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贾平凹《带灯》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乡镇论文,贾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书写当代中国经验，如何呈现新时期中国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这是新世纪每一个具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中国作家所无法回避的、而且也是亟需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新世纪中国作家没有对此做出很好的回答。比较于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每年生产的数量已经渐渐达到了3000多部，文学叙事能力和技巧也得到了较大程度地提升，但是其内在质量却并不如人意。新世纪文学深入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展现正在裂变的城市中国和乡土中国的能力、剖析生命个体灵魂的深度叙事能力，以及文学语言形式实验的先锋探索精神都在不断地受到削弱和侵蚀。虽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诺奖”梦想；但是对新世纪中国文学书写现实的质疑，却丝毫没有减弱。德国汉学家顾彬斥之为“当代文学垃圾”①。有学者认为“在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的时候，‘50后’作家无论愿望还是能力都是欠缺的”②。也有学者提出新世纪文学写作“中年困境”的观点，认为“50后”、“60后”许多作家“就像人的生命总是会进入中年时期一样，文学的中年期也总是会到来，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碰巧遭遇了这个时机”③。而在“70后”作家那里，关于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依然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显然，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困境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时代的整体文化语境原因，也有着作家个人如何突破创作瓶颈、超越自我的问题。困境既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危机，又是作家深入现实、突破自我、进行精神深度思考的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困境恰好是作家反观自身、叩问心灵、反思时代、升华自我的不二法门。
新时期以来贾平凹以“商州”地域民间风俗文化书写赢得较大声誉。《废都》出版后，评论界褒贬不一。这给贾平凹创作带来较大困扰。贾平凹就是这样一位化困境为生机、涅槃重生的作家。21世纪以来，贾平凹以《秦腔》、《高兴》等新长篇小说开启了对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审美书写。如果说《秦腔》关注的是新世纪乡土中国农民的命运走向，《高兴》关注的是失去土地的进城农民如何重获新生问题，那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带灯》则开启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新乡镇中国”，呈现了一位有着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和使命意识的书写者对21世纪正在剧变中的新乡土中国的独特审美思考和精神探寻。贾平凹《带灯》的出现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带灯》不仅在题材上拓展了以往文学创作领域，从“乡镇叙事”的一隅性地域空间审美书写，拓展为整个“新乡镇中国”的整体性空间及其现代性命运的全息性呈现，而且在文学叙事技法、叙事理念、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意在打破文学与时代、现实、生活疏离的“厚障壁”，重建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维度。《带灯》是一部关注当下、关注现实，关注“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当下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就对现实观察的广度与深度、思考与批判的力度，以及描写的精细与准确度而言，《带灯》堪称是同类题材现实主义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力作”④。
一 乡镇：百年乡土文学忽略的叙事空间
百年乡土中国文学绝大多数是以乡村为单位，聚焦于农民生存悲剧与苦难命运的、展现乡村民俗民风的乡土文化审美书写。关于乡镇的乡土文学，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即使偶尔书写的“乡镇”，也是文化批判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空间表征。《祝福》中的“鲁镇”是一个封建礼教文化堡垒的代名词，“鲁镇”的鲁四老爷则是封建礼教专制和精神迫害的文化符号。在鲁迅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乡镇叙事”是野蛮、不人道的传统民俗文化景观书写，“既不是浅层次的‘惟农最苦’的怨哀，更不是‘农家怡乐’的陶然，这是反封建的理性的呐喊”⑤。到了40年代，沙汀《淘金记》等作品笔下的四川乡镇已经从鲁迅的礼教文化批判转向对乡镇土豪劣绅的政治性批判，间接指向了国民党腐败统治。