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县尉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县尉论文,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县尉作为县级官府的重要佐官始设于战国时代①。缉捕盗贼一直是县尉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身为捕盗官的县尉在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参与处理县级政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县尉施政的效能与地方吏治密切相关，也往往是国家兴衰的体现。在蒙、汉二元的政治体制之下，元代县尉在设置、职掌、选任以及地位等方面均有特色。鉴于此，笔者拟对元代县尉进行较为具体的探讨，恳请专家指正②。
一、元代县尉的设置
元代县尉是县级官府中地位最低的正官，“主捕盗之事”。根据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的规定，在“民少事简”的“下县”，往往由县主簿兼任县尉③。这一规定基本上袭自金制④，与唐、宋旧制有所出入。唐、宋时期县主簿、县尉一般是单独设置，宋代甚至有“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的规定⑤。
随着元朝统治的深入，县尉在维护地方稳定方面的作用日益突显。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元廷规定：除两广、云南、四川、甘肃、辽阳“僻远去处”，“腹里”、江南等处“下县”添设县尉一员，县主簿不再兼任县尉⑥。不过，此后亦有个别“腹里”县，在主簿兼任县尉的同时，另设一员县尉。例如，大德十一年李恭祖任平阳路上党县簿尉，李敬任上党县县尉⑦。
一般来讲，元代各等级的县所设县尉均是一员，不过到元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些县设置两名县尉的情况。例如，文宗朝镇江路直辖的丹徒县，等级为中县，却设县尉两员⑧。究其原因，概是丹徒县作为镇江路的倚郭县，维护治安的任务异常繁重。到元顺帝朝，各地增设县尉的情况更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时地方治安的恶化。例如，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十一月，“彰德属县各添设县尉一员”；至正六年三月，“京畿盗起，范阳县请增设县尉及巡警兵，从之”⑨。
元世祖至元三年，元廷定县尉的品级为从九品⑩，至英宗朝，升为正九品(11)。县尉在县级正官中地位特殊。早在至元八年元廷就规定，县尉“专一巡捕”，“不须署押县事”(12)。元代县级事务需要长贰正官共同讨论决定。所谓“署押县事”就是参与县级日常事务的讨论，并在决议上署名(13)。县尉可以不参加“署押县事”，目的是让县尉专职捕盗。但当县主簿兼任县尉之时，身兼二职的簿尉则需要“署押县事”。若一县设有两名县尉，是否会仿照两名州判官之例轮流“署押县事”呢(14)？史无明载，暂且存疑。
与宋代相似(15)，元代县尉亦有专门的官印和办事衙门——县尉司(16)。元代县官“惟尉异署……余并联署共政，此天下通政”(17)。元廷虽规定县尉有专门的衙署，但由于经费上“官无出，民无入”，县尉衙署长期未建或年久失修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县尉司“索然徒见荒榛蔓草，牛羊牧焉，而尉常寓民家，朝东暮西，迄无定所”(18)。县尉司通常设有临时囚禁案犯的“囹圄”之所。例如，襄阳路枣阳县长期未建县尉衙署，“官吏每就民居，鞠核盗事”，直到顺帝朝才于“县治之东，营厅事以居，司房、囹圄咸完”(19)。
元成宗朝以前，县尉司并无专属吏员，相关事务由“县吏兼管”，结果导致县尉司行事多有不便。为此，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元廷于县尉司专设领有俸禄的司吏一名，“以簿兼尉”的捕盗官署亦同(20)。
元代县尉的俸禄分为俸钞和职田两部分。按《元史·食货志四》，元代县尉的月俸钞为12贯。据学者考证，这一数字系元文宗天历二年到至顺年间(1329～1332)的支给额(21)。具体到县尉的职田数，却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差异。至元三年(1266年)，元廷规定县尉的职田数为2顷。由于此时元廷尚未统一南方，故此项规定是针对北方汉地的县尉而言的。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廷进一步规定了江南地区地方官的职田数，其中县尉的职田数为1顷，较“腹里减半”(22)。究其原因，主要是江南地区的田地肥沃，应该“斟酌少与”(23)。在《至顺镇江志》中详细记载了元文宗至顺年间镇江路官吏的俸禄，兹将县尉的俸禄列表如下(24)：
不难看出，镇江路直属三县县尉所占职田的情况有较大差异。丹徒县县尉因为没有职田，月俸钞增至60贯。而丹阳、金坛二县县尉月俸钞数相同，但职田数却大不相同，概因为田地的肥沃程度有别。因此，元廷有关县尉俸禄的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有较大的变通。其实，由于元代中后期纸钞不断贬值，拥有职田比起多领俸钞更为划算。比如，元代中期江西行省抚州路临川县县尉长期无职田，新任县尉张雩到任后积极申请，于是江西行省批准于官地内“给一顷为临川县尉职田”(25)。这说明，元代江南地区县尉无职田的情况并不鲜见，而职田的拨付需要行省的批准。
二、元代县尉的职掌
