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融合与关羽形象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羽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羽在三国人物中，本来并不是最为光彩夺目的。被塑造为艺术形象之后，却成了三国武将中的头号明星，甚至被推崇为“武圣人”，取得了与孔子相当的地位。在这一形象演变的漫长过程中，存在着历史与文学、官方与民间、文人与百姓、宗教与艺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其间又贯串着南北文化融合这样一条重要的线索。由金入元的郝经在《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中说关羽“解梁人，起义于涿郡，战争于徐兖，奔走于冀豫，立功于江淮，而殁于荆楚。其英灵义裂遍天下，故在所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三，清乾隆三年本。郝经此记作于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己酉(1249)，即宋理宗淳祐九年。）。这段话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关羽遍及华夏的影响，实际上也说明关羽形象的形成正是南北文化广泛而长期地交流融合的结果。对这一过程特别是其中几个关键的环节加以考察，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
关羽是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属于北方人。但他名声大震，是在荆州地区。《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关羽兵围樊城，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注：《三国志》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9-942页。以下凡引自《关羽传》及裴松之注者，均出于此书，不再加注。）。关羽生平的其他一些重要事件，如寄书问马超，拒婚辱孙权，刮骨疗毒，直至最后的败军殉难，也发生在荆州。
正因为如此，关羽去世以后，荆州及其邻近地区出现了不少有关关羽事迹的补充记载，其中有部分当系出于传闻。《关羽传》裴松之注所引者即有：
魏鱼豢《典略》曰：“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己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
晋虞溥《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晋王隐《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又曰：“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
又曰：“羽与（徐）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又曰：“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晋胡冲《吴历》曰：“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又《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裴注引晋乐资《山阳公载记》曰：“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直，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第947页）
以上所记，大部分是有关关羽在荆州活动的传闻，这说明当时流传者不在少数，而从记载者来说，也具备搜集这些传闻的条件。如《江表传》的作者虞溥，自幼专心典籍，任鄱阳内史时，兴办教育，颇有成效。他既有深厚的学问基础，再加上在鄱阳的一段生活经历，对于三国史事包括有关关羽的传闻必然有更多的了解（注：《晋书》卷八十二《虞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9页。下引《周书》、《北齐书》均为中华书局1974年版，不另注。）。又如《蜀记》的作者王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有撰写《晋史》之志，因贫无资用，书遂不就。后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他既留心史事，又有在武昌的一段生活经历，必然能够多方搜集有关关羽的资料，这也是他完成《蜀记》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工作。（214页—243页）
这些传闻，反映了关羽性格的各个侧面，弥补了《关羽传》的不足，对于丰富关羽的形象，有着重要的价值。
如关羽与徐晃的大战，《关羽传》中仅寥寥数语：“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蜀记》的记载就具体、生动得多了。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更据此敷演出一大段文字：
公遂披挂，提刀上马，奋然而出。魏军见之，无不惊惧。公勒马问曰：“徐公明安在？”魏营门旗颭处，徐晃出马，背后十员骁将，雁翅摆在两边。晃欠身而言曰：“自别君侯，倏忽数载，不想君侯须发苍白，忆昔壮年相从，多蒙教诲，感谢不忘矣！君侯英风震于华夏，天下之士莫不羡服。今幸得一见，不胜忻喜也！”公曰：“吾与公明交契甚厚，非比他人，何故数窘于吾儿耶？”晃听毕，绰兵器在手，回顾众将，厉声大叫曰：“若取得关公首级者，重赏千金！”公惊而言曰：“公明何出此言耶？”晃曰：“此国家之事，非某之私。”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公大怒，亦挥刀迎之。（注：《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30页。）
这段描写有声有色，两个人物的个性都很鲜明。但是如果没有《蜀记》的铺垫，要从《关羽传》直接跨到《演义》，那是相当困难的。
