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学的定义与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定义论文,论杜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以来，杜甫研究界侈谈杜学，据笔者不多的见闻，已读到十余篇从不同角度讨论杜学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对杜甫的研究确有不少的发明与推动，但令人稍觉遗憾的是，这些为确立杜学这一命题而作的论述，对于促成与《易》学、《诗》学、《选》学、《红》学等庞大学科相比肩的科学意义上的杜学来讲，所起的作用似乎还并不大。这中间的主要原因是，诸家习用的杜学这一名目，从命题上来讲固然没有什么不妥，但对于这一命题的定义与内涵，又实在没有多少缜密深入的探索和翔实准确的论述。不久前发表的廖仲安先生所撰《杜诗学》长文，开篇为杜学下定义说：
杜诗学，简称杜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关杜甫诗歌的一切学问（注：廖仲安：《杜诗学》，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这个定义大有望文生义之嫌。这短短一句话所涉及的三层意思，可以说没有一层是准确无误的。只要从简单的构词学的逻辑角度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看出，杜学和杜诗学在外延和内涵上是有所分别的。杜学可以包括杜诗及与杜甫相关的其他内容，而杜诗学则显然只包括与杜诗有关的内容。因此，杜学和杜诗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并不是一个概念的繁简称谓而已。此外，杜学之“学”，是具有一定特殊内容和含义的固定称谓，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学问之学，而杜学“是有关杜甫诗歌的一切学问”这一说法，从语言所达成的逻辑关系上看，很容易造成杜学“学”等同于“学问”一词的错误理解。再者，此说中的“一切”这一限定词，是一个无限的限定词，对杜学的内涵作这样漫无边际的拓展，对于我们理解杜学的涵义和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这一概念，则未免太过宽泛，难于产生实际应用的价值。由此可见，在这类大而无当的命题底下，我们又如何敢企盼会有什么科学谨严的证论内容的产生。因此，这些失之粗疏说法，对我们认识杜学不仅不能起到正面的帮助，反而可能会带来许多似是而非是的负面的误导。我们再来看另一篇论杜学的文章，题目就是《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注：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4期。）。这样的诠释，难免治丝益棼，给研究工作带来更多的混乱。对一个概念的解释，应该揭示出它内涵中的特性，而不是宽泛地赋予它与其他概念所共存的共通性；换言之，就是应以准确具体的概念来阐释，而不是用宽泛的解说来发挥。
不仅当前的杜甫研究界对于杜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模糊认识，就是对杜学所包括的具体学术内容，也存在着大量的偏识。如胡可先先生的《杜诗学论纲》（注：胡可先：《杜诗学论纲》，《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一文， 提出杜诗学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杜诗目录学；二、杜诗校勘学；三、杜诗注释学；四、杜诗史料学；五、李杜优劣论；六、杜诗历史学；七、杜诗文化学；八、杜诗学的研究进程。这还算是近年来较有系统的对杜学内容的阐释，但这些名目在内容上互有参差，在立论上大小不匀，在划分上也不尽恰当。比如“杜诗历史学”与“杜诗史料学”在内容上必然有众多的重复之处；目录学当然是自成专门之学的一个学科门类，但有关杜甫著作的目录，能否称为“学”，就值得斟酌；此外，将“杜诗目录学”和“李杜优劣论”以及“杜诗文化学”这样的题目平列，又显得在大小和份量上悬殊过当。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至今已经发表的有关杜学论述的文章，所阐述的有关杜学的内涵，基本上都局限于杜诗史料方面的叙述，谈到思想理论研究的很少，再要说到从文艺角度研究的则几乎没有。这不仅是对杜学的一种片面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代表了当前杜甫研究界乃至唐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着的重视材料考证，轻视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偏识。这些对于杜学的确立以及杜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都有不小的妨碍，是我们应该给予具体甄别和充分重视的问题。
