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西部大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大开发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2)02-0083-0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且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力布局平衡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他认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1]这就是说，国家在制订经济政策和考虑经济计划安排时，一方面要维护沿海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重点照顾内地。这种安排既有利于国防的安全，又能够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一五”时期和“三五”时期对西部的两次大开发，就是在毛泽东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进行的。
一
建国初期，尽管国家财政状况十分困难，仍在经济发展的重心和投资比重上向西部地区倾斜。1950年，先后开工修建了康藏、青藏等公路和天兰、成渝、来（宾）睦（南关）等铁路。1952年7月，又投资修筑宝成铁路和兰新铁路，并对原宝（鸡）天（水）铁路进行全面整修。在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的同时，国家在西安、咸阳、乌鲁木齐等地又投资兴建了一些大中型纺织企业，在陕西、甘肃、四川等省投资兴建了钢铁、煤炭、电力企业。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毛泽东从改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发，将156项重点工程的二分之一放在西部地区，从而对中国西部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
这期间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有以下特点：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沿海地区工业过于集中、不利于国防的状况；建设的重点是集中力量加强以重工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手段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大西部。据统计，“一五”期间，我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和其他限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部署在西部地区。在实际实施的150个项目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国防企业44个，除50个民用企业布置在东北、国防企业的一些造船厂不得不安排在沿海地区外，86个企业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占实际开工项目的57.3%。[2]此外，“一五”期间我国自行设计了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有472个在内地，而大部分又在西部。[3]
1952年，内地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仅为39.3%，沿海地区则占43.4%。到1957年，内地的投资比重上升到49.7%（其中西部为18%），而沿海地区则下降到41.6%。[4]苏联援建的那些实际开工的150个项目共耗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亿元，占32.9%；西部地区39.2亿元，占20%。[5]从当时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来看，西部地区也占有较大份额，达46.8%，而沿海地区只占36.9%。
通过“一五”期间的开发，使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变。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内地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西部地区建立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包括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机械制造等部门，形成了以西安、兰州、成都为中心的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可以说，正是“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二
6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周边地区受到外国势力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国防建设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是毛泽东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
事实上，“三线”建设的决策不仅是主要考虑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是党和毛泽东把政治和军事目的与西部地区的长远建设结合起来的一个战略构想。毛泽东后来曾经形象地比喻说：“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6]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从“三五”时期开始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建国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开发。
所谓“三线”，主要是指西北、西南等战略后方。根据毛泽东的构想，我国从地理位置上划分为不同的战略区域：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地区包括两部分：云、贵、川的全部或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为西北三线。
“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启动始于1965年，历经“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投入的资金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下，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安装队伍和企业职工从全国各地浩浩荡荡开向西部，各种各样的建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西部。这样，在中国的腹心地带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三线”建设持续了十几年，共投入资金2050亿元，使西部地区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加快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首先，“三线”建设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奠定了西部工业的基础。经过多年的集中建设，在西部地区建成或初步建成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据统计，这期间共建成2.9万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其中大中型企业2000个，形成了45个专业生产基地和30多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在整个“三线”地区形成了以国防工业为骨干，以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学工业相配合，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其次，“三线”建设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加强了西部地区与祖国各地的联系，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在西部共修建了成昆、川黔、襄渝、湘黔、焦枝等8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修建了25万公里的公路，整治了长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等主要航道，并开辟了一批新航线。再次，“三线”建设带动了西部资源的开发，促进了西部经济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四川为例，这一时期全省先后建成的企事业单位有350个，其中“三线”企业有287个。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还促使这一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1964年，四川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4%，到1980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66%；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到1976年增加到“三线”建设前的4.43倍，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7]
三
两次西部开发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的差距，把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说“一五”时期的开发为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那么“三线”建设时期的开发则标志着这个体系的最终建立。在两次开发过程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一并考虑的战略决策，以及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等一系列做法，反映了他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但是，两次西部大开发毕竟是在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还处于探索阶段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不能不存在缺陷和不足：
第一，只注重经济数量与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效益与质量。两次大开发的生产力布局平衡的目标虽然基本达到了，但在均衡发展战略下如何做到既保证经济数量的增长又保证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当时缺乏研究。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对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内地共投资3418亿元从事基本建设，占沿海与内地基建投资总和的60%，但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而沿海地区以40%的投资却获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的速度，每百元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8]内地不及沿海地区的2/3，经济效益明显低下。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在国家集中投资和直接调控体制下进行的一些大型工业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地原有的工业基础，生产要素区外循环，没有很好培育和发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机制与发展功能。
第二，存在重内地、轻沿海，重生产、轻生活的共同局限。两次大开发是在面临外敌威胁，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靠高积累、低消费来维持。国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建设资金投在最安全的地区和最重要的项目上。这就必然导致沿海地区投资数额的减少和积累率的提高，从而影响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两次大开发片面强调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平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必须注意产业结构的平衡，但由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心情非常急切，尽管在理论上也强调要注意产业结构之间的平衡，而实际上并未做到。经过20多年的建设，西部地区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农业仍占很大的比重，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却极为滞后。
第四，在开发的具体措施上也有失误。如“三线”建设的工程投资及规模过大，时间要求过急，使工程质量难以保证；工程选址上的不科学，片面强调“山、散、洞”，给组织生产带来诸多不便，造成了很大浪费；只注意资源开发，忽视了环境保护，等等。
以上这些缺陷和不足，都是今天我们进行第三次西部大开发时要竭力避免的。
［收稿日期］2001-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