“乡村”是解放区文学叙事的基本单位。解放区乡土文学更多指向了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批判、经济变革和新农民主体精神的成长。中华民国在乡村实行的是以乡村宗族文化和乡绅威权之下的乡民自治，政府的统治触角并没有延伸到每一个单元化的乡村。所以，这一时期的“乡镇文学”不仅少，而且也多是关于“乡镇”民俗文化的审美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从初期的人民公社到现在的乡镇政府，国家不仅建立起具有主体性质的乡镇一级政府机构，而且把管理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乡村，在村庄建立党支部和村委会，从而实现了国家统治的全面覆盖和无缝化管理。在中央、省、市、县、乡的五级政府机构中，乡镇是最基层、级别最低的一级政府机构，也是直接与村庄农民打交道的、矛盾冲突较为集中激烈的国家机构。所以，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渐渐出现了一类现代文学所没有的人物形象群体，即乡镇干部形象。刘澍德写于1961年的短篇小说《拔旗》，较早塑造了当代文学中的乡镇干部形象。《拔旗》以新中国初期力争上游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通过金鸡公社的上游红旗被碧鸡公社拔走的内部矛盾冲突，展现了欣欣向荣、干劲十足的社会主义乡镇新生活气息。金鸡公社书记张太和形象生动，工作顺利时“粗心大意”、“目空一切”；工作失利时又“小心眼”，放不下架子来⑥。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鲜明性格特征，较好呈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乡镇中国”的精神气象。同时期作家郭澄清的《公社书记》小说，塑造了一位“笔杆子练好了，锄杆子、枪杆子还都没撂下”、与群众打成一片又自觉学习文化理论的新中国公社书记形象。由于篇幅所限，《拔旗》和《公社书记》对于乡镇内部的运行机制、干群关系、社会矛盾等方面并没有深度触及，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气息。
新时期中国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在人民公社基础上重建乡镇体制，乡镇被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伴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和村民自治等政策的出台，乡镇政府所承担的事务和功能日渐增多，渐渐成为各种矛盾交织的中心和焦点。因而，这一时期关于乡镇的审美书写随之增多，作品表现现实生活的深度也愈益深刻。古华的《芙蓉镇》是80年代关于乡镇审美书写的代表作，无论是叙事长度、故事容量、叙述语言和精神意蕴都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中的优秀之作。《芙蓉镇》是明确以“镇”为故事叙述空间的文本。在古华笔下，乡镇内部的权力体系、运行机制的描写已经浮出历史地表。但是由于《芙蓉镇》作品所用力揭示的是芙蓉仙子胡玉音悲欢离合的身世命运，其关于乡镇社会生态的呈现依然是浮光掠影式的，乡镇内部的复杂社会关系及其运行方式依然处于隐晦幽暗状态。
1989年林和平发表的《乡长》，为读者揭示了很长时间以来“幽暗隐晦”的乡镇社会生态及其运行方式，是一部较为成功的、接地气的“乡镇叙事”作品。小说以吃“陆海空”(狍子、野鸡、红蛤蟆)特色火锅起笔，描述我和代乡长梁义的相识。对于这顿火锅，梁乡长剔着牙说“这一顿饭，够老百姓过半年的”、“唉，现在的一些事呀”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拎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乡长以及新时代文化心理氛围⑦。小说通过“我”这一个挂职副乡长的旁观者视野向读者勾勒出了心存良知而又无可奈何的乡长形象，令人惊讶于作者叙述的绵密和深刻。可以说，《乡长》这部短篇小说恰似惊鸿一瞥，向我们呈现了令人瞠目结舌、壮怀激烈而又无限悲情的新时期“乡镇中国”社会生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如《分享艰难》、《信访办主任》、《乡殇》等都较深程度地涉及了乡镇严峻的现实局面和社会生态。关于“乡镇叙事”的文学写作渐渐汇聚为一股较大的审美潮流。“热浪与凉风正处于相持阶段，一会儿凉风扑面，一会儿暑气袭人，进进退退地叫人怎么也安定不下来。”正如《分享艰难》所描写的冷热交织、让人无法安定的天气一样，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审美思潮在官方与民间、欲望与道德、揭露与歌颂等方面，存在价值倾向游移、深层批评维度缺失和整体性审美观照不足的问题。
随着改革进程的渐次展开，乡土中国现代性转型越来越显现出波谲云诡的复杂精神面貌。乡镇社会生态渐成为新世纪中国改革进程备受瞩目的焦点。2003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至此，“三农问题”成为思考新世纪中国问题的“关键词”。但是，在文学领域关于乡镇中国问题的整体性审美叙述却处于缺失状态，依然是被遮蔽与忽略的叙述空间。
二 “新乡镇中国”的整体性审美书写
《带灯》的出现打破了乡土文学叙事的缺失，成为新世纪关于乡镇中国当下现实的整体性叙述和现代性命运框架思考的首部作品。作为贾平凹最新的一部力作，《带灯》呈现了一个无比鲜活的、庞杂的，被当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和忽略的“新乡镇中国”及其“乡镇人”群像。《带灯》的“新乡镇中国”是一个以樱镇“镇街”为叙述中心，活跃着各类人物形象的多维的、整体的叙事空间。“镇街”空间不止是一个自然空间，细究起来，还是一个小型的不同层级的社会系统网络，存在着“镇街”官方集体空间、“镇街”民间个人空间和“镇街”周边村庄空间三个部分，由此出现了“乡镇干部”、“镇民”和“镇街”周边农民等三类人物群像。“乡镇干部”、“镇民”和周边农民由于利益纷争、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在“镇街”这一空间中彼此交集在一起，构成一个立体的、鲜活的“新乡镇中国”。