杜学要成为一个科学的命题，首先就必须具有它自身定义上的逻辑性，要做到严密、周详、准确、明了，具有提纲挈领的理论上的构建。不能轻率地下定义说杜学就是“有关杜甫诗歌的一切学问”或“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等等；这样摭拾一端，加以附会，必然导致众说纷纭、歧义百出。如果杜学只是这样一个宽泛无边而又可以随意诠释的命题，那么，我们也就很难看出提出这一命题对于杜甫研究究竟会有什么实际的积极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笔者出版《杜甫论集》（注：拙著：《杜甫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时，曾附有《杜学研究》一稿的序目，也是比较早地提出杜学研究这一命题，并且试图以此作为研究杜甫的一个新视角的文稿。当时曾希望借此对杜甫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展，和对杜甫研究的进程有一定的推进作用。《杜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后来就成为笔者目前仍在从事撰写的多卷本《杜甫研究》（注：拙著：《杜甫研究》，八卷本。《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其馀各卷将陆续出版。）的初步规划。当时对于杜学这一命题本身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也没有意识到杜学与杜诗学或与杜甫研究这些提法间有多少具体意义上的分别。所以，那时的提法，现在看来是不够审慎的；因此，在以后的撰述中笔者对杜学这一提法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从整体的杜甫研究的发展来看，杜学这一命题从被提出到逐渐被广泛地应用，说明杜甫研究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对历代研究成果有进行总结性研究的需要。在这样的继往开来的大背景的影响下，杜学一命题有可能成为杜甫研究界的一个有深刻理论内涵、举足轻重的重要命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命题进行必要的阐释与规范，这样的工作对未来的杜甫研究将有很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观点，笔者总以为，对杜学这一命题的阐释，在杜甫研究领域里，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它关系到对以往长期以来历代众多的研究成就的总结，更关系到对今后杜甫研究发展的推动与规范，我们在定义与阐释这一命题时，应采取认真审慎的态度。
杜学之提出
虽然唐人大量的论诗著作多是推求声调格律的“诗格”、“诗式”一类著述，但关于诗学等提法，在唐人的诗文中已略有提及。杜牧《行次白沙馆先寄上河南王侍郎》有“诗学雁门僧”句，这里的学是学习之意，与杜诗“学诗犹孺子”的“学诗”意同。刘禹锡《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苎兼竹书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贶》诗中“知传家学与青箱”的家学之学，则为学统、门派之谓。至郑谷《中年》诗“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的说法，才稍稍贴近学问的意思。宋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曾说：“少陵……为诗学之宗师，家传而人诵之。”这里的诗学也是指有关诗歌的学问。可见古人在诗文中运用这类词汇时也只是随笔而书，未必心存严格的定义，我们对昔人的这些信手拈来词汇的内容的推定，应作具体的辨析与研究。
当今杜甫研究界普遍地认为杜诗学是由金人元好问首先提出的。元氏著有《杜诗学》一书，据历代书录的著录，这部著作留传的范围很小，大约在明代就失传了，明清两代的杜诗注本都没有采录它的内容（注：仇兆鳌：《杜诗详注》仅附编收录《杜诗学引》，文当采自《遗山集》，仇氏亦未见原书。）。在我们要认定元氏的“杜诗学”是否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杜学”或“杜诗学”的概念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元氏的这部著作，有大体的了解。好在元氏为此书所撰的一篇《杜诗学引》却因为收录在《遗山集》中得以留传了下来，使我们通过这一篇引言，可以窥知全书的大概：
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俟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注：《杜诗学引》，见《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杜诗详注·附编》、《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一。）
从元好问的这一篇《杜诗学引》来看，该书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先君子所教。元好问父名元德明， 《金史》有传云：“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读书，只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饮酒赋诗以自适。年四十八卒。有《东岩集》三卷。”（注：《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中也简略地记述了其父对杜诗研究的某些看法：“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鱼虫，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公注杜诗已，意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可知元德明眼界不俗，立言甚高，又最推服黄庭坚之论。
