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社会学论文,埃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年出生于法国的圣马克尔（Saint-Macaire），2000年在兰孔逝世（Langon）。他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不仅仅是一位坐在书斋里的教授。无论在生活的经验上还是在学术文字的领域中，他都是一位勇于探险的人，既是文学教授，也是批评家、记者和作家，著述丰硕。在学术研究之余，他还进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1960年他的《油漆未干》获得幽默文学奖。他是《世界报》时事述评的撰稿人，并且在许多文学杂志上进行文学批评。在政治舞台上，他是法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者，是法共的地区顾问。多方面的积极的社会生活使他对于文学的社会传播和社会作用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为他创建文学社会学理论起到了很大作用。
埃斯卡皮早年毕业于享有盛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过英国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古典文学专家，努力学习古希腊文，古埃及文等等，然而不期而至的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他成为一所中学的英国文学教师。在二战期问，他扛枪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战斗。战后，他进入波尔多大学成为比较文学教授，在这里他创建了“文学事实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des faits littéraires），后来改名为“文学与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Institut de littérature et de techniques artistiques de masse:ILTAM），波尔多学派正是围绕它而成长起来的。在一次访谈中，埃斯卡皮谈到这个研究所命名的过程，本来他想称它为文学与大众艺术研究所，系里的一位老教授问：“你所说的大众艺术到底指什么？”他说包括电影电视等等。那位教授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可这都是技术，而不是艺术。于是中心最后被命名为ILTAM①。这个小插曲反映了文学界对通俗艺术态度上的分歧，埃斯卡皮始终对通俗艺术和文学投以巨大的关注，强调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反对把文学仅仅局限在精英文学之内的片面立场。在他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中，群众的文学阅读和消费情况是他重点研究的对象。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在西方文艺社会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对文学的研究中，文学与社会学的交融从18和19世纪斯达尔夫人就已经开始，丹纳的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把这两者之间的融合推向一个高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把社会学与文艺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基础和功能。但是传统的研究方法通常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研究，对社会的考察是为了解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研究依然是一种文学批评，也就是说一种依附于文学作品话语的话语。传统的文学史观所建构的是英雄式的文学史，其内容由闪闪发光的文学大师的名字串联起来。而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则试图跳出这个圈子，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传播入手，站在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研究文学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们在生活中的文学经验。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与接受美学一样把重点都放在文学的接受过程，但是对于接受美学来说，文学的接受仅仅是一个精神性的问题，处于上层建筑之中，间接地受到物质生产关系的影响，而埃斯卡皮通过对文学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研究，把文学问题放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强调了文学的物质性的一面：文学通过书籍和其他物质的承载进行传播的，这些承载物并非被动地帮助文学符号的传播，书籍等物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对文学本身构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把文学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问。他的研究聚焦在传统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盲点：文学的物质形态及其社会运转方式。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相对于戈德曼的社会学批评是一种更加靠近主流社会学方法的理论，他大量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技术，譬如调查统计，问卷调查等方式，在他的研究之中，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反映现实的符号，而且就是现实，就是社会的“事实”。文学不是在物质性的社会之外存在并对社会发生作用，而是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的革命性就在于他不是把文学当作社会的某种忠实的或者扭曲的镜像来看待，而是当作“社会中”的文学。