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贪官论文,鲜活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格地说起来，本文的论题（标题）也许是不甚确切的，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有不少作品写了反贪内容，自然也描写了贪官形象，如此看来，贪官形象似乎没有缺失。但是，当我们逐一检示、分析起来看，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贪官形象有哪些立得起来并让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呢？有哪些血肉生动甚或富有典型意义的呢？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回答：没有。有的不过是些侧面、表层描写的单薄、肤浅的形象，或者是过于漫画化的形象。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贪官形象缺失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不足。
生活向文学提出了要求。新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我们的文学曾留下了若干无愧于时代的、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让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例如“伤痕文学”中的谢惠敏、宋宝琦（《班主任》）、王晓华（《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月兰（《月兰》）、李顺大（《李顺大造屋》）、王老大（《笨人王老大》）、许灵均（《灵与肉》）、罗群（《天云山传奇》）、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改革文学”中的乔厂长（《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冯厶爸（《乡场上》），“寻根文学”中的丙崽（《爸爸爸》），还有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形象倪吾诚（《活动变人形》、勤劳的老农民形象许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积极进取的青年农民形象金狗（《浮躁》），等等。这些文学形象与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社会世像的深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身上典型地概括了某一社会历史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侧面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点，至今以至往后，人们谈起那时的某一社会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侧面时，会自然提到这些文学形象，这些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概括意义和标志意义，也即是典型意义。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既是经济运行方式、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转变，又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方面的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党开展了长期而愈来愈有力的反腐败斗争）。“腐败”，按《辞海》的解释是“腐烂”。“也泛指败坏、堕落。”但今天实际是专指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的行为。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当今社会比较严重的腐败的标志，就是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且贪官的出现明显地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据《广东支部生活》1998年第11期提供的资料，全国查处的贪官（包括受党纪政级处分和刑事处分者）1993年厅局级69人、省部级3人，1994年厅局级87人、省部级5人，1995年厅局级429人、省部级24人，1996年厅局级490人、省部级13人，1997年上半年厅局级598人、省部级33人。在2000年，大贪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先后被判处死刑，可谓悚目惊心。二是领域扩大，金额增多。贪官的腐败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90年代初期大贪官贪污受贿的金额主要以万元、十万元计，90年代中期主要以百万元计，90年代后期则发展到千万元甚至更大的数字。
江泽民同志早在1993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就严肃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要足够估计到这种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可见，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党，从90年代初起就对腐败现象、对贪官给予了高度警惕并一直进行着坚决斗争。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腐败、对贪官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我们的文学却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淡漠和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反贪题材的深化。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对贪官表现了不应有的淡漠和忽视，并非说文学没有去表现这种社会现象，而是说其描写太表层、肤浅和新闻化。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贪官形象缺失，并非就其数量意义而言（单就数量上来说，有不少文学作品都写到了贪官），而是就其“质量”而言，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贪官形象大多是单薄、苍白的。我们来看一些有代表性作品中贪官形象的描写。
一些文学作品把贪官的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描写，但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现象来描写，即是说作品是在描写当代纷繁复杂社会生活时，把贪官作为这复杂社会中的人给予侧面描写，对贪官的腐败行为则作一种“剪影”、“素描”式的勾勒。《废都》（贾平凹）对腐败行为主要是引用一些新式民谣来表现，给读者留下的仅是一种粗略的概貌和氛围，并无具体的贪官形象。90年代末期某部专门描写官场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当今官场里的种种官员形象，其中也包括贪官形象，但由于作品是通过一位省级机关小官员的视角来描写，故贪官形象仅留下剪影和侧影，没有立体感。长篇小说《玩古》（彭见明）颇为生动地描写了某地区副专员的受贿，到了晚上，去副专员家送礼的人一拨又一拨，以至作品主人公东方冉在楼下树影里躲了一晚，竟没有抓到一次送的机会，直至第二天早晨副专员即将出门上班的那一刹那，东方冉才瞅准机会如愿以偿送出手。这样的描写固然幽默、精采，但也给人漫画化的感觉。
一些文学作品专门描写反腐败（反贪）的斗争，相当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张平的长篇小说，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将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张平的反腐败（反贪）文学集中笔力表现“反”（贪）的必要性、艰难性、正义性以及“反”（贪）的错综复杂、生死搏斗，读起来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回肠荡气，作品塑造了不少感人的反贪英雄形象，如刘郁瑞（《天网》、《刘郁瑞办案记》）、李高成、杨成、万永年（《抉择》）、罗维民、何波（《十面埋伏》）等等，这些人物极少那种概念化、模式化、脸谱化的东西，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可信。但作品描写的所“反”的对象—一腐败分子（贪官）则给人单薄的感觉，作品的贪官形象大至都突出地表现出两方面的特质：一是坏，二是狡猾，缺少复杂的人性深度和厚度。有的评论家把张平的作品归结为政法题材，虽然有些偏颇（张平的作品并非单纯的政法题材），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张平作品突出的是与犯罪分子（腐败分子、贪官）的斗争（斗志、斗勇、斗智、斗力），突出的是错综复杂、长期曲折甚至是扣人心弦的“斗”的过程，或者说是惊险的破案过程。
