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与鲁迅的历史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鲁迅论文,本体论论文,传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26( 1999)06—0063—05
在人的灵魂中寻找意义实现的依据，把历史功能作为内心渴望和社会理想的目标形式，是鲁迅思维结构中的基本程序，这种思维程序没有在“历史”之外去追问本体，因它不存在于历史与“上帝”之间，而只被“历史”创造、派生和拥抱。鲁迅曾经试图挣脱“历史”并站在“历史”的对面来审视历史，但他似乎没有得手，因为中国文化已经给定的背景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们必须在历史中来超越历史，在历史中揭示本体。因而，鲁迅的人格情境、所使用的价值标准，以及他的历史文化心态，都带着对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历史本体论的无奈或是主动的选择。
一
中国文化的原初选择是以求善为目标，在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具有突出地位的冲动是渴望与宇宙达成真正的和谐。他们看到的是，在宇宙这个整体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处于某种对峙或者两端互补的相反相成的联系之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孔孟的哲学精神——仁爱，是对于普遍的、基本的族类情感的升华，没有设定一个单一的造物主。老子的哲学精神的核心是道，道本身是一个恍惚未分的浑沌”〔1 〕（P775）。韦伯将中国文化的这一类现象称之为“肯定世界的宇宙中心主义”〔2〕。
一个西方学者曾这样说：“局外人感到很难探明的基本点是，在古代的和当代的、原始的和文明的各民族中，唯独中国人没有创世神话。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发自生的宇宙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个宇宙中，不存在外在于它本身的创世主、上帝、终极原因或意志。”〔3〕（P31）显而易见，这段话对中国创世神话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中国仍有少量的创世神话，如有关女娲的传说，《淮南子·精神篇》中阴阳二神的故事等。但其中关于中国文化中的世界模式的论述却是相当精到的。
的确，中国文化传统是不相信宇宙这个有机整体是由一个外在于它自身的不可理喻的绝对智慧，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创造的。他们对宇宙模式的认识极为独特。
在《周易》中，乾卦坤卦是阴阳的象征。乾坤是天地的别称，天地是阴阳的表象，刚柔是阴阳的体性。阴阳刚柔的合德，使“万物化醇”、“万物化生”。无论是有生物，还是无生物，都是阴阳交构所化之物。这一基本认识孕育并形成了中国人思想中独特的宇宙观念，即宇宙的生成是一个单一的自生自灭的过程。
与道家的自然本体论观念不同，儒家认为与宇宙达成统一不是一种自然天成之事，而必须在执着地求索中才能实现。在孔子看来这种求索的路径和目标就是“道”，因而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我们虽然还不能对“道”作出十分清楚的解释，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认为作为“道”，指的是人道。
人道既然主要是指人进取高境界的一个过程，它就带有某种阶段性，于是儒学思想家们把与生俱来的人性同后天养成的人性区分开来。他们首先肯定人是自然万物中最为可贵的物种，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而这些因素还不是人的真正本质中的仁义礼智，还只是能够形成仁义礼智的可能性。用孟子的解释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人能够成仁成义是为了与宇宙达成和谐，而人不断地修炼自身的宇宙所赋予的“气”，使其得到不断的升华和扩展，也是实现孟子所期待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境界的过程。
人的肉体和精神在世间万物之中，虽然是气化的最高形式，但人还须努力与宇宙万物合而为一，使人的由精气所构成的心灵与自然万物产生共鸣。这会实现一种生命力的内在反响，使人从内心体验宇宙。
由此看来，要实现与宇宙沟通，就必须使人达到一定的境界，使人成为仁义之人，而这一目标又必须在人生中来完成。于是，人生以及由人生所构成的社会历史也就成为儒家压倒一切的关注点。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一体化的宇宙又是以人类历史为中心的整体结构。儒家所确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带有历史本体论倾向的世界模式。
儒家的这种历史本体论思想，既是一种文化存在，又是一种文化主张，因而它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又是中国文化的引导和约定因素。因而中国人是在它的文化传统已经给定的一元论的历史构架中，从事着他们的文化活动，追问着自身和相关的外界。中国现代作家们虽然处在选择传统、重建民族文化的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但他们认同、否定、选择民族传统，或重建时代文化的过程，也都只能在这个肯定历史本身的构架中来进行。
二
无论是主动的，还是无奈的，鲁迅还是将自我置于了历史本体论的背景之中。
尽管有人试图发现鲁迅的人格中所体现出来的救世精神与基督教的宗教情操的类同和联系，不用说是十分可贵的探索，但在本质上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徒劳，因为鲁迅将自我人格从一开始就置放在传统儒家早已给定的历史本体论的构架之中，他不认为自我能与历史相对，他的精神向往和终极关怀也没有超越历史。所以我们较为赞成一位批评家对鲁迅的人生选择的一段分析：
我常想，鲁迅的人生有着三种可能。一种是已有的坚持“绝望的抗战”的姿态，以这种姿态，鲁迅活到了五十六岁。一种是《孤独者》中魏连殳的人生姿态，这其实是以精神和肉体双重自杀的方式报复社会。鲁迅如果选取这种方式，多半还活不到五十六岁。还有一种可能，便是精神崩溃，变成疯子。……在宗教信仰者那里，对人世彻底绝望后，还可以在尘世之外找到精神支点，而鲁迅所有的，只有一个人间，对人世绝望后，精神并没有别的寄寓之所。〔4〕我们在这里无意评价对鲁迅人生的这三种可能的描述是否准确和妥当，而特别关切的是无论鲁迅作出何种选择，都是立足“历史”的，鲁迅为什么摆脱不了历史本体论的框架，因为这不仅仅取决于历史个体的文化选择，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他所隶属的那个牢固的历史文化系统。