2）闻之师友之间者。据《引》，《杜诗学》纂成于正大二年， 元氏时年三十六岁，到这时，除了另一部一卷本的集前人诗文评论的著作《锦机》（注：据《锦机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锦机》编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以外，元氏大量的作于金亡之后的学术著述如《东坡乐府集选》、《唐诗鼓吹》、《中州集》、《壬辰杂编》等都尚未完成。因此，元氏作《杜诗学》时所谓的“师友”只是早年师友，很可能是元氏前期所师从和交游的古文家路铎、郝天挺、礼部赵秉文等人，并不包括后期交游中众多的学人。因此，这一部分的内容不会有太多。
3）子美传。元氏所谓杜甫传，当指新旧《唐书》杜甫传。
4）子美志。当指元稹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见《元氏长庆集》卷五六。
5）子美年谱。宋人撰杜甫年谱至金元尚存者， 有吕大防《子美诗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鲁訔《杜工部诗年谱》、黄鹤《杜工部诗年谱辨疑》、吴仁杰《杜工部年谱》、梁权道《杜工部年谱》及佚名《杜工部年谱》等多种。元氏所收当为其中一种。
6）唐以来论子美者。宋人所纂杜集， 也多附有唐宋有关的评论文字。王洙本《杜工部集》仅附元稹《墓志》一篇，以后逐渐增多，至《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已收录杜甫传志及唐宋资料十余篇，蔡梦弼《草堂诗笺》所附《草堂诗话》已有二卷的篇帙，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卷首也附录《传序碑铭》一卷。至于方深道所辑五卷本的《诸家老杜诗评》则已是较大规模地从事唐宋两代有关杜甫评论资料搜集的专门著述。据元氏《杜诗学引》，这一部分材料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而且，元氏《杜诗学》的总体篇幅只有一卷，所以，元氏所辑“唐以来论子美者”，大约不会太多地超出宋人所辑的范围。
《金史·元好问传》云：“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另据明《千顷堂书目》月字号第一厨书目诗词部著录云：“《杜诗学》一部，三册，阙。”（注：《文渊阁书目》卷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书录：“元好问《杜诗学》一卷。”（注：《千顷堂书目》卷三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诗词部著录：“《杜诗学》一卷，金元好问著。”至于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元好问《杜诗学》一卷。”（注：《补元史艺文志》卷四。）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金]元好问《杜诗学》一卷。”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著录：“《杜诗学》一卷，元好问。”（注：《二十五史补编》本。）等等，则是据史而录，并未实见原书的记载。根据以上诸书的著录，可以明确的是，元氏所纂《杜诗学》是一部规模并不很大的论杜著作。
《杜诗学引》记述纂集《杜诗学》的时间也很明确，是当“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之时，即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夏，书成则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前后约两个月的时间。以这样短的时间来抄录编纂，它的规模不可能太大，篇幅也不可能太过繁富，这些和见于书录著录的此书仅一卷篇帙的情况是吻合的。因此，元氏所著《杜诗学》就决不是一部包罗广泛、旨在集杜甫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因为，在元氏之前，宋人有关杜诗的著作，已经出现了许多篇帙宏富的巨帙，象元氏《杜诗学引》中提到的赵次公《注杜诗》一书的卷帙即已达五十九卷之多（注：此据袁州本《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著录，今存赵注残本题作《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
从以上对元氏《杜诗学》一书所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元氏所谓的“杜诗学”与当前杜甫研究界所使用的具有全面总括意义的“杜学”或“杜诗学”这一专门命题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在字面上二者是偶合的。
