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举行三届年会举行届年会 纪念新四军建军五十周年并选出新理事会（论文文献综述）
顾晨[1]（2020）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建立了众多的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据地便是其一,其开辟、创建与发展是新四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事实也证明这是一项伟大举措。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下,根据地内的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苏中抗日根据地比邻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发达,众多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聚集在根据地内,因此文化建设的开展能顺利有效进行。苏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战爆发前就有革命文化活动,这些也为日后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内,众多的文化组织与团体相继建立,成为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向人民大众普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政策,为唤醒群众,激发群众革命斗志,并为抗战救亡运动做出了极大贡献。在根据地内,文化活动日益蓬勃发展。从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到新闻出版、宣传口号与标语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与突破,这些文化方面的斗争汇聚成了抗日战线中的一把利器,在文化战线与敌伪针锋相对,成为抗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建设有着其自身特性。正因如此,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文化工作者与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广大的党政军民所进行的文化建设,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发,我们需要学习与借鉴当时的经验。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建设对当今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以及文化建军等方面都是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共分为两大部分,主要论述的是根据地内开展的文化活动和教育事业,以及在根据地内活动过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简单叙述。第二章共分为三部分,主要对根据地内的文化组织与团体进行介绍,对其主要领导人以及成员来源和进行的重大文化活动展开论述。第三章共六个部分,主要介绍了根据地内的各项文化成果,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成果是浩如烟海,无法枚举的。由于笔者精力和水平限制,本文主要选举了一些有代表和有特色的文化成果加以论述。第四章主要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进行评价,就其自身特点与经验启示展开论述。
范伟[2]（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张文[3]（2018）在《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有七十多年。加强对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重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警醒世人,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引人注目,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如史料形式的编着不少,但还有许多研究领域尚待开拓。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为切入点,以1937至1944年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运动为主线,以国共两党有关抗战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重要领导人关于文化抗战的重要论述为根本立论依据,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探讨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时代背景、主客观条件、发展繁荣的表现与原因,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和发展于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之际,有其一定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主客观条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国的文化重心被迫西移,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士纷纷内迁,桂林因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地理等因素,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造了辉煌的抗战文化,使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和闻名于世的“文化城”。一时间,文人荟萃,书店、出版社林立,报刊、图书琳琅满目,文艺活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社会科学有声有色,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成为桂林文化城辉煌的抗战文化史诗。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桂林抗战文化的繁荣,绝非偶然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早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全国抗战文化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二是桂林的特殊地位开启了大门;三是文化重心西移和文化人内迁构筑了平台;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指引了航向;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并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正确的策略,通过直接掌舵、理论导航、统战护航、“借力”助航、“斗争”引航等一系列高超的艺术领导着抗战文化运动,使桂林文化城和桂林抗战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五是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提供了空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民族危难之际,亦使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桂系地方实力派给桂林抗战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环境和土壤。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文化战线服务于抗战作了一些开明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进步文化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围剿”政策,采取了某些民主和相对开明、进步的政策措施。新桂系在抗战初期抗日的态度比较坚决,他们借“抗日反蒋”旗帜罗致人才,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进步文化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对抗日民主运动持比较宽容和积极的态度。六是广大进步文化人的抗争和奉献唤醒了民众;七是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动力,爱国主义是文化战线团结抗日的基石。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繁荣呈现出几个历史阶段和特征:随着大批名流入桂,文人荟萃,文化团体蓬勃发展,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前奏;随之而来是如火如茶的抗战文艺运动、新闻出版战线的呐喊呼号,社会科学空前繁荣,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潮兴起;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广大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大营救,辗转来到桂林,加入到文化抗战的大潮中,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抗战文化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桂林抗战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二是服务救亡图存,致力团结抗战;三是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四是传播、集聚正能量。