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霏[1]2003年在《欧洲经文歌发展的文化特征》文中提出经文歌，是一种产生于中世纪末期的音乐体裁，初期作为宗教仪式音乐的一部分存在，一般为叁声部，运用节奏模式，带有典型的教会音乐特征；后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体裁中逐渐融入许多世俗文化的特质，在法、英、意、德等国得到广泛的流行与发展，形成宗教与世俗、个性与共性相结合的新特征，并于16世纪晚期由拉索等人发展至高峰。17世纪以后，经文歌原有的“功能与价值”逐渐被大量新兴的世俗体裁所取代，其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开始走向衰落。本文以1220年到1750年间的经文歌为研究对象，从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角度，运用技术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经文歌不同历史阶段形态、性质与功能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观念、宗教观念变化影响下，经文歌中宗教与世俗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地考察与分析，总结出经文歌发展过程中，面对世俗环境变化、世俗因素渗入所表现出的既对抗又适应的双文化特征。全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份 即第一章“经文歌发展的时代追述与形态变迁”，通过具体的谱例对经文歌各发展阶段的形态特征与变化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与具体的分析、归纳。并根据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现象及发展特点，将其整个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一、 经文歌产生及初步发展期（13世纪）二、 经文歌发展的多样化流行期（14世纪）叁、 欧洲各国风格的汇合期（14世纪末——15世纪）四、 经文歌发展的鼎盛时期（16世纪）五、 经文歌发展的衰落期（17世纪以后）第二部分 即第二章“经文歌发展的文化分析”，主要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对经文歌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在详细研究经文歌生存环境的基础上，分别从宗教与世俗、对抗与适应两种角度对经文歌文化特质与社会功能的转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总结出经文歌中宗教面对世俗，既对抗又适应，对抗与适应多层面结合的文化特征。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将所引用的谱例全部附上，在叙述过程中也只取其中重要部分进行说明，至于完整谱例，笔者将在论文之后，附上一个参考谱<WP=4>例索引，注明全部谱例的出处，以便参阅！给老师们阅读造成诸多不便，敬请原谅！
李琦[2]2017年在《J·S·巴赫经文歌创作技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宗教音乐在西方音乐史中有着绝对重要的地位,经文歌是13世纪下半叶新兴的宗教音乐体裁,直至18世纪中叶仍被使用于教堂礼拜仪式中。巴洛克时期伟大的作曲家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至到今日,到处还流传着大量他创作的宗教作品,经文歌作为宗教音乐体裁虽不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在他的笔下,将历经五百多年发展的经文歌技术推向极致,承载着巴赫独特的宗教情感和体验。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巴赫在1727年创作的经文歌BWV225《献给上帝的一首新歌》(singet dem Herrn ein neues Lied),通过对该作品的研究,希望能对巴赫宗教音乐以及经文歌技术发展增添一臂之力。曲式结构是笔者首要研究的部分,通过对曲式结构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宏观上将作品界定为建立于套曲基础上的单章化,从多个角度例证叁部性整体结构特点;微观上细致分析叁个部分结构,分别为第一部分前奏曲与赋格;第二部分具有并列性质的叁部性结构;第叁部分前奏曲与赋格。此外,笔者对结构的进行细致研究后,总结突出经文歌结构中富有时代特色以及独特的部分。动机材料是作品加强各个部分间联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作品中变得至关重要,同时,在它身上具有作品本身的性格特点,并通过多种变化手段贯穿作品的各个部分,加强了作品的统一性。自由对位技术是巴赫在创作复调音乐作品中常用的技术手法,到巴洛克晚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创作于巴洛克晚期的经文歌BWV225中的对位技术可以说是经文歌这种音乐体裁在对位技术上的巅峰,它建立在大小调基础上,灵活应用不协和音,在对位中包含了许多和声思维,模仿、展开技术的应用等方面都具有特色。笔者通过对该作品曲式结构、动机材料、对位技术方面的归纳和总结,大致认识和了解巴洛克晚期巴赫的经文歌在创作技法方面的特点。
