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自梳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445(2000)04-0067-04
“自梳女”是珠江三角洲特有的一种婚嫁习俗，以顺德、南海、番禺、中山为最，盛行于清代，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仍历久不衰。据清末邬庆时调查，1903年时番禺南村数千名妇女中，出嫁者不过数人，1909年甚至无一人出嫁，全部“梳起”。顺德容奇缫丝厂一千人中，就有八百名是自梳女。直至1953年，据广东妇联调查，番禺第四区大龙乡2023名妇女中，仍有自梳女245人，占妇女总数的12%，可见其风气之盛，时日之持久。
按照过去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习俗，凡未出嫁之女子，不论年龄大小，都应梳辫，不能梳髻，直至临出嫁前，才请人代梳发髻。此后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庆，外出都要梳髻，以区别于未婚女子。所谓“自梳”，就是决心终身不嫁的女子，自行梳髻，以此向社会公开表明：永不婚嫁。胡女子对“梳起”相当慎重。因为一经“梳起”，即成铁案，不能反悔。日后若有思春语言或不轨行为，要受到乡规的严厉责罚，重者捆绑塞入猪笼，坠以大石，投入江中溺死。“梳起”还要举行严格的仪式，一般是到神庙进行，由知心姐妹陪同前往，带备新衣、新鞋、镜妆以及烧猪肉、鸡、生果、元宝、香烛、酒菜等祭品。到神庙后，摆开祭品、衣物，点燃香烛，向神像三跪九叩，发誓起盟，然后由已“梳起”的姐妹为她解开作为姑娘时代标志的辫子，改梳辫为梳髻，并换上新衣服，再向神像叩拜，接受姐妹的祝贺。仪式完毕，就算“梳起”，表示不再嫁人。如果家庭同意，还要在家里设宴摆酒祝贺，接受亲友的贺礼，视为人生中的一大喜事；如果家庭不同意，“梳起”仪式后托“老姑婆”代为转达，并将祭品分送亲友食用，有如今日派喜糖一般。
这种陋俗，无疑是由于封建礼教的摧残，妇女饱受三从四德之戕害，视婚姻为畏途，而扭曲人性形成的一种恶习。但封建桎梏下的柔弱女子，居然敢于以终身的幸福作为代价，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并且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也是对封建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冲击。
一、自梳女的兴起及发展
珠三角自梳女形成一种风气，是从明朝开始的。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珠江三角洲蚕桑缫丝业发展很快，涌现了一批女工相对集中的企业和经济独立的女子。她们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免受三从四德之苦、繁缛婚俗之害，许多妇女情愿压抑人性，扭曲心理，牺牲夫妇人伦之乐，以达到一种痛苦消极的反抗。这种风俗就在这一时期崛起，是可以理解的。其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珠江三角洲得天独厚，农业、手工业迅猛发展，商业贸易昌盛。顺德一带盛产蚕桑，丝织业迅速兴起，缫丝厂大批涌现，从业者大都为女子。现实生活为她们经济自立创造了条件，集体生产与生活改变了她们传统封闭的生活方式与心态，大批年轻女子从与世隔绝的闺房中走出来，初次看到世界还有那么大，感受了生活的欢欣，必然有新的追求。繁忙的集体生产又使她们无法顾及其他，耽误了传统美好的婚嫁时光。在找不到其他好办法之前只好独善其身，“自梳”风气便在此时形成了第一次高潮。
“自梳”风气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本世纪初。即辛亥革命前夕。那时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已被鸦片战争的洋枪洋炮击破，一批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涌入珠江三角洲，缫丝工业更加兴旺。门户开放后，一批自梳女下了南洋，创立了基业，更加显示了自梳女独立生活、闯荡世界的英姿。以原来比较贫穷的顺德县均安镇为例，下南洋的“自梳女”达到了百分之八十，更使自梳风气愈演愈烈。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战乱纷起，丝厂倒闭，自梳女子生活失却了保障，加上那时中国已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倡导妇女解放，妇女争取自由幸福的思想增强，女子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有所改变，“自梳”风气才逐渐衰败。
二、自梳——一种畸形的反抗
珠三角自梳女的生活有三种方式，一是义结金兰，二是独身终老，三是不落家。三者都渗透着自梳女对封建婚姻的反抗。
自梳女们为了自身的权益和生理的需求，纷纷同其女友义结金兰之盟，即所谓“金兰契”，俗称“夸相知”、“识朋友”。自梳女义结金兰时，要订立金兰契，契约一经成立，就颇具法律效力，并遍邀朋友作长夜之饮，欢歌作乐，“朋侪亦群纷贺之”。此后坐卧起居，情同伉俪，不许第三者插足；然二女同居，亦有同性爱的一些秽亵行为，“或云适用摩擦力，或云适用机械的”。
为了独身终老，她们还创造了一种“迷夫教”，据说能致其夫于死地。如果某一自梳女中途变态，嫁给别人，其金兰姐妹便设法取得其丈夫的生辰八字，作法念咒将他魇死。自梳女们以此互相恐吓，不敢有违。“迷夫教”还有一套教规，成为自梳女的桎梏，也是自梳风气得以维持的社会氛围。
有些人家的女儿，自己虽然决心过独身生活，但由于父母防范甚严，无法自梳；或者虽已秘密自梳，但不敢告知父母，被迫出嫁，只好采取不落家的手段加以反抗。
