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以来，人们的认识和理论界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2008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题，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怎样的思想定位，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理论体系与党的指导思想紧密相关，它事实上已经具有党的指导思想的含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指导思想的定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需要。
一、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鲜明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而奠定了其指导思想的基础。1921年至今88年，这个指导思想从没有放弃过，并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什么长命元素，而是因为它的思想总是在适应时空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来看，其指导思想是不变与变的统一，不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变的是与时俱进的鲜活内容。
党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活性的特点。从党章修改的历史情况看，自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中将毛泽东思想添加到党的指导思想里去后，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修改的党章，又分别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事实构成我们认识党的指导思想追随时代前进步伐的历史足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向前推进的实践正是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的逻辑结果。
党的指导思想之所以需要与时俱进，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地剔除了固化、僵硬、封闭、神圣、教条等附加在理论上的一切唯心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僵硬不变的教条，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P68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P406)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3](P274)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这个基因在传入中国以后，既遭到过破坏，又得到了保存。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曾经发生过的教条主义错误，湮灭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导致指导革命和建设遭受失败和曲折。但从整体看，中国共产党注重理论创新在实践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坚持与时俱进贯彻于党的历史实践的全过程。历代党中央领导都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意识。毛泽东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做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P820)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P146)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6](P12)“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7](P282)胡锦涛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现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8](P364)这些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基因代代相传，这就为党的肌体保持健康提供了保证。
第二，这是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典作家曾引用“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的谚语，来表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的实践特征，从理论视角看，这样的实践特征包含着两个必然要求。其一是来源决定性，即理论产生于实践，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才能显示它的实践特征；其二是作用互动性，即理论推动实践发展，只有适应客观实际发展的理论才能延续它的实践特征。这两个必然要求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路径必须以实践为轴心向前运行，实践永远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理论需求，理论在实践面前的滞步只能遭遇自身淘汰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用他们的杰出智慧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但却不可能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用他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模式，但却不可能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提供既定的方略。这不仅是时代、国别的时空差异使然，而且也因为实践产生的需求截然不同。说得形象一点，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可以共祖宗但不可以同父母”。就是说，在思想指导上，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共产党人共同的老祖宗，但具体实践上，共产党人则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各自的母体特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诉求上有两个突出的观点。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强调的是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其次是必须着眼于现实，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9](P109)老祖宗不能丢，但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敢于说“新话”；[5](P91)“如果一切都要先看本本上有没有，老祖宗讲过没有，就很难在实践中迈开步子”；[10](P121)“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7](P538)这些观点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理论发展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态度，是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动力。
第三，这是党奋斗使命的必然要求。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历史使命，赋予中国共产党超越近现代中国任何政党的先进性禀赋，这一使命将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凝聚于崭新的社会目标上。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一使命绝不是空想，它具有历史规律的逻辑基础，但却是需要经历漫长过程的理想。远大理想决定了使命艰巨，它不是任何政党都能够担当得了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一使命自觉肩负起来，意味着它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既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会是凝固不变的。因为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奋斗历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它要经历很多很多的阶段，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要战胜不胜枚举的困难。这就意味着党不仅要把客观世界作为奋斗的对象，而且还要在主观世界上不断地超越自己，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种风险、每一次困难，都构成对党的先进性的考验。能否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必须靠永葆党的先进性作为支撑。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的动态秉性是通过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创新来体现的。与时俱进的意识薄弱，必然造成因循守旧、停滞僵化，党的奋斗使命就会落于空谈。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中共七大以后，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先后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失误，经历了探索中的曲折，但毛泽东思想在引领中国发展进步中的旗帜价值则永远不容否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党的指导思想如果固守毛泽东思想而不加以发展，那么，党的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能向前推进，中国也不可能发展进步。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革命，其价值是突破思想迷惑，在现实困境中寻找一条新生路。1978年至今30年的历程，中国伴随着国际国内的深刻变动完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1992年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年初邓小平巡视南方的讲话吹起又一轮思想解放的春风，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当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纷纷陷入失败的泥潭，国内对改革开放也产生了一定的迷惑，1989年的政治风波造成极大的冲击，给出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答案，既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又要有科学的理论。将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并上升到指导思想的地位，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这项工作，从1982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后就已经开始，1987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进行了内涵和思想观点的归纳。在此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五大从指导思想定位上正式形成“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从党章上加以明确。党的十五大用“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表述，突出了邓小平理论对丰富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党中央关于党章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继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1](P52)这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担负起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使命。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一方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事件的接踵发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下子跌到低谷，反社会主义的阴霾笼罩国际社会，共产党执政危机凸显。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使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开始暴露出来，执政党如何应对和抵御风险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适时地以提高执政能力为焦点，“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丰富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成体系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例如，提出“两个先锋队”观点，“两个基础”观点，“两大历史性转变”观点，“两大课题”观点，等等；例如，强调树立忧患意识，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反腐倡廉，等等，一直到2000年初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内涵的党建思想基础上突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鲜明主题，对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因此，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加以定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8](P46)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由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深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在延续，但恐怖主义制造的威胁蔓延世界，局部战争不断，生态文明趋势险恶，政治格局复杂多变，金融经济危机潜伏。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的后继推进困难重重，发展态势能否持续下去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的程度提高和深度加强，其发展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增大；另一方面，资源瓶颈、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制约、社会保障体系建构以及社会公正公平如何体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考验改革开放是否具有可持续力的尖端性关卡。