乡镇是由一个个乡村组成的。以往的文学史叙述焦点在于村庄，人物形象是农民形象的个像或群像。但是，《带灯》所呈现的叙事空间“镇街”⑧，是以往乡村叙事和城市叙事所忽略和遮蔽的。贾平凹把叙述中心聚焦于乡镇“镇街”这一新审美空间，乡村则成为《带灯》叙事的远景。这无疑是贾平凹对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叙事题材、表现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创造性发现，是对以往单一、狭隘、地域化的乡土文学审美想象的突破与拓展。“土路似乎不是生自山上，是无数的绳索在牵着所有的山头”，把镇街空间和一个个村庄空间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一条条土路，而在一条条土路和镇街之间奔波的是流动的农民。乡镇空间除了社会管理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承担村庄与村庄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进行物资、信息、精神交流的集市功能。正是在政府乡镇所在地的管理职能和集市交流功能的作用下，《带灯》乡镇“镇街”空间渐渐扩展为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多元属性的复合空间。在逢集市的日子里，乡镇“镇街”空间变得热闹非常，盛满了各种声音。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在风的吹拂下失去了节奏语言，集市“街面上人们都在说话”，“这就是市声”。
贾平凹在描绘了“镇街”及其“市声”之后，还向读者展示了镇街空间里的“镇民”。“镇民”是贾平凹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新名词⑨。在我们日常世界的词汇里，有城市中的“市民”，有农村里的“农民”，但是很少有人使用过“镇民”这一词汇。贾平凹所谓的“镇民”就是特指乡镇“镇街”空间里的、区分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一类新民众群体。可以说，“镇民”，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但是又与市民和农民紧密相连，是介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中间性存在。毫无疑问，“镇街”及其“镇民”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新乡土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和见证，是现代性深入乡土中国社会空间的产物。樱镇的“镇街”，由镇中街村、镇东街村和镇西街村这三个乡镇中心驻地村所组成，里面除了乡镇政府及其附属机关以外，还有钢材铺、肉铺、杂货店、饭馆、饺子店、米粉店、镶牙馆、私人诊所和中药铺等许多个体企业，显现出乡镇经济繁荣景象。这些私营经济实体组成了“镇工商业界联合会”，是乡镇“镇民”队伍的中坚力量。“镇街”上的“镇民”，如拉布兄弟、元黑眼兄弟、曹老八、张膏药、王后生和陈跛子，就是小说文本世界中的主要人物。《带灯》在拉拉杂杂的叙述中呈现了一部“镇街”空间下的“镇民”民间生活史，如拉布戴墨镜的幽默、元黑眼与马连翘的偷情、陈跛子与张膏药儿媳的暗恋和曹老八媳妇的邋遢等等。每一个镇民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新世纪乡镇民俗风情的生活画卷。
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对“新乡镇中国”民俗画卷的简单描绘，而且还呈现了“新乡镇中国”正在发生剧变的新生态图景，即一种迥异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新世纪乡镇中国精神风貌。对21世纪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生态的整体性呈现，是《带灯》所带给新世纪读者最大的思想冲击力量所在。在娓娓道来的细节性描绘中，贾平凹生动呈现了来自于樱镇“镇民”的民间风情画卷，而在“镇街”这个日常生活空间发挥主导作用的、对“镇街”民间空间和周边农村发号施令的是“镇街”的乡镇政府及其政治代理人乡镇干部。所以，贾平凹在自然平和地呈现“镇街”民间风景的背后，以更大的力量来整体性、多视角展现樱镇“乡镇干部”、“镇民”和周边农民的复杂纠葛和利益冲突所构成的“新乡镇中国”生态图景。
“樱镇废干部”。《带灯》借助于副镇长马水平这个“老樱镇”叙述视角，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了樱镇20多年来矛盾丛生、铩羽而归的乡镇官场生态。正如带灯所言，以往有礼义仁智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社会倒也安定，“现在讲究起法制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⑩。无论是“访民”还是“镇政府”就都处于一种怪谬的“错位”存在状态：患了矿粉尘肺病的农民不去上访，上访的尤其是缠访的竟然多是有不良企图的“刁民”；可怜而又悲哀的是，镇政府采取了以钱止访、息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做法，不辨是非曲直。《带灯》向我们展示，不仅镇民不够理性、胡搅蛮缠，而且“镇政府”也以非正义、非法治的方式参与了这场非理性的利益冲突之中。“镇政府”的非理性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新乡镇中国”社会生态的恶化，让“镇民”心生彻底失望之感。显然，樱镇民事纠纷和访民的大量出现，不仅是干群关系紧张和经济利益冲突加剧所造成的，更是从上到下精神信仰的缺失、未完成的现代法治和公民意识匮乏所造成的。