在特征上,桂林抗战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抗战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即政治性、群众性、批判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突出特征:如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等等。桂林抗战文化在抗战文化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增强了抗战的文化力量;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面抗战与持久抗战;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斗争艰辛、成绩卓着的光辉一页,它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作为我国抗战文化的缩影,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实际上也是抗战文化的经验。如: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等;桂林抗战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是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是中国抗战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所形成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抗战文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内容,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宝库。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因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或不足之处。如: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现象;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回顾抗战历史,研究抗战文化,探讨其当代价值,是当代中国应有的责任。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发掘抗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促进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一、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二、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四、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五、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桂林抗战文化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迪,如,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必须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人类应该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朱玉超[4]（2018）在《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贡献》文中认为艾思奇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一生辗转多地,从上海到延安再到北京,着书立说、编辑报刊、任职文化部门、担任教员,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献给了党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正是这样的研究领域和工作岗位,使艾思奇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并有理论上的升华。本文以艾思奇生平为线索,以艾思奇着述为主要研究资料,以艾思奇在上海、延安、北京三个时期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为考察对象,对艾思奇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作的贡献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以期为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宝贵经验和借鉴。全文包括绪论和五章正文。绪论部分主要从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之处几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章“艾思奇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章开宗明义,从总体上阐明了艾思奇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为下文分期展开研究艾思奇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之路作了铺垫。首先,从艾思奇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的历史渊源谈起,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传承、思想文化积淀、个人实践经历进行了相关考察。其次,从艾思奇一生主要经历的概括中,揭示出他与思想政治教育解不开的情缘: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功底、等身的专业着述、开拓性的专业贡献奠定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作为党报党刊编辑及文化界代表、教育战线上的马列教员及教育家,他所从事的宣传教育工作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不论是作为哲学家、理论宣传家还是教育家,他首先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铸就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品格,成就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家的艾思奇。最后,从艾思奇有关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论述中,进一步证明他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第二章“上海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初步探索与贡献（1932-1937）”。本章聚焦艾思奇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个时期即上海时期。在分析当时国内形势、上海时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面临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基础上,对艾思奇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探索和贡献进行了总结:首先,他发表时政文章揭露社会现实、宣传爱国主义以及利用进步社团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提高大众觉悟。其次,他通过哲学着述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科普文章普及科学知识,运用文艺文章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开启大众智慧。再次,他通过解答大众疑惑,服务大众日常生活:释惑现实疑难,帮助大众树立向上信念;批判错误观点,使人们拨开思想迷雾;为青年读书学习提供指导,帮助青年提高认识能力。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着作《大众哲学》,奠定了他在理论界的地位,也凝结了他初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辉煌结晶。《大众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展示了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堪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典之作。第三章“延安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继续探索与贡献（1937-1946）”。