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新视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 一、绪论 政治意识形态被定义为在一套紧凑系统之内紧密相连的政治观点与态度，它在理论上对于运转良好的民主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政治上称职、同时受到制约的公民能够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清晰的“输入”。如果公民滋生出易变和不连贯的政治态度，那么代表们理解选民的需求与愿望将变得极其困难。众多涉及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经验研究进一步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本文探索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个人对候选人①以及相应事件②的评价，还有个体的一般哲学态度。③ 尽管意识形态被视为传统教科书意义上的民主的中心，同时充当经验研究的重要部分，然而康维斯(Converse)发觉美国社会明显是非意识形态化的。④康维斯声称，除了政治精英以及卷入政治最深的公民以外，大众拥有金德尔(Kinder)所称的“意识形态天真”这一特征。在过去的数十年内，非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社会这一图景遭到了其他人(例如雷曼与卡瑟、约斯特、阿布拉莫维茨与桑德斯)的质疑，后者认为意识形态事实上也许并未超越美国人的平均认知能力。⑤甚至在这一新证据面前，围绕公民意识形态思维分层⑥的争论仍未平息。 关于当前意识形态形式的争论是无效的和误入歧途的。关于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角色之争并未给学者提供新启迪，反而迫使个人陷入流行于政治精英之间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结构之中，它与一项证据相矛盾，这就是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要复杂得多。⑦如果针对意识形态的基本测量存在瑕疵，那么从相关研究(围绕公众的意识形态角色以及意识形态思维的结果)中所获得的启示将令人难以相信。缺失可信赖的测量，则意识形态思维的分层有可能被低估，并且意识形态与个体观点之间的联系将更为复杂与偶然。 我们认为今后最有成效的途径并非延续当前有关意识形态思维分层的争论，而是考虑重构这一争论。近期，学术界遵循以上路径的研究提出了两种主要观点：第一，公众态度能够建立在政治价值与原则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第二，由于意识形态被视为单一维度而非多元维度，导致其被错误地概念化与测量。 在本文中，我们将简要讨论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基础。随后，我们回顾了关于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意识形态思维的行为后果的经验研究。紧接着，探讨了近期有关公众意识形态的不同概念与测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运用了政治价值与原则以及多元维度的意识形态。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问题：(1)最新一波研究如何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公众现实的意识形态分层；(2)意识形态怎样影响个体的信念和感知；(3)最新一波研究形成哪些新问题。 二、基本概念 《美国选民》(The American Voter)一书的作者将政治意识形态定义为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且稳定的信念组成，它们描述了个人的一般性政治世界观。⑧建立在《美国选民》一书的结论之上，康维斯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是一套信仰体系，它由相互依赖并牢固捆绑在一起的观点或态度组成。⑨此外，某些学者强调意识形态的开放性本质，即意识形态意味着某一特定组织或社群看待世界的共同方式，并相信它应该被结构化。⑩ 意识形态的群体性本质经常在政治科学文献中被突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绝非一种特质的信仰或信仰体系，而是一种由多数人共享的世界观。此外，政治意识形态经常被构想为一种单一的左—右维度。左—右抑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维度在传统意义上提供了关于个体偏好变化或稳定的测量。特别是以美国政治学者为代表，学界认为这种单一维度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偏好(11)的结合。首先是与社会相关的变化VS稳定这一偏好。在何种程度上当前的等级结构需要被保持或被改变?其次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这一偏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合适程度到底是多少?左—右光谱涵盖了大相径庭的两极偏好，研究显示，政治精英以及涉足政治最深的公民都与其中一极高度相关。(12)因此，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由一组人群所持有的紧密相关的信仰，它解释了个人沿着单一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维度变化的政治事务偏好。 三、意识形态化抑或非意识形态化的大众? 借助研究社会与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康维斯检验了信仰体系之中态度的两大特征——向心性与分散性。