哀莫大于心死。比起急剧变迁的社会革命和法律制度的修改而言，民俗文化的嬗变更为缓慢，但其显现出来的持续性和浸染性的心灵变量更为巨大，因而更需特别重视民间文化生态的演变。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把恢复良性的文化、政治生态寄希望于民间。纵观近百年来，我们会惊悚地发现，传统文化颠覆了，百年来所形成的新传统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物质、欲望、享受成为一种可怕的“新意识形态”肆虐侵蚀着从城市到乡镇、农村的当代中国人心灵(11)。《带灯》向读者呈现了民间文化生态令人忧虑的一面。
《带灯》生动有趣地讲述了当地“给儿娃结婚就得作践爹娘”的习惯，同时向读者揭示了新世纪中国乡镇民间文化心理结构的恶变。王中茂办婚宴，没请孩子舅舅。当一老者问起来，正在街上担尿桶的舅舅生气地说：“没钱的舅舅算个屁!”“老者说，这就是中茂不对么，这么大的事不给当舅舅的说。担尿桶的突然流一股眼泪，把尿桶担走了，脏水淋淋，巷道里都是臭气”(12)。“巷道里都是臭气”，无疑是一个樱镇民间文化生态的精神隐喻。王中茂败坏了仁义的民间文化生态，前来吃酒席的客人也做出了令人惊诧的、伤风败俗的举动，即吃完了饭，把碗碟扔到了尿窖子里。竹子对此很不理解，带灯从厕所墙边的一棵光秃秃的核桃树上折枝，说：“这些枝条子又黑又硬的，以为是枯的，可要折断又很难，你知道为啥吗?竹子说：为啥?带灯说：心里活着么。”(13)由于文化的惯性，邻里亲戚依然碍于仁义传统而不得不做做样子，但内心里已经盛满了怨怼，被种种欲望所主宰。如果说过去尚可“礼失而求诸野”，新世纪的乡镇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民间乡野的“礼”及其精神内核也正在失去。贾平凹细致描绘这一民俗事件，隐晦地表达出深层的精神文化忧虑。好在如带灯所言，树叶秃了，枝枯了，心里活着，呈现一种希望与期待。然而，我们也不禁追问，叶秃了、枝枯了的树，它的心还能活多久，还能否重新枝繁叶茂焕发生命活力?!
从自然律令下的抗旱与水灾等自然事件，民众自在状态的民间日常生活，到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检查、党建、选举等常规性政治活动，《带灯》揭示出乡镇民俗生活画卷之下“像赶一辆马拉车，已经破旧，车厢却大，什么都往里装，摇摇晃晃，咯咯吱吱，似乎就走不动了，但到底还在往前走”的整体性恶化的“新乡镇中国”。“现实的危险早已在人的本质处影响着人了。框架的统治对人的威胁带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体会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14)。
三 “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叙事逻辑
“高速路修进秦岭”，这是《带灯》小说第一小节的标题。《带灯》整部小说结构迥异于普通小说的清晰章节结构，只分上中下部，没有章节顺序，只是在每一小节前用一个黑框和几个黑体字来表示文章叙述节奏的变换。“高速路没有修进秦岭，秦岭混沌着，云遮雾罩。高速路修进秦岭了，华阳坪那个小金窑就迅速地长，长成大矿区。大矿区现在热闹得很，有十万人，每日里仍还有劳力和资金往那里潮。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15)。要想富，先修路。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道路改造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普通公路，转换为21世纪初期的今天气势汹汹的大资本、现代性的高速路。正如小说所言，没有高速路的秦岭，依然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有了高速路，就是一个“发了疯似的”“大开发”的新时代。
高速路无疑是乡土中国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先锋”。“高速路”一旦开启，众多现代性事物所混合组成的现代性审美理念和叙事逻辑就无可阻挡地到来了。樱镇镇街西村的元老海带领几百人成功地阻止了莽山隧道的开凿，是一个阻挡现代性入侵的英雄。他自然受到了“英雄宴”待遇，然而随后就被投进监狱，并在释放前死在狱中。樱镇松云寺的古汉松第二年春天开出了“樱镇人还从来没有见过的”花朵，“半个月里花开不退，树上地上，像撒了金子”(16)。这在隐喻性赞扬元老海英雄壮举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元老海阻止修路行为后继无人、前功尽弃的壮烈悲剧性。
《带灯》不仅没有明晰的章节结构，而且叙事方式上打破了故事原有的叙事动力结构系统。贾平凹有意寻求对原先创作技法的突破。“《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那怎么写呢?”贾平凹说：“其实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写得时间久了，又浸淫其中，你总能寻到一种适合于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如冬天必然寻到是棉衣毛裤，夏天必然寻到短裤T恤，你的笔是握在自己手里，却老觉得有什么力量在掌握了你的胳膊。”(17)正是在对当下乡土中国乡镇生活浸淫过程中，贾平凹寻找到了一种适合于《带灯》的写作方法和审美理念——“当下现实主义”的审美叙事逻辑。《带灯》打破了小说通常借助于故事传奇性和矛盾冲突来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传统叙事模式，让小说按照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内在性逻辑，自然而然推进情节、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建构，即让当下的、活生生的生活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者和叙述人。