党的十六大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战略聚焦点，开启了科学发展观新指导思想形成的大门。胡锦涛等党中央领导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开始将社会建设提到重要的位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课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正公平”。[12](P36)这些重点的突出，显示了新一届党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思考上的战略思路，社会建设也因此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构成“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布局。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则成为与“四位一体”建设布局相吻合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以及修改的党章关于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意义的阐述表明，党对指导思想的认识又与时俱进地迈出了新的一步。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指导思想，显示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清晰脉络。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也都是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服务的”。[8](P366)从实践进程和现实需要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呈阶段性的特征。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揭示了党在各个阶段上具体的奋斗任务，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发展要求和现实任务各不相同，面对的社会环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变化。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满足了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的实践要求，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表现了党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实践，它们既一脉相承，又创造推新，展示了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线索。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是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社会实践每深入一步，理论创新就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对应社会实践的需求，党的指导思想就以新的亮点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应从党指导思想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在阐述党的指导思想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所有成果，这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最新体现。
从文本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的三个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已经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加以明确，科学发展观则尚未明确它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本文以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最新成果。从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上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列性成果，而科学发展观则是这个序列中最贴近现实的理论成果。按照党一贯坚持的理论创新精神，以最新的理论成果指导现实的实践是必然推出的逻辑结论，因此，科学发展观毫无疑问具有指导思想的价值。其次，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及修改的党章中，对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有详细的阐述，强调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2](P13)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头脑。这里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实际已经内涵在这段表述之中。
那么，为什么党的十七大没有像十五大、十六大那样将科学发展观直接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呢？在笔者看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地位已经得到体现，科学发展观既然包括在这个理论体系之内，就不必再从指导思想的地位上加以确定了。从文本意义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并没有否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三个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括中得到明确的体现。此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加以定位，不仅没有否定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且更加突出其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现实价值。
党的十七大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2](P11)围绕这个概括，一些研究文章曾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有过讨论，看法不尽一致。大体有三种认识：一是“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二是两者为不同思想体系的看法；三是认为虽然体系不同，但有着内在的继承关系。笔者持第二种看法，认为虽然必须看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关系，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三次伟大革命”的崭新提法，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进程，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在此之前，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曾用三次历史性巨变概括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大体与胡锦涛总书记的三次革命的概括相近，但表述上和含义上有较大区别。以第二次革命来说，江泽民概括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指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胡锦涛概括第二次革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的区别是，“巨变”局限于某个时段，侧重于社会变迁，而“革命”则强调相对完整的一个过程，侧重于奋斗任务。这里值得重视的是，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概括第二次革命，较好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也比较合理地体现这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成就。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归纳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时，从理论范畴上涵盖了两大方面，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3](PP.826-827)这个界定与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第二次革命的概括是相吻合的，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然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二次革命的理论成果，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有着其自身的思想内容。而作为第三次革命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与毛泽东思想同“源”但不同“流”，同“源”表现为继承性，不同“流”表现为创造性。
那么，强调从指导思想的定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由何在呢？
第一，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160年，它延续至今的生命力在其理论成果不断传承和创新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同时强调必须注重发生在今天的事情，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最新的实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们都包含具有永恒价值的普遍真理，因为就指导意义而言，永远不会过时。但就某些个别论断而言，则会随着实践环境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因素而失去现实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就很明确地点出了这个理论体系的思想定位。
第二，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实践的最新概括。实践表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既需要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适时地指导现实的实践，又需要统领性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不断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将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实现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时期里，阶段性的情况总是在发生变化，但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终结，这个时期党的基本思想、根本原则、总体目标等都不会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2](P11)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将自己的理论划定一个封闭的边界，到目前为止形成的理论绝不可能穷尽整个漫长过程的所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继续得到补充、发展、丰富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还将不间断地持续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会扩展式地丰满成熟起来。根据各个阶段的社会情况，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阶段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后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新的阶段性理论成果，这些成果都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围之内。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概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指导思想，有着思想统领性的意义。
第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引领当代中国走向未来的最新思想旗帜。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高举这面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所有成果。作为思想整合性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单个成果侧重点的局限，是全面和重点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内容集中反映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巨大的包容空间，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建设等各方面的思想内容，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建设布局相对应，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基，是当代中国走向未来的思想旗帜。
第四，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结晶，是整合社会和凝聚民心的最新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思想上的统一就没有行动上的一致，没有理论上的共识就没有实践上的合力。而思想上能不能形成统一和理论上能不能达成共识，取决于居于指导地位的思想理论是否准确地反映社会实践，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时间形成的，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是它的深厚根基。这个理论体系也不是一个人创立的，广大人民群众贡献的智慧是它形成的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12](P11)用这一理论体系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共识基础、聚合力量和动员功能。
注释：
①具体可参阅拙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之基和思想之源》，载《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1期。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科学发展观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胡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