所谓不落家，不但是婚后不到夫家长住，而且不与丈夫过夫妻生活，与黎族的“不落夫家”不同。被迫出嫁的自梳女，出嫁前，必由其金兰姐妹特制一套紧身衣服，上下衣裤相连，穿上后再密缝夹口，致使新郎无法扯开。新娘还带备刀剪自卫，若新郎施以暴力，新娘呼救，乔装“从嫁”（或“大妗姐”）的金兰姐妹即应声而出，解救新娘危难，使其不致于“落家”。按俗例，新娘婚后三天即与夫婿返回娘家，俗称回门，一般是即日重回男家。但不落家者回门后不返男家，遇重大节日，或男家有红白喜事，可派人来请，女方当天返回。这样的婚姻名存实亡。男家对此亦不敢强硬追究，否则闹出人命，其金兰姐妹便会到男家兴师问罪，闹得不可开交，俗称“闹人命”。这更使得不落家的风气势不可挡。有的女家也相应采取一些折衷的办法，如给男家一笔钱“买门口”，男家可以另纳妻妾。纳妾后“原配夫人”在家中仍居主妇地位，但仍不回夫家居住。直至年老病重，无可救药之时，才抬回夫家终老，但殡葬开支均由女家负责。若男家不肯迎回者，则死于“姑婆屋”或尼姑庵，绝不能死于母家，否则为乡规所不容。若夫婿先于不落家女子死亡，她可回婆家主持家务，谓之“守清”。另有些女子立誓不嫁又不想自梳的，“嫁”给早夭的男子，去守死鬼，俗称“代守清”，类似他处的冥婚。
自梳女为着取得自由，摆脱封建婚姻的枷锁，她们作了比较有力的反抗。但是，自梳女的反抗毕竟没有彻底改变妇女的命运，她们的反抗也带有很大的逃避性，以不婚不嫁来反抗，自然比婚嫁的女人自由得多，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但这未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扭曲，即在另一层面上折磨自己：少了夫妇的天伦之乐，少了养儿育女的繁衍之责，虽然自梳女也可以收养“义女”，但毕竟隔了一层。此外，自梳的反抗本身有一定的被迫性和群体的约束力——金兰契也限制了她们的自由，她们的反抗是不健康的，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反抗。
三、自梳与现代非婚现象透视
自梳女是在珠江三角洲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妇女经济自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业生产的文明使她们加强了群体的意识，认识了自我的存在，决心冲破封建的婚姻枷锁。但几千年封建思想积淀的深闺封闭的生活又使她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以叛逆和变态的行动来反抗封建的制度，以对自己贞操的保护来反抗正常的婚姻生活。甚至视男女交媾为人生最耻辱的事。因而不落家，不与丈夫过夫妻生活，产生了一种“性欲仇视”的心理，来维护她们的人生价值。这是中世纪清教徒们对人类本体的一种虚伪的态度，或者说是“柏拉图式的爱”，即“非肉体的精神结合”。自梳女的不落家、“结金兰”、“守清”，正是这种结合的标本，并以此作为“特殊补偿”和“感情的替代”。再从其反抗的组织形式金兰会看，也带有明显的帮会性质，它是靠封建的义气维系的，而不是以文明社会的法规所组建的。它的传承也是以封建的师徒关系为纽带的，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拜把行为。因此，当资本主义的大潮冲击过来的时候，这些自梳女就零星四散，有些进入大城市去做“妈姐”、“大妗姐”，有的飘洋过海到南洋去，未能始终坚持她们的人生价值取向。所以对于上述现象，最多只能认为是中国妇女自我意识的一点星光。这一现象出现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珠江三角洲，可视为中西文化撞击、婚姻观念交错之一例。它与西方的同性恋不同。同性恋者多为男性，结金兰者全是女性；从心理上分析，同性恋是一种性倒错、性开放，而结金兰却是一种封闭性的性仇恨；各自建立的社会基础也不一样。但是与现代妇女的非婚现象却有点类似。日本女作家吉庆纪代子在她的《非婚时代》一文中宣称，那是为了更好地“自由发挥自我”。这是当代女子非婚的一个普遍心理。这种心理，可能来自现代社会“个性爱”的消逝，即“以单一对象为基础的爱即将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同时从许多对象中追求个人的感情享受”。
自梳女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已成过去，但它在岭南婚姻史上写上了浓重的一笔。它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透过它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心态，还可捉摸当前五光十色的婚姻大世界中的一些节律。这一事实不但涉及珠江三角洲城乡地区，还影响到海外南洋各地，对人们的心理、服饰、文艺、社交都产生广泛的影响。直至近年有人前往顺德调查，至今仍有自梳女健在。最年轻的已近六十岁，可见解放后还有女子“梳起”。她们大都已在敬老院里颐养天年。今天人们对于这些老姑婆虽然没有另眼看待，但一提起这些往事，一股凄凉的情感油然而生。顺德均安镇冰玉堂（过去的“姑婆屋”）自梳女黄旺枝阿婆为我们唱了两首歌，其一反映她们的旧日缫丝厂的生活，其二诉说她们下南洋的心声。现录于下：
其一：出门戴星宿，归门入错屋，
进厂受盘剥，出街受侮辱，
终生做牛马，难揾两餐粥。
其二：一日离家一日心，犹如孤鸟数寒林；
纵是此地风光好，犹有思乡一片心。
近年乡镇企业崛起，纺织、电子行业又聚集了大批女工，加上外省姑娘大批涌入，单南海西樵镇就有二万之众；东莞外来工多达180多万，一些电子厂，80%以上是女工。人们又想起了当日缫丝厂“自梳”的女工。当然，时代不同了，历史不会重演，但不能不引起社会学工作者的重视。
收稿日期：2000-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