仔细爬梳小说，读者就会寻觅到一种来自当下老百姓日常生活与大自然季节更替变化的关于生活原生态的、原始时间理念的审美叙事动力源模式。《带灯》的这种无可更改而又周而复始的原始自然节令逻辑处处展现在作品世界之中。从春天的松花到夏天的冰雹，从抗旱到抗洪，从腊月里白仁宝等人“说日子”感慨“这日子过得快”到夜观天象来揣测“天意”，无不呈现了这种自然律令节奏在大地上、民间生活以及人们心灵结构中的真实存在。贾平凹没有故弄玄虚，没有去设置奇异化、陌生化的叙事结构，而是在对乡土中国民间生活的探寻中，回归了这一日常性的、本源性的审美叙事逻辑。
进一步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贾平凹《带灯》笔下的“新乡镇中国”，存在着一种“复调”叙事结构：即不仅存在着亘古不变的原始自然律令节奏的叙事逻辑，而且还有着更深层的、更隐秘的叙事逻辑——当下现实主义审美逻辑。如果说《带灯》中回归原始自然律令节奏，是一种来源于大自然理念之下自然时间维度的审美叙事逻辑，那么具有鲜明的“当下现实主义”特征的审美逻辑则是根源于当代人类所主导的现代性精神维度的叙事理念，即在自然时间维度之下更深层的推动人物形象命运、情节演变走向加速度裂变的现代性逻辑。在《带灯》小说里，现代性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远远逾越了自然律令节奏的力量，乃至颠覆了原始自然律令节奏。小说以“当下现实主义”审美逻辑向读者展示了21世纪“新乡镇中国”现代化建设热潮中，现代性庞然大物般、势不可挡地加速度到来。高速路修到了华阳坪，华阳坪就变成了急剧扩张的“吃人”大矿区；高速路修不到的樱镇，也在各种欲望的涌动下，开启了具有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大型工业园建设。
围绕着给工业园供沙的利益问题，樱镇的元家和薛家展开了一场15年来全县特大恶性暴力事件。至此，小说中的原始自然律令节奏和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交汇在一起，构成了《带灯》的叙事高潮。泛滥的河水、利欲熏心的镇民、没有法治理念的乡镇企业和朝令夕改的政府官员等因素搅合在一起，构成了这场恶性流血冲突的复杂原因。在流血冲突发生之后，樱镇书记见到受伤者不是关切，而是掌掴、脚踢元老四等人，骂道：“一群狗东西要死就死么还坏我的事?!”以经济发展、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GDP主义”及其背后的现代性理念，导致了从民众个人到政府官方的短视化、物质化存在。没有民主、法治、正义制约的现代性，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正走向了它的反面和悖论，这正是当代转型中的乡土中国，也是当代人类世界的“当下现实主义”叙事逻辑。当代华尔街富豪阶层和食利者的贪婪，也呈现了所谓民主、法治社会的现代性悖论。这是贾平凹在《带灯》中所苦苦追索与呈现的“现代意识，人类意识”。《带灯》传达了贾平凹对当代“中国问题”和普遍“人类困境”的深刻思考。应该看到，贾平凹这种“复调”叙事结构在使《带灯》获得了描绘“新乡镇中国”的多元维度和精神深度的同时，也因为这种“复调”结构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带来了叙述的纷乱和阅读的困难。
喻示着现代性维度的樱镇工业园建设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现代性恶果才只是刚刚露出端倪，大规模的、致命性的、整体性的恶果还没有完全到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樱镇工业园这一现代性怪物，是被元天亮以繁荣发展家乡的美好愿望推介引进的，是樱镇政府寄以厚望、为之癫狂的“聚宝盆”，是除了王后生等极个别人以外的樱镇人渴望走进现代新生活的路径。这正是现代性的悖论和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可怕之处。它以一种复杂含混的方式，以高扬的物质欲望紧紧攫住了樱镇人的心灵，侵蚀着人与人之间古老的质朴的社会关系、伦理道德和思想灵魂，是支配樱镇人所有言语行为、所有血腥事件背后的最强有力的叙事逻辑和最大精神隐秘。不可遏制的、不可阻挡的、内在悖论性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就是樱镇的“当下现实主义”，是当代樱镇所有事件的最为隐秘的历史主线。
四 “新伦理政治"与野性精神之恋
“哪里有危险，拯救的力量就在哪里生长”(18)。面对“新乡镇中国”的整体性危机及其现代性叙事逻辑，与之抗衡的反现代性力量何在?精神救赎的力量何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带灯就是贾平凹为樱镇这一“新乡镇中国”危机设置的目睹者、亲历者，也是危机的拯救者和探索者，如一只黑夜“带灯”且独行的萤火虫一样幽暗明灭地闪现在樱镇的世界里。
来到樱镇镇政府工作“发誓不做男人婆”的带灯就是“藏污纳垢”的乡镇官场中摇曳多姿的“花朵”，以其独有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新乡镇中国”的政治生态。身为镇综治办主任的带灯，是樱镇政治生态运行体系的中心人物之一。正是通过综治办工作视角，读者从带灯所经历的各种维稳事例中，能够自然真切了解到纷纭复杂的“新乡镇中国”政治生态外在表象，看到无比清晰的政治生态内在机理。小说采用的最简单、最原始、最直观的社会学条目式写作方法，意在呈现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的独特叙事美学效果。