县尉“主捕盗之事”(26)。这里所讲的“盗”主要包括强盗和窃盗。但事实上，缉捕杀人、放火、盗墓等案犯以及查办伪钞、挑补钞、私盐等都在县尉职责范围之内(27)。不仅如此，县尉对特定人群还要时常加以监督。例如，元成宗大德四年规定：“犯盐经断贼徒，各于门首粉壁大字，书写‘犯盐经断贼徒’六字。官为籍记姓名，责令巡、尉捕盗等官每月一次点名抚治，务要改过，别求生理。出入往回，须使邻佑得知，三日之外不归者，即报捕盗官究问。三年不犯，邻佑保举，方许除籍。”(28)总之，缉捕盗贼、案犯，维护地方治安是县尉的主要职掌。在此基础上，县尉的职掌具体还包括组织弓手、核实案情、巡警地方、收掌武器等方面。
县尉所辖数十名弓手是捕盗的主力。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规定：在诸色户计内，每一百户取中户一名充当弓手，专职捕盗。该户承担的差税，由其余九十九户均摊，如有失盗，该名弓手承担相应的责任(29)。不过，元代占役弓手的现象较为普遍。世祖朝末年，著名文士姚燧指出，即便是江南拥有十万户的大县，“一尉兵额止于数十”，其中“押纲卫使恒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疢丧婚之请，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辈”(30)。以如此少的弓手来维持一县的治安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而县尉捕盗不力，还要受到惩罚，故“随路州县官，如县尉人员职小责重，最为不易”(31)。鉴于此，元廷在至元六年(1269年)、大德七年(1303年)、皇庆元年(1312年)多次重申弓手专职捕盗，不得被差占他役(32)。但也有一些县尉司私自滥设弓手，多行不法之事，为此大德三年元廷曾下令革除各地滥设的弓手(33)。
县尉在捕获案犯后，需要先行核实案情。世祖、成宗、仁宗三朝，元廷相继出台政令，规范县尉在核实案情中的行为，严禁胁迫招供、陷害无辜、擅自用刑、隐瞒案情等违法行为(34)。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廷规定，县尉司延期羁押罪囚，导致罪囚死亡，县尉要被追究罪责(35)。但事实上，县尉司无故延期羁押罪囚的现象仍很普遍，因此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元廷在重申旧制的基础上，要求县尉每月及时向上司申报囚禁贼徒的情况(36)。县尉虽有权核实案情，但无权单独审案。早在至元六年元廷就规定，县尉拿获盗贼后，“依理亲问得实，即便牒发本县一同审问”(37)。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大德三年(1299年)，元廷都曾强调县尉无权受理民间诉讼(38)。
《至元新格》载，县尉虽职为捕盗，而如能用心巡警，“使境内盗息者”则为上选(39)。县尉在辖区内巡逻本不应扰民，但当时多数县尉往往寄居于富贵之家，造成对百姓的骚扰，而廉洁的县尉则自备干粮，栖于“仙佛者之庐”，且夜里亲自巡逻(40)。一些位于交通要道的关卡、渡口实为巡警的重点。这些地方有的由军人把守，有的由县尉司、巡检司负责看管。元成宗大德年间规定，县尉、巡检由于失职而让不法之徒通过，要被追究责任(41)。有元一代，县尉在巡警关卡、渡口的同时，还要兼职修理桥梁、渡船(42)。
县尉还负责收掌武器。世祖初年，元廷就严禁民间私藏、私造军器。不过，出于维护地方治安的需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廷允许地方弓手置备“器仗”，县尉、巡检平时将这些武器封存，遇有“盗贼生发，斟酌缓急，逐旋关拨，追捕事毕，却行还库”，仍令本处达鲁花赤提调施行(43)。至元二十七年，针对江南部分地区盗贼频发的特殊情况，根据北方汉地体例，江南地区各县军器库准置五副弓箭，由当地蒙古、色目人达鲁花赤提调管领(44)。这里，一县准置的五副弓箭应该是由县尉司具体管理。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又规定，特殊地区的州、县捕盗官司执把弓箭的数量可以相应增加(45)。
作为县级正官的一员，县尉也会配合其他官员广泛参与一县的各种事务，在个别场合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成宗朝末年，奉元路郧县县尉陈安义(字仲宜)到任后，积极倡导重修太白庙，并获得了其他官员的首肯，最终太白庙得以重修。时人盛赞曰：“今仲宜，一尉耳，御盗职也，乃能上体国家恤民之旨，鼓舞率导，作新斯宫。”(46)有学者认为，元代“县尉不仅捕盗，审案、断案、徭役、税收、荒政、公共交通的维修都可以是职责范围”(47)。此一论断并不准确，因为没有注意区分县尉的专职与兼职、职掌与差占、负责与参与等不同情形。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县尉各项职能的发挥必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有元一代，尤其是元代中后期，吏治腐败，贪腐之风盛行，具体到县尉也不例外。元人姚燧称，当时姑息养奸、贪赃枉法的县尉“十出其半”，“又闻一尉始至，子尝借衣尉兵，其无，可知也。比满，积楮缗十五万，岁入稻万石，而不知何术取之也”(48)。当时著名士人吴澄也指出，县尉“官虽小而职则要，近年廉耻道丧，贪浊成风”(49)。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元廷不断强化县尉的捕盗职能，而盗贼却越捕越多，地方治安却越来越恶化。
三、元代县尉的选任与管理
蒙古国时期县尉的来源主要是归降蒙古的“土豪世禄之家”(50)。而在汉世侯辖区，包括县尉在内的地方官员主要由汉世侯任命。儒士徐纲任职于汉世侯李璮所领的益都行省，因得罪李璮，被黜为滕州滕县县尉(51)。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不久，“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52)。在此背景下，荫叙、吏员出职、巡检迁转成为县尉选任的三个重要途径。
