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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2)04-0117-06
编辑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是“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1]在编辑活动中，编辑主体（编辑者）与编辑客体（作品）之间通过文化选择——编辑对当时文化信息进行选优汰劣、取良舍莠的筛选活动紧密联系起来。编辑是文化的选择者；文化选择贯穿于编辑活动的全过程，是编辑活动的基本功能。编辑的文化选择促进文化的发展、融合及创新，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主体性、历史性、客观性等特点；科学判断、道德判断、审美判断则是编辑文化选择的基础。
一、编辑活动的基本功能是文化选择
“文化”这一概念时至今日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认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指精神文化，它包括精神领域中的一切东西，如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知识、信仰等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人们通常说的文化，就是指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文化选择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其结果是产生从前所不存在的文化实体，即在新环境中能够延续生存下去的文化形态……文化选择还是通过文化自然机制或借助人类改造手段使具有某种传承成份的文化个体得到优先存在或提前被淘汰的一种现象。”[2](P141)编辑所选择的对象——作品是精神产品，因而编辑在编辑活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是编辑主体在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对编辑客体文化价值的审视与认同，是编辑主体与客体之间文化价值的对应。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发展，范围逐渐拓展，人类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内容日益繁富，积淀日益深厚。突出的表现是依附于骨质、竹质、纸质等载体，记载文化内容的文献典籍需求的产生和数量的骤增，需要人们进行整理、优化，并以有序的形式保存下来，作为进行新的实践的借鉴，避免劳而无获或重蹈前人失败的覆辙。再者，从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看，精神产品的审识、筛选也是必须的。一方面，人的精神生产主要是一种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的个体的认识或审美活动，惟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生产者的聪明才智，生产出富有创造性价值的产品。精神生产的这种独立性、个体性、自主性，也决定了其产品——思想、意识、审美价值形态等，可谓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这“最丰富”表现为数量上极为庞大，质量上珉玉杂陈。要使其对外流传，实现社会使用价值，就必须对它们依据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规范，进行比较、鉴别，从中筛选出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精品传播于社会。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产品的消费群体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精品，因而就需要有人对初始的精神产品进行选择。而这个任务是由编辑代表社会完成的，即常说的编辑“把关”作用。编辑通过他们的实践——编辑活动，对数量庞大、芜菁杂陈的精神产品择优汰劣，使其成为不可估量的社会文化宝库，得以穿越时空的界限，为全人类所共享永存。因此，从这一点来说，编辑活动是人类文化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解决精神产品数量众多、质量良莠不齐和其中只有少数精品须经选择后才能进行传播这一特殊矛盾而出现的。
就编辑活动全过程而言，文化选择贯穿始终。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这个作用总的可归结为策划和审理两大环节。策划包含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定选题、组稿等范畴；审理包含通常所说的修改、加工、整理等范畴。[1]策划和审理的实质都是文化选择：制定选题是广泛了解文化信息，汇聚各种文化要素，也就是对现有文化信息、要素进行甄别，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组稿是对作者及作品的选择；审读是对作品质量优劣的选择；加工是对最终选择的作品的最后完善。而在编辑活动中产生的编辑法规、思想、体制等，则是对编辑文化选择的制约和规范。编辑主体、客体时常处在以文化选择为基本功能的编辑活动中，通过编辑的文化选择，实现编辑主体、客体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编辑活动的目的。
二、编辑活动中文化选择的作用
编辑活动中的文化选择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任何文化的发展演化，都意味着许多文化成分的不断新陈代谢。一些本来曾经非常重要的文化成分，一旦在新出现的文化成分面前相形见绌，就会被新的文化成分取而代之。旧的文化成分，或者在以新代旧的整合过程中被扬弃，或者被改造得具有新的功能或意义，进而被整合到新的文化结构中去。”[3](P93-94)而精神产品的“整合”的任务是由编辑活动来承担的。也就是说，编辑主体对客体的文化选择为文化的发展寻找到最适宜的发展方向，继而保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其缘由自然是复杂的，但历朝中央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对文化典籍进行编辑、整理，历时久远，从未间断，以致各类典籍相互协调，彼此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一个文化“洪流”，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戴文葆先生曾指出：“在考察中国文化时，不能忽略大量连续的历史文化典籍书卷的存在。这些书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的化身形态，而这些书籍的编辑工作的辛劳的存在，不因王朝走马灯式的更迭而全然中断，则是维系和促进中国文化的连续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文化的令人惊诧的持续性，是编辑工作重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明。”[4](P11)编辑活动总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基础上为构建社会文化制造着新的“元素”，补充着新的材料来源，以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已有的文化条件下，编辑主体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创造性地选择编辑客体，建立崭新的文化结构，营造崭新的文化氛围。这样，人类文化在编辑活动的创造性的文化选择中沿着合理方向有序地向前发展着。