作为历史学家，裴松之在利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是进行了认真的考辨的。这些考辨不但具有历史学的价值，对于关羽艺术形象的创造也是有益的。
如《蜀记》所记关羽欲于射猎时袭杀曹操而为刘备所阻一事，裴松之考辨道：“备后与董承等结谋，但事泄不克谐耳，若为国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功而备不肯从者，将以曹公腹心亲戚，实繁有徒，事不宿构，非造次所行；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为雅言耳。”裴松之的考辨认为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应当如此，其实从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来说也应当如此。这不仅影响到刘备的性格，而且影响到关羽的性格，因为像《蜀记》中刘备所陈述的理由，是无论如何不能说服关羽的。以后《三国演义》写到这一段，采取的便是裴松之的说法，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二
如果说从关羽去世至南朝前期，以荆州为中心，关羽的故事在不断流传中逐渐得到丰富的话，那么，从南朝中期至唐代前期，人们仍然在从事着关羽形象的创造。这一时期的关羽形象创造有两个特点：第一，从现在接触到的材料看，这种创造常常是间接的；第二，这种创造是南方与北方同时进行的。
说这种创造常常是间接的，意思是说，有些创造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关羽，但实际上是为关羽形象的丰富作了准备。这主要说的是“儒将”的特殊气质。
关羽的“儒将”气质，有着历史的渊源。他的乡先辈、春秋时晋国的元帅卻縠就是一位“儒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于是乎搜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卻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卻縠将中军，卻溱佐之。”（注：杨伯竣《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5—446页。）这样的“儒将”，统率的军队自然便是仁义之师，亦是威武之师。这种基本精神，便渗透在后来的关羽形象之中。
就《三国志·关羽传》而言，能够体现关羽“儒将”气质的有下面这段记载：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还有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传》的这段记载：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由此二段记载看来，马超那样的“兼资文武，雄烈过人”，关羽无疑是具备的；此外还须加上一条“绝伦逸群”，这是一般英雄难以企及的。至于“美须髯”、“好《左氏传》”，都是“儒将”气质的具体体现。
自从《三国志·关羽传》如此塑造关羽的“儒将”形象，后代史书也常常如法炮制，如：
《晋书·羊祜传》：“及长，博学，能属文。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善谈论。”（第1013页）
《晋书·郗鉴传附郗恢传》：“恢身长八尺，美须髯。”（第1805页）
《晋书·刘牢之传》：“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沉毅多计画。”（第2188页）
《周书·杨忠传》：“忠美髭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沉深，有将帅之略。”（第314页）
《周书·窦炽传》：“炽性严明，有谋略，美须髯，身长八尺二寸。少从范阳祁忻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善骑射，膂力过人。”（第517页）
《周书·庾信传》：“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第733页）
这些描述，虽然各有个性，但基本上保留了关羽“绝伦逸群”的气质特征，继承并发展了关羽“美须髯”、“好《左氏传》”的容貌及行为特点。其中有关长身、紫面的描绘，为原来关羽形象中所未有，以后也融汇到关羽形象中，成为关羽形象描写不可或缺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形象范型的提供，不仅来自南方，更多的还来自北方。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证，来说明当时在北方，须髯之美已经成为男性美一种重要的标志。
《北齐书·许惇传》：“惇美须髯，下垂至带，省中号为‘长鬣公’。显祖（高洋）尝因酒酣，握惇须髯称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惧，因不复敢长。时人又号为‘齐须公’。”（第574页）
《北齐书·卢潜传》：“显祖杖潜一百，仍截其须，左迁魏郡丞。”（第555页）
高洋很喜爱须髯之美，并且以截人须髯作为惩罚的一种手段，这正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须髯之美的重视。《三国志通俗演义》“云长策马刺颜良”一节写关羽“次日，早朝见帝。帝见关公一纱锦袋垂于胸次，帝问之。关公奏曰：‘臣髯颇长，丞相赐囊贮之。’帝令当殿披拂，过于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朝廷呼为‘美髯公’也”（第244页）。很可能受到这些史书记载的影响。
值得提出的还有《晋书·刘元海（刘渊）》载记：“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2646页）
《晋书·刘曜载记》：“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第2683页）
