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复合相互依赖与东亚大国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大国论文,关系论文,相互依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6)04-0061-06
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这种相互依赖是经济全球化在国家关系中的集中表现，体现为国家之间利益的交织与互动。在国家关系中相互依赖总是有着相对收益和不同程度的非对称性。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利用相互依赖上的优势，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1](P.11)而对依赖性较大的国家来讲，虽然还存在“政府在做出政策决策时，继续为安全、自主权及其他价值观而牺牲经济效益”的现象，[1](P.42)但现实中的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的权力资源，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一、作为分析概念的多重复合相互依赖与权力
复合相互依赖是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一个分析概念，力图借此对国际关系中由不对称相互依赖所引发的权力分配及博弈结果做出较具体的描述。复合相互依赖是指如下情形：在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着联系各社会的多种渠道（即国家并不垄断这些交往）；各问题之间不存在等级之分；各国政府彼此不使用武力。[2](P.324)复合相互依赖具有敏感性与脆弱性，敏感性是指涉及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反应的程度，即某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代价有多大；脆弱性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2](P.12)也可以理解为割断相互联系所要付出代价的程度。在权力问题中，复合相互依赖的最重要特点就是武力不起作用，权力可替换性在不同问题结构受到制约。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其相关战略总是首先立足于区域层次，[3](P.41)而区内成员之间不对等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也成为权力资源，决定了其在区域内的地位和策略选择。所谓多重，是指在东亚区域内不同双边关系的组合中，某一行为体面对不同行为体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各不相同，导致权力资源的效用差别，而不同的双边组合又相互交叉影响，形成以复合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多重博弈。在任意总体结构或问题结构的双边组合中，第三方基于自我利益偏好的权力资源的使用，会成为一个外生变量改变此双边组合中的力量对比，从而对结果产生影响。我认为以多重复合相互依赖为视角，有助于对后冷战时期中美日唱主角的东亚大国关系进行更清晰的梳理。
一般来讲，权力是一个行为角色说服或强迫另一个行为角色，从而达到控制该行为角色目的的能力。权力可以是软性的或者硬性的。软性权力指通过影响力说服特定行为角色做某事的能力。硬性权力是指国家通过军事的、经济的或者两者结合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的能力。在复合相互依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权力的使用正在由传统的以硬性权力为主转向软性权力为主。涉及说服与影响的软性权力使用的增加，表明了国际关系从无序到有序的渐进变化。[4](P.98)在传统模式中，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总体支配地位获取在弱势问题上的主导权，确保总体的经济和军事结构与任一问题结构的结果相符。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这种相符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变小了。
需要强调的是，复合相互依赖的情形并不是指军事等传统权力资源不再起作用，而是指其作用与转化因相互依赖与国际机制的制约，代价与成本空前加大，使之日益淡出国家行为体的理性选择之外。复合相互依赖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式，我们可以说，世界正在向此处去，但现时真实的世界是处于现实主义与此理想模式之间。
二、中美日在东亚的权力资源
二战后，伴随着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东亚开始了经济上的整体崛起。先是有日本的复兴，随之是以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目前，中国又成为东亚经济进一步升腾的助推器。伴随着区内成员经济上的成功，东亚经济日益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区域内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无论作为区域还是国家个体，强大的经济能力意味着可供说服别国的强大的经济资源、高科技水平和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的权力替代能力。[4](P.111)所以说，国际格局和区域格局的改变动力最初还是来源于经济上行为体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经济上的强势，使东亚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使东亚国家关系处于动态的调整之中。巴里.布赞将中国与日本作为强国一直列为东亚安全复合体以及扩大的亚洲超级复合体的中心。[3](P.41)作为当今世界超级强国(Superpower)的美国在地理概念上虽然不属于东亚，但是，因其在该区域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一直是东亚大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角色。
1.东亚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加深
中国的经济近二十几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在美国日本经济实力大体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的崛起作为主要动力正在改变东亚的格局。中国的权力资源也主要蕴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之中。
首先，中国正在成为区域经济融合与发展的主要的驱动力量。在以10+3（中日韩东盟）为框架的区域经济中，中国的地位在日益上升。
东亚经济在总体上讲还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区域内成员的经济融合更多的是生产过程的融合。在区域内的分工格局中，中国进口其他东亚成员的零部件产品，经组装后出口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在东亚外向型经济运转链条中，中国起着区内生产者与世界消费市场相链接的枢纽作用。