把贪官的腐败行为过多地归结为个人道德上的原因，是不少作品的共同特点。《苍天在上》（陆天明）中的腐败集团来自于章台市林中县田姓家族。田副省长就出自于此家族；到了省里，更是构成了一张田姓官僚网络体系。这种封建的帮派体系——家族集团本有着深深的社会渊源，但作品主要着力的是道德上的谴责。《中国制造》（周梅森）揭露出平阳轧钢厂从八亿的预算，搞成十二亿的规模，可好多年过去了，竟然一寸钢也没有轧出来。厂子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六十七万多元。工人们有四百三十二万元集资款投了进去，烈山县干部竟然以入股的名义倒卖国有土地使用权。作品里道德的义愤溢于言表。《抉择》里的贪官省委副书记严阵等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亦是其道德的堕落、贪欲的膨胀。90年代以来，官员为什么会腐败（贪污受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到如此程度，为什么能够实施腐败（即贪污受贿得逞），怎么从根本上扼制乃至解决腐败问题？显然，单纯从道德和道德约束上寻找原因是无济于事的。
可见，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作品在描写贪官时，或则只作侧面剪影式的反映，或则浓墨重彩于对贪官的侦破过程，或则单纯着力于对贪官的道德上的拷问和谴责，因而我们难于见到立体的、血肉生动的贪官形象。
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要求艺术典型。那么，怎么样使我们的反腐败（反贪）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不断深化，怎么样去努力描写出血肉生动、有立体感的贪官形象，以与时代相呼应呢？笔者以为，下述几方面是值得我们探讨和探索的。
我们可以尝试正面甚至在有的作品中主要描写贪官形象。我国古代的反贪文学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先秦的诗歌，就有反贪的内容，如夏时的《五子之歌》（载于古文《尚书》），西周时的《诗经·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等，是讥刺贪鄙的名作。此后反贪文学绵延不绝，到宋时产生了众多的反贪谚语和诗歌，宋海盗郑广于投降后作官的《上众官诗》就颇为有趣而深刻：“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岳珂《史》）继而发展到元杂剧中的反贪戏、明清时期的反贪小说，可以说具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本和经验。明清小说中就有专门正面描写贪官的作品，这些作品塑造出了至今不被忘记的贪官形象。明末陆人龙著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就是一部专门描写大贪官魏忠贤的长篇小说，作品对大贪官的魏忠贤出生，钻营发迹，疯狂贪贿（魏手下的走狗亦贪赃成性），以及为了贪贿而借“反贪”去残酷迫害正直官员，等等，都有细致生动的描写。作品描写的魏忠贤是一个立起来了的贪官形象。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何典》（张庄南）等作品都有不少对贪官的正面描写，塑造出了多个各具性格的贪官。上述文学作品值得引起我们思索的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可以侧重于“反”（即重点在“反”）的描写，也可以侧重于所反之“贪”的描写（即重点在对“贪”的展露、挖掘），当我们把“贪”展露得淋漓尽致，把“贪官”描摹得形神毕肖时，或许才能更好地去“反”，更有利于我们去“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是有“官”的社会便会有“贪官”。中国过去就有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腐败（贪官）滋生的沃土。当今其他国家亦有贪官，据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翟景升报道，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1998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发布了1998年国际腐败洞察指数（这里“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谋利）。这个指数是10多项调查的综合，得分越低腐败情况越严重。中国大陆1998年得分3.5分（最高的丹麦为10分），在他们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1997年排名第41位），这就是说还有若干国家排名在中国之后。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当现代化的巨变将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新的时期之际，腐败并未稍减，反而愈演愈烈。其深层原因何在，能单用道德原因作出回答吗？贪官的形成仅仅是由于道德上的原因吗？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江泽民同志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可以说，在文学创作中，把贪官单纯归结为道德的原因，单纯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只看到了“标”，而忽略了“本”。
可喜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开始见到了一些描写贪官较为成功的力作，我们见到了一些初具立体感的贪官形象。2001年新春佳节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的20集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陆天明编剧），塑造的贪官副市长周密就并非简单的反面形象，他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一步步在仕途上前进，当上副市长后，他也曾想干一番事业，但由于没有经受住巨额金钱的诱惑，走上贪贿乃至杀人的犯罪道路。促使周密堕入深渊的有多种复杂因素，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有道德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有软环境的原因也有硬环境的原因。周密的发展有一个复杂的心路历程。周密一方面是贪婪的、工于心计的（为了向上爬可谓绞尽脑汁），同时又在一定情况下实实在在地干事业，并且追求着真诚的爱情。长篇小说《财富与人性》（毕四海，载《中国作家》2000年12月号，并同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不是一般地揭露腐败、贪官，而是着力揭示贪官的灵魂世界，挖掘人性的深度。评论家张韧评论说：“《财富与人性》由新的犯罪结构网带来新的人物，人物谱系呈现了新的面孔。小说的着眼点不是步步惊险地破案，而是对为什么犯罪的人性拷问。这部小说探究的是人性的整体结构，挖掘人性包孕的多种成分和它们之间对应的矛盾关系。这是这部书的一个重大突破。”评论家雷达说：“《财富与人性》则超越了故事或案件表层的时空意义，把笔触伸向了信仰、价值、生存意义、人性善恶、官场现状、世态人情等等内容。”作家高洪波说：“盂广太这个人物骨子里的东西都被作家挖掘出来了，林之文、毕天成也是如此，都具有相当的人性深度。他们人性的复杂包涵了腐败的根源：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体制的都有。尤其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封建性与腐败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这部书的发现，这是一个突破。”（以上引文均见《光明日报》2001年1月18日）。
上述是一个可喜的开端，但也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其虽然较为成功，但只是塑造了某种类型的贪官。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贪官也是各种各样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我们期望我们的文学作品能尽可能多地既描形又传神地留下贪官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画像，既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新的成员，更为警示世人和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