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_居民收入论文

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1978-2012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收入论文,差距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也有了较快的增长。农村居民名义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0元增加到2012年的7917.00元，按可比价计算，34年增长了54倍多，年均增长率达12.52%。但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各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拉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万广华(1998)采用对数—线形回归模型测定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且地区间的扩大速度要大于地区内的扩大速度。林毅夫等(1998)通过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构成分解发现，造成其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祝伟、汪晓文(2010)利用1983-2008年数据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屈小博、都阳(2010)利用1995-2008年的资料进行研究，认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幅已明显减弱。刘纯彬、陈冲利用1996-2008年的资料对省际收入差距进行结构和区域分解，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地区差距呈小幅周期性波动，没有明显的扩大或缩小趋势，工资性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最高。[1]现有研究侧重不同、资料各别、方法各异，所得结论也不尽一致。

      农村居民收入既决定其生活水平，又决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不仅影响社会公平，而且制约区域均衡发展，其所产生的“短板效应”更不利于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里利用31个省(区、市)1978-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进行测定和结构及区域分解，以分析其时序变化及演进特征、来源变迁及分组贡献、分区表现及区内外关联，以期从时空两个维度对这一差距的演变作出判断，对演变的特征进行总结并探寻其成因。

      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测算与分解方法

      在此，利用基尼系数，构建结构基尼系数模型和区域基尼系数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进行测算与分解。

      (一)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测算方法

      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主要有极差、标准差、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等。极差反映农村居民收入最高和最低省份之间的差距，是测定差距最简单的指标，极差越大差距越大，反之则差距越小。其不足之处在于只能反映两个极端收入省份的差异，而不能反映各省份之间差距的全貌。标准差反映各省份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于平均值的差距，标准差越大差距也越大，反之则差距越小。其较之于极差能较充分反映各省份收入差距的总体平均水平，但不能反映收入差距的特征。泰尔指数反映收入差距，可同时考虑收入和人口因素，还可进行区域分解，并能说明区域内与区域间差距对总差距的影响，但不能说明每个区域对总差距的贡献。基尼系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用于测定居民收入差距，其值界于0与1之间，越接近0表明收入差距越小，反之则越大。按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达到0.6则为收入悬殊。基尼系数具有对收入差距进行结构和区域分解等优良属性且能弥补泰尔指数的不足，因此得到广泛运用。这里采用基尼系数衡量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并对差距进行结构和区域分解。

      选取S个省份，其中第i(i=1，2，…，S)个省份农村人口为

、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

，S个省份农村人口总数为N、居民年纯收入总和为M，人均年纯收入为M，第i个省份农村人口在S个省份的占比为

、居民年纯收入的占比为

，第1至第e个省份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在S个省份占比的累积为

。若对各省份按人均纯收入

由小到大排序，则可利用新序列计算出反映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基尼系数G：

      

      (二)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结构分解方法

      若农村居民纯收入有k种来源，第i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来源于第h(h=l，2，…，k)种的年纯收入为

，S个省份农村居民第h种来源的年纯收入总数为

，其在S个省份农村居民年纯收入总数的占比为

，S个省份农村居民第h种来源年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其对总基尼系数G的贡献率为

，则G与

存在下述关系[2]：

      

      设S个省份农村居民第h种来源的人均年纯收入为

，第i个省份农村居民来源于第h种的年纯收入在S个省份的占比为

，第1至e个省份农村居民来源于第h种的年纯收入在s个省份占比的累积为

，若对各省份按农村居民人均来源于第h种的年纯收入

进行由小到大排序，则可利用新序列计算出该种收入的基尼系数

，即

      

      (三)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区域分解方法

      将S个省份按一定标准或特征划分为H个大区，设

分别为H个大区的区际、区内、交错项的基尼系数，对应各项基尼系数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为

，则可对总的基尼系数G进行区域分解(具体证明见Pyatt(1976)、Yao和Liu(1999))：

      