维稳已经成为樱镇这一“新乡镇中国”叙述空间的中心工作。可现实问题是，越是维稳越是不稳，越是不稳越需要维稳，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维稳何时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维稳的出路何在?贾平凹没有告诉我们答案，而只是向我们呈现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乡镇中国”维稳的现状和困境。纵观新中国乡镇文学书写，从柳青《创业史》中的带领农民走集体合作化致富道路的梁生宝，郭澄清小说中的农民革命者本色不变的“公社书记”，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乡长》中的梁乡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60年乡镇叙事基调从明朗乐观到阴郁悲凉的审美嬗变。我们不禁疑问，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所讲述的与最穷苦的人打成一片的“老杨同志”到哪里去了?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一意带领农民致富的“梁生宝”哪里去了?如何重建“新乡镇中国”的“乡镇政治人”与中国农民的良性社会生态?贾平凹在带灯的形象审美建构中凝聚了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精神思考。
作为综治办主任的带灯并不认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扬汤止沸式维稳方法，以及对待农民的截访打骂、威逼利诱的简单粗暴方式，而是尽可能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从情感上关怀农民生活实际困难和内心苦痛，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张乡镇政治人与各村农民的“老伙计”联络网。“老伙计是樱镇男人之间的称呼，带灯却把她觉得友好的村寨里的妇女也称老伙计”(19)。带灯与农民所建立起来的“老伙计”关系，无疑是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发展起来的新型“官民”关系，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孔子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理想表达。在梁漱溟看来，乡土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似以为慰，是所谓亲亲也”，“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20)。可见，带灯与农村普通妇女的“老伙计”关系，体现了带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是建立在与农村妇女平等相待、无私帮助、心心相印的情感基础上，经历了日常生活实践磨砺和时间检验的可以掏心窝子的友情关系，是汲取人格平等与彼此尊重等西方现代人理念的、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世界生长出来的当代乡土中国“新伦理政治”(21)。“我们不得不追问，带灯(这样的形象)来自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22)?可以说，带灯与农民的“老伙计”关系，闪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芒，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官民平等”、“军民鱼水情”在新世纪文化语境的崭新转化，是对21世纪新乡镇中国政治生态的创造性重建。在学者林毓生看来，新的现代文化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母体，只能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带灯的“老伙计”联络图及其“新伦理政治”无疑有着巨大的精神启示意义和思想价值，“既要介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要承载着当今困难重重的政治伦理建构的重负”(23)。
显然，带灯与农民所建立的“老伙计”关系，不仅为带灯提供了21世纪中国乡镇政府人进入乡村日常生活世界开展工作的现实桥梁，而且更是其深入了解樱镇农民心灵疾苦、精神诉求的情感渠道。带灯不仅给老伙计解决现实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以平等之人格、理解之同情纾解农村妇女的精神焦虑和痛苦，给她们以抚慰和尊严。带灯尽管与农民建立一种新型的伦理政治关系，赢得了乡村“老伙计”的“心”，但是樱镇大工业化的现代性物质主义发展逻辑是她所阻挡不了的，以致被这一工业化物欲潮流所裹挟、伤害，患了夜游症，与疯子一起“驱鬼”。
值得思考的是，贾平凹不仅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在“新乡镇中国”政治空间里的肉身带灯形象，还通过作品中所大量穿插的“给元天亮的信”的形式呈现了另一个隐秘的精神世界的带灯形象，即从日常生活世界和个体情感心灵世界来展现带灯这一生命个体的复杂存在。比较于樱镇政治空间的丰富具体而又琐碎坚硬的存在，带灯在与元天亮的信中坦承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轨迹，显现为一种自我想象的虚幻化、阴柔性存在。读完《带灯》之后，我就疑问，贾平凹为什么运用大量的篇幅来一遍遍地展示带灯给元天亮的短信，而且这些信都毫无例外的是带灯向元天亮发出的单向性的生命情思诉说。除了开始的简单回复之外，元天亮只是带灯与外部世界进行精神联系和情感倾诉的虚空化对象和符号。中部“星空”开篇就是“给元天亮信”，这无疑显现了带灯个人精神世界在作者审美建构中的分量和位置，同时也极大改变了贾平凹以往小说中常有的本能欲望叙事及其性描写的故事架构。这些信呈现着一种不受世俗所约束的蓬勃泼辣的野性精神之恋，传递出了带灯内心情感世界的荒芜、悲伤、无尽的温情与爱。