编辑活动中的文化选择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任何一种文化，都会经常地受到其他文化的熏染，进而融合。外来文化与地区原有文化通过长期从有意或无意的渗透到交叉、碰撞，继而相互磨合、汇合，最后直至吸收融合。如汉代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与原有的儒、道文化发生冲撞，双方相互吸收交融，产生“中国式”佛教文化。再如，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与我国原有文化交融，形成我国新的文化格局。以上我国历史上的二次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引入主要是依靠书籍编辑、翻译来表现和繁衍形成的，从中折射出编辑在文化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编辑活动中的文化选择创造新文化。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有许多新的文化因素不断地产生出来。编辑作为文化的选择者、优化者，比一般人更敏锐、更主动地站在创造社会新文化运动的潮头。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革命，实现了中国近代社会一次大的文化变迁，其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编辑、撰写了大量热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继而取代中国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编辑活动中文化选择的特点
编辑活动中的文化选择是一定历史时期编辑主体在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对编辑客体文化价值的审识与认同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编辑文化选择呈现出许多特点。总结、研究这些特点，找出规律性的认识，对增强编辑文化选择的针对性、减少盲目性十分必要。
1.主体性。“选择是可能变为现实的主体性创造行为。”[5](P3)编辑活动中的文化选择亦是如此。文化选择是编辑主体在诸多可能性范围内对文化信息进行筛选和自主抉择的过程。编辑主体是编辑活动的物质承担者，也是文化选择的执行者——编辑作为大众的、社会的文化代言人去选择、审读、决定作者作品，及时将人类先进的思想由文化选择而纳入社会化传播体系，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此外，编辑的文化选择也会受到一定社会条件下读者兴趣和心理的影响。在读者的诸多影响面前，编辑的文化选择也不是一味迎合，全盘接纳，而是依据社会发展要求和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确定标准去剖析、消化，以便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品，使生产的文化产品价值内涵与读者需求形成共鸣，继而引导读者的价值观念，从宏观上去导向读者，实现文化产品效用的最大化。再者，编辑的文化选择还通过对某些文化成果的刻意编选和推崇，体现出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甚或最终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例职孔子编辑六《经》，以“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6]（《论语·述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6]（《论语·为政》）的原则进行选择，以此来宣扬儒家的政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萧统的《昭明文选》，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选择的标准[7]（《文选序》），使文学作品从经、史、子等著作中独立出来，反映了当时文学观念的日渐明晰，将文学引入到自觉的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极大推进作用。司马光从浩翰的史籍中“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辑成《资治通鉴》[8]（《进书表》），作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经邦的借鉴，功不可没。编辑文化选择的这种能动作用，在社会文化新旧冲突时期尤其显得重要——它往往决定着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著名编辑家赵家璧先生通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保存了“五四”新文学的实绩，击退了当时复古之风，开启当时丛书“大系”的编辑传统，至今延续不绝。鲁迅先生于选本及选家曾有著名论断：“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9](P414)这也是编辑文化选择主体性的绝好注脚。
2.历史性。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也造就了人。“文化，一方面赋予了人自主性及价值意识；另一方面，种种文化规范又给人以各方面的限制，泯灭其自主性的价值意识。”[5](P144)也就是说，文化一经产生就会形成某种规范和行为，成为人类进行进一步文化选择的框架和尺度。在阶级社会里，编辑的文化选择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首先要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3.导向性。编辑活动的主体——编辑是一个社会角色，他们代表国家、阶级等利益对精神产品进行鉴审、择优，将社会的意志和需求渗透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最终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取得某种一致性。因而，编辑的文化选择一经确定，就具有了某种导向性——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甚至兴趣爱好都起着导向作用。对此，马克思有一著名论断：“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0](P95)。编辑的文化选择也对作者创作的价值指向产生导向，甚至强制——因为这种选择决定作者作品有否进行大众传播的必然性——作家如果想让自己的作品得到大众传播，就必须使自己的创作向编辑选择标准靠拢，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
4.层次性。编辑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在编辑活动中，编辑主体对客体通过编辑实践连接起来，而这实践的过程又是编辑对精神产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修剪枝蔓、打磨淬砺的过程，是选择不断深化、优化的过程。此外，人类社会成员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并非浑然一体，而是显现出多种不同的需求层次，社会成员对精神产品选择的不同指向性和集中性，决定着编辑文化选择的层次性。
5.相对性。编辑的文化选择从来就不是绝对的。首先，编辑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阶级、团体、政党、国家——下的，其政治观、道德观、文化观都对他产生影响和制约。编辑是代表一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充当文化选择者的，因而就不可能有绝对客观的选择。其次，编辑文化选择的对象——精神产品的创造者的主、客观因素都会在产品中打上烙印，因而产生绝对有积极影响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编辑的选择不可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作为编辑文化选择对象的精神产品丰富多彩、选择标准的不确定性及编辑个体对同一标准的不同理解，也使得编辑的文化选择只能是相对的。
6.客观性。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编辑文化选择的基础和框架。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的，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形成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因素。这些因素一经形成，便会对社会中每一成员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成为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框架和尺度。编辑作为社会的一员，也摆脱不了这个框架和尺度的影响和制约，其文化选择也只能在这一框架和尺度中进行。再者，编辑的文化选择最终是代表社会进行的，其标准必然是在人们反复多次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总结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普遍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最后，文化选择的客体——作品，乃是作家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必然打上特定社会文化的烙印，因而具有某种客观因素在其中。[11]