元好问对诗歌在理论上是有研究的，他的《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诗论诗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他在文章中也多次使用过“诗学”这一提法，如《扬叔能〈小亨集〉引》云：“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在《陶然集序》中更提出“诗为专门之学”的说法：
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数人，称号专门；就诸人中其死生于诗者，汝海杨飞卿一人而已。……“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少陵语也；“好句似仙堪换骨，陈言如贼莫经心”，薛许昌语也；“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贯休师语也；“看如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半山翁语也；“诗律伤严近寡恩”，唐子西语也。……李贺母谓贺必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今就子美而下论之，后世果以诗为专门之学，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于诗，其可已乎。
虽然元氏在这里将“诗学”与“专门之学”并举，但他的这一说法仍然不脱前人所谓“诗文不同科”的藩篱与窠臼。他所谓的诗学”，还只是有关学诗、作诗的学问；他所谓的“专门之学”，也是由辛敬之、杨叔能辈号称“专门”而引出的。结合元氏的阐释，可知元氏所谓“专门之学”，亦即“死生于诗”，其实就是以诗为终身职志之意。元氏对“诗学”或“专门之学”的认识仍然没有太多理念的科学成分。同时稍后的房祺作《河汾诗序》尝云：“近代诗人，遗山先生为之冠。……麻贻溪与元老，诗学无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注：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补载》。）这里的诗学，与古文对举，还是有关诗歌的学问的说法。所以，在元氏所处的时代，对诗学的认识尚且如此模棱两可，当然就不具备产生今天科学意义的杜诗学命题的条件。昔人诗文中与现今命题上的偶合，只是字面上的相合，不是内容上的相通。
结合元氏《杜诗学引》所述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先君子所教”和“闻之师友之间者”两项，其余的内容大约属附录的形式。所以，这里的“学”字就有特殊的含义，一是上承其父所教，有“受之耳提面命”的意思，所以曰“学”。清代考据家王引之“述所闻于父”（注：嘉庆本：《经义述闻·自序》。），著《经义述闻》一书。元氏这里的“学”与王氏所谓“述闻”大约有相近的意思。另外，孔子曰：“独学无偶，则孤陋寡闻”，因此，元氏收录“闻之师友之间者”，也有“转益多师”的一层含义，这也是元氏“杜诗学”用“学”字的一层意思。最后，元氏述及他纂著此书的目的说：“俟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也以示人也。”也是“鸳鸯绣了从教看”、“示后人以学”的意思，这也是此书名曰“杜诗学”的一个原因。因此，与元氏为世交又师从元氏的著述家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也说：“为《杜诗学》，……指授学者，……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注：《乾坤正气集》本《郝文忠公集》。）也说明元氏纂《杜诗学》确乎是为了传授所学于后学的，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杜诗学》命名的含义有重要的帮助。从这里的论证可以看出，元氏所著《杜诗学》一书，所标举的“杜诗学”与当前杜甫研究界所论述的“杜诗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认为学术意义上的“杜诗学”的概念是出自元氏的首倡，这是一个存在已久又蔽人甚深的误解。
至于杜学一词的出现，廖仲安先生《杜诗学》一文找到一条出处，是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中的一段：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外，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廖先生认为：
在元好问“杜诗学”之后，李东阳继续提出“杜学”之简称。不能否认两家之间有先后继承之必然关系。但李东阳是在讨论诗歌的声韵节奏、格调体势的时候，在与唐调相区别又相联系之中提出这个“杜学”概念的，似乎又难免在读者中产生把“杜学”内涵缩小之误解。然而，“杜学”既是杜诗之学，则杜诗博大深广之客观存在，终非少数高谈格调声律的学者所能限制的。
这一番感慨也是无的放矢，因为，廖先生的论说是建立在对李氏文句误读的基础上的。李东阳所谓的“杜学”，实际上就是“学杜”之意，这是古汉语语法中宾语前置的句法。李氏的意思是说，虽然杜诗在“音响与格律”方面的成就超迈唐人，但学诗者不先学“唐调”，则“未可遽为学杜也。”李文讨论的是声调格律方面的问题，同时指出学诗者入手的门径，当然不会忽而旁涉到所谓的杜学上面去。这些地方我们稍加留心，是不难领会其意的，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说：“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所以，李氏不仅不是杜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人，也更谈不上李氏“杜学”与元氏“杜诗学”有什么“继承”上的关系了。