刘渊是匈奴贵族，他于西晋末年起兵，为争取人心，立国号为汉。他的分析是：“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而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于是“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刘元海记》，第2649—2650页）。《三国志平话》正是据此把刘渊视为蜀汉政权的一脉之传，写在了故事的结尾。《晋书》对刘渊及其侄刘曜须髯的描写都很有些神乎其神，似乎有意要引导人们往龙髯上联想。这对关羽形象的塑造可能也产生了影响。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云长策马刺颜良”一节写曹操与关羽的一段对话：
操问曰：“云长髯有数乎？”公曰：“约数百根。每秋月约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纱裹之，恐其断也。如接见宾客，则旋解之。”操取纱锦二疋作囊，赐关公包髯。（卷上，第244页）
写须髯细到根数，这恐怕是受了《晋书》的《刘元海（刘渊）载记》、《刘曜载记》的有关描绘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有关关羽形象的描绘影响了《晋书》直至《周书》有关人物形象的描绘，这些人物中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甚至有少数民族的；而这些人物形象的描绘又反过来影响和丰富了关羽艺术形象的创造。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双向互动、南北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有时表现为出于某种动机的对于人物形象的神化，但更多的是反映了人们对于理想中的英雄形象的审美追求。
三
关羽形象的创造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佛教、道教因素的渗人，这一过程也是在南方、北方同时进行的。
佛教因素的渗入主要表现在玉泉山显圣的故事。这一故事产生在荆州。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是唐人董侹作于贞元十八年(802)的《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董侹于贞元年间曾为荆南节度使幕僚，因而能够听到不少有关关羽的故事。记中说：“玉泉寺覆船山，东去当阳三十里。叠嶂回拥，飞泉迤逦。信途人之净界，域中之绝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梁人。公族功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前壑震动，风号雷
，前劈巨岭，下湮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注：《全唐文》卷六八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01页。）这里之所以牵入天台宗的智顗，因为他是荆州华容陈氏子（注：见《五灯会元》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0页。），又从天台山回到玉泉山，与关羽算是有一段因缘。至于这一故事，表现的是关羽的神力以及他对佛门的皈依。经过后代辗转相传，不断补充，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方面的描写就更加丰富，神秘色彩也更加浓厚了。
道教因素的渗入主要表现在盐池战蚩尤的故事。这一故事产生在关羽的故乡解县，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据《蒲州府志》清乾隆三年(1738)本卷二十四引唐人小说云：
（唐）李晟镇河东日，夜梦伟人来谒，自言：“汉前将军关某也。蚩尤为乱，上帝使某征之，顾力弱不能胜，乞公阳兵助我。来日午时约与彼战，我军东向，彼西向。”语讫而去。晟早起，心异所梦，令军士列阵东向如所戒。是日天气晶朗，至午，忽阴云四合，大风骤作，沙石飞起。晟曰：“是矣。”即令鸣鼓发矢，如战斗状。久之，风止云豁，视士卒似多有伤者。其夜复梦来谢云：“已胜蚩尤。”
这一故事说明，在唐人心目中，关羽的威力还不够大，而到宋代就不同了，他对付蚩尤就根本用不着阳兵相助了。据《三教源流搜神大会》（注：《
园先生全本书》。）卷三记载，宋真宗祥符七年，解州刺史表奏解州盐池水涸。经解州城隍提示，知系蚩尤作祟。龙虎山张天师举荐关羽之神解妖：
言讫，师召关将军至矣，现形于帝前。帝云：“蚩尤竭绝盐池之水。”将军奏曰：“陛下圣命，敢不从之！臣乞会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所有阴兵，尽往解州，讨此妖鬼。若臣与蚩尤对战，必待七日，方剿除得。伏愿陛下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鬼，多致死亡。”帝从之，关将军乃受命而退。遂下诏，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风阴暗，白昼日夜，阴云四起，雷奔电走，似有铁马金戈之声，闻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云收雾散，天晴日朗，盐池水如故，皆关将军力也。其护国祚民如此。帝嘉其功，遣王钦若赍诏往玉泉山祠下致享，以谢神功，复新其庙，赐庙额曰“义勇”，追封四字王，号曰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号，曰“崇宁至道真君”。
这一故事虽然荒诞，但在当时流传甚广。至于这一故事为何发生在解州，明人沈德符认为是“盖关自以桑梓之乡，加意拥护”（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5页。），这就使得怪诞的故事带上了浓郁的人情味，缩短了神与人的感情距离。
其后关羽的作用渐渐不限于斩妖除怪，而是更明确地与“忠义”挂上了钩。南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八有这样一条：