在现实的乡镇政治生态中，乡镇政治人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同情和爱心。带灯不仅无奈地也卷入了这种需要剪除爱意的政治生活，而且在家庭生活中过着无爱的生活。双方父母双亡、丈夫形同虚设、没有儿女，带灯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其母性和妻性是缺失的、遗憾的。作家把带灯的女性柔美的一面尽可能放大到与元天亮的精神交往中，而对其与丈夫的家庭生活近乎一字不提。这样一来，带灯的女性形象就是虚处极力放大，实处又极力缩小了，从而虚幻化了带灯的女性化存在。这在一般意义上，可能说是贾平凹在带灯等女性形象塑造中缺憾的一面，即无法进入女性性别本身及其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深层的审美叙事和灵魂拷问。当然，贾平凹这样来建构带灯形象，或许有着他自己的独特的、超越女性性别意识的更宏大的精神建构追求。
作为一个在这种逼仄的、压抑的、无爱生活中的女性，带灯只能在与元天亮的通信中“纵一苇之所如”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激情，在自我想象的、文字所建构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抚慰和满足。元天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出现在带灯的眼前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化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化存在，如同山间的一朵花、一片云、一缕擦肩而过而又无处不在的风。带灯像不屑浮华的王宝钏一样，“在人生道路上把许多的背影看做心头至爱”，让“那条干枯泪腺里的石头瓦块”融化为汹涌的爱的河流(24)。可见，“给元天亮的信”已经成为带灯“回家”的道路途径，是与大自然、世界进行生命对话的精神方式，是超越世俗生活之爱与美的艺术化生存，是抗衡现代性的物质发展主义的精神之恋。带灯“心灵的充盈、饱满、圆融与自得其乐，让她可以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尖锐的世界上，并对这个世界构成一种更深层次的批判”(25)。诚然，带灯形象呈现出了贾平凹作为一个文人作家的精神寄托和宏大愿望。但是，过于虚幻化的带灯形象是否真的或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贾平凹的理想效用?元天亮之于带灯是虚无缥缈的，带灯之于贾平凹是否也是无法企及的美丽幻影?这依然是存有悬疑的。
小说结尾说，樱镇河湾出现了萤火虫阵，场面十分壮观。“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26)。佛的意象和精神底蕴，是贾平凹小说女性形象的理想性化身，如《浮躁》的小水、《秦腔》里的白雪、《高兴》的孟夷纯。《带灯》在延续了这一审美思维模式及其局限的同时，又开启了超越性的艺术之思。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世界将由美来拯救”。《带灯》所塑造的超越凡俗女性的、汲取天地灵气、具有神性的“带灯”形象，是反抗现代性、拯救和照亮“新乡镇中国”的爱与美的使者。萤火虫阵及其所组成的“如佛”形象，既是对带灯的赞美，也是对樱镇的“镇民”、大地与“新乡镇中国”未来的期许(27)。
面对百年以来乡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面对当代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新世纪中国作家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做出历史的、审美的回应，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然而，“表达当下、尤其是处理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的精神困境，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它是‘难’的”(28)。正是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与接受期待的巨大反差下，在老作家陷入“中年困境”和年轻作家无法突破审美瓶颈的背景下，贾平凹站了出来，以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立下了“为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写出当代正在剧变中的“中国经验”的誓愿。基于一种“现代意识”和“人类意识”的追求，贾平凹选取樱镇作为取景窗口，对新世纪“新乡镇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心理进行整体性审美观照和原生态描绘，呈现了当下活生生的中国现实及其内在的现代性悖论，重建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维度。贾平凹对带灯这一形象及其“老伙计”联络图的描绘，寄寓了其对抗衡现代性力量和走出“新乡镇中国”困境的独特审美思考，对于新世纪正在开展的城镇化运动和新型政治伦理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可以说，《带灯》不仅仅是贾平凹个人的重大突破，也是新世纪中国作家“推开门窗、直面现实”(29)、重建文学与社会、时代、现实、乡土血肉联系的重大突破(30)，呈现为一种关于“新乡镇中国”的独特可贵的“当下现实主义”。这或许正是《带灯》之于贾平凹、百年乡土文学和当下新世纪文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吧。
注释：