四、编辑活动中文化选择的判断
任何选择都是建立在判断基础之上的。编辑活动中的文化选择亦是如此。合理的文化选择都是建立在正确的文化判断基础之上的；失当的文化判断会干扰文化选择的理性方向，继而影响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因此，编辑活动中文化选择的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
1.科学判断。科学知识是人类对社会、自然最本质的认识。因而，在文化选择中，“科学是文化选择的定向工具。人对科学知识的掌握，使科学知识成了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文化的选择框架。这表现在科学知识已渗透到思想文化的各方面……每一种文化体系的建构，都不得不以科学为选择的根据和尺度。”[12](P401-402)编辑文化选择中的科学判断，就是要求编辑主体在纷繁的现有文化因素中，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准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认清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弘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剔除其中的糟粕；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优化现存文化体系的内容和结构，体现先进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并以此引导读者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2.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是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作出利益关系的过滤以后，所形成的关于行为价值的认定。社会的道德判断基本上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体现着时代的、社会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个人来说，它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具有约束性的力量，以便实现理性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把握。同时，道德判断不但具有约束某一行为，也激励某一行为，即具有导向性——不仅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同时也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编辑和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处在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机体中。在这个社会机体中，道德判断约束编辑选择符合社会群体的行为，所从事的文化选择也不能超越社会的道德要求，是在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下来进行的。一方面，编辑文化选择要选择符合现有社会普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道德要求，摒弃和反对过时的、阻碍现有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的道德关系、道德观念；揭示新增的、适应现有生产力状况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的道德关系的本质，并据此评判现实社会中主要的道德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编辑的文化选择还要反映更新的、孕育于现有生产力发展中的、未来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关系，对处于更高境界中的道德行为、思想予以审鉴，继而传播，从而指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3.审美判断。审美判断同一般判断一样，也是一种性质判断，“是对事物审美特性经过分析、综合所作出的审美评判、断定”。[13](P224)审美判断所要判定的对象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或伦理、政治性质，更不是实用价值，而是在特定的审美关系中判断事物是否适应人的精神需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继而形成特定审美态度。编辑活动中的审美判断，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价值认识活动，是编辑主体在编辑实践中对编辑客体在社会文化构建与文化传播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内在质量的鉴别、判定，以及所作出的相应的取舍选择。编辑活动本身蕴含着审美判断：选题策划离不开审美判断，离不开编辑主体对具有价值的文化信息的灵敏反应，编辑主体从中开掘出具有文化意蕴及创新价值的东西。审稿的实质之一就是编辑主体依据审美判断对客体进行审美关照；编辑加工是编辑主体对客体进行审美判断后的延伸，其内涵仍是一种审美活动。编辑主体审美判断掌握得越深刻越准确，取舍就越精当，而且还能实现对客体的审美超越，从而增益新的文化内容及价值。
前面说过，审美判断是对事物审美特性经过分析、综合后作出的审美评判、判定。而事物审美特性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内容，因此审美判断必然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同时，审美判断的主体——人生活在一定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人们会有大致相同的审美意识。在人们长期的重复无数次的审美活动中，这些审美意识会以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在社会公众心理中积淀下来，并进而成为人们进行审美活动的参照和框架——即审美判断的普遍性。因此，人们的审美判断既具有极强的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普遍性，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编辑活动中编辑的审美判断也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其个体性而言，编辑在自己所拥有知识基础上，根据已有的社会经验、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并融入自己的情感，付诸审美判断，对纷繁众多的审美客体进行甄别、筛选，从而发掘客体的审美价值中诸如新颖的、和谐的、充实的因素；编辑主体遵循美的规律，以人们认识社会、自然的水平相适应的形式，作用于编辑客体，使其尽可能地实现编辑客体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从而使读者得到美的熏陶、美的教育、美的享受。但是，编辑又是从属于某一具体社会的。编辑的审美判断也不能完全摆脱社会审美意识的控制，而是社会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社会的审美意识为编辑个体的审美判断提供框架和指导，对不符合社会审美意识的编辑个体审美判断提出修正，使其符合整个社会文化的建构，成为当时文化组成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02-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