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化传统对港澳台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港澳台论文,试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她历尽沧桑，胜而不骄，衰而不败，这一延绵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什么？《易传》中有两句话，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最精辟的概括。一句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包括日月星辰的天体永远在运动，永不停息，有道德的人应效法天的“健”，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是坤，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有道德的人就应胸怀宽大，包容各个方面的人，能容纳不同的意见。
考察港澳台地区经济得以在战后获得巨大发展的文化渊源，也证实了这种民族精神的重大推动作用。
首先，港澳台经济的成功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他们从不将希望寄托在虚幻飘渺的来世，强调今生的努力，不依赖别人的帮助，强调自立更生，失败了再干。因此，前香港总督卫奕信就曾说过，哪怕遇到再严峻的局面，“只须提一句香港的坚韧应变能力曾遭受考验已经足够”，并认为香港人的坚韧应变能力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精神又何尝不是台湾和澳门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呢！
其次，港澳台的经济成功也是中国人厚德载物、兼收并蓄的结果。在港澳台地区，中国人能够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这表现在社会观念、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尤其是港澳台当局的许多经济政策和方针的决策过程等等，都是中西文化合壁的结果。如台湾当局就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来自中国古代的、现代的经济思想，西方古代的、现代的经济思想，和台湾当时的实际情况等三个方面。港澳当局也认为自己制定经济方针的原则也是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文化、港澳实际相结合。下面笔者将从六个方面论述中国文化对港澳台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一、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紧迫感，使港澳台在危机中自强不息
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受到从未有过的失败和屈辱，帝国主义的相继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素以“天朝”自称的中国一下子沦为被欺凌、被压迫、处于世界三等公民的屈辱地位。百年来的剥削和压抑，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紧迫感，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成为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决心和力量。在外国殖民地上生长起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1945年前）人民，饱受了几同亡国奴的深重苦难，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拼搏精神更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给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局面，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的港澳台作为其与共产主义直接交锋的前沿阵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等各个领域给予全面支持，客观上使港澳台地区获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先进技术、资本和设备，从而为经济腾飞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港澳台经济上的成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下实现的，基于政治考虑所给予的各种优惠是港澳台经济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
从内部情况来说，二战后和大陆割裂开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就象婴儿脱离了母亲，在资源上、土地上、人力上都陷入了困境，地小物缺，人心动摇，都面临着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危险。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从两个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第一，打掉了政府的官僚主义。在危机中的政府是最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的，向来习惯引经据典、注重本本的官员们，在非常时期也不得不崇尚实用主义。分析港澳台当局战后政策的特点，无不体现着实践至上的思维原则，这使许多方针和路线从订定到实行都因符合民众情绪和地区实际情况而获得成功。第二，逼出了人民的拼搏精神。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曾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但战后地区政治、经济的窘况，逼迫人们把求生的希望变成发展经济的动力。可以说，危机抑制了中国人文化传统中因循守旧倾向，而极大地发展了其自强自立、不折不挠、勤勉致富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文化在市场竞争中的这种扬弃，也正是海外华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文化根源。它打破了西方有些社会学家曾经认为的中国文化缺乏进取性的论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强烈的务实精神。
二、中国文化中的“国富民治”思想和兼收并蓄方针对确定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传统文化对确定经济方针上的作用上，香港和澳门的表现并不明显，殖民地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只能由宗主国派出的统治者来决定。台湾则不同，台湾当局是独立行使统治权力的地方政权，它可以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发展传统，来决定自己的路线。儒家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流。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中国儒家传统为指导的，因此，台湾当局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中贯彻了许多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
例如，“富民”政策的问题。孔子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颇为深刻和现实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时，看到当地人口众多，十分赞叹，他的弟子冉有问他，有这么多人口，下一步应当如何施政，孔子答道“富之”，冉有又进一步问道，富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孔子答：“教之”。孔子的“富而教之”的思想反映了“国富民治”的观念。因此后代儒家在帮助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时，无不把“富民”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古代思想家强调富民的原因在于富民是治国之本，“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富民有助于“富而教之”，正所谓“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富民更是强国的基础，民富了国才可能得到治理。由于孔子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他的务实主义富民观，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高度重视社会经济问题，采取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都表明，一个理想的经济模式，必须包含坚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采纳现代最先进的经济观念，灵活面对当前的经济问题这三大决策要素，否则这种模式就将是不全面的，也将是低效的，甚至是失败的。台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实行了兼收并蓄的合适的经济模式的结果。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拉蒙、马若孟和托马斯、墨子刻教授总结了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是：卓越的技术官僚的作用和对个人财产的重视。政府的作用，就是将以上三大决策要素综合起来，运用到实践中去。
三、中国文化中的敬业精神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以现代形式表现出来的港澳台文化吸收了中国过去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港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儒家学说主张人在一生当中要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尽心尽力。孔子就曾反复强调“执事敬”、“事思敬”、“修已以敬”等敬业思想，这种人生哲学是中国人敬业思想的本源。我们所讲的敬业思想，其本质就是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地做好本职工作，并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实现目标，不能半途而废。港澳台企业家素来以灵活应变的能力、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克尽职守的品德而著称于世。由于港澳台地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人们充满了紧张感、压迫感和危机感，这是人们努力奋斗、进取发展、甚至出人头地的原动力。一个人要能干出一番事业，往往需要良好的社会关系及雄厚的物质基础的支持，但大多数的港澳台居民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他们只有狠下决心，依靠自己打天下，一年到头，兢兢业业，过着忙碌的日子，硬是靠勤奋打出了一片天地。