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艾思奇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他通过与毛泽东的学术互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述、对国民党愚民哲学的揭露与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次,他重点从抗战信心的培育、历史事件的启示、模范人物及其精神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开展抗战教育,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再次,他通过对理论学习重要性的阐发、对思想方法的研究和宣传,以及对整风方法的探讨,助力延安整风运动,推动党的思想统一。最后,他适应形势发展要求,推进文艺工作;探讨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他发挥自己在学术、编辑、写作、文艺等各方面的才能,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第四章“北京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探索与贡献（1949-1966）”。本章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世情国情党情的前提下,从三个方面对艾思奇在北京时期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探讨总结:首先,他在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哲学着作,以及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其次,他通过引导党员干部的思想改造、承担干部学员的理论教学任务、专注“秀才班”理论教学,开展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最后,他又在关注青年思想理论修养的提升、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推动工农群众学习哲学的高潮中,致力于各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五章“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探索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这一章是在经过前面分期研究之后的系统总结。旨在对艾思奇探索之路的思想内涵、突出特色、宝贵经验及现实启示进行总结,以便为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艾思奇探索之路所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途径与方法都有涉及且有独到之处。而且,艾思奇时刻以党性原则勇担思想政治教育重任;以一心为民传承思想政治教育宗旨;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以人格魅力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探索之路,并形成了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必备素养;深入大众的实际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立足点;发挥语言魅力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社会各界齐抓共管是推进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措施。研究和总结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和贡献,目的是为了从大师思想中获得启示,以指导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为党的事业凝心聚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立志成为精通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努力构建全员参与全方位提升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动机制。
李艳红[5]（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周玉文[6]（2018）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反投降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体两面,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担当精神,敏锐观察抗战形势,着手反投降斗争理论的构建,用以指导打击投降主义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与中华民族发扬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原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创立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最高形式,谴责资产阶级丧失民族气节投降的可耻行为,批判各种庸俗的爱国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地主、资本家及走狗和小资产阶级投降采取分类施策的策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气节的精神元素,主要包括威武不屈、反抗侵略、和合统一、忧国忧民等,这些基本元素通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抗战时期反投降斗争缘于三方面的因素,日寇的侵略和诱降,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和劝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致使亡国灭种阴霾笼罩中国,抗战局势时刻处于危险境地,因此必须开展反投降斗争。毛泽东的反投降斗争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第一,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投降派。第二,主张以军事和法制手段打击、威慑和教育投降分子。第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反投降斗争提供组织保证。第四,毛泽东提出了构建心防,占领道德制高点,从精神上鞑伐投降分子。第五,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第六,发动群众是反投降斗争的最好形式。在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投降斗争有序推进,成效斐然。反投降斗争实践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从1935年1月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此阶段主要是为反投降斗争做准备,形成反投降斗争形势的基本认识,对投降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反投降的基本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二阶段是汪精卫公开投降至汪精卫建政前夕。此阶段是反投降斗争实践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方位的反投降斗争。第一,毛泽东对反投降斗争形势的研判与部署。第二,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第三,开展军事反投降工作,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重点开展对伪军的政治攻势。第四,以党的宣传媒体为阵地开展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反投降斗争;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开展反投降斗争,与日汪的奴化教育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五,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对反投降斗争的理解和支持。第六,开展反投降斗争的群众运动。第七,开展国民参政会平台的反投降斗争。第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力地打击了抗战阵营内的投降暗流。第三阶段汪精卫建政至抗战胜利期间的反投降斗争。汪精卫建政建军增加了反投降斗争的难度,中国共产党反投降斗争的重点有所调整。第一,加强宣传媒体、文艺战线、教育战线的反投降斗争。第二,利用日伪矛盾深入开展伪军工作,大大抵消了日伪的军事优势。第三,继续开展外交战线的反投降斗争,坚决反对美日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继续寻求苏联与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第四,加强打击投降暗流,使国民党投降反共均不能实现。第五,抗战胜利后坚持除恶务尽的原则揭发、抓捕、审判投降分子,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凸显了鲜明的特色。第一,鲜明的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及应用,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关于民族气节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彻底的人民性。汪精卫因为叛国投降而被人民抛弃,蒋介石却因限制民众不能获得全面支持,只有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表现出驾驭各种反投降斗争的能力。