鲁迅的确对以神和上帝为本体的宗教表示过关心，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所关心的不过是这些神学体系中所包含的睿智和人生命题，是这些神学形式和历史中的化俗价值。鲁迅说“宗教之作， 不可已矣”〔5〕（P27），是因为他认为宗教“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5〕（P28）。他对宗教作出了历史本体论的解释， 这正是因为他完全不相信世间有神、上帝和鬼魅的存在，因而他诙谐地说过他“不大喜欢下地狱”，“又有些怕上天堂”〔6〕（P374）。可见， 他所特别关注的是儒家传统也特别关注的“心”，是人的精神世界，因而他肯定宗教的依据是由于它具有对人的心灵的净化。鲁迅说“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5〕（P27），还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7〕（P131）。 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虽然后者还透露着某种怀疑，但在那怀疑中，我们却不难看出是对其历史功能的忧心，因而，就总体而言，鲁迅对中国文化对“实体”和“百昌”的崇拜的担心是“躯壳虽存，灵觉且失”，是“天物罗列，不关其心”〔5〕（P28），是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极大关注。他的这种人文关怀显然不是建立在与人之历史相对的彼岸世界，而是置放于历史和现实的构架之中。是无法摆脱也好，是自觉也好，鲁迅为自己选定的人格背景是“历史”，他的精神结构也是以历史本体论为支柱的。
三
当传统文化出现了危机，当历史本身的原因迫使它必须变革，进而人们在寻找能够作为重建新的价值的文化因素时，常常会由于对历史的怀疑而感到茫然，鲁迅就是在这茫然中找到了十分历史化的价值标准。
鲁迅的思想模式虽以儒家传统的历史本体论为背景，但由于他所处的是一个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从而造成原有的社会信仰和价值尺度也受到颠覆的时代，孔子及其继承者有对“道”的价值执着，鲁迅却没有，而鲁迅又不能没有审视外界、评判历史的价值标准。传统的普遍价值遭到否定，鲁迅的心中又没有上帝，留给他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在历史中寻找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价值尺度，严格地说，这不是出路，而是一片价值的荒原。鲁迅的彷徨与执着，困惑与坚定，失望与希望，以及他最终命运所显示出来的辉煌和悲剧，可以说都与这片“荒原”有关。也许鲁迅的头脑本来就不是一个哲学家的头脑，也许鲁迅所处的价值荒原起点太低，也许鲁迅背负的现实使命过于沉重和急切，鲁迅所使用的价值尺度非但在历史本体论的界线之内，有时甚至连“本体”的意味都没有，而是社会目的论的价值尺度。
历史告诉我们，历史是残酷和黑暗的，它以成败论英雄；历史是光明和乐观的，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总是在“新”战胜“旧”的过程中实现它的变迁。鲁迅正是在这种历史存在和历史逻辑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标准。
成与败的背景和依据是实力的强与弱，强者是历史的主人，强者推动着历史的变迁，承认强者是承认事实和承认存在的表现。鲁迅拯救历史，重建文化的追求和努力正是从这一价值取向开始的。人们习惯于将鲁迅思想中的这种价值倾向说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种看法并未全错，但由于它是建立在某种先在误区的基础上的，因而它也很难合于实际。一个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严格教育的、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的、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因而，笔者认为所谓这种影响不过是某种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印证、提示和共鸣。鲁迅的思想中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子，这也的确是一种事实，因为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确曾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尤其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受到了大规模的非难，民族文化的表面“真空”使各种外国思潮有机会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那时的文化先驱者陈独秀、胡适等都对进化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将进化论实际运用于它们的文艺思想中。然而，“五四”过后没几年的时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就被中国历史所排斥，是什么力量在选择和淘汰着这种外来文化？这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吗？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近现代中国的所有爱国知识分子，不都曾蒙受了以强者姿态出现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而带来的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不都在这种灵魂的危机和屈辱中为民族的崛起执着地寻找道路吗？这说明，鲁迅等知识分子对强者哲学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对民族历史的深切关怀，而鲁迅不会不清楚，外来文化是不能最终解决民族自身的危机的。
此外，鲁迅所理解的强者哲学是具有特殊内涵的。鲁迅对“强者”与“弱者”的判断，具有明显的道德倾向，他对民族和国人的“强者”理想是在是与非、善与恶的明确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所以他说：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论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8〕（P225）