这样，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就不再是文学的对象，而成为文学的直接组成部分。创作者、作品和读者大众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一种象征关系（一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就是这种象征关系），而成为直接的社会学关系，文学社会学创作者、流通者和读者之间有一条更为具体的社会纽带把他们联系起来。巴尔特认为：“文学科学的目的不是确定为什么应当认定作品具有这个意义，甚至也不是回答为什么作品曾经具有哪些意义［……］而是为什么这个意义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当努力描写文学作品的可接受性（acceptabiIité），而不是它们的意义。②”埃斯卡皮和波尔多学派所努力描写的就是文学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可接受性，他们对文学的社会学维度的研究揭示了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对于文学的巨大作用，因此不仅仅对社会学有重大的价值，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文学现象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下面我们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思想。
一、文学的概念
埃斯卡皮对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反思，构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学。他在为《国际文学术语辞典》所撰写的词条中③，通过对文学这个概念的历史性考察，否认了可以对文学下一个理性的规定性的定义，确认了文学这个概念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实际上是因为来源于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复杂而难以定义的，而文学本身的生存也有赖于其社会性的纬度。由于社会的不断变迁，文学的意义和功能也总是随着发生变化。因此，虽然埃斯卡皮的任务是撰写一个词条，但是高度的历史敏感性使他拒绝进行定义，这一词条成为对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性考察。
传统的文学观念总是具有一种等级观念，文学在语义上就具有高雅的特征。“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全部的作品构成了文学。长期以来，这些得到特殊待遇的文本（也就是文学作品）被有品位的人或者文人团体的直觉和印象确定下来，这些人物在十八世纪构成了所谓的‘文学’”④。文学史作家们常常首先是一位批评家，根据艺术的价值来挑选有权利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和作品。“在所有的历史学家中，文学史家是唯一能够以似乎是自主的方式确定他所研究的材料的。政治史家或社会史家……无权以‘这不是历史’为借口排除或否认这一事件或那份材料，因为它们的客观存在是众所周知的。对他来讲一切都是历史，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并非一切都是文学。⑤”文学批评家也同样把某些书籍排除在文学之外，他们的美学选择决定了其研究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一方面，文学批评家想确定作者的美学态度和写作方式，另一方面，他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可资利用的却只有自身的阅读所带来的感受，这两方面的感受以及所遵循的美学价值体系不可能是同一的。文学史面对文学的时候总是根据某种价值体系进行选择，然而无论哪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而且这种主观性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某些“不是文学”的文学会获得文学的身份。这种状态使人们对于回答什么是文学的本质这样的问题感到头痛不已。
然而，真正的历史态度则不作任何价值评判，把文学当作社会历史中存在的现象，而不是某种“本质”。这样就把文学的“事实”同精神价值、艺术价值区别开来，把它当作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使它成为历史的对象。无论高雅还是通俗，一切被当作“文学”来对待的都是文学。书写创造了一种事实性的存在，传统的“高雅的”的文学定义都排斥这种文学的存在与价值，高雅文学的爱好者常常说：“这不是文学”，或者说：“这也配叫文学？”但是社会学的定义却理所当然地接受它，作为一种科学，社会学不能也不应当评价其研究对象的价值，它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埃斯卡皮的研究中，通俗文学得到了严肃认真地对待，流动书摊和火车站报亭等地方出售的通俗小说通常在文学史中是完全缺席的，然而，埃斯卡皮坚决反对把大量的普通群众都在阅读的所谓通俗的文艺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的作法。他抛弃了从主观价值来确定文学范围的方式，尽可能以客观的方式找到一切文学共同的特点。他总结了文学所具有三个特性：
1）文学同其他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一种物品同时也具有意义。
2）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文学的特征是，在语言的言外之意中，使写作自由与制度化的形式保持一致或者使双方对峙。
3）文学由作品组成，这些作品根据与历史环境中的社会结构同源的结构来组织想象。⑥
这三条标准把文学纳入到关系的形态之中，决定文学的不仅仅是文本，还有围绕这个文本所构成的关系。埃斯卡皮接受了让—保罗·萨特的思想：文学只能在阅读中存在，作家是为了他人才进行写作的。“在阅读之中，在读书的方式之中，在阅读书写材料的方式之中，才有文学性。⑦”只有在交流的模式下，我们才能研究和理解文学的特性。但是埃斯卡皮的理论与传统的接受美学不同，后者对文学接受和交流的研究更多关注在象征的层面，接受美学所研究的读者常常是抽象虚拟的。埃斯卡皮把交流的过程放到更加具体的社会活动中进行考察，在文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交流手段无疑是书籍。
二、文学与书籍