第四,凸显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反投降对象混成难辨、各种矛盾纠缠交织。第五,彰显完美性。与近代史上历次反投降斗争相比、与蒋介石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均体现了完美性。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审视。第一,历史价值,保证了抗战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后来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第二,精神文化价值,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精神沉沦与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第三,当代价值,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潜在威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绝不妥协的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为打击“台独”等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历史启示和借鉴。
王明科[7]（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邹琪[8]（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认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郭泽煜[9]（2017）在《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群众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群众工作,是其在苏南抗战的重要内容。在中共的努力下,其群众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群众工作是中共能够发展苏南根据地和坚持苏南抗战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共在领导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面临重重困境。从大体上看,中共面临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日、伪、顽三方的挑战,地方局势复杂;各式势力群起,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党的组织还不完善,初期新四军实力尚弱;民众因受到日伪的宣传舆论欺骗,而不敢帮助新四军,等等。但是,中共在建立和完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精神,利用自身善于开展群众工作的优势,以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方式,团结和组织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苏南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抗战的具体形势、国共关系等因素影响,中共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此,将中共的群众工作可分四个阶段:国共合作恢复苏南政权阶段;中共独立自主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阶段;根据地斗争严重受挫阶段;根据地军民开始反攻夺取胜利阶段。中国共产党本着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积极从民主政权建设、整理地方武装、争取中间势力、减轻民众田赋负担等方面开展群众工作。以上四个阶段是连续的,呈递进的关系,反映了中共的群众工作由初步开展到深入发展这样一个内在逻辑。根据实际,中共群众工作取到良好的效果:一、提高了苏南中共党组织及新四军的地位;二、促进了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三是削弱了苏南日伪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开展群众工作;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这也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予启示:一、党的领导是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二、保障群众权益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三、灵活的策略是保证群众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陈天慧[10]（2016）在《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苏皖边区政府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边区政府的教育工作背景的探究,以求复原边区政府教育工作的原貌,概括出当时教育工作的优秀经验,为今天的教育事业提供一定的借鉴。主要章节简单梳理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的重要意义,简要阐述了目前学术界对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工作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了苏皖边区政府开展教育工作的历史背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形势的变化,进入相对和平时期,为边区教育的开展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两淮的解放,苏皖解放区的统一,以及一系列推动边区教育发展的措施为边区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八年抗战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为边区教育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第二章介绍了解放战争爆发前的苏皖边区教育。重点叙述了华中宣教大会,边区政府从教育的方针政策、学制课程、教材的编撰、教师队伍的建立,以及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着手,对边区的教育进行正规化的伟大尝试。第三章介绍了解放战争爆发后的苏皖边区教育。内战的爆发打断了边区的教育改革,苏皖边区的教育陷入低谷,一部分随边区党政机关北撤山东,一部分配合自卫反击战,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教学。第四章主要是对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工作的评价。总结边区教育的宝贵经验,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客观说明边区教育的不足之处。
二、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举行三届年会举行届年会 纪念新四军建军五十周年并选出新理事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举行三届年会举行届年会 纪念新四军建军五十周年并选出新理事会（论文提纲范文）
（1）苏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 |
| 二、关于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苏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教工作兴盛 |
| 一、文化活动 |
| 二、教育事业 |
| 三、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 |
| 四、从抗大九分校到苏中公学 |
| 第二节 文化名人与知识分子荟聚 |
| 第二章 苏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组织与团体 |
| 第一节 党和根据地政府创建的组织与团体 |
| 第二节 人民军队创建的组织与团体 |
| 第三节 民间创办的组织与团体 |
| 第三章 苏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成果 |
| 第一节 文学创作 |
| 一、诗歌 |
| 二、民间墙头诗 |
| 三、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活动 |
| 第三节 歌舞活动 |
| 一、歌曲 |
| 二、民谣小调 |
| 三、秧歌舞 |
| 第四节 美术创作 |
| 一、木刻 |
| 二、油印宣传画 |
| 第五节 新闻出版 |
| 一、各类报刊 |
| 二、出版机构与出版图书 |
| 第六节 宣传标语与口号 |
| 第四章 苏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特点与启示 |
| 第一节 特点 |
| 一、坚定的党性 |
| 二、鲜明的时代性 |
| 三、昂扬的战斗性 |
| 四、广泛的群众性 |
| 五、浓郁的地方性 |
| 第二节 现实启示 |
| 一、尊重人才与知识 |
| 二、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
| 三、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 |