      设第j个大区农村人口在H个大区的占比为

、年纯收入总数占比为

，第1至r个大区的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在H个大区占比的累积为

，若对各大区按人均年纯收入

进行由小到大的排列，则利用新序列可计算出H个大区区际基尼系数

、区内基尼系数

和交错项基尼系数

，即

      

      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测定及演变特征

      以全国31省(区、市)(1997年之前为30个省(区、市)，下同)为样本单元，选取1978-2012年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人口等数据，利用公式(1)可计算出31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基尼系数G。据表1数据可绘制出反映1978-2012年31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基尼系数变动图(见图一，下页)。

      从表1的数据和图一的趋势可知，1978-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发生了较大变化，其间虽多次波动起伏，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变动规律，显现出鲜明的变动特征。

      第一，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变动起点低、涨落互见且变动较缓慢。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主要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获得收入，所得不多，省际差距也很小。1978年的基尼系数G只有0.1145，在其后的30余年内，G在某些时段上升而在另一些时段下降，在上升期内也有个别年份下降，在下降期内也有个别年份上升，其升降在观测期内交替出现，在个别年际间也有逆向变动。总的态势是在波动起伏中逐渐走高之后，又在微小振荡中小幅下降。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虽有一定扩大，但在变动过程中有升有降，没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在34年中，基尼系数G由0.1145升至0.1448，上升26.46%，年均递增0.69%，增速较为缓慢。同时，G在年际间变动也很小，其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微小，很少达到±0.03，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变动较为平缓，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变动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基尼系数G的变动趋势可分为1978-1995年和1996-2012年两大阶段，以及1978-1985年、1986-1995年、1996-2006年、2007-2012年四个小阶段。1978-1995年G由0.1145上升到0.1867、上升63.06%(其间的1978-1985年下降4.28%，1986-1995年上升48.17%)。1996-2012年G由0.1780下降到0.1448、下降18.65%(其间的1996-2006年下降2.58%，2007-2012年又下降12.14%)。34年间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经历了7年缓慢缩小、10年快速扩大、11年波动徘徊、近6年又缓慢缩小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至今历经第五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五五”期间的1978-1980年G总体下降，由0.1145下降到0.1029；“六五”期间缓慢上升后又略有下降，由0.0938上升到0.1152又下降到0.1096；“七五”期间迅速上升后又有所回落，由0.1260上升到0.1504又回落到0.1398；“八五”期间逐步上升，由0.1614上升到0.1867；“九五”期间缓慢下降，由0.1780下降到0.1715；“十五”期间几乎没有变化，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不到0.01；“十一五”期间略有下降，由0.1734下降到0.1563；“十二五”期间的2011-2012年略有下降，由0.1540下降到0.1448。但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在每一个五年计(规)划期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这可能与五年计(规)划并未专门针对“三农”问题来制定有关。

      

      

      图一 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基尼系数

      三、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结构分解

      按国家统计局1993年的规定，农村居民收入按其来源分为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类。各省份农村居民的四类收入在水平和占比上各异，且对收入的省际差距产生不同影响，有必要对各省份农村居民的四类收入的差距及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省际总差距的贡献进行测定，这一测定需要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结构分解来完成。

      (一)各省(区、市)农村居民年纯收入来源及其变动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渐趋多元，除家庭经营(不少农户以农业为主)收入外，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也成为其重要来源，且不同类型收入的占比亦随之改变。选取1993-2012年31省(区、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及其来源构成资料，可计算出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年纯收入中的平均占比fa、fb、fc和fd，其计算结果如图二所示。

      从31省(区、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不同来源所占比重的平均值来看，经营性收入是其主要来源，从1993年至2012年一直占主要地位；工资性收入一直处于第二位，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又一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一直较低，只能算作补充性来源。但从变动趋势来看，经营性收入比重在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3.20%下降到2012年的46.51%，下降了近27个百分点，降幅达36.46%；工资性收入比重却在持续上升，同期由21.41%上升到42.60%，上升了近21个百分点，升幅达98.97%；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占比亦由5.39%上升到10.88%，升幅达101.86%，占比虽小但上升显著。