①关于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的观点，顾彬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做过解释：“那个时候，2007年，有一个住在德国的中国记者跟我访问谈一谈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他具体提了三个女作家的名字，我说她们的作品是垃圾”，“但是其他人的作品，我没有说他们全部都是垃圾”。见凤凰卫视的2010年3月22日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之“顾彬：我没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qqsrx/201003/0322_6443_1583115.shtml。有意思的是，顾彬这个被断章取义的观点，却获得了众多网友的认同。新浪网的调查：“您赞同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看法吗?”有87.3％的网友表示赞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缺乏，名篇稀少，在群众中影响力明显衰减，是垃圾。http：//survey.news.sina.com.cn/result/13441.html。
②(28)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2年6期。
③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5期。
④吴义勤：《“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3期。
⑤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第9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⑥刘澍德：《拔旗》，《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刘绍棠、宋志明主编，第287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版。
⑦林和平：《乡长》，《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第一卷(1979—1989)，白烨主编，第1178页，农村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
⑧“镇街”较早见于卢延发表于1982年4期《成人教育》的文章《青青原上草 沃土育新苗——安达镇街职工教育散记》，这可以侧面说明乡镇崛起及镇街空间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新事物。但在文学作品中大量运用和生动描写“镇街”空间，贾平凹无疑是具有较强创新性和开拓性的。
⑨“镇民”较早使用的是唐长孺、黄惠贤发表于1964年1期《历史研究》中的《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此文中的“镇民”，是有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含义，即“镇是驻防军区的组织形式，所有居民全部隶履于镇，亦即隶履于军府，所以镇民也叫做府户”，而非今天的含义。赵世瑜发表于2009年3期《清史研究》的《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中“镇民”已经基本接近今天的含义，但也不完全一致，“也许‘镇人’才得到了重新定义，即从原来的郭峪村人变为以外地商人为主的移民，而郭峪本地人被重新定义为‘村人’。”见赵世瑜发表于2009年3期《清史研究》的《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第13页。“镇民”在文学研究中的出现，较早见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如解读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见陈栩2010年5期发表的《男性凝视下的艾米丽》。如同“镇街”一样，“镇民”在本文中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较早使用，也呈现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对乡镇人口、经济、文化构成的新影响。
⑩(12)(13)(15)(16)(17)(19)(24)(26)贾平凹：《带灯》，第39页，第48页，第49页，第3页，第5页，第360页，第55页，第96页，第3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天涯》2000年6期。
(14)(18)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张汝伦校，第136—137页，第13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2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23)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3期。
(25)李云雷：《以“有情”之心面对“尖锐”之世——读贾平凹的〈带灯〉》，《小说评论》2013年4期。
(27)在陈众议先生看来，“《带灯》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小说”，见陈众议《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3期。
(29)王晓明：《是推开门窗的时候了》，《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1期。
(30)钱理群：《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李伯勇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序》，《小说评论》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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