像传统的欧洲各国文学的国别研究一样，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才会同文化研究的新的任务交迭起来，但毫无疑问，它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波恩海默报告”无非是它稍稍提前了一些的讣告而已。有一些文章在怀恋文学旧有的特权地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怀旧是毫无用处的。
四
文学研究处于这样一种新的情景之下，这种情景特别具有流动性，且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那么如何为文学研究加以辩护呢？我以为，文学研究至少具有三种必不可少的价值。第一，在新的全球化了的文化之中，无论文学的作用如何在消退，文学研究依然是有其价值的。在书籍时代，文学是文化表达自身、也是形成自身的主要方式。不理解过去的人迟早会重蹈覆辙，而理解我们的过去，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手段就是研究他们的文学，而不仅仅是研究他们的语言。这一点甚至具有商业或是经济价值。加利福尼亚的居民要想达到威尔逊州长的要求，即在全球经济中具备特殊的竞争力，那么除非我们不仅要学习我们自己的语言以及与我们贸易、竞争的国家的语言，还要学习他们的文学，否则是不可能的。研究文学使人具有无可比拟的能力，据此可以感觉生活在乔叟的时代、莎士比亚的时代或狄金森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感觉现在生活在一个东亚文化的氛围中是什么样子，同时也可以感觉一下在自己的文化之中生活在少数族文化（如：土著美国人、奇卡诺人、亚裔美国人）的氛围中的感觉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感觉美国的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研究文学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无论怎样，语言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手段，而文学研究将依然是理解修辞、比喻等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样文学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言故事的各种可能性，因为正是语言的这些用法形成了我们的生活。
研究文学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我指的是书本上的由文字组成的文学）是一种必然面对“它者”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它者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针对文化研究倾向于设定所有的文化都是相同的、普遍的人类文化的变体，我提出这样一个前提：每一部著作对所有我们已经排列好了、使之看上去完全一样的合理性的机构而言都应该是“它者”，无论是传记的、历史的、文化的还是技术的作品。这一点对自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到福克纳的西方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来说是真实的，对那些明显具有异国情调或异乎寻常的作品，如由在美国的土著人用英语所写的作品、在新西兰由毛利人所写的作品、在南非由刚刚获得公民权的黑人所写的作品或由北部非洲穆斯林人所写的法语小说等来说亦是如此。把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福克纳放在这样的语境里，正如学校的课程日益增加的那样，是为了表明这些也同样是异乎寻常的，也同样是“它者”。这种显示它者性只能通过通常称为“细读”的方式来达到。当今许多人宣称：修辞性的阅读已经过时，甚至是反动的，已经不再必要或需要。面对这样的宣言，我对原文仔细阅读的方法仍然抱着一种顽固的、倔强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申辩。即便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情景之下，仔细的阅读对大学里的研究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