| 四、提高文化工作者自身素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2）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海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与难点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主要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 |
| (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等相关概念 |
| (二) 桂林抗战文化与桂林抗战文化精神等相关概念 |
| (三) 桂林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 |
|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 |
| 第二章 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条件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客观条件 |
| (一) 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影响 |
| (二) 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相继爆发 |
| (三)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
| (四)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比较宽松的政策影响 |
| (五) 地方实力派提供了较好的政治氛围 |
| (六) 桂林的文化和地理条件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主观条件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二) 内迁文化人的特殊作用 |
| 第三章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阶段特色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发轫 |
| (一) 战前桂林的社会政治背景 |
| (二) 名流聚桂文人荟萃 |
| (三) 各种文化社团相继建立 |
| 二、初次高潮兴起 |
| (一) 抗战文艺运动勃兴 |
| (二) 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 |
| (三) 社科阵地砥砺奋进 |
| 三、低潮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 |
| (二) 杂文兴起为战斗檄文 |
| 四、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 |
| (一) 文艺作品异彩纷呈 |
| (二) 戏剧活动重新活跃 |
| (三) 最后的坚守与高歌 |
| 第四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 |
| (一) 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
| (二) 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 |
| (三) 服务救亡图存团结抗战 |
| (四) 传播集聚正能量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 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 |
| (二) 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 |
| (三) 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 |
| (四) 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 |
| 第五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基本经验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 |
| (一) 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 |
| (二) 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
| (三) 强化了文化抗战的力量 |
| (四)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五)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
| (六) 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经验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 |
| (二) 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 |
| (三) 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 |
| (四) 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 |
| 第六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局限 |
| 一、桂林抗战文化上的历史地位 |
| (一) 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 |
| (二) 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
| (三) 中国抗战文化的缩影 |
| (四) 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局限或不足 |
| (一) 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或者过激现象 |
| (二) 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 |
| (三) 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 |
| (四) 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 |
| 第七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及重要启迪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 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 |
| (二)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 |
| (三) 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 |
| (四) 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五) 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启迪 |
| (一) 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
| (二) 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民群众 |
| (三) 必须坚持党对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 |
| (四) 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 (五) 必须强化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4）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重点难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艾思奇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一节 艾思奇走上革命之路的历史渊源 |
| 一、时代环境的铸就 |
| 二、家庭环境的影响 |
| 三、思想文化的熏陶 |
| 四、个人实践的积淀 |
| 第二节 艾思奇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 |
| 一、研究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奠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 |
| 二、从事职业：宣传教育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终身事业：革命实践中铸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品格 |
| 第三节 艾思奇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
| 一、思想的作用在于“认识现实看清前途” |
| 二、政治学习和思想锻炼“一分钟都不能放松” |
| 三、教育可以“使三万双睡眼睁开” |
| 第二章 上海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初步探索与贡献(1932-1937) |
| 第一节 探索背景 |
| 一、国内形势 |
| 二、上海时局 |
| 三、党的任务 |
| 第二节 传播革命思想提高大众觉悟 |
| 一、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现实 |
| 二、宣传爱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 |
| 三、参加进步社团,开展政治宣传 |