      (二)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结构分解

      利用1993-2012年31省(区、市)农村人口、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来源构成等数据，根据公式(2)和(3)对基尼系数进行结构分解，测算出反映农村居民年均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省际差距的基尼系数

及其对省际基尼系数G的贡献率

(见表2，下页)。

      从测算结果看，31省(区、市)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省际差距较小且较稳定(基尼系数在0.1122至0.1399之间变动)，工资性收入差距较大但在逐步缩小(基尼系数由1993年的0.4079下降到2012年的0.2655)，财产性收入差距最大且保持高位(基尼系数由1993年的0.4138上升到2004年的0.4413再回落到2012年的0.3769)，转移性收入的差距较大但在快速缩小(基尼系数由1993年的0.3227下降到2012年的0.1830)。

      

      图二 31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

      对不同来源收入的省际差距对农村居民收入省际总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且渐进趋强，贡献率高达41.62%～57.64%(多数年份在50%～60%)；经营性收入差距影响稍小且逐渐弱化，贡献率在31.25%至48.07%之间(多数年份在30%至40%之间)；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都很小但缓慢趋强，其贡献率多在10%以下波动，财产性收入贡献率在1.89%至9.18%之间变动，转移性收入贡献率则在1.12%至6.90%之间变动。

      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且二者占比逐渐接近，总和占收入总数的90%左右，这两种来源收入的差距对农村居民收入省际总差距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

      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区域分解

      我国各省(区、市)地形地貌、自然气候、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及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可依据一定标准或特征将这些省份归并为不同类型的大型区域。利用区域相关数据对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进行分解，可以观测到不同类型区域之间、同一区域内各省份之间、不同类型区域的不同省份之间这一差距的水平及关联。选取1978-2012年31省(区、市)农村居民相关资料，以能体现区内一致性和区际差异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农地资源禀赋及劳动力资源配置三个标准作为分区依据，对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进行区域分解。

      (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区域分解

      按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将31省(区、市)按常见的三大经济地带②和八大经济区域③进行分区，利用1978-2012年各省份相关数据，根据公式(4)～(8)进行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区域分解，测算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域内各省份间的基尼系数

，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

，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

，交错项的基尼系数

，及区际、区内、交错项基尼系数对省际基尼系数G的贡献率

。

      从表3(下页)的测算结果看，1978-2012年三大经济地带内各组成省份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东部最大且波动较大，总体呈现出前15年快速上升后19年缓慢下降的趋势，基尼系数在1978-1993年呈“V”型波动，1994-1998年由0.1482下降到0.1062，之后数年基本稳定，近3年略有下降；西部省份较小且呈小幅波动并有走高的趋势，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0504波动上升到2012年的0.0925；中部地区最小且总体呈现出前16年小幅波动后18年缓慢下降的趋势。

      八大经济区域内各组成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总体按基尼系数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西北区、西南区、北部沿海区、东部沿海区、南部沿海区、黄河中游区、东北区、长江中游区，且这一列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从表4的测算结果看，无论是按三大经济地带还是按八大经济区域分区，1978-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区际差距均大于区内差距和交错项差距，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也最高，可见区际差距是造成省际差距的决定性因素。反映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区际差距的基尼系数均较大(分别在0.0438至0.1496、0.0669至0.1736之间变动)且均值也较大(分别为0.1162、0.1341)，变动轨迹又极为相似，均在1978-1995年快速上升，之后的17年总体趋于平稳并略有收敛；对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贡献率很高(分别在38.23%至83.41%、65.50%至96.37%之间变动)且均值也大(分别为75.36%和87.57%)，均在1978-1999年波动上升，之后的13年总体趋于平稳。

      