荫叙长期是元代县尉选任的重要途径。蒙古旧制中本来就有世袭任职的传统。世祖朝以后，元廷进一步完善了汉地的荫叙选官制度。通过荫叙而成为县尉者较多。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性，现存史料中对蒙古、色目人承荫为县尉的记载并不多。但考虑到元廷维护汉地稳定的特殊需要，蒙古、色目人担任县尉者绝不会是少数。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元廷规定，蒙古、色目人为县达鲁花赤者，荫叙之人“于县尉、巡检内叙用”(53)。成宗朝就有大臣指出，“县尉多系色目并年小不谙官事承荫，不识汉儿文字人员”(54)。鉴于县尉、巡检“多系荫授子弟，年皆幼冲，既不闲习弓马，焉知警捕方略”，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元廷下令，“荫授人员，不充其选”(55)。元廷的这一政策应该没有被严格执行。因为，元顺帝朝钱塘人丘茂即承荫为温州路乐清县县尉(56)。不过，自英宗朝做出这一规定之后，承荫为县尉者的比例应有显著降低。
吏员出职是元代官员选拔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汉族人由吏人职者“十九有半焉”(57)。品级很低的县尉往往是一些衙门中高级吏员出职的重要职务之一。同荫叙一样，现存史料中所载由吏员升任县尉的人员主要是汉族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史料记载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蒙古、色目人凭借特殊身份往往可以直接担任流内官。元代多数吏员的迁转异常缓慢，有些“至为簿尉之日，则已白首”(58)。
由于职责相近，县巡检是县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英宗至治元年十一月元廷规定，官学的教官可以充任巡检(59)。如此一来，元代中后期一部分县尉应该是儒学教官出身，只可惜现存文献中未见相关记载。
除荫叙、吏员出职、巡检迁转外，捕盗获赏、他官转任、入粟补官等也是县尉选拔的途径。笔者依据元人文集及地方志等资料，考察了自元世祖“立迁转法”以后，仕进出身有明确记载的30名县尉的情况，其中吏员出职者11名，荫叙获任、巡检迁转者各6名，他官转任、捕盗获赏、赏赐获官者各2名，另有入粟补官者1名(参见“元代县尉任职表”)。元代县尉任满迁出官职主要有主簿、高级衙门的首领官、录事司录事、税务官、仓库官等，其中担任主簿、首领官者较为常见。笔者统计了元世祖朝以后史料所见出职官有明确记载的9名县尉，其中担任主簿和首领官者各3名，担任录事、税务官和仓库官者各1名(参见“元代县尉任职表”)。
对县尉、巡检等捕盗官的考核，《至元新格》规定：“如能巡警尽心，使境内盗息者为上，虽有失过起数，而限内全获者为次，其因失盗累经责罚未获数多者为下。”(91)随着元朝对地方统治的深入，元廷对包括县尉在内的失职捕盗官的责罚呈逐步加重的趋势。如在世祖朝主要是罚俸(92)。成宗朝便规定，失职捕盗官“任满于解由内开写”，“依例添资降等”(93)。至元仁宗朝，对失职捕盗官，不再罚俸，而是视情况施以杖刑。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规定：“各处当该捕盗官任内，失过盗贼，除获别境准折外，如三限(每限为一月——笔者按)不获强盗三起、切(即窃——笔者按)盗五起，各笞决一十七下；强盗五起、切盗十起，各笞二十七下；强盗十起、切盗一十五起，各决三十七下。”(94)
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十年，元廷对捕盗官职任交接、权任捕盗官等特殊情况所涉及的责罚做了规定。之后，成宗朝、武宗朝、仁宗朝又相继对“遇诏赦免”时捕盗官的责罚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定(95)。
四、县尉与同僚的关系
县尉与巡检同为捕盗之职。巡检主要设于县及部分无属县的散州(96)。县尉与巡检的区别在于县尉作为县级正官的一员，“得与令长连署，常治其邑中”，而巡检则治于“荒郊林莽，山区海聚，幽昧旷绝之境”(97)。巡检一职最初为没有品级的流外官，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正月，元廷正式升巡检为从九品，由中书省敕牒任命(98)。有元一代，巡检的地位虽不及县尉，但二者却非简单的隶属关系。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辖区。由于职责基本相近，在元代的公文中，往往是县尉、巡检并提，多以“巡尉”联称。正因为此，在元代县尉的来源中，巡检占有一定的比例。
不管是县尉还是巡检均直接隶属于县达鲁花赤、县尹。县达鲁花赤“职居牧民兼摄捕盗”(99)，拥有维护地方稳定的主要责任，可以直接提调县尉司贮藏的武器。在对县尹的考核标准中，“盗贼息”也是重要的一条(100)。县尉不在任时，县尹亦可暂时兼领县尉司(101)。遇有重大治安案件，县达鲁花赤、县尹往往直接率领县尉、巡检进行镇压、缉拿。正因为此，县达鲁花赤、县尹又被称为提控捕盗官，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元廷规定：“强盗行劫之际”，官府不予受理，“捕盗官杖五十七下，解见任，别行求仕，达鲁花赤长官以下量决三十七下”(102)。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元廷规定：“各处应捕官兵，虽非本境失过起数而承准别境公文，贼至本境，妄分彼此，不肯追袭，致令逃逸者，捕盗官决四十七下，解任别仕，提控捕盗官决二十七下，标附。”(103)可以这么说，元代县一级的捕盗，实行的是群官圆署下的专职制。县尉负主要责任，其他正官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县级官府维护治安的力量非常有限，世祖朝就有人建言赋予县达鲁花赤调动当地镇守军的权力(104)。虽然这一建议元廷并未采纳，但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廷还是规定，军民官一同巡禁盗贼，承担责任(105)；至元三十年又进一步明确“军官捕盗责罚”体例，“若遇失过，盗贼违限不获，军官、军人与捕盗官一例责罚”(106)。
