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及变化趋势:基于东亚产品国际分工的新视角_贸易顺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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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2005年6月的95.11上升至2007年12月的101.10①,同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8.2765下跌至7.3046。然而,这段时期我国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快速上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320.9亿美元和1020亿美元,2007年则急剧升至2622亿美元。关于为何人民币升值难以有效地影响我国贸易顺差的问题,与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有关,只有认识了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段时期我国贸易顺差对人民币升值反应不敏感的问题。

关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现有研究大多数认为我国贸易顺差来源于国内实际因素,而非货币因素或外部因素,但至于是何种实际因素却存在较大争议。具体如下:(1)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中美的贸易顺差来自于中美储蓄率和世界贸易结构两方面的变化。何帆、张明(2007)认为,国内总储蓄超过国内总投资是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原因,若政府对当前的高储蓄高投资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未来贸易顺差会继续上升,若政府采取积极的调整政策,未来贸易收支将会趋于平衡。管涛、王信等(2007)认为,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往往会出现较大的顺差,当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正常,贸易较大顺差反映了我国国民储蓄的持续增长、我国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和强劲的外部需求等。(2)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佟家栋(2007)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长期存在、我国的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以及我国吸引的大量外资,都是造成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原因。张家胜、祁春节(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我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深层原因则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3)中国式的财政分权: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采用多变量的Johansen协整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出,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贸易收支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它对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减轻贸易收支顺差,反而加剧了贸易收支顺差。(4)人口年龄结构:王仁言(2003)认为,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差额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人口年龄结构是我国对外贸易出现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人口赡养率下降引起的国民储蓄增加、消费需求不振、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造成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并且未来15年内顺差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5)实际冲击而非货币冲击,但未指出为何种实际因素:张茵、万广华(2005)运用SVAR方法对198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认为实际冲击是影响我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使用货币手段对此难以有所改变,人民币存在低估现象,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不大。

以前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贸易品是同质的,而实际上国际贸易可以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贸易方式的贸易顺差形成原因很可能不相同。其次,以往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国内寻找贸易顺差的成因,忽略了国际分工对贸易顺差所起的作用。蒲华林,张捷(2007)运用国际分工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但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以中美的贸易顺差为研究对象,未研究包括中欧以及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顺差在内的我国全部贸易顺差;其次,没有区分不同贸易方式的贸易收支