(13)他主张在政治信仰体系之中，某些态度被更为坚定地持有，而这些态度的数量却不尽相同。康维斯使用了强制性的概念来将这些特征联结起来，并分辨意识形态思维。强制性是指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态度，即持有一种信仰就应该伴随持有另一种信仰。例如，某人支持增加教育支出，那么他也应该欢迎更高的医疗开支，因为两种态度都表明对于强化政府作用的一种自由主义信念。因此，意识形态化的个体持有某些位于中心的重要信仰，而它们与广泛分布的其他态度也有着密切联系。 通过反复测量来比较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康维斯发觉绝大多数人在政治态度上是非意识形态化的。首先，他考虑了公众是否将政治概念化为意识形态的形式。由于康维斯发现人们在其政治观点与评价之中并不提及意识形态，因此公众难以触及意识形态思维的最高分层。接下来，康维斯考察了大众在不利用意识形态这一形式的前提下，辨别和理解相关概念的可能性。结果显示，大多数公众无法分辨大相径庭的候选人抑或党派的意识形态倾向。 有证据表明，公众无法使用、辨别或理解意识形态思维，康维斯随后考察了个人观点与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是否相关。结果发现，与政治精英相比，公众的个人观点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度要小得多。甚至更为麻烦的是，伴随时间的推移，公众观点的稳定性极低。虽然党派联盟相对稳定，但是个人在选择观点时几乎均为随机。因此康维斯认为，绝大部分民众缺乏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或思维。 四、针对“公众信仰体系本质”的评论 虽然康维斯所持的“公众信仰体系本质”成为政治科学的传统常识，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涌现出三种理论，挑战了大众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这一观点。一种理论聚焦于康维斯从事研究时美国的政治环境。《变化中的美国选民》(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一书的作者指出，公众的意识形态思维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康维斯主持研究之时——从全天候低水平获得显著提升。(14)通过采用与康维斯类似的测量方法，他们发现选民的意识形态强制性程度不断增强。他们将这一增强解释为政治环境变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由于党派之间的政策一致性程度较高，致使政治的共识度要高得多。进入20世纪60年代，党派之间开始显现更为显著的分化，随之而来的是部分选民的意识形态思维得到增强。 首先对康维斯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阿布拉莫维茨(Abramowitz)，他强调，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思维快速增强。(15)阿布拉莫维茨发觉，由于地理与人口环境的改变，美国大众在投票和态度方面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持续增长的有色人种选民同年轻选民一样，变得愈加自由主义。阿布拉莫维茨通过测量公众的政策观点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研究公民意识形态。 根据2008年竞选数据，大多数选民被发现在有关事务上处于相互对立的而非中间的立场。以气候变化为例，阿布拉莫维茨揭示持极端立场之人(41％)多于中间立场人士(28％)。(16)而且，对气候变化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极有可能对医疗也持自由主义立场，对保守主义者而言也颇为相似。这一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康维斯在研究中苦苦寻觅却未有斩获的意识形态强制性。 另一项针对康维斯的质疑来自拉纳(Lane)。(17)拉纳凭借深度访谈而非调查的方法对少数工薪阶层展开研究，以探索政治思维的深层结构。拉纳主张，学者大可不必预想信仰系统看起来应该为何。例如，康维斯在研究中排除了源自信仰体系的性格与社会结构，但二者对拉纳来说却是重中之重。虽然公众的意识形态不同于政治精英所持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意识形态缺位。在访谈中，拉纳发觉诸多个体的确具备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然而其意识形态并不受限于精英所持的标准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框架。 大众的意识形态受限于其怎样看待自身与社会。这一意识形态涵盖了谁应该统治、道德模式和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对平等、自由与民主的态度。例如，强烈信奉个人自由的人认为同性恋婚姻应该被允许，以及公民应该自由持有枪支。虽然根据传统的意识形态定义，这些态度未必相容，但是当考虑到个人化的意识形态维度时，它们确为一种自然结合。有学者对拉纳的成果提出批评，认为其样本太小、非随机、特殊化，因此不适用于更为庞大的群体。(18)与拉纳的研究类似的是宗(Chong，音译)的研究，即少数人如何看待涉及民众自由的各种事务。(19)其成果表明，普通公民能够洞察涉及公民自由和宪法权利的复杂问题，但是并不遵循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 第三种挑战性理论源于阿肯(Achen)，他通过统计方法推进了康维斯的研究。(20)他强调，个人之所以持有不稳定的政治观点以及看似举棋不定的态度并非由于他们无政治观点抑或其观点之间仅有微弱关联，而是由于调查问题的性质。