王瑜[3]2012年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创作精神内涵的文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西方社会在经历长达一千年的封建中世纪之后，从14世纪起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精神对文化领域的影响，使得人的个性意识开始得到释放。自十九世纪瑞士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出版其名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来，文艺复兴时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直以来，中国学界习惯将文艺复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与宗教音乐对立起来，认为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从宗教的“桎梏”中得到释放，进而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种观点中，简单的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性反对神性,显然武断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实质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人性,但人文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信仰，更不一定反对宗教。本文针对国内西方音乐史着作中对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的认识片面化、简单化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人文主义与基督宗教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本文将进一步从这一时期的具体宗教音乐作品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创作中的精神内涵，即宗教音乐始终反映出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中人文精神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完整地理解基督教音乐在西方音乐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由绪论、叁个章节和结语部分组成。绪论就本课题的背景和研究现状与方法进行了论述，笔者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对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精神的关系进行探索。第一章是文字论述部分，第一节分别从人文主义的传统理论来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等方面进行论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综合诠释。第二节主要论述了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一方面基督宗教所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的终极关切，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在提倡人道的同时，并不反对神道。文章的第二章具体从佛兰德乐派的宗教音乐创作入手，通过对约翰内斯·奥克冈的弥撒曲《武装的人》和若斯坎·德·普雷的经文歌《圣母颂》为例，剖析了这一乐派因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在音乐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第叁章则介绍了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音乐思想与人文精神，分别介绍了德国宗教改革音乐中的马丁·路德及代表路德派音乐思想的众赞歌《深处呼求歌》、《坚固保障歌》，天主教音乐改革的代表作曲家帕勒斯特里那的《马切洛斯教皇弥撒曲》以及威尼斯乐派代表作曲家乔瓦尼·加布里埃利的代表宗教音乐作品为例，总结了其宗教音乐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文主义精神。最后是文章的结语部分，通过归纳总结，试图提炼出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精神的文化内涵。
范博[4]2010年在《从“为神”到“为人”》文中认为全文由两条线索架构而成：一、欧洲中世纪复调音乐的诞生及其发展历程,二、欧洲中世纪复调音乐中音乐本质从“为神”向“为人”的转变。这两条线索一个为复调音乐的主要表面特征,一个为复调音乐文化的本质特征,它们相互交织和论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论述了欧洲中世纪复调将音乐引领上脱离宗教束缚、以人文本的艺术化道路。相对而言,欧洲中世纪在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相对较薄弱,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对中世纪复调的研究也偏向于音乐本体分析而较少注重音乐本体背后的音乐文化内涵。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复调音乐本体分析和音乐文化内涵探讨融为一体,分析复调体裁的重要特点,从中探寻中世纪复调音乐走上注重“人”的艺术化道路的艰难历程,挖掘中世纪复调音乐背后的人文内涵。所以,本文选题既具一定的创新性,又具一定的研究价值。对本选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把握中世纪复调音乐体裁的重要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从一个连贯、全面的角度对复调音乐的艺术之路、各复调体裁对音乐艺术化的作用、各复调体裁的历史重要性、各复调体裁的人文内涵有全面、细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全文由绪论、本论、结论叁大部分组成。绪论主要是对笔者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综述；本论论述了中世纪复调的诞生及复调从“为神”到“为人”的发展之路,主要通过具体的音乐分析对复调音乐的艺术化进程、音乐中宗教因素和人的因素的转变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结论则对中世纪复调走上艺术化道路之原因进行探讨,并对复调音乐的历史意义进行评价。