清沈寿民《朱注杜诗後序》有云：“杜诗之学，至今日而发明无余蕴矣。虞山钱宗伯实为首庸，吾友长孺朱子增华加厉。”这里的“杜诗之学”，反倒更切近今天杜学的含义，但也还只是指有关杜诗注释方面的学问。
几天前刚刚过世的老辈学者钱锺书先生，在所著《管锥编》第四册中曾有一段文字论及杜学云：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本”，“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注：《管锥编》第四册第二○一条，P.1401。）
钱先生《管锥编》撰著于七十年代，当其时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也是合乎实际的。廖仲安先生曾驳钱说云：
当代学人引述钱先生此说者颇不乏人。钱先生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晚生敬仰已久，亦知先生大著中于元好问、李东阳之书皆有引用，独于“杜诗学”、“杜学”之名目，偶失之于眉睫之前，于先生盛名固无所损益也。
客观地讲，廖先生的说法，是建立在对元好问“杜诗学”字面意义的偏执和对李东阳的“杜学”一词的误解，以及对钱先生文字的不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为了这样的发现，廖先生曾三复斯言地加以指陈。如在《〈杜甫研究学刊〉五十期贺刊词》中仍说：
近版《国学通览》中有拙作《杜诗学》条目。以为“杜学”堪与“选学”、“红学”鼎足而三，并与当代学者钱锺书先生有所商榷。（注：《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1期。）
在学术的探讨上，只有缜密细致的研究，深思熟虑的考量，才会有真知灼见产生的。反之则不然。对于杜学的思考，需要的是沉著的思辨、冷静的分析。
其实，倘若只是从名称的偶合上去牵强附会，则杜学一词，古已有之。不过是指杜预的《左传》之学，又称作“杜义”。《南史·儒林传·崔灵恩传》云：
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世传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该通义例，当世莫及。（注：《南史》卷七一。）
因此，论及杜学，重要的不是在浩瀚的古典中找出处，而是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去诠释、界定它的定义与内涵。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说，杜学作为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命题被提出，是并不遥远的事，我们也不必挖空心思地去为它寻找更加悠久的渊源，那些多少还是因为“言必稽古”、“信而有徵”一类的传统教条观念在作祟。
杜学之定义
杜学的提出，在概念上首先应该明确它与杜甫研究这一提法的区别。杜学是对杜甫及其作品以及研究等内容形成专门之学的一个统称；而杜甫研究则是有关杜甫的具体的研究。因此，杜学是涵盖面广泛的称谓，而杜甫研究则是一个具体的提法。任何一个具体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者对任何一个具体的杜甫研究课题所作的研究，都可以称作杜甫研究。而杜学是跨越了上千年的研究历史、涵盖了不同门类和学派、包括了各个领域的研究内容的一个总体性的命题。
由于杜学和杜甫研究在定义上的重大不同，所以在使用上应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研究者个人所作的研究工作可以称得上是杜甫研究，同时也是属于杜学的范畴，但却不能称为杜学研究，因为杜学这一命题不仅在时间上是对千余年来研究成就的总括，同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学术的和非学术的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也是笔者早年计划撰写《杜学研究》而今仍旧改为《杜甫研究》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近几年来陆续发表的讨论杜学的文章，就不难看出由于对杜学与杜甫研究不作具体的辨析而给研究工作带来的混乱。如《方回杜诗学综论》（注：《杜甫研究学刊》1987年第 1期。）、《李调元的杜诗学》（注：《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 《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注：《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 1期。）等提法都是不加详辨而率然出之的；相对来讲，《论王安石在杜诗学上的地位》（注：《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 2期。）《袁枚对杜诗学的贡献》（注：《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 ）等提法就要相对科学一些。