为检验这一可能性，阿肯设计了一个旨在将意识形态强制性分割为两大不同来源——选民态度的不稳定和调查问题的低可信度——的模型。阿肯的目的在于展示模糊不清且易变的调查问题是民众态度不稳定的主要成因。当上述错误在分析中被纠正后，阿肯发现，如果个体态度的稳定程度加强，那么态度的受限度也将增加。近期，安索拉比赫(Ansolabehere)与其合著者运用众所周知的可靠性估计程序来观察个体的政治事务偏好之间的联系以拓展阿肯的研究，表明一旦不可靠的测量被纠正，那么偏好不仅是高度稳定和受限制的，也与党派认同类似，在同等程度上影响了投票抉择。(21) 研究显示，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体的政治行为和非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化的个人对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候选人给予积极评价。自由主义者选择中左翼政策和民主党候选人，而保守主义者喜爱中右翼政策和共和党候选人。(22)类似结果显示，意识形态的概念性基础并不令人惊奇。但是意识形态对行为的影响受到两大极其重要的个体变量——政治知识和评价政治目标的动机——的干扰而被弱化，意识形态似乎超越了公众的认知范畴。但是，当公众出于性格或环境(例如投票)等因素被鼓励评价政治目标之时，学者将观察到意识形态观念的后果。(23)这涵盖了意识形态化的针对政策和候选人的评价。十分有趣的是，学者只能寄希望于继续探寻特定个人(拥有意识形态化思维的专业知识并长期利用这一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因为，大多数时候，只有在强烈需要评价政治目标的时候，意识形态思维才会出现。 其他学者找到了意识形态思维预测个人的一系列非政治化信条与价值的证据。例如，自由主义者并非仅仅支持中左翼政策，他们也倾向于持有人人平等和保护少数人权利的价值观。(24)他们颇为有趣地指出，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塑造了个体怎样思考政治乃至世界。 五、终结意识形态思维的分层次之争 在过去的40年间，议会党派之间日益增强的意识形态两极化刺激了更多涉及意识形态的研究与争论。然而，即使针对精英的研究造成了一种学术共识——实际上，一些人担忧精英中的意识形态极端主义不断加强所带来的后果——这并未成为众多意识形态研究的案例。 当前一些研究表明，就平均水平来说，美国人实际上能够厘清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25)然而，意识形态之争仍未解决。某些人将近期公众的两极化归因于精英中不断加强的两极化。(26)由于政治候选人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因此选民也相应变得两极分化。也就是说，并非意识形态两极化，而是美国选民发生了分化。(27) 上述很多批评并未直截了当地驳斥康维斯的研究，而只是简单地尝试对其重新解读。正如《变化中的美国选民》(28)一书所描绘的大众，尽管较之康维斯所述有了一些改进，然而尤其与精英相较之时，他们依然只具备有限的意识形态能力。拉纳的研究难以证明社会具有如精英般的、颇为坚定的结构化意识形态，唯有个体可能具有一些特质性的意识形态思维。(29) 近期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阐明了两条有趣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指出重要的并不是公众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政治价值与原则。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的确有可能由广泛的价值信念所构造。因此，政治意识形态是特定个人价值观的延续。第二条路径主张重新定义意识形态并重新思考如何对其进行测量。虽然在先前的研究中已有苗头，但是直至近期才有学者找到证据，证明社会意识形态在诸多不同领域有别于上文所述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光谱。与精英相对简单、单一的维度不同，我们认为，大众在两大维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四种(而非两种)意识形态。 六、政治态度取决于价值和原则而非意识形态 价值是一种信念，它适用于诸多不同场景，可以指引具体行动或信仰。(30)价值包括机会平等、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系统等。(31)机会平等是指个人在何种程度上偏好那些保证所有人(例如少数族裔、妇女)拥有平等地位和机遇的政策或行动；经济个人主义是指人们通过艰苦奋斗应该迈向成功；支持自由企业系统意味着不信任政府干预以及偏好自由市场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 费尔德曼(Feldman)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人持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价值，并且这些价值与诸多政治观点紧密相关。(32)例如，机会平等的理念与支持福利抑或相应的政策动议密切相连。拉纳运用相似的方法来理解公众政治观点的基础，但是费尔德曼探索了价值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附带标准化调查问题的大样本中的使用，以获得更为普遍性的结论。其他学者拓展了费尔德曼的研究，考察了不同的价值维度及其对公共舆论产生的后果。(33) 虽然这一研究能够解释个人怎样评价以及塑造政治观点，但是仅有少数学者探究了政治价值如何直接建构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罗克奇(Rokeach)检验了——针对平等与自由的态度——两种价值如何建构20世纪四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34)近期，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检验了道德的特定维度如何符合大相径庭的政治意识形态。 