什么是书？这个问题属于那种如果没有人问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一旦提出问题就令人糊涂的问题。书的定义非常多，很难对书的概念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一方面，在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书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作品”，也就是说书的内容；另一方面，经济的和社会学的定义却又常常只考虑书的物质性，而较少考虑它的文化属性。每个国家，每个不同的行政部门对书都有不同的定义，许多定义都规定了书的页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不定期出版的，篇幅在49页或49页以上的出版物⑧。埃斯卡皮更多地从书籍作为交流工具的层面思考书籍的问题，他认为，更能说明书籍问题的不是它的生产，而是它如何被阅读。
传统的文学研究很少考虑书籍的问题，似乎书籍与文学无关。然而埃斯卡皮则通过书籍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的文化状况以及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他“使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成为社会学分析整体的研究对象。⑨”首先，一个国家图书的发行品种能够向我们表明这个国家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我们可以大略估计这个国家的作家数量和创作能力，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说明书籍的作用，必须同时研究阅读的情况。图书的发行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图书发行量的统计资料常常不太准确，于是埃斯卡皮转而通过统计纸张的消耗情况间接了解书籍的发行量，在纸张的消费中，报纸占到了相当的比重，书籍在整个读物中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然而，书籍并不等于文学，报纸和刊物中可能有文学的内容，同样书籍中也有相当数量不属于文学作品。我们必须在此进行明确地划分。埃斯卡皮确定文学的标准不是根据其价值或质量，而是根据其功能：“凡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任何非实用性的读物，也就是说，任何为满足一种不求实利的文化需要的读物，都是文学作品。⑩”根据埃斯卡皮的观点，文学作品不是由其自身来定义，而是根据它所起的交流功能来定义，文学著作可以有非文学的用途，同样的，非文学著作也可能被当作文学著作来读。他引用G·K·切斯特顿的话说：“火车时刻表能当文学作品来读！(11)”“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被“文学在哪里？”的问题取代了，文学不是一个绝对的固定的形态，而是在交流中根据其功能而发生变化。而决定这个功能的就是阅读。尼尔森·古德曼在讨论艺术的定义的时候，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过去讨论艺术问题，所提出的问题是：“艺术是什么？”他认为，随着现代艺术对艺术边界的不断挑战，在一堆砂土也能成为在美术馆展示的艺术作品的时代，继续提出这个问题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无论做出什么回答，现代艺术都会对这个定义进行挑战，并且把这个挑战本身作为艺术实践，某些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置疑“艺术本质”的概念，例如谢德庆在“一年”系列中的一个行为艺术作品是在一年的时间内与艺术隔绝，不谈论艺术问题。古德曼认为，我们应该用新的方式提问：“什么时候才有艺术？(12)”他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由艺术作品决定的，而是山交流中的“艺术关系”决定的，艺术出现在人们把面前的东西当作艺术作品的那一刻。埃斯卡皮则认为，文学出现在人们把文本当作文学作品的那一时刻，阅读是建立文学关系的关键。
那么如何对阅读的状况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和统计呢？埃斯卡皮虽然没有完全否认调查在文学社会学中的地位，但是怀疑进行调查得到的数据不太可靠。他在此问题上表现了对社会心理的敏锐把握，因为人们在问答有关阅读情况的问题时，通常会有意无意地隐匿不太高雅的阅读习惯，而夸大自己对所谓高级文化的阅读。他举例说：“如果有人说司汤达的著作或马尔罗的作品是他经常读的，但偶尔有时也看一两本侦探小说调节一下思想，轻松轻松，那就几乎等于承认他用于看侦探小说地时间实际上要比看‘床头书’（经典文学作品）的时间多好几倍。(13)”出版者和书商在文学交流渠道中处于中间人的角色，本来可以提供更多有效信息，然而因为商业秘密的影响，难以指望对他们进行调查能够提供太大帮助。图书馆馆员情况则不同，不过他们的信息局限于经常光临图书馆的读者群。
因此埃斯卡皮认为我们更应当依赖于客观的资料，客观资料中首先是统计资料，包括图书工业和贸易的数据，以及一些历史的统计资料。他力图从多个层面分析有关文学现象：“然而，要对这些方面进行解释，还必须借助于另一类型的客观资料，它来自对那些限制着文学现象的社会结构和制约着文学现象的技术手段所作的研究。这些社会结构和技术手段是：政治体制、文化制度、阶级、社会阶层和类别、职业、业余活动组织、文盲多寡程度、作家、书商和出版者的经济和法律地位、语言问题、图书史等等。(14)”埃斯卡皮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社会学方法，而是兼容并蓄，与其他的文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比如总体文学或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作品的命运、体裁和风格等问题。他试图把文学的内容研究与交流传播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三、书籍生产与流通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与文学史的联系
人类传播话语最有效的方式是书籍，然而书籍只是在工业社会以后才大范围地传播并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原始的话语传播方式是口头的，古代讲故事的艺人走南闯北，把话语和诗歌传播到各个地方。戏剧则有更高的效率并能吸引更多的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流动的剧团逐渐固定下来。这两种话语传播方式代表了手工业社会的交流形态。而书本读物则在工业社会中发展成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传播体系。书籍有上千年的历史，然而只是在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之后才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书籍的读者不再局限在精英的知识阶层，一个国家中，大部分人口都成为文学作品的读者或者潜在的读者，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传播和阅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一事件的结果。