“尉于县政，无所敢自遂也”(107)。县尉在县级正官中地位最低，故县尉被占役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成宗朝末年，元廷还曾专门下发诏令，禁止地方官员随意差遣捕盗官(108)。较为特殊的是，元朝个别县尉竟能摄县政，更有甚者殴打县尹。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安路临潼县县尉雷祯到任后，“尝摄县政”(109)。元代后期广州路增城县邓簿尉，海寇出身，任内安插党羽，残害百姓，“殴击其令尹上司”，后被廉访司官缉拿下狱(110)。也有个别县尉竟敢与县达鲁花赤争执，“互相殴詈”，其结果当然是县尉受到惩处(111)。
与县尉同为一县正官的县丞、县主簿同样对一县治安拥有较大的发言权。这不仅是因为县丞、县主簿的地位高于县尉，更为重要的是元代推行正官参与决策的“圆坐署事”制度，共同拥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廷规定，“京、府、州、县官员每日早聚，圆坐参议词讼，理会公事，除合给假日外，毋得废务。仍每日一次署押公座文簿，若有公出者，于上标附”(112)。县主簿除依“圆坐署事”的程序参与管理一县治安外，前已述及，元代尤其是元成宗朝以前，县主簿兼任县尉的现象大量存在。县尉不在任，县主簿也可权任县尉(113)。到了元朝后期，为了更好地组织地方武装以镇压农民起义，至正十七年(1357年)正月，元廷“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簿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114)。
元代不少地方驻有军队，驻军士兵盗窃后躲入军营，一般县尉“视营若海，无敢窥伺者”。但也有少数县尉能够不畏强权、秉公执法。世祖朝磁州成安县簿尉得知当地驻军有盗窃耕牛者，便“直入其营，臧贼俱获”，并对驻军百户晓以利害(115)。
五、余论
自唐代至元代，县尉的职掌逐渐专职化。唐代县尉在主要负责捕盗、审案外，还有判决文书、处理县务、征收赋税等职能(116)。宋代县尉就逐渐从庞杂的县级政务中摆脱出来，专职维护地方治安，不过宋代县尉被占役的现象仍非常普遍，兼管的事务较多(117)。到元代，县级捕盗实行的是群官圆署制下的县尉负责制。元代县尉被占役的现象有所减少，这主要是因为元代首领官制度的完善。元代各级衙门均设有统辖吏员、职掌案牍的首领官，基层衙门的吏员出职往往先要担任首领官(118)。县级首领官——典史，“亲临百姓，应办钱粮，一切事务，至甚繁重”，也就是说典史分担了大部分县级衙门的差遣事务，“司、县衙门事务繁剧，全藉典史办集”(119)。到明代，县级官府不设县尉，县主簿分掌巡捕之事(120)，而身为首领官的典史却逐渐成为缉捕盗贼的主角(121)。
荫叙、吏员出职、巡检迁转是元代县尉选任的三个重要途径。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元代县尉的来源与唐、宋、金时代大相径庭。元代长时间停罢科举，文献中未见由科举而担任县尉者，而在唐、宋、金时期科举是县尉的重要选拔途径之一(122)。
元代对捕盗官的奖惩较之于宋代也有自身的特色。宋代对捕盗官的奖惩主要是在选任方面加阶减选或减阶加选(123)，元代在此基础上，更重视赏钞、罚俸以及施以杖刑。
县是地方官府中最底层、数量最多的政区建制，可以说元代县尉实际上充当了捕盗官系统的主体。县尉职能的发挥对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元末地方社会出现动荡，不能不说与包括县尉在内的地方官的腐败密切相关。
注释：
①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②目前已有学者对元代县尉的相关问题进行过讨论，但尚未见专题研究。相关研究，请参见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221页、洪丽珠《从捕盗官到牧民官——以县尉为中心观察元代读书人的仕宦困境》(《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80～804页。
③《元史·百官志七》，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18页。
④《金史·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15页。
⑤《旧唐书·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20～1921页；《宋史·职官志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78页。
⑥《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捕盗官·下县添设县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375页。
⑦《山右石刻丛编》卷三○《长治重建文庙记》，《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392页。
⑧俞希鲁编纂：《至顺镇江志》卷一三《廪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
⑨《元史·顺帝本纪三》，第862页；《元史·顺帝本纪四》，第874页。
⑩《元史·百官志七》，第2318页；《元典章》卷七《吏部一·职品》，第225页。
(11)《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吏部·职官·县尉巡检于正从九品内选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229～2230页。