李忠愍公若水为大名府元城县尉日，有村民持书一封。公得书读竟，即火之。诘其人何所从来，对曰：“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往县西逢着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而如梦中所见，故不敢隐。”公以其事涉诡怪，遂纵其人弗治。因作绝句记之曰：“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事太空虚。”公初以书付火之时，母妻子弟惊讶求观弗获，独见其末曰“靖康祸有端，公卒践之”之语。其后二圣北狩，公抗节金营，将死而口不绝骂。则知天生忠义，为神物者已预知其先矣。（注：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这是预示了李若水的命运。当然，对于李若水后来的忠烈行为，也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关羽形象更明确地与“忠义”挂钩，这一方面是由于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人们迫切地呼唤英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伦理观念在宋代的发展。这一趋势后来更得到逐渐的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关羽显灵的地点，已经不是荆州，也不是解州，而是大名府，即河北地区。这说明关羽的影响是进一步扩大了。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二引《中兴遗史》及《别录》（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8页。），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这一轶闻在当时流传还是相当广泛的。
这一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关羽形象也已频繁出现，并且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张耒《明道杂志》说：“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事有类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注：《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4—15页。）不但有“是事”，而且有“类是事”者，可见不是个别的情况。
又宋时武夫，特别是北宋、南宋之交的武夫，喜以关索为号。除《大宋宣和遗事》中有病关索杨雄外，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又据《三朝北盟会编》、《金史》、《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考出小关索、赛关索、袁关索、贾关索、张关索、朱关索、严关索等十余人（注：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49页。），其中不但有各方面的武夫，而且有市井伎艺人；不但有男性，而且有女性。关索据说是关羽之子，他的很多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包括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1967年在上海嘉定发现的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三种，包括《花关索传》一种，其中又分为《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花关索下西川传》、《花关索贬云南传》，均题“新编全相说唱足本”（注：上海博物馆影印《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1973年版。）。既曰“新编”，可见还有更早的渊源在。这历久不衰的“关索热”，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关羽的影响。
到了南宋，不仅赳赳武夫和市井细民对关羽津津乐道，其影响也波及博学多闻的士大夫。如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一谈及“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注：《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8页。），将属于史实的杀颜良与属于小说家言的杀文丑相提并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朱熹在谈到读书的时候也说：“读书理会义理，须是勇猛径直，理会将去，正如关羽擒颜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别人，直取其头而归。”（注：《朱子语类》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2页。）这里谈的虽然仍是史实，但多了想象与描绘，与小说家言也不无关系。
四
元代是关羽形象塑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无论在戏剧还是在小说中，关羽的形象都趋向于成熟，而关羽的地位也更加显得崇高。
先从相貌来说。经过如上所述的准备阶段和融合过程，元人笔下的关羽相貌已经基本定型。
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注：自此以下所引元杂剧均见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三折张飞唱道：“九尺躯阴云里惹大，三缕髯把玉带垂过，正是俺荆州城里的二哥哥。”“往常开怀常是笑呵呵，绛云也似丹脸若频婆，今日卧蚕眉瞅定面没罗。”
同剧第四折张飞唱道：“俺哥哥丹凤之目。”
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第一折乔国老说关羽：“上阵处三绺美须飘，将九尺虎躯摇，五百个爪关西簇捧定个活神道。”
第二折司马徽说关羽：“那神道横将卧蚕眉皱。”
无名氏《诸葛亮博望烧屯》第一折诸葛亮说关羽：“生的高耸耸俊莺鼻，长挽挽卧蚕眉，红馥馥双脸胭脂般赤，黑真真三绺美髯垂。内藏着君子气，外显着碜人威。这将军生前为将相，死后做神祗。”