资产阶级控制了文学的创作和生产，它试图控制整个文学制度，由它来提供作家、印刷、出版和市场，垄断整个文学的链条。知识分子的身份非常模糊，一方面他并不甘心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分子，为资本家做吹鼓手：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和人民大众融合起来，而是试图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社会精英的地位。他们是文学作品的提供者，“1970年，全世界出版的半数以上的文学书籍是由欧洲一千万知识分子写作并被他们阅读的（苏联不包括在内），占全世界人口的0.3％。(15)”印刷术也把文本固定下来，印刷术广泛运用之前，文本是依赖手抄传播的，写作很难成为一种纯粹的职业。书籍工业使作家成为一个职业，人可能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作家作为原料的供货人进入书籍工业的生产部门，他在其中的地位首先是来料加工工人……随后朝农业经营者转化，委托一个经纪人或者一个中间商，以便将自己的产品送到完全像巴黎中央菜市场这样的市场上去销售，最后，作家要么公务员化，要么成为一名变相的雇佣劳动者，如同受雇佣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一样，这是一种少见的，由雇主根据合同买进或卖出的劳动者。他那优秀文人的立场却阻止他形成作为作家的真正的阶级觉悟。(16)”作家进入工业生产的体系对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出版工业以前，作家处于一种依附状态，要么依附于贵族，要么依附于富裕的资本家，他们的生活仰仗于国家的资助或者富有家族的资助。现代出版工业的发展使书籍成为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它使作家有可能获取报酬获得生活上的独立，然而，作家却常常受到出版工业的商业逻辑的控制。当拜伦放弃写作《哈尔德·哈罗尔游记》一类的作品，转而写作《唐璜》这类作品的时候，出版商阻止他这么做，并且拒绝出版，直到他死后变成一个神话，才出版他的全部作品。在面对出版工业的时候，作家个人的抗争是相当无力的，由于作家缺乏阶级的觉悟，没有像工会一样组织起来对抗出版体制，使作家（除了个别出名的作家之外）经常处于弱势的地位。在经济上，他们受到剥削，在文学上，他们的写作容易受到出版商的左右。其实，出版商虽然努力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出版工业的特殊性，他们的出版计划很难真正符合“经济理性”，出版商对文学书籍市场的判断在大多数时候是盲目的，他们根据自己盲目的判断进行挑选并且要求作家写作某一类型或风格的作品。作家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出版商的安排，但是作家很难自己决定作品的命运，没有出版商的支持，作家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阁。
出版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过去，只有少数受教育的人能够读书，他们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或批评家，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文学的交流在一个小圈子中进行，读者不仅仅是被动接受文学作品，而且可以产生积极的反馈。然而，随着文化的普及，文学作品广泛发行，大部分的读者都是所谓“沉默的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习惯发出反馈的声音。读者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发出反馈，通过撰写文章表达他们的意见，一部作品所引发的回响其实只能代表极少比例的读者。作家写作的时候，不再能够看得到自己作品的读者，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会有什么反映，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单向的，作家发出的声音不再能听到真实的回响。
四、对作家的社会学分析
埃斯卡皮对作家这样一个人群进行了社会学的考察和分析。通过对作家人口的分析，他揭示了一些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处于文学的外部，然而却深刻地制约着文学的创作。文学由作家来完成，作家不仅仅是作品的写作者，而且是活生生的社会人，生老病死这些过程不断重复，“这群人口也像所有其他的人口群一样必定要经历一些变化：人口老年化、人口年轻化、人口过剩、人口不足，等等。(17)”埃斯卡皮研究了处于时间之流的作家，提出了关于“世代”的问题，并发现了一些规律。
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划定“作家”这个人口群的范围问题，谁可以被纳入这个范畴？一种方法是列举全部著作的作者，一种方法是信赖文学史教科书所提供的名单。埃斯卡皮对这两种方法都不满意，第一种方法机械地把作家看作简单的文字工作者，而作家之为作家是因为在他人眼中他是作家，而不是因为他写作了某一本书，因为这要书是否属于“文学”还有待读者的评判。埃斯卡皮强调作家的身份是由社会考验来决定的。第二种方法经过批评性考察，似乎更合理，但是其缺点在于文学史教科书的作者更容易把在时间上距离较近的作者纳入其名单，越接近教科书的成书年代，挑选的标准越不严格。因此埃斯卡皮在确定这个名单的时候要求保持一定的历史距离，把在年代上接近教科书作者的作家名单排除在外，经过这样的取样才能准确地描述这个作家人口所具有的特点。