刘灵杰[5]2018年在《引用的产生与早期发展及历史意义》文中研究指明“引用”指的是把已存在的音乐应用在新作品的创作中,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西方作曲手法。本文对引用手法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追溯、梳理和分析,提出:引用手法源自对格里高利圣咏的附加,当附加亦即新创作的音乐上升为实质主体时,圣咏变为引用的对象,被用作构建多声部音乐的结构性材料,引用的具体手法也日趋丰富多样。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引用的符号化功能逐渐向结构性功能转化,而随着引用手法日渐被新出现的主题模仿、发展手法所代替,一种基于一个预设好的主题进行纵向与横向发展、衍生的作曲思维日渐成熟,引用成为了西方作曲思维重要的逻辑起点,对西方音乐的形态特征和音响风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的探讨可见:引用的产生、发展和功能演变,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联,是外部环境与音乐家内心意志相互冲突、妥协的产物。
张杰[6]2014年在《从众赞歌的运用探究巴赫的新教音乐观》文中提出本文在梳理路德教众赞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巴赫的两首康塔塔《基督躺在死亡枷锁中》、《上主是我坚固堡垒》和《马太受难乐》为例,对巴赫的众赞歌运用方法进行探究，归纳出他运用众赞歌的方法、目的和意义，进而观察他的众赞歌艺术所体现的新教信仰和艺术理念，最终提炼出巴赫音乐中的新教音乐观。
车新春[7]2010年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音乐文化与民族主义思潮》文中提出民族主义普遍发生于19世纪,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既是政治力量与政治运动,表现为对民族建国的追求；也是文化意识层面的思想与观念,一种凝聚民族成员与促进民族发展的力量,表现为民族成员对民族及其文化历史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音乐中的民族主义更多是一种态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具有自身的特性,由于德意志分裂与动荡的政治经济社会局面,德意志民族主义在18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基础上,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其民族主义思想渗透于德意志音乐生活的各个方面,德意志音乐与民族主义在相互影响中得以共同发展。本文通过从民族主义角度论述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涉及这一时期音乐德国文化与音乐的思想史研究和音乐生活的考察,同时也对该时期的音乐作品和风格走向进行分析与研究。文章分为绪言、四个章节与结语。第一章论述19世纪之前的德意志文化中的民族意识,通过对论文的关键术语的界定、以及19世纪之前、尤其是18世纪德意志文学历史中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对19世纪音乐中的民族主义阐述进行铺垫。第二章审视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批评与观念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主要通过期刊批评与音乐中的严肃性思想的考察,论述在德意志音乐特性的建立过程中的一种批评倾向。第叁章探讨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歌剧创作中的民族主义思想,通过韦伯与瓦格纳的作品为例证,论述德意志歌剧传统是如何逐步确立的。第四章陈述民族主义思想对于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生活的影响,论述从巴赫复兴、民谣复兴以及音乐节、音乐会与音乐教育等领域中如何渗透民族主义思潮,并导致其音乐生活中的民族意识的体现。
刘丹霓[8]2011年在《译着《音乐、艺术与观念》及其书评》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当代着名音乐学家伦纳德·迈尔(1918—2007)的《音乐、艺术与观念：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模式与指向》是一部重要的音乐美学和文化史着作。他以极其宽广的学术视野,以音乐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20世纪前后受到社会历史环境影响的意识形态变革,及其对西方世界的文化信念、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的深远影响,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分析等诸多音乐研究领域带来新的视角,引发新的思考。作者对音乐、艺术和文化当今现状的描述及对未来走向的预期体现出其敏锐洞见和长远预见。全书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各艺术门类,并将这种广阔的共时研究放入历时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符合当下音乐学术发展潮流,必将对当今音乐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和学术价值。全书分为叁大部分,共十二章以及本书1994年再版时所新增的一篇跋论(第一版于1967年问世)。第一部分“前奏：现时已然境况”包括第一至五章,主要涉及对西方传统的调性音乐以及美学价值观的探讨；第二部分“现时境况,及将来或然境况”包括第六至九章,详尽论述本书主要观点——即将到来的时代是一个多种风格共存的波动静态时代。第叁部分“音乐中的形式主义：质询与保留”包括第十至十二章,以整体序列主义音乐为重点,探讨了当代高度复杂的实验音乐的理论、创作和接受问题。最后的跋论则是对全书主要论点的总结、引申和补充。书评主要从全书的逻辑建构、思想内容、中心概念与关系、着述特点和研究方法以及所引发的争议五个方面对这部着作进行剖析和解读,并对作者其人及其思想理论、国内研究状况、引入本书的意义、重要术语译法以及译后心得进行简要介绍和说明。