杜学与杜诗学，自来被认为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提法。我个人以为，杜学或杜诗学作为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定义或命题，应具有体大虑周的特点，在概念和定义以至内涵上都应有科学的界定。从一般的逻辑关系上来讲，名称的外延愈大，则它的内涵愈小。据此，杜学的范围应比杜诗学的范围更广泛。当然杜甫研究，主要是有关杜甫诗歌的研究，但也不排除有关杜甫其他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来讲还包括杜甫生平事迹的研究、杜甫时代背景的研究等等，所以，杜学要比杜诗学在科学的意义上更加调详和可据。
杜学这一概念的成立，除了历史造成的这一基本原因外，要作为学术研究领域里一个综合的概念而成立与被认同，还应具有为学术界（应包括杜甫研究界在内的更广泛的学术界，如唐代文学研究界、古代文学研究界等）所公认，同时也应具有约定俗成等一般性规律的基本特征。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杜学才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具有学术理论价值、能够广泛应用的，对今后的杜甫研究有推动作用的重要命题。
杜学之内涵
依据《易》学、《诗》学、《选》学、《红》学等命名的通例，杜学之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学问或学说，还应包括了学科（学术的独立性）、学统《学术的体系与传统）、学派（学术传统的不同门派）、学术（具体课题的研究》等等内涵才算周全。古人在这方面的论述上往往随文而论，不一定有周详的考虑。如《易》学是有关《周易》之学，《汉书·丁宽传》有云：“王孙授施雔、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注：《汉书》卷八八。）这里的学也仅仅是就学派而言。因此，易学，当然要包括治《易》的不同门派和学派，不能仅指有关《周易》的学问或学说。
谈到杜学的内涵，首先要从它产生的内容上去讨论，它的构成大约应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
一、独立性，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杜学已成为具有完整研究体系与其它研究门类相对独立的专门之学。从学术史的发展上看，杜学在同时代或同学科研究领域中已经具有了相对完整独立的学术内涵。
二、规模性，杜甫研究的范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形成了触及该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历史上形成了较大数量及规模的著作，以及涌现了众多终身致力于此的学者。
三、传承性，在长期的研究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门类或流派的相互消长，产生了各个不同时代里代表一代学术风气及转移的重要人物及著述。
以上这些是构成杜学内涵的基础，因此，我们定义杜学的内涵，首先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带来的基本的学术特征。
论及杜学的科学定义与内涵，笔者以为，杜学似亦应划分为狭义的杜学即学术意义上的杜学，和广义的杜学即非学术意义上的杜学。学术意义上的杜学在定义上应体现谨严、规范的特点，非学术意义上的杜学相对地更宽泛一些，应体现完整、概括的特点。二者的取舍与运用则应视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定。
学术意义上的杜学在内涵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传世杜甫作品的整理诠释
二、理论阐释角度的杜甫研究
三、文艺批评角度的杜甫研究
四、杜甫研究史料的考订整理
五、杜甫研究及其发展的研究
非学术意义上的杜学除以上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历代有关杜甫的文物遗存（注：所谓文物遗存，是指历代保存至今的有关杜甫的遗址（如杜甫故居、杜甫墓等）、纪念物（如杜公祠等）、传世的杜集版本及稿本等。）
二、不同文化形式的各种表现（注：所谓不同文化形式的表现，则指文学、吟诵、书法、绘画、石刻、雕塑、音乐、戏剧、影视等各类不同形式的表现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纪念活动。）
由以上的论说可以看出，杜学不是一门具体单一的学问，也不是今天创立的一门有关杜甫的学问，更不是与杜甫研究分离或平列的一门学问，而是对以往和将来有关杜甫研究学科的一个总体的、概念性的统称。尽管杜学的内涵浊相当宽泛的，但作为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命题，究其实，还是要有一个范畴上的限制的。不能漫无边际地任意扩大化，杜学之“学”就注定此一命题在内容上必然有内涵上的制约。没有理念制约的命题，是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的。
总之，杜学这个命题的提出，对确定杜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进一步拓展推进杜甫研究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