埃斯卡皮首先研究了作家的“代”的问题。通过对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发现作家的出生日期在文学编年史中常常成群成组。每间隔一个周期，在文学史上都会发生一些巨大的变化，例如某种文学体裁的寿命大约是30到35年，“根据某种文学体裁压倒群芳的情况或者衰亡的情况而绘制的曲线图每70年发生一次彻底的变化，每35年发生一一次局部的变化，这似乎是相当清楚的。(18)”而70年正好大约是普通人的寿命，那么这种更替速度是否就是一种规律呢？埃斯卡皮非常谨慎地表示这只是经验性的看法，而不是可以验证的规律，因为我们不能预言这个规律在将来依然有效。但是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埃斯卡皮通过描绘作家人口年龄的结构图，为我们揭示出作家的年龄结构与文学更替之问的内在联系。“对几个世纪中年龄金字塔所作的系统研究，可以使我们断定，在前一代作家中主要人物的年龄还没有过40岁以前，新一代作家是出现不了的。所发生的一切好像表明，只有从平衡点开始，当在位作家的影响逐渐变小直至在年轻人的影响面前甘拜下风时，人才辈出的局面才能出现。(19)”作家的年龄结构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埃斯卡皮的研究却从中发现了文学史变革的重要因素。
埃斯卡皮还从地理和家庭背景两方面研究了作家的来源问题，在文学史和作家传记研究中，作家的出身是必然会讨论的问题，其中也涉及社会学方面的个案研究。但是埃斯卡皮的研究是全景式的，他试图从中揭示出对考察整个作家群有意义的统计性结论。在法国，文化地理上最明显的对立是巴黎和外省的对立，两者是轮流占上风的，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文学地理问题既涉及政治与经济问题，也涉及方言问题(20)。作家的社会职业来源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从法国和英国作家来源的对比中，埃斯卡皮发现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利于产生作家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在十九世纪，英国的神职人员家庭是产生作家的优越环境，而在法国，产生作家最多的却是军官的儿子。关于作家本人的职业调查说明几乎一半的作家都依靠自己的艺术活动为生，从事自由职业或高级、低级行政工作的作家也占到相当比例（32％），从事这类职业的人有时间从事文学活动。当代文学出现了所谓“教授文学”的现象，这也说明社会职业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作家的经济也是埃斯卡皮重点关注的问题，埃斯卡皮说：“画饼不能充饥是尽人皆知的……否认物质条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疯人之举。为糊口而写出的文学作品并不一概都是最糟糕的。需要钱使塞万提斯写出了小说，从而使《堂吉诃德》得以问世；需要钱使沃尔特·司各特从诗人变为小说家。(21) ”作家要么是靠版权获得内部财源，要么靠他人对文学的资助和作家自己开辟的财源。在发达的书籍工业形成以前，作家的主要财源是保护人和机构。现代社会中，写作常常不能养活作家，诗人和贫困构成了某种神话般的形象，流浪诗人放荡不羁，但是他们并不能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他们想发言就必须与某个机构合作，他们要么举手投降，要么在贫困中死去。做一份第二职业是最经常的方式，从事第二职业的作家在经济上具有自主性，不需要使自己的写作服从经济的压力。但是如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作家的第二职业通常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行业，他们与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不再是被人压迫，具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条件，这种经济生活方式使他们依附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从而丧失了革命性。
版权法是与文学创作关系最密切的经济法，作家依据版权制度才有可能用文学创作养活自己。书籍工业的发展使版权制度建立起来，导致了专业作家的出现。版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用19世纪初的美国文学为例子来加以说明。由于当时美国的出版商与英国的出版商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出版商可以无偿印刷英国的文学著作，所以他们就忽视需要支付稿酬的本土作家。这种方式迫使美国作家把注意力转向杂志，而杂志主要的需求是短篇小说，19世纪美国短篇小说的发展与美国当时的版权保护状况不能不说有很大关系。现代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作家是无法通过版税养活自己的，某些作家就被迫在文学工厂中充当文字工人，写作一些谋生的文学，他们只能糊口而已，但是“文学业主”却赚了大钱。这些通俗小说满足了90％的人口的阅读。出现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是因为作家“未能在现代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22)”于沛认为：“埃斯卡皮当然不能找到这种不平衡的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事实上，这同资本主义文学商品生产单纯追逐利润和人为地破坏、异化健康的文学审美需求有关……总之，畸形的文学生产只能从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寻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23)”实际上，埃斯卡皮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对文学的生产和交流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很明确地提出劳资关系问题，并指出作家与资本家（出版商）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造成许多专业作家贫困生活的最主要原因。由于作家特殊的文人意识和生活方式，文学的工会组织并没有使作家团结起来有能力对抗出版商业机构。在没有劳资冲突的苏联，作家则有另外的麻烦。作家与文学机构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作家被看做专门从事文学的劳动者，作为这样的劳动者依附于社会经济结构……(24)”埃斯卡皮深刻地意识到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也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作家总是处于某种依附性的地位，无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苏联，作家与通过作品与读者所发生的关系都必须通过文学机构，然而这个无法绕过的机构并不总是有利于作者和读者的交流，由于作家群体在经济上或者在政治上的相对弱势地位，他们与读者的交流过程常常受到这个机构的干扰。