而在同时，中国自身也正在成长为全球潜力最大的新兴消费市场，成为区内成员制成品出口的新兴目的地。2004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4%，而贸易额占世界的6～7%，明显高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受东亚区域贸易结构影响，除日本外的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不断增加，中国经济自身的兴衰直接决定着他们的经济形势。曾有人将日本喻为“经济动物”，不过这倒也从一个反面印证了东亚国家战略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尤其是以韩国、东盟为主的中小国家，在传统与现实中其政府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主要靠对外贸易驱动，而政治稳定又被视为经济繁荣的直接后果。[5]所以，经济牌对这些国家一直有着很重的分量。据有关经济学家对中国向第三国出口对东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日、韩及台湾地区为主的东亚发达经济体因资本品贸易而从中国的出口中受益最大，而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虽然与中国的出口品在第三国市场中面临激烈竞争，但其在第三国被压缩的市场从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中得到充分的弥补。[6]
其次，中国正在成为维护东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力量。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在美国冷漠视之，日本一心自保的情形下，中国承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采取积极援助措施，及时稳定了东亚金融形势，防止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广泛赞誉和信任。此事标志着中国在区域层次软权力的空前增强，也标志着中国在维护区域经济稳定方面全面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地位。 911事件之后，反恐与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面对的共同问题。政府较为弱势的东南亚国家正面临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威胁。在 70年代短暂的对苏联盟之后，中美之间在反恐、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应对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首次有了进行合作的较为坚实的利益基础。在中美合作的背景之下，中国通过东亚政府间合作与开启六方会谈机制，在东亚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大国作用。
最后，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日渐密切。缘于中国对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原本游离于东亚区域经济边缘的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去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20%，其中铁矿石出口增长41%，煤炭增长 72%。澳大利亚已经同意从2006年起的25年间每年向中国出口大约1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7](P.30)依目前的趋势，中国极有可能在近期超越美国而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澳大利亚来讲，中国的软性权力日益显著。
据去年9月的一份调查，5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将使本国受益（而只有 34%的人对现在的美澳自由贸易协定有积极评价）。而另有72%的澳大利亚人对其外交部长关于“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澳会帮美协防台湾”的表态表示赞同。[7](P.30)
2.日本经济优势趋弱，政治桎梏尤深
90年代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停滞，在东亚失去了火车头的作用，在新经济的竞争中落后于美国，而制造业又受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国内形成了以房地产和股市为主的泡沫经济。日本政府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保护使东亚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失去了进入日本市场的机会，内需市场增长缓慢，将经济发展寄希望于扩大出口，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在发达国家市场制成品上的竞争更恶化了东亚的整体形势。日本十年前吸收东亚20%的出口，提供三分之一的贷款，但现在只吸纳了东亚 10%的出口商品，而产出的45%出口到东亚，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力与带动力大幅下降。中国与日本经济联系中的主次地位也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据日本财务省发表的2004年贸易统计速报显示，日本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整体对外贸易的20.1%，首次超过对美贸易(18.6%)。[8]但是，这种从日本看来日益亲密的中日贸易关系，在中国看来却在降温。2004年中国对日贸易的增长率 (25.7%)低于其他国家（其中，对欧盟为33.6%，对美国为34.3%，对韩国为42.5%）。自90年代后期以来，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2004年却被欧盟和美国甩在了后面，沦为第三位。从日本看，虽然对华贸易的增长高于其他地区，但由于不及中国贸易整体的扩大幅度，因此在中国眼里的日本地位相对下降了。而中国由于与美国、欧盟经济联系的加深，日本对中国来讲在资金、技术以及市场上的可替代性增大，日本以割裂联系来对中国施压的脆弱性权力资源在减小。
二战后，长期遵循“吉田路线”、推行“日美基轴主义”的日本，其外交在本质上是“中等国家外交”。直到1983年中曾根才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此后，做“政治大国”成为日本在实现“经济大国”之后的一大夙愿。美国需要日本的军事支持来减轻自己的负担，而日本也利用与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给自己在政治、军事上逐步松绑。但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顽固态度不断引发邻国的不满与担心。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都引起周边邻国的强烈抗议。日本如果对历史问题没有全新、坦诚的态度，就不可能获得东亚邻国的信任。而从日本右翼势力盛行的国内政治环境来看，近期不会有改变的迹象。这将造成日本在软性权力方面的缺失。而在相互依赖的时代，没有相应软性权力的配合，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