海特(Haidt)发展了五种道德基础：(1)关心/伤害的基础，即对不幸遭遇的敏感性；(2)公平/欺骗的基础，即个人对合作或利用的敏感性；(3)忠诚/背叛的基础，即对特定组织成员的信任以及对背叛者的憎恶；(4)权力/灭亡的基础，即个人对等级或地位的敏感性；(5)神圣/堕落的基础，即个人留心于一系列不直接影响自身的象征性行为。(35)海特主张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显著依赖公平与关心这两大维度。而保守主义者对所有五种道德维度均极其敏感。海特指出这一差异能够解释两种意识形态为何都偏重特定政策(例如，重视关心这一道德基础的人强烈支持社会福利政策)，并指出了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政治优势。保守主义者通过支持远比自由主义宽泛的道德维度所制定的政策来为其意识形态寻求更强支持，而自由主义甚至从未尝试与道德的其他三个基础产生联系。海特的研究有效解释了缺少任何政治理解力的个体如何对政治目标形成回应。 近期研究的一条主线聚焦于原则而非价值。戈伦(Goren)的研究全面发展了这一观点。(36)他认为，三大关键原则——有限政府、传统道德和军事力量，构建了选民针对具体事务的偏好与选择。此外，根据戈伦的研究，这三大原则在决定总统大选的投票时发挥了主要作用。然而，与其他研究者一样，戈伦未能找到深刻的、抽象的(比如在逻辑上或经验上将这些原则联系起来的左、右翼连续光谱)意识形态维度。原则较为抽象、狭隘但易于实现，因此较之意识形态信念对公民提出的需求较少。故而，与传统意识形态概念相较，价值和原则或许与普通公民的实际政治决策更为相关，传统意识形态并不能代表大部分美国民众的政治思维。 七、遵循多元维度的意识形态 1972年以来，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明确要求被访者将自身置于一个涵盖从极端自由主义到极端保守主义的七点意识形态光谱(seven-point ideological scale)之中。与检验个人是否理解并运用上述意识形态标签的康维斯相似，ANES将这一问题用于测量个人意识形态的倾向与强度。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测量明显有问题。埃利斯(Ellis)和史汀生(Stimson)强调意识形态由两部分组成——可操作性的和象征性的。(37)象征性意识形态由ANES予以测量，并显示出个体偏爱使用意识形态标签来描述自身。康诺弗(Conover)和费尔德曼(Feldman)证实了个体的象征性意识形态的稳定性较差，并阐明了选民怎样评价候选人。(38)相比之下，个体确实更看重可操作性意识形态。埃利斯和史汀生证实，尽管公众持有象征性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但同时也可以表现出可操作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如果个人能够同时具备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信念，这表明不仅ANES的测量存在问题，并且意识形态有可能难以简单地按照单一维度加以测量。经典的左、右翼(自由主义一保守主义)光谱由两种因素构成：(1)支持VS反对社会变革；(2)拒绝VS接受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角色。(39)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维度已经成为评价政治思维的一项标准，并且美国政治精英和政党活动家都遵循这一标准。尽管这一维度被充分证明能够解释贯穿大部分美国历史的政治代表的意识形态，但是它难以描述大众的意识形态倾向。最为显著的争议之一在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维度确实由两个独立维度构成。(40)其一为经济维度，它与政府干预经济相关，涵盖了例如税收增加、政府支出和再分配政策等事项。其二为社会维度，它同针对传统道德与文化价值的态度相关，聚焦于例如堕胎、同性恋婚姻和宗教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等事项。一些研究者进一步强调，这些维度在理论上是迥异的，并且在经验上也仅为弱相关，有可能在社会领域持保守主义，而在经济领域持自由主义，反之亦然。(41)卡明斯(Carmines)等人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更为细化的意识形态模式。(42)他们主张当前对自我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测量实际上只是对个体到底是自由主义抑或保守主义的测量。这一测量无法分辨个人在某一维度上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根据典型测量，具有混合意识形态的个体并非真正的温和派，因此一方面应该将其与温和派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要厘清其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界限。 凭借这一框架，卡明斯等人发现了五种意识形态分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温和派、自由意志主义、民粹主义。根据个体是否支持再分配、社会服务支出、改革税收和政府干预经济，支持或反对传统的事关社会与文化事务的道德/宗教立场，将他们归类到上述类型中。自由主义者支持再分配和政府的社会服务开支，然而反对涉及社会与文化事务的传统道德立场。保守主义者是自由主义者的镜子，他们反对再分配政策，期望限制政府的规模和开支，倾向于支持能够保持传统社会风俗的政策。正如所料，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这两类意识形态分组符合根据标准化的单一维度测量所得出的关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经典定义。 