埃斯卡皮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批判，然而他并没有提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些弊端是资本主义图书出版制度所造成的，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矛盾之一，如果不改变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学出版的机构单纯追求利润的状态，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社会主义苏联解决了一个矛盾，但是又造成新的矛盾，这种状况使埃斯卡皮也感到无奈，不敢设想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只能呼吁一些改良性的措施，比如加强版权保护和鼓励作家之间的团结协作从而改善作家的生存状况。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只有一少部分文学作品和作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下来，它们活了下来，而且有可能一直活下去，而绝大部分则几乎永久地死去，作品不再有人阅读，其作者也不被人当作作家而留存在社会的记忆之中。在法国从16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写出文学作品的法国作家一共有10万名左右，但是活下来的只有1000名。作家被人记住或者遗忘，作家在文学史中活下去还是死去，这里有什么规律呢？美国心理学家哈维·C·莱曼对此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埃斯卡皮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之后得出了与莱曼不同的结论。莱曼把作品的寿命作为标准进行调查，他列出一个书单，通过对已故作家和活着的作家的对比，得出结论：“在一群人对文学的历史的看法中，现代创作的残余趋向于和过去创作的残余数量相等。(25)”莱曼考察了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年龄与作品被记忆或遗忘之间的关系，发现人们遗忘的主要是他们在40岁以后所写的作品，而容易记住他们在40岁以前写的作品。“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般的说，40岁是‘最好的书’质量最高的生产年龄。(26)”埃斯卡皮对此现象的考察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40岁之前创作的作品被人记住的更多，这不是因为40岁之前写的作品更好，而是因为另外一个社会现象：居民人口的寿命分布曲线正好也是在40岁以前缓慢上升，加速上升到70岁左右，然后迅速下降直到这批居民全部死亡。也就是说文学史上被记录的作品写于40岁之前的最多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死亡和寿命结构决定的。
如果分体裁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更有趣的事实。与正常的居民寿命分布曲线相比：
1）小说家的曲线在70到75岁这个最高点之前基本正常，但在其后的下降却比正常的曲线快得多。
2）诗人的曲线上升之快异乎寻常，最高点为30、50和65岁，其后和正常的曲线相同。
3）剧作家的曲线形状正常，但要向青年时代移动15年左右。
4）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曲线形状正常，但要向老年时代推移10年左右。
当然，应该避免得出下列结论：戏剧损害健康，哲学和历史有保健作用，小说对老人来说是致命伤，诗歌会在各种年龄击垮命中注定的体格。(27) 只有从这些作家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方式和年龄对这些曲线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从寿命的研究中可以得出的全部结论是，一个人被公认为剧作家比较早，被公认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则比较晚，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年龄成为诗人，而一个人的年纪越老，被公认为小说家的机会就越少。(28)”埃斯卡皮与莱曼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后者把文学事实的原因认定为作者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创造力随着年龄变化），而前者把这个事实归结为社会接受作者的状况，从读者出发从社会出发观察文学事实。毫无疑问，埃斯卡皮对此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在20世纪，小说家主要是在25岁到30岁之间成为作家的，他进入作家这个集团所做的决定性成绩多半发生在这个年龄段。而且作家的读者群越年轻，作品寿命长的机会就越大。如果读者在20岁左右承认某人为作家，将来就不会改变这种判断，即使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对作家的承认完成之后，这个作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将得到同样的公众的支持。作家在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被遗忘，这里存在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大约每15年，作家在社会中的生命力就要经受一次考验。40岁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年龄是因为这是在被公认为作家15年以后（从25岁算起），作家经历考验和交好运的年龄，有些作家从此隐没，有些作家则经过社会的考验之后继续“活”下去。作家一旦被遗忘，就无法再复活。