      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区内差距及其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均较小且较稳定，对应基尼系数分别在0.0227至0.0406、0.0052至0.0142之间变动，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前者较大、后者较小。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域农村居民收入交错项的基尼系数及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均很小且较稳定，基尼系数分别在0.0001至0.0356、0.0001至0.0313之间变动，贡献率分别在0.01%至31.11%、0.05%至27.31%之间变动，均是在1993年之前波动下降，之后的19年趋于稳定。

      (二)农地资源禀赋差异的区域分解

      

      按农地资源禀赋差异可将31省(区、市)划分为农地资源稀缺区、一般区、丰裕区三大区域④。利用1978-2012年各省份农村居民相关数据，根据公式(4)～(8)进行基尼系数区域分解，测算三大区域内各组成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

、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

、交错项的基尼系数

及这三项各自对省际基尼系数G的贡献率

(见表5)。

      

      从测算结果看，1978-2012年农地资源稀缺区的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较大且保持高位(由1978年的0.1098波动上升到2006年的0.2043再回落到2012年的0.1677)，农地资源丰裕区的省份较小但波动较大(由1978年的0.1231下降到2000年的0.0925再上升到2011年的0.1296、2012年又回落到0.1091)，农地资源一般区的省份最小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由1978年的0.0568上升到2012年的0.0821)。与反映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基尼系数G进行对比，资源稀缺区内各省份差距在1978-2001年小于31省(区、市)的差距，2002-2012年则明显大于31省(区、市)；资源丰裕区内各省份差距比31省(区、市)的差距小一些，而资源一般区内各省份差距远比31省(区、市)的差距小。

      农业资源禀赋差异三大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区际、区内、交错项基尼系数及其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在1978-2012年虽仍是区际最大、区内次之、交错项最小，但又与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域有很大不同。农地资源禀赋差异三大区域的区际基尼系数及其贡献率不是很大，区内和交错项基尼系数及其贡献率较为接近但均不是很小，且三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渐接近的趋势。其中，区际基尼系数及其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在1978-1985年均总体平稳、1986-1993年(除个别年份外)均持续上升，之后的19年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区内基尼系数基本稳定，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前15年逐年缓慢下降而后19年逐年缓慢上升(由1978年的42.27%下降到1993年的20.98%又上升到2012年的28.93%)，交错项基尼系数波动上升且增速不高(由1978年的0.0095上升到2012年的0.0369)，对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前10年波动较大而后24年缓慢上升。

      (三)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差异的区域分解

      按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差异可将31省(区、市)分为主要向本地农业部门配置区、外出务工区、向本地非农部门配置区三大区域⑤。利用1978-2012年各省份农村居民相关数据，根据公式(4)～(8)进行基尼系数区域分解，测算三大区域内各组成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

、区域内部的基尼系数

、交错项的基尼系数

及这三项各自对省际基尼系数G的贡献率

，如表6所示。

      从测算结果看，1993-2012年农村劳动力主要向本地农业部门配置和向本地非农部门配置的两个区域内部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基尼系数较大且大小接近。前一类地区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78-2000年在0.0772至0.1468之间剧烈波动，2001-2012年趋于平稳、变幅为+0.0129和-0.0062。后一类地区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78-1993年呈“V”型变动，1994-1998年由0.1492下降到0.1064，1999-2012年趋于平稳，变幅为+0.0050和-0.0071。农村劳动力主要外出务工地区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较小且稳定、均值为0.0586且在0.0299至0.0841之间变动。