| 第三节 宣传科学真理开启大众智慧 |
| 一、撰写哲学文章及着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通过科普类文章普及日常科学知识 |
| 三、运用文艺类文章助力思想政治教育 |
| 第四节 解答大众疑惑服务大众生活 |
| 一、释惑现实疑难,树立向上信念 |
| 二、批判错误观点,拨开思想迷雾 |
| 三、指导读书学习,提高认识能力 |
| 第五节 《大众哲学》：初步探索的辉煌结晶 |
| 一、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二、展示了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
| 三、发挥了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继续探索与贡献(1937-1946) |
| 第一节 探索背景 |
| 一、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下的社会形势 |
| 二、党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 |
| 第二节 以哲学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一、在与毛泽东的学术互动中深化哲学研究 |
|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认识及推动 |
| 三、对国民党愚民哲学的揭露与批判 |
| 第三节 以抗战教育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一、抗战信心的培育 |
| 二、历史事件的启示 |
| 三、模范人物及其精神的影响 |
| 第四节 以延安整风推动党的思想统一 |
| 一、学习理论的阐发推动党的学风建设 |
| 二、思想方法的研究和宣传助力党员思想进步 |
| 三、整风方法的探讨助力整风运动的开展 |
| 第五节 以文艺工作促进大众思想进步 |
| 一、适应形势发展要求推进文艺工作 |
| 二、探讨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 |
| 第四章 北京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探索与贡献(1949-1966) |
| 第一节 探索背景 |
| 一、建国及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主题下的社会形势 |
| 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 |
| 第二节 深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圣园地 |
| 一、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 |
| 二、研究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哲学着作 |
| 三、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
| 第三节 投身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 |
| 一、引导党员干部的思想改造 |
| 二、承担干部学员的理论教学任务 |
| 三、专注“秀才班”理论教学 |
| 第四节 致力各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关注青年思想理论修养的提升 |
| 二、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
| 三、推动工农群众学习哲学的高潮 |
| 第五章 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探索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艾思奇探索之路的内涵与特色 |
| 一、思想内涵 |
| 二、突出特色 |
| 第二节 艾思奇探索之路的经验总结 |
| 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必备素养…… |
| 二、深入大众的实际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立足点 |
| 三、语言魅力的发挥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 |
| 四、社会各界齐抓共管是推进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措施 |
| 第三节 艾思奇探索之路的现实启示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为党的事业凝心聚力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立志成为精通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 |
| 三、努力构建全员参与全方位提升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 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动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5）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溯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投降斗争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 |
| 2.1.2 列宁、斯大林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 |
| 2.2 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 |
| 2.2.1 威武不屈 |
| 2.2.2 反抗侵略 |
| 2.2.3 和合统一 |
| 2.2.4 忧国忧民 |
| 第三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缘起 |
| 3.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诱降 |
| 3.2 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绥靖与劝降 |
| 3.3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与投降 |
| 第四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维度与内涵 |
| 4.1 夯稳基石:高举团结、抗战、进步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投降派 |
| 4.1.1 高举团结旗帜,巩固扩大抗战阵营 |
| 4.1.2 高举抗战旗帜,反对中途妥协投降 |
| 4.1.3 高举进步旗帜,勇当民族中流砥柱 |
| 4.2 强化保障:以军事与法制手段保障反投降斗争顺利开展 |
| 4.2.1 加强惩治汉奸的法制建设 |
| 4.2.2 加强军事打击震慑投降分子 |
| 4.3 整党建党: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反投降斗争领导权 |
| 4.3.1 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对于反投降斗争的重要性 |
| 4.3.2 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是反民族投降主义的重要前提 |
| 4.3.3 巩固党组织是取得反投降斗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
| 4.4 构建心防:加强文化建设占领道德制高点保持对投降派精神打击 |
| 4.4.1 加强党的宣传媒体建设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的活动 |
| 4.4.2 驳斥汪精卫的汉奸理论 |
| 4.4.3 加强抗战文艺建设铸就民族精神 |
| 4.4.4 反对日汪的奴化教育 |
| 4.5 争取外援:发挥国际正义力量的作用进行反投降斗争 |
| 4.5.1 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外交路线 |
| 4.5.2 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共产国际紧密配合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5.3 争取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援助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5.4 联合其他国家人民革命力量开展反投降斗争 |
| 4.6 组织群众:反投降斗争的根本方法 |
| 4.6.1 群众是取得反投降斗争胜利的决定力量 |
| 4.6.2 反投降与维护群众利益紧密集合 |
| 4.6.3 在反投降斗争中注重改进群众工作方法 |
| 第五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实践与成效 |
| 5.1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初起阶段(1935. 1——汪精卫出逃) |
| 5.1.1 对反投降斗争的基本认识 |
| 5.1.2 反投降斗争的初步尝试 |
| 5.2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高峰阶段(汪精卫出逃——汪伪政府成立) |
| 5.2.1 毛泽东对时局的研判与反投降斗争部署 |
| 5.2.2 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 |
| 5.2.3 开展反投降的军事斗争 |
| 5.2.4 开展反投降的宣传和文化斗争 |
| 5.2.5 开展反投降的外交斗争 |