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的贡献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开拓了文学的社会性研究，他所研究的社会性不是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中的社会”，而是把文学本身作为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他所研究的文学不是作为社会的镜子的文学，而是在社会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文学。他的研究方法也不是象征性的唯物主义，而是实际的唯物主义，不仅把文学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且把文学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给了我们以交流和传播的角度考察文学问题的视角，对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答案。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不同，他不是试图建立一个阐释体系来解读作品或者进行审美判断，而是力求建立一个有关文学传播活动的科学，对建构文学关系的各种参与者进行客观的描绘，确定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相互问的作用。他的文学研究不是批评的，而是科学的。从阅读的角度出发，他对一切解读和判断的可能性都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反对根据任何既定的立场把文学封闭起来，一切文学现象首先是“事实”，我们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维护文学的神圣性，给文学的对话加上种种禁条。
虽然埃斯卡皮希望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科学化，但是他的思想倾向性依然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尤其批判现代文学工业化生产对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的伤害，认为现代出版经济对利润的追求严重破坏了作家与读者的对话和交流，大众读者被排除在文学交流之外。交流的匮乏一方面导致文学生产的产品缺乏消费者，另一方面大众也接触不到优秀的作品。他没有提出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文学制度和交流的状况都令他感到失望，但是他依然希望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制定更好的图书政策，改良文学交流，创造更多更活跃的文学对话，丰富人类的文化史。
注释：
① Interview par Jean Devèze et Anne-Marie Laulan en juillet 1992,chez lui,àSaint-Macaire,en Gironde.La bande vidéo de cette rencontre a été toumée par Didier Bouquillard.
② Roland Barthes,Critique et Vérité,Paris,Seuil,1966,dans 
uvres complètes,II,Paris,Seuil,1994,P.41.
③ Robert Escarpit,《la Définition du terme《littérature》,projet d'article pour un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des termes littéraires》,dans le Littéaire et le social 
lé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Flammarion,1970,PP..259—272.
④ Robert Escarpit,L'crit et la communication,Paris,PUF,1973,P.60.
⑤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性和社会性》（《le Littéraire et le social》,in le Littéraire et le social,),载于《文学社会学》，于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⑥ 同上，第112页。
⑦ Interview par Jean Devèze et Anne-Marie Laulan en juillet 1992,art.cit.
⑧ 参见，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⑨ Paul Aron et Alain Viala,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coil.《Que sais-je》,Paris,PUE 2006,P.43.
⑩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同上，第21页。
(11) 同上，第23页。
(12) Nelson,Goodman,《Quand Y a-t-il art?》,publiésous le titre original《What Is Art?》,dans The Arts and Cogni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77,traduction par Danielle Lories,in Philosophie analytique et esthdtique,Paris,Méridiens-Klincksieck,1988,repris dans Esthétique et poétique,Paris,Seuil,1989,P.77—78.
(13)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24页。
(14) 同上，第28页。
(15)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性和社会性》，同上书，第115页。
(16) 同上，第116页。
(17)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同上书，第31页。
(18) 同上，第39页。
(19) 同上，第42页。
(20) 不同方言对产生的作家的影响。
(21)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55页。
(22) 同上，第66页。
(23) 于沛：《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评介》，载于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至261页。
(24) 埃斯卡皮：《文学的成功和寿命》，徐和瑾译，载于《文学社会学》，同上书，第157页。
(25) 同上，第163页。
(26) 同上，第163页。
(27) 同上，第164到165页。
(28) 同上，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