(12)《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捕盗官·县尉专一巡捕》，第375页。
(13)《元典章》卷一三《吏部七·署押·圆坐署事》，第543页。
(14)《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捕盗·州判兼管捕盗》，第1860页。
(15)陈振：《关于宋代的县尉与尉司》，《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刘昌银：《钟祥发现南宋县尉印章》，《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
(16)《元典章》卷一二《吏部六·司吏·县尉设司吏例》，第527页；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编：《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17)《盱眙县志稿》卷一三《揭徯斯盱眙县题名碑记》，《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83页。
(18)程端学：《积斋集》卷二《周以韶建县尉厅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湖北通志》卷九四《枣阳县重修廨宇创建谯楼记碑》，《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13册，第183～184页。
(20)参见《元典章》卷一二《吏部六·司吏》第527～528页。
(21)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90年第12、13期合刊。
(22)《元史·食货志四》，第2465～2466页。
(23)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卷一三《禄令》，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71页。
(24)《至顺镇江志》卷一三《廪禄》，第565～568页。
(25)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九《临川县尉司职田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26)《元史·百官志七》，第2318页。
(27)参见《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失盗》第1883～1885页，《元典章》卷二○《户部六·伪钞·禁治伪钞》第794～795页，《元典章》卷二○《户部六·挑钞·挑 补钞犯人罪名》第803～804页，《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第885、890、897页。
(28)《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第890页。
(29)《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军兵税·弓手户免差税》，第1033页。
(30)姚燧：《牧庵集》卷二九《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31)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九《论顺天清苑县尉石昌璞系狱事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32)《元典章》卷六《台纲二·察司体察等例》，第140页；《元典章》卷五四《刑部十六·私役·防禁盗贼私役弓手》，第2010～2011页；《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捕盗·弓手专一巡捕》，第1861页。
(33)《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听讼·巡检不得接受民词》，第1904～1905页。
(34)参见《元典章》卷五四《刑部十六·违枉》，第1962～1967、1975～1976页。
(35)《元典章》卷五四《刑部十六·违枉·淹禁死损罪囚》，第1962页。
(36)《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刑部·刑狱·巡尉司囚月申》，第2359页。
(37)《元典章》卷六《台纲二·察司体察等例》，第140页。
(38)参见《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听讼》第1904～1905页。
(39)《元典章》卷一一《吏部五·给由·捕盗官给由例》，第431页。
(40)李存：《俟庵集》卷一七《送刘县尉荣甫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诱略·禁乞养过房贩卖良民》，第2044～2045页；《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新降盐法事理》，第885、890、897页。
(42)《元典章》卷五九《工部二·桥道·修理桥梁渡船》，第2139页。
(43)《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拘收·拘收弓手军器》，第1324～1325页。
(44)《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拘收·弓箭库里顿放》，第1325～1326页。