更加有趣的是其他的意识形态类型。自由意志论者持有经济维度的保守主义观点，但是在社会维度持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偏好政府对横跨所有领域的个人生活施加有限干预，但反对政府开支的膨胀及其对经济的干预，而且也反对限制同性恋婚姻和堕胎。总而言之，自由意志论者也有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的倾向，然而程度不及保守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持有保守主义的社会观点，却持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虽然他们赞同传统的道德政策立场，也欢迎源于一个积极的大政府所造成的服务增加；他们支持限制堕胎和同性恋婚姻，然而也赞同再分配政策和政府对社会服务(比如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开支；他们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远不及自由主义者。 虽然根据单一维度的测量，自由意志论者和民粹主义者很像温和派，然而他们实际上持有截然相反的政策立场。温和派倾向于政治独立，并持有中间的而非极端的政策立场。通过这些阐述，似乎经典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测量存在局限。它适用于强烈符合经典意识形态界线的政治精英和党派活动家，但是在描述公众时有明显不足。 米勒(Miller)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强调上述标签不仅与公众相关，对政治精英也极其重要。(43)他们证明，美国两大党长期以来为了利益而组建联盟。随着在权力机制中相关利益的潮起潮落，两大党寻求重建稳定的选举同盟以实现政党地位的变迁。在2012年总统竞选中，共和党所面临的挑战极好地诠释了这一现实。共和党人面临着自由意志论者与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对社会事务持温和观点，对经济事务持极端保守主义；后者对经济政策持温和立场，对社会政策持极端保守主义。类似的紧张关系凸显于议会内温和派共和党人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中，例如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败给了那些在社会事务领域更为保守的候选人。精英的意识形态变动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变化，各党派尝试构建稳定的选举人联盟，以赢得更多的选民，不仅涵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囊括温和派、民粹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44) 八、茶党：基于价值的多元维度意识形态 茶党的崛起提供了一个证明这些意识形态新视角的价值的实例。研究表明，茶党在近期的竞选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实质性的作用，尤其对共和党而言。虽然茶党候选人无力在民主党的传统票仓获胜，但是它能够影响政策，特别是在共和党的传统票仓改变获胜候选人的类型。(45) 单一维度的左、右翼光谱等传统意识形态观念很难解释茶党。如其他研究所示，茶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以致难以简单分类。虽然茶党的典型支持者自认属于共和党人或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但是他们并不持有持续性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他们明显是《平价医疗法》的反对者，将其视为一项不必要的政府授权项目。此外，他们是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其他政府授权项目的强烈支持者。很多茶党支持者也并不认为同性恋婚姻或堕胎等社会事务尤为重要，特别是与经济事务比较之时。(46) 我们认为，用意识形态的多元维度的观点能够易于理解茶党：某些茶党候选人强调极端保守主义的经济观点，对社会事务却稍微温和，这使他们极其接近自由意志论者而非保守主义者；部分茶党成员对社会事务持十分保守主义的观念，尤其是移民问题，但是对传统经济事务更为温和，这使其更像民粹主义者；某些茶党人士对众多事务各持极端保守主义，特别是对经济和社会事务持罕见的右倾立场。 有关价值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茶党。描述茶党的有限研究揭示出该党成员重视努力工作和赏罚分明的价值。他们认为一些政府授权项目颇为关键，尤其是有利于少数族群和非法移民的项目。 九、展望 近年来，政治意识形态重新博得了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的关注。新的研究对社会意识形态思维的作用重新加以考察。最为重要的是，近期研究发现，与意识形态相比，价值和原则更能反映公众的平均思维水平。此外，在描述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观时，标准化维度单一且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测量作用有限。(47)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思维对普通人是遥不可及的。恰恰相反，近期有关政治价值和原则以及涉及意识形态多元维度概念的研究表明公民具备基本的政治思维结构，并且不同于政治精英持有的简单与完美的类型。新研究表明，公民的政治思维是复杂的、多元维度的、价值导向的，并涵盖了原则。