      农村劳动力配置差异三大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区际、区内、交错项基尼系数及其对省际差距的影响，在1978-2012年虽然仍是区际最大、区内次之、交错项最小，但又与三大经济地带、八大经济区域和农地资源禀赋差异三大区域有很大不同。劳动力配置差异三大区域的区际基尼系数及其贡献率也较高但不是太大，依次小于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域、大于农地资源禀赋差异三大区域，区内基尼系数及其贡献率虽较小但明显高于交错项，依次大于八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经济地带、小于农地资源禀赋差异三大区域，区际、区内、交错项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均与三大经济地带和八大经济区域类似。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测算、演变分析、结构分解和区域分解，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尚属合理但未来变动趋势有待观察。农村居民收入因其所在区域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实属必然，只要这一差距在合理范围内，并不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1978-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在0.09～0.19范围内波动，不仅多数年份远低于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0.17～0.49，也大大低于0.4的国际警示标准。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虽较之于改革之初明显扩大，但总体上仍处在合理范围之内。除个别极高和极低的省份之外，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居民收入悬殊不大。2007-2012年的基尼系数出现了4年降、1年升的缓慢下行态势，降幅较小且中间还有反弹，这代表的是长期趋势或是短期波动还有待观察，尚不能作出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已出现转折的结论。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与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密切相关。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变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改革之初(1978-1985年)的土地家庭经营使全国农业迅速发展，各省份农村居民普遍获益且受益丰厚，省际收入差距下降，基尼系数由0.1145下降到0.1096。1986-1995年，沿海省份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中西部省份农村地区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导致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由0.1260快速上升到0.1867。1996-2006年，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和跨区域流动，各省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收入逐渐同步增加，收入的省际差距又逐步缩小，基尼系数由0.1780下降到0.1734。2007年以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沿海地区工商业受到重创而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国家一系列扶农惠农政策出台，又使中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导致收入的省际差距进一步缩小，基尼系数由0.1648下降到0.1448。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和区际差距决定。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二者占总收入的90%左右。我国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而省际差异并不明显，工资性收入差距成为省际差距的主体部分。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就业所得，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这类收入的省际差距在近年有缩小之势。同时，农村居民的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均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资源配置差异的巨大影响。

      第四，资源要素的利用和配置差异是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内在原因。沿海省份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重点向工商业配置，化解了农地资源稀缺的制约，通过新技术的采用，非农经营和非农就业的增加使农村居民收入较高。而农地资源一般和丰裕的中西部地区，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向传统农业配置，加之投入的不足和生产规模的较小，使其效益不高、农村居民收入较少。劳动力要素主要向农业配置的地区，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效益较低使农村居民收入较少。农业劳动力主要外出务工地区，由于外出劳动力技术层次较低，大多数只能从事一般体力劳动而收入并不高。劳动力主要向本地非农产业配置的地区，由于就业层次高和就地转移优势而收入较高。

      上述分析和研究结论对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解决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含义：

      第一，对农村居民收入应当高度重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虽然不大，但有其特定的发生背景。一方面，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居民收入不高。另一方面，这一差距反映的是全国总体平均水平，未能反映最高和最低收入省份的巨大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都应高度重视，并努力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缩小差距。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缩小有赖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基尼系数的区域分解结果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省际差距影响最大，不仅影响其经营性收入，更影响其工资性收入。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无疑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缩小。我国在宏观政策上应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特别应加快后进地区的发展，使农村居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增加收入、缩小差距。

      第三，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有效途径。基尼系数的区域分解结果表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类同的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小，配置不同的省份则收入差距较大，要素主要向高附加值产业配置的省份农村居民收入较高，反之则较低。可见，农村居民收入较低的省份或区域如果对其主要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将其重点用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将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缩小与高收入省份的差距。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省际差距的时空演变——基于基尼系数的测定与分解》。

      ①具体证明见Pyatt(1976)、Yao和Liu(1999)。

      ②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③八大经济区域：东北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北部沿海区(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东部沿海区(上海、江苏和浙江)，南部沿海区(广东、福建和海南)，黄河中游区(山西、内蒙古、陕西和河南)，长江中游区(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西南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和西北区(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3]

      ④按农地资源禀赋差异划分三大区域：农地资源稀缺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海南、广东、贵州和重庆)，一般区(河北、山东、安徽、广西、江西、陕西、河南、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和西藏)，丰裕区(黑龙江、辽宁、吉林、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

      ⑤按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差异划分三大区域：主要向本地农业部门配置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海南、广西、陕西、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外出务工区(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和贵州)，向本地非农部门配置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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