3.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主导地位未变
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45年40%跌至 80年代末的24%，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7月公布的数字，2004年其GDP为11.67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8.6%，[9]虽然总体上有所滑落，但其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按照保罗肯尼迪的看法，当美国经济总量跌到全球比重的16%-18%时，美国才回落到常态国家。[10](P.240)从这一点看，美国仍旧处于其国家发展的顶峰状态，其最大的内在动力还是尽力维持其现有的优势地位。美国现在是世界公认的超级强国，其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是全方位的。
美国在亚洲保持着最大量的海外驻军，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同盟，与东南亚许多国家也保持着军事协作关系。在反恐、朝鲜半岛核问题、防扩散、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等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美国抛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在人权、反恐上实施双重标准以及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等单边主义行动也使其软性权力的发挥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在经济上，美国市场是东亚区域经济体出口的主要最终目的地。东亚的贸易盈余主要来自美国，东亚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经济周期及市场开放度的左右。在金融领域，美元一直是东亚国家最主要的储备资产和交易货币，东亚国家对美国的金融政策一直极为敏感。东亚国家在将大量贸易盈余投入美国债券的同时又吸收了大量的美国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这说明东亚国家普遍内需市场狭小，自有金融资产的管理水平、使用效率低下。在总体上呈现出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美国赤字、东亚买单的畸形经济关系。而东亚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却又不得不维持这种畸形的经济关系。东亚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由于对中国依赖的增加而对美国的依赖性减弱，但是东亚对美国总体的依赖性没有减少，这些依赖性更多地转移到了直接面对美国市场的中国身上，使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此外，东亚国家近年来对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其他基础战略资源的需求增长强劲，对外依赖性增加，而美国在作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与进口国的同时，又控制或影响着以海湾地区为主的世界主要石油产地以及战略资源的海上运输通道。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战略资源安全上的劣势以及对美国的依赖显而易见。
在亚太，美国把中国视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利用中国在对美经济方面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对中国一直保持压力。但是，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应对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等具体问题领域，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和地区掌握了大量的对美贸易盈余，持有近40%的美国海外债券，美国对中国以及东亚出现动荡的敏感性也在增加。
所以，虽然从总体结构上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没有变，但美国与东亚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区域在问题结构上所掌握的敏感性权力资源在增加。
三、多重复合相互依赖之下权力资源的使用
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国际机制的不断健全，使各国间的共同利益、沟通渠道不断增多，大国间的体系性冲突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国际机制在调整国家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东亚大国关系会在大体稳定的框架内进行调整。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目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加重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紧迫感。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直缺乏反省，与中国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存在争议，又借助日美同盟将其战略触角伸向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日本在政治领域将难以看到改善的迹象。虽然对中国经济的敏感性依赖增加，但是由于日本将成为政治大国列为其首要目标，其倾向于忽略由此带来的经济领域的损失，而中国目前又不愿意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联系，所以中国在经济敏感性上的权力资源很难转化为实际权力对日本发挥作用。双边关系是“政治冷经济热”。不过如前文所述，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除美国的支持外，还需要依赖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认可。而日本在软性权力方面的缺失，将很难使其在东亚成为与中国并驾齐驱的政治大国。换句话说，在中日双边关系中，由于经济领域的权力资源难以转化到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日本又可以借助美国的支持抗衡中国，所以中国对日本不改变历史认识而寻求政治大国的错误行为难以直接施加有力的影响，可是由于多重复合相互依赖，中国的反对态度却可能影响到其他东亚国家，加深其他东亚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和孤立，最终使日本的企图受挫。