| 5.2.6 开展反投降的群众运动 |
| 5.2.7 开展国民参政会内的反投降斗争 |
| 5.2.8 开展反投降暗流的斗争 |
| 5.3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后续发展阶段(汪伪政府成立——抗战胜利) |
| 5.3.1 强化反投降的宣传和文化斗争 |
| 5.3.2 强化伪军和伪组织工作 |
| 5.3.3 继续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 |
| 5.3.4 强化反投降暗流的斗争 |
| 5.3.5 抗战胜利后对汉奸的揭发、逮捕与审判 |
| 第六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特色 |
| 6.1 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 |
| 6.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反投降斗争实际相结合 |
| 6.1.2 对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注重对反投降主义传统性的扬弃 |
| 6.2 依靠群众:彰显人民性 |
| 6.2.1 汪精卫因充当日寇傀儡得不到群众 |
| 6.2.2 蒋介石因独裁专制限制群众运动 |
| 6.2.3 毛泽东因坚决抗日反投降能够彻底发动群众 |
| 6.3 宏大视野: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 |
| 6.3.1 驾驭反投降斗争各种力量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6.3.2 指导思想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
| 6.3.3 审判投降分子方法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
| 6.4 云谲波诡:凸显复杂性 |
| 6.4.1 国际形势的变换扑朔迷离 |
| 6.4.2 反投降的对象浑成难辨 |
| 6.4.3 各种矛盾纠缠交织 |
| 6.5 惟精惟一:彰显完美性 |
| 6.5.1 与近代中国几次反投降斗争相比,彰显完美性 |
| 6.5.2 与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彰显完美性 |
| 第七章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价值” |
| 7.1.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的历史价值 |
| 7.1.1 确保抗战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 |
| 7.1.2 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
| 7.1.3 为后来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 7.2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精神文化价值 |
| 7.2.1 铸就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战精神 |
| 7.2.2 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 |
| 7.3 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当代价值 |
| 7.3.1 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威胁和侵略提供了精神支撑 |
| 7.3.2 绝不屈服地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 |
| 7.3.3 为打击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理论武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7）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难点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共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的背景 |
| 一、全面抗战后苏南地区形势及社会背景 |
| （一）国民党苏南政权瓦解或撤离，社会秩序较为混乱 |
| （二）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控制民众 |
| （三）苏南抗日斗争风起云涌 |
| 二、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主观条件 |
| （一）中共群众工作实践经验丰富 |
| （二）南方大部分红军及游击队集中整编 |
| 第二章 中共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发展历程及内容 |
| 一、群众工作的发展历程 |
| （一）国共合作恢复苏南政权阶段（1938 年6月—1940 年4月） |
| （二）中共独立自主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阶段（1940 年5月—1941 年上半年） |
| （三）根据地斗争严重受挫阶段（1941 年下半年至1943年底） |
| （四）根据地军民开始反攻夺取胜利阶段（1944 年初—1945 年9月） |
| 二、群众工作的主要内容 |
| （一）政治方面 |
| 1.开展民主政权建设 |
| 2.建立民众抗日自卫团体 |
| 3.争取中间势力 |
| （二）军事方面 |
| 1.扶持和发展地方武装 |
| 2.开展拥军拥属工作 |
| 3.争取伪军中下层势力 |
| （三）文化教育方面 |
| 1.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工作 |
| 2.积极发展学校教育 |
| （四）经济方面 |
| 1.减轻民众田赋负担 |
| 2.救济贫苦民众 |
| 3.帮助民众生产经营 |
| 第三章 中共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特点及效果 |
| 一、群众工作的特点 |
| （一）对象的广泛性 |
| （二）方式的多样化 |
| （三）过程的渐进性 |
| 二、群众工作的效果 |
| （一）提高了苏南党及新四军的地位 |
| （二）促进了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
| （三）削弱了苏南日伪力量 |
| 第四章 中共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实践经验及启示 |
| 一、理论经验 |
| （一）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 |
| （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工作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二、现实启示 |
| （一）党的坚强领导是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 |
| （二）保障群众权益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 |
| （三）灵活的策略是保证群众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重点和难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苏皖边区教育开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国内的政治形势 |
| 第二节 苏皖边区教育的社会基础 |
| 第三节 苏皖边区教育的实践基础 |
| 第二章 解放战争爆发前的苏皖边区教育 |
| 第一节 方针政策的制定 |
| 第二节 边区学制的修改 |
| 第三节 课程教材的编定 |
| 第四节 师资队伍的建设 |
| 第五节 教育行政的改进 |
| 第三章 解放战争爆发后的苏皖边区教育 |
| 第一节 北撤山东,保存教育实力 |
| 第二节 留守原地,坚持游击教学 |
| 第四章 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的经验 |
| 第二节 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的启示 |
| 第三节 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举行三届年会举行届年会 纪念新四军建军五十周年并选出新理事会（论文参考文献）
- [1]苏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D]. 顾晨. 扬州大学, 2020(06)
- [2]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3]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 山东大学, 2018(02)
- [4]艾思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贡献[D]. 朱玉超.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6]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玉文. 湘潭大学, 2018(04)
- [7]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9]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群众工作研究[D]. 郭泽煜. 上海师范大学, 2017(11)
- [10]苏皖边区政府教育研究[D]. 陈天慧. 扬州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