如香港巨富李嘉诚在某公司当推销员时，每天到处奔波，费尽口舌，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6小时以上。深夜还发奋读书，孜孜不倦。香港船王包玉刚也是以勤奋而闻名的富翁，他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锻炼身体，然后处理头绪繁多的公司事务，而即使这样忙，也仍然坚持学习英语、金融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敬业精神在塑造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大富豪的同时，也为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责任、肯钻研、遵守纪律的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这些都是港澳台经济得以腾飞的人力基础。
四、中国文化中的重教思想为经济的持久发展提供了基础
重视教育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是可教育的，但对知识的渴望和道德行为的灌输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事情。在真正的儒家思想看来，教育不仅仅应该灌输知识，而且同时必须提供对道德行为的引导，这是实现和谐与统一的社会秩序的合理要求。
港澳台地区都十分重视教育，把学者和知识分子列为上等阶层，这一点在台湾更为明显，在台湾，文凭、学位受到人们的尊重，每个人都尽其所能读到尽可能高的学位，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积极性都很强。人们的学习主动性与台湾按学历给与工作报酬和晋升机会的用人机制及分配制度有密切关系。台湾各个公营部门各种类型的工作对学历都有具体的要求，并依此将人们划属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分别享受不同的待遇与地位。在各个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要打破这种界限很难。这种情况对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来说更为严重：任何人要想竞争任何一个公职，都要参加与此相对应的考试，最后的人选依据考试结果而定，职务升迁时也要通过考试。总之，在台湾，在工作报酬的决定上，学历与受教育年限的重要性往往是远远超过人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港澳台地区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并加强对各种类型的学校和科研部门的建设和投资，尤其注重对于成年人的再教育。因为他们注意到，在一个各种知识和技能不断变化的信息世界中，绝大多数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并不是一般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就能完成的。要使人们的知识结构适应新科技新工作的要求，必须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类工人进行知识更新，经常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多样化的专门教育和培训。因此，通过“再培训”方式提高获得新知识新技能的各种短训班在港澳台随处可见。正是有这样有效、及时的教育和再教育体系的存在，港澳台地区才总能保持一支素质较高、能及时适应经济发展形势需要的经济管理队伍和劳动力大军。他们受过较好基础教育，又不断地更新知识，熟悉国际市场，富有进取精神，成为港澳台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另外，对教育的重视还反映在广泛的家庭行为中，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家长们极负责地为孩子的现在教育和将来教育创造各种条件，自愿承受较大的经济困难，也要送自己的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港澳台地区的学生去欧美留学的人数之多，学习之刻苦，成效之大，是世界教育界共认的事实。
五、中国文化中的伦理观念是健全法制的内在条件
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还在一定程序上补充了法律规则的内在约束性，要求人们从儒家的自我修养扩展到建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从观念上讲，真正的儒家伦理总是要求一个人所做事情的范围由自己的家庭扩展到国家，并且最终扩展到整个世界。家族并不是儒家思想体系的终结，而只是起点。家族是个人自我修养不断提高过程的第一步：从自我到家族，再到国家，最终到整个世界。自我修养并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是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当然，这并不排除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追求。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社会观，对于人们如何摆正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如何由己及人，由家及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与现代社会所要求和提倡的社会公共道德是十分相似的，中国儒家一直强调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念，应该也可以成为现代人约束自己、遵纪守法的行动准则。
例如在处理现代的各种经济关系中，市场遵循的是法律规则，但将其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时，也产生了一个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问题。在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人们看来，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不法行为，如商标假冒、专利侵犯、伪装破产、欺行霸市等，都是不符合中国的伦理原则的。中国的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信义”也都是重义守信、遵纪守法的。港澳台地区凡是有作为的企业家，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公司的三件宝贝是“名声、名声、名声”，可见信用和信誉是一个公司成功的无价之宝、成功要素。目前在港澳台地区有人强调，随着经济规模的发展所导致的一些严重的商业道德和竞争规则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依靠儒家的道德、伦理观点来解决，或者说受到约束。因为儒家学说不仅仅要求人们对自己的亲人讲情义，对陌生人也要同样诚实对待。就象你不希望你自己和家庭受到严重的环境污染的侵害，那么你也应该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从自己做起，不干那些污染环境的事情。
六、中国文化中的节俭思想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勤俭节约是中国文化的又一光荣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许多商人都通过节俭而发家致富的。明代沈思孝对当时极其善于经商、非常富有的晋商的节俭风气有一个概括性的记述。他说：“晋中俗俭朴三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节俭在港澳台居民身上表现得相当普遍，不少企业家的发家史，往往与其勤劳节俭有很大关系，有的即使已是腰缠万贯的巨富，也处处注重节俭、反对浪费。
有一些观察家和学者已经注意到节俭与港澳台经济和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有的人索性把这一传统视为东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促进因素之一。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华裔学者戴宏照在其主编的《儒家与经济发展》中就论述了东亚的节俭传统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在过去，东亚人仅能维持生存，也能积累很少的财富；而现在，经济发展了，由于节俭的传统，他们的储蓄就急剧增长，东亚地区无一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东亚的储蓄率始终在世界各地区中占据前列。戴宏照说，巨额储蓄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外贷资本，从而增加企业投资，东亚投资率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高的。东亚人的节俭与他们的勤奋使他们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能够成功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而后来的巨额储蓄则使他们能够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密集型经济转移。关于东亚人的勤勉、节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曾经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加以说明：“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贝拉说，这就是儒家经济政策的根本之点，其完美的表达形式是：鼓励生产，减少消费。戴宏照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加了一点补充：他认为现代东亚各国也遵循儒家这一原则，但作了一点改进，即在鼓励自己生产减少消费的同时，却鼓励别国和他人消费。
总之，探索港奥台地区战后的经济奇迹，使我们欣慰地看到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伟大创造力，它证明中国文化传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撞击中迸发出新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充分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共享两岸四地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发展经验，为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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