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占有全面的优势。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奉行经济优先的政策已成为世界潮流，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可是中美间不平衡的贸易结构使中国面临着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贸易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对中国倾销、操纵汇率等指控层出不断。不过在复合相互依赖之下，由于存在多渠道的联系，官僚机构或利益集团跨国界的接触会增加中央的控制难度，所以在总体结构上处于弱势但较为团结一致的国家会比总体结构上处于强势但内部较为分散的国家更好地操纵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关系。[2](P.40)虽然有受到中国出口产品冲击的利益集团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但是由于还有进口商、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跨国公司等受益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些利益集团也会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放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
美国目前对中国实行的是“遏制加接触”政策，也就是在与中国接触的同时也能够对其加以遏制，以防中美关系未来出现恶化。[11]美国强调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既是一个积极因素，同时，“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潜力和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使中国不要成为对该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也是至关重要的”。[11]其主要的遏制手段就是加强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军事同盟或军事协作关系。但是除日本有与中国竞争而借重美国的内在动力之外，其他国家都对中国有着越来越深的经济依赖，很难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相反这些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还会有要求美国维持稳定的对华政策的内在动力。事实上，有的美国国防部官员也认为，鉴于中国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以及将中国视为市场和生产基地的美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这种遏制策略将根本不起作用。[11]
在中美出现争议时美国已经习惯性地将台湾问题当做压中国让步的砝码。而实际上，两岸间现在有着多种沟通渠道，目前台湾经济是依靠大陆这个火车头拉动与支撑的，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这些都可转化为可供利用的权力资源，使两岸关系出现较好的发展势头。两岸关系趋缓反过来也改善了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境况。
四、对中国的启示
从国际格局看，中国的和平发展因改变了国家力量的对比必然引发大国关系的调整。而中国的崛起首先是在东亚区域内的崛起。在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复合相互依赖特征日益明显的东亚，大国间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安全、环境等共同课题成为国家合作的基础，在由不对称相互依赖产生的权力资源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上升。
中美日之间是非等边的三角关系。日本和美国担心中国因实力增长而成为各自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由于有应对中国的共同战略需求，关系更为紧密。目前的反恐、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禽流感等涉及共同利益的议题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实现战略合作的主要基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如果一一解决或热点趋冷，面对美国与日本在亚洲的同盟优势，中国在纯双边的对日、对美关系中掌握的直接权力资源并不多。
在东亚多重复合相互依赖的情势下，中国的优势在于其自身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和大国信誉，在于与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中小国家的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区域共同利益，这些都可以间接转化为中国面对美国、日本时的权力资源。
所以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与东亚国家的区域整合，通过自由贸易区、专题领域合作等制度性建设增强、固化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关度。这样中国在与美国、日本的关系中就会长期拥有更多的间接权力资源，优化自己的竞争地位。另外，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严重依赖即增加了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也使美国从这种不对称依赖中获取了大量的权力资源。而且美国现在的贸易赤字已经接近其GDP的 7%，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已经接近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也具有不可持续性。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贸易依存度也严重偏高，去年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已经近80%，而美国、日本等国都在20%左右。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出口，国内市场开拓与培育严重不足。所以中国应该努力扩大自己的国内市场，减少对美贸易的依赖。
最后，中国还要尽力利用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此框架内与美国日本通过谈判等方式解决分歧，谋求合作。
总之，在复合相互依赖特征日益显著的今天，充分利用好由相互依赖而生的权力资源，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日本的大国博弈中占有更多的优势，最终实现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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