鲁迅在这里所作的判断是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弱者的倾向，他所渴望的是弱者“向强者反抗”。鲁迅对弱者的深切同情，一方面表现出对周围生命的普遍关注的生命伦理精神，这种生命伦理精神虽不仅仅是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传统，西方思想也有生命理性，特别是西方神学伦理学中的道德思想更为突出。鲁迅也曾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推导出“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伦理观念。〔8〕那么， 鲁迅的同情弱者的人间理性究竟来自于哪一种文化系统？表面看来，它好像更接近于西方文化，但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思考，或许就会产生疑问，因为问题的关键是鲁迅是不是以西方的价值尺度去选择西方思想的，在选择西方思想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先在的外在于西方文化系统的价值尺度已经存在，而这种先在的价值尺度一般只能在长期的文化积淀和个人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形成，从这一逻辑去思考，鲁迅心中的主导性的价值尺度就一定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对此，我们是否能够从中国现代作家们在接触到西方思想时就联想到中国传统中的命题和范畴，并常常以中国传统的命题对外来思想加以判断的现象中得到一些启示呢？鲁迅多次说他“摆脱不开”“古老的鬼魂”，是不是也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呢？另一方面，鲁迅同情弱者的目的无非是要唤醒弱者，希望他们“欲自强，而力抗强者”〔8〕（P78）。他始终担心于我们民族被外国列强“吃”，忧患于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继续被压迫和被损害，同时他又认为弱者只有靠自身的觉醒和反抗才能解放自己，这说明，社会历史的变革目的，要通过历史主体来实现，历史的发展动力就在历史本身。鲁迅把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和希望完全寄托于历史人生本身，是以历史本体论的价值标准来辨别历史和指示历史道路的。
人们常把鲁迅的这种同情弱者的人间理性，描述为人道主义思想，这显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人道主义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人道主义，他是鲁迅式的人道主义，是中国化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尽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但仍具有深层次上的神学意识，就其内在的含义来说， 西方的人道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普遍尊敬，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把文艺复兴时提出的人道主义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一种神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它并不是具体化在历史中的，以同情弱者为普遍本质的人道主义。与此不同，中国的人道传统是以性善和性恶这一伦理本质展开的，它具有人伦日用的品格，他关注历史进程本身。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更是儒家文化道德主义传统。鲁迅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与儒家传统中伦理主义人道观显然具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鲁迅不仅把人道主义作为他的人格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种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蕴含着一种贴近历史的价值形式。
与鲁迅心中这种强者——弱者哲学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标准相对，鲁迅审视历史的另一个尺度是历史的时间所带来的意义。鲁迅常常把大人与孩子、新与旧、过去与未来作为他对历史和人生加以评判的内心尺度。例如，《狂人日记》整部作品就是一个绝望的呐喊，唯一地透露着一点希望的，就是他认为可能有的“孩子”尚未吃过人，因而作家在面对他已经完成的那个阴森可怖的文本情景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喊是“救救孩子”，他认为只有新人才有可能没有吃过人，有可能成为“真的人”。鲁迅寄托在“孩子”身上的希望实在太沉重了，以至他后来一再地目睹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6〕（P453）之后， 而在灵魂中产生了绝望的感受。鲁迅在历史和现实中所看到的几乎都是失望，因而他将历史和人生的希望投掷于具有多种可能的“孩子”身上和未来社会，还正如他对启蒙事业的理解一样：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6〕（P18）。这种“不可知”的未来，常常给鲁迅带来灵魂上的虚空和惶惑，但正是这种“不可知”，使他有可能在某种形式的逻辑中推导出一种“不可知”的希望形式，这种希望形式使他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在虚空中产生出无畏的坚韧和执着。这里既包含着对历史存在的承认，也包含着对历史逻辑的乐观态度。
鲁迅不相信历史之外有上帝和鬼神，不相信社会问题是由一个外在智慧来主宰，也不相信人生灾难能够受到某个外在智慧帮助而得到解决。因而他始终站在历史的大地上思考历史问题，始终以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人生，始终在历史的逻辑中来展示未来的人生理想。
虽然，我们的用意是要发现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与鲁迅精神结构之间的本质联系，这里可以说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人们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论证承认这个结论，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有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出毫不犹豫的肯定：鲁迅的历史本体论思想与儒家传统的内在倾向并不矛盾，相反，是一致的。
标签：儒家论文; 鲁迅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历史论文; 本体论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