它或许并非传统观念中的意识形态，但是却为数百万美国公民所持有的政治态度、评价和偏好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框架。 原文题为“The New Look in Political Ideology Research”，刊登于《政治科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年第18卷，第205～216页。译文有删节。 注释： ①Pamela Johnston Conover & Stanley Feldman,The Origins and Meaning of Liberal/Conservative Self-Identific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5,No.4,1981,pp.617～645; Christopher M.Federico & Monica C.Schneider,Political Expertise and the Use of Ideology:Moderating Effects of Evaluative Motiv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71,No.2,2007,pp.221～252. ②William G.Jacoby,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Issue Attitud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1,1991,pp.178～205; John T.Jost,The End of the End of Ide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61,No.7,2006,pp.651～670. ③Geoffrey Evans,Anthony Heath,Mansur Lalljee,Measuring Left-Right and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Values in the British Electorat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7,No.1,1996,pp.93～112; Christopher M.Federico & Jim Sidanius,Sophistication and the Antecedents of Whites' Racial Policy Attitudes:Racism,Ideology,and Affirmative Action in Americ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66,No.2,2002,pp.145～176;Stanley Feldman,Values,Ide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Attitudes,in David O.Sears,Leonie Huddy,Robert Jervi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477～508. ④Philip E.Converse,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in David E.Apter(ed.),Ideology and Discontent,New York:Free Press,1964,pp.206～261. ⑤Geoffrey C.Layman & Thomas M.Carsey,Party Polarization and“Conflict Extension”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No.4,2002,pp.786～802; John T.Jost,The End of the End of Ide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61,No.7,2006, pp.651～670; Alan I.Abramowitz & Kyle L.Saunders,Is Polarization a My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0,No.2,2008,pp.542～555. ⑥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文中将其称为意识形态“分层”。——译者注 ⑦Edward G.Carmines,Michael J.Ensley & Michael W.Wagner,Political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One,Two,or None? Forum,Vol.10,No.3,2012,pp.1～18. ⑧Angus Campbell,Philip E.Converse,Warren E.Miller & Donald E.Stokes,The American Vot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⑨Philip E.Converse,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1964,pp.206～261. ⑩Arthur T.Denzau & Douglass C.North,Shared Mental Models: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Kyklos,Vol.47,No.1,1994,pp.3～31. (11)John T.Jost,Sally Blount,Jeffrey Pfef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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