上引三种杂剧均为元刊本，《关张双赴西蜀梦》题为“大都新编”，《关大王单刀会》题为“古杭新刊的本”，《诸葛亮博望烧屯》题为“新刊关目”。可见不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戏剧作家、戏剧演员和戏剧出版商都在共同塑造着关羽的形象。
对于关羽的相貌，《三国志平话》卷上写道：“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第755页）卷中写道：“帝见关公虬髯过腹，心中大喜，官封寿亭侯。”（第795页）
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对于关羽的相貌是这样描写的：“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第5页）
稍加比较便可看出，这段描写是将杂剧与平话中的描写综合而成的。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印象中的关羽相貌，不是哪一位作家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以历史记载为基础，多方创造、不断丰富、南北融合、世代累积的一个成果。
再看关羽的称呼。对此，学者已有所论述，但还可以加以补充。
《三国志平话》对关羽的称呼以“关公”为多，连刘备也称其为“关公”、“吾弟关公”、“吾爱弟关公”。此外称“关将”者至少有五处，即华容道故事两处，收黄忠故事两处，刮骨疗毒故事一处。
元刊杂剧的称呼更加值得注意。除“关公”的称呼较为普遍外，尚有：
“关某”。《关大王单刀会》有四处，均为关羽自称：《诸葛亮博望烧屯》有一处，为诸葛亮所言。称关羽为“关某”与称孔子为“孔某”作用相同，都是为了避讳。
“关”。《诸葛亮博望烧屯》有三处，均见于科泛，而同时出现的“刘备”、“张飞”均直书其名。“关”的作用其实与“关某”相同，亦是避讳之辞。
“关大王”。《关大王单刀会》有一处，见于“正名”。
“神道”。《关大王单刀会》有三处，为乔国老、司马徽所言。
“尊子”。《关大王单刀会》有一处，见于第三折科泛。
“文子”。《关大王单刀会》有一处，见于第四折科泛。按“文子”当即“文子文孙”之简称，原指周文王子孙，后泛用以称美帝王子孙。再往前发展一步，就应该出现“关帝”的称呼了。“尊子”的意思也应大体相似。
可见，后代演出关公戏的种种禁忌，元人已肇其端，至后代而愈演愈烈。
这里要说一下有关关羽“秉烛达旦”的问题。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五回，在关羽有条件地暂投曹操之处写道：
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加敬佩。
这一情节，在明代有的版本中便已出现。如万历十九年(1591)南京万卷楼周曰校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张辽义说关云长”一节正文部分便已提到一宅分两院，在“考证”部分也说：
《三国志》关羽本传，羽战败下邳，与昭烈之后俱为曹操所虏。操欲乱其君臣之义，使后与羽共居一室。羽避嫌疑，执烛待旦，以至天明。正是一宅分为两院之时也。故《通鉴断论》有曰：“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第469页。）
对于这一情节，明人胡应麟很不满意，他在《庄岳委谈》中说：
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繇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邳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致谈者纷纷。案《三国志·羽传》及裴松之注及《通鉴纲目》，并无此文，演义何所据哉？（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5页。）
据日本学者金文京《从“秉烛达旦”谈到〈三国志演义〉和〈通鉴纲目〉的关系》（注：见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考证，这里的“俚儒潘氏”，系指元人潘荣。荣字伯诚，号节斋，婺源人。通经史，隐居不出。《通鉴断论》很可能系其所作《通鉴总论》之误。
由此看来，“秉烛达旦”这一情节于史无据，是元代“村学究”和南方儒生潘荣等人共同创造的结果。这又是南北融合、世代累积以共同创造关羽形象的一个具体例证。
对于“秉烛达旦”这一情节的由来，金文京列举了两条，一是《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若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是《晋书·刘琨传》的“枕戈待旦”故事。至于二者如何能够融为一体，金氏加以解释说：“前者所代表的是及时快乐的刹那主义；后者乃武人为国报仇的觉悟。乍看之下，似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境界，其实两者本来都能投合处身干戈、生死未卜的武人心情。”
金氏此处所论，其实是不够确切的。与“秉烛达旦”这一情节更有关系的，应当是春秋时鲁国人颜叔子的故事《诗·小雅·巷伯》毛传云：
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颜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乎旦而蒸尽，缩屋而继之。（注：《毛诗正义》卷十二一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6页。）
既不能对妇人的危难坐视不救，又不能不注意避嫌，一位君子，在特殊情况之下，只能作如此处理。关羽的“秉烛达旦”，也正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充分显示出他的光明磊落。
在漫长的南北融合、世代累积的过程中，关羽的形象就是这样不断地被丰富着，同时也被神化着。他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犯的神，同时又是血肉丰满、极富个性、长处短处都十分明显的人。神与人两方面相比，后者总是为主的。在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仍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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