(45)《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捕盗·添给巡捕弓箭》，第1861～1863页。
(46)《吉金贞石录》卷五《重修太白庙记》，《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3册，第197～199页。
(47)洪丽珠：《从捕盗官到牧民官——以县尉为中心观察元代读书人的仕宦困境》，第799页。
(48)姚燧：《牧庵集》卷二九《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
(4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九《临川县尉司职田记》。
(50)《临邑县志》卷一四《临邑县尹田公德政之碑》，《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6册，第551页。
(5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九《滕县尉徐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52)《元史·世祖本纪二》，第101页。
(53)《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承荫·达鲁花赤弟男承荫》，第255页。
(54)《元典章》卷一二《吏部六·司吏·县尉设司吏例》，第527页。
(55)《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吏部·职官·县尉巡检于正从九品内选注》，第2229～2230页。
(56)陈旅：《安雅堂集》卷一二《丘同知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姚燧：《牧庵集》卷四《送李茂卿序》。
(58)程端礼：《畏斋集》卷三《送卫县尉致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元史·英宗本纪一》，第614页。
(60)由于史料中部分县尉的任职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故笔者从史料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出发，将部分县尉的任职时间笼统地区分为元代中期(成宗朝至宁宗朝)及中后期(成宗朝以后)。
(61)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有元朝列大夫抚州路总管府治中致仕李侯墓碑》。
(62)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一《故吉水县尉杨君墓志铭》。
(6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八《弹市令冯时升不公事状》。
(6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高夫人葬记》。
(65)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送刘舜钦县尉之官广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沛县尉李君美政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67)《吉金贞石录》卷五《重修太白庙记》，《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3册，第197～199页。
(68)同恕：《矩庵集》卷七《临潼县尉雷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福山县志》卷六之二《福山县修学记》，《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7册，第121页。
(70)邓文原：《巴西集》卷下《故江陵公安县尉马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增修登州府志》卷六五《元奉议大夫慕信碑》，《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7册，第73～75页。
(72)《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刑部·巡捕·获贼升赏》，第2387页。
(73)胡行简：《樗隐集》卷六《元故朱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三《故奉训大夫衡州路总管府判官致仕杨君墓志铭》。
(75)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四《送牛伯荣主簿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76)陈旅：《安雅堂集》卷一二《丘同知墓志铭》。
(77)舒幁：《贞素斋集》卷六《送彭如山主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九《临川县尉司职田记》。
(7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有元忠显校尉同知吉水州事邓君墓碣铭》。
(80)程端礼：《畏斋集》卷三《送建平顿县尉任满诗卷序》。