刘娟[9]2016年在《译着《1815年以来的音乐与社会》》文中研究指明众所周知,西方音乐史写作长期以来都是围绕重要作曲家进行,无论风格史、体裁史,还是思想史,围绕作曲家的方方面面谈起似乎是一种规范。对于学生而言,学习西方音乐史似乎就意味着了解作曲家、作品、体裁和风格,这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刻板模式。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体裁史、风格史与思想史学写作方式之外出现了一种更为折衷的音乐史写作方式——音乐社会史,这是一种无意展示西方音乐史的各个“零部件”的写作方式,也没有对读者的整个文化思想史水准作出任何智力要求,它在以一种异常“实际”的方式探索着音乐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音乐社会史写作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学得到发展以来,音乐学研究视域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一般音乐史写作无法满足爱乐者对整个音乐世界肌理的进一步梳理与探寻,学者们踏上一条从“本体”到“外围”——从“外围”到“本体”的“迂回”研究路线的结果。音乐社会史才被认为是一般西方音乐史的有效补充,它存在的根本目标不在替代一般音乐史,它更倾向于面向熟稔一般音乐史或对一般音乐史一无所知的读者。在我看来,涵盖了音乐社会史与以作曲家为主线的体裁史、风格史和风格史才算全面、完善的西方音乐史。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通史或可为我们在音乐史书写和研究领域提供有效参照,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他在规避直接的音乐艺术问题之时,为音乐史思考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与全面的观赏视角,更为清晰展示了音乐中的社会景观和社会中的音乐景观。
孙红杰[10]2009年在《饰变·混合·解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音乐体裁是音乐话语的表述方式,特定的体裁名义暗示着特定的话语规则,创作者基于这些规则来布局和运思,接受者也围绕这些规则来理解和欣赏,故而体裁是沟通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媒介和公约。这种看法已是公论。但仅仅认识到“体裁具有媒介效用”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创作者常会对体裁加以变通活用(由此将会违背规则),以传达修辞性的意图,而且,活用体裁的方法、效果、意图均非常多样。因此,若不能对体裁发挥修辞效用的规律性有所把握,则上述公论只能沦为空头概念,难以对音乐的分析、理解和评价等活动发挥切实有效的助益。本文以古典盛期至二十世纪之间西方艺术音乐中的体裁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旨在对音乐体裁发挥修辞效力的原理、方式、手段、意图、效果等问题作出学理性的解释,并对如下一种策略——借助体裁分析来捕捉作者意图、把握作品特色——的有效性做出试探性的证明。本文共分叁章,依次论述叁种主要的体裁修辞手段:饰变、混合、解构;各章内均设叁节,分别考察叁种手段的历史、类型和修辞效力。前两节采用宏观视角,分别属于历史性研究和体系性研究,第叁节采用微观视角,属于对作品个案的例证研究,其中将综合运用前两节提出的理论范畴;在作品例证方面,本文力求在每一章里都粗略地涵盖本文论域所涉及的叁个历史时期(古典盛期、浪漫时期、20世纪)内的四种音乐类型(交响音乐、独奏与室内音乐、舞台音乐、宗教音乐)。在结论部分,将对音乐体裁发挥修辞效力的合理性、丰富性、有效性、普遍性、规律性等问题加以概括和总结。
参考文献：
[1]. 欧洲经文歌发展的文化特征[D]. 闫霏. 河南大学. 2003
[2]. J·S·巴赫经文歌创作技法研究[D]. 李琦.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3]. 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创作精神内涵的文化分析[D]. 王瑜. 西安音乐学院. 2012
[4]. 从“为神”到“为人”[D]. 范博.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5]. 引用的产生与早期发展及历史意义[D]. 刘灵杰. 星海音乐学院. 2018
[6]. 从众赞歌的运用探究巴赫的新教音乐观[D]. 张杰. 天津音乐学院. 2014
[7]. 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音乐文化与民族主义思潮[D]. 车新春. 上海音乐学院. 2010
[8]. 译着《音乐、艺术与观念》及其书评[D]. 刘丹霓. 上海音乐学院. 2011
[9]. 译着《1815年以来的音乐与社会》[D]. 刘娟. 上海音乐学院. 2016
[10]. 饰变·混合·解构[D]. 孙红杰. 上海音乐学院.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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