(81)黄溍：《文献集》卷八上《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刘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宋褧：《燕石集》卷一五《故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经筵官兼国子祭酒宋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郑玉：《师山集》卷八《先府君休宁县尹方村阡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周霆震：《石初集》卷六《美永丰县尉周诚甫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宋濂：《文宪集》卷二○《东阳贞节处士蒋府君墓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程端礼：《畏斋集》卷三《送卫县尉致仕序》。
(87)《福建金石志》卷一三《故少府蔡公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16册，第534～535页。
(88)许有壬：《至正集》卷六一《元故中顺大夫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铭并序》。
(89)陈旅：《安雅堂集》卷五《送顾达卿安丰县尉序》。
(90)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莘县杨氏先茔碣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7页。
(91)《元典章》卷一一《吏部五·给由·捕盗官给由例》，第431页。
(92)《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失盗·失过盗贼责罚》，第1875页。
(93)参见《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失盗》，第1877～1879页。
(94)《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失盗·失盗的决不罚俸》，第1879～1881页。
(95)参见《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失盗》第1876、1882～1883页。
(96)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223页。
(97)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九《松阳县惠洽巡检司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98)《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捕盗官·减并额设巡检事理》，第376页；《元史·成宗本纪四》，第467页。
(99)《元典章》卷五五《刑部十七·放贼·番禺县官保放劫贼》，第2023～2024页。
(100)《元史·选举志二·铨法上》，第2038页。
(101)《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刑部·杂犯·枉勘平人身死》，第2437页。
(102)《元典章》卷五四《刑部十六·违慢·不即救捕罪例》，第1997～1998页。
(103)《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刑部·巡捕·提控捕盗官不向前捉强贼罪》，第2389～2390页。
(104)张之翰：《西岩集》卷一三《议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5)《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捕盗·军民官一同巡禁》，第1858～1860页。
(106)《元典章》卷五一《刑部十三·失盗·军官捕盗责罚》，第1876～1877页。
(10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沛县尉李君美政记》。
(108)《元典章》卷六○《工部三·役使·差官起解钱帛等物》，第2173页。
(109)同恕：《矩庵集》卷七《临潼县尉雷君墓志铭》。
(110)刘鹗：《惟实集》卷三《广东佥宪张公生祠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1)《元典章》卷四四《刑部六·品官相殴·县尉与达鲁花赤互相殴詈》，第1645～1646页。
(112)《元典章》卷一三《吏部七·署押·圆坐署事》，第543页。
(113)《元典章》卷五四《刑部十六·违枉·淹禁死损罪囚》，第1962页。
(114)《元史·顺帝本纪八》，第935页。
(115)《成安县志》卷一四上《簿尉刘公去思碑》，《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5册，第204～205页。
(116)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8页。
(117)(123)王钟杰：《唐宋县尉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225～242页。
(118)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19)参见《元典章》卷一二《吏部六·典史》第535页。
(120)《明史·职官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0页。
(121)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122)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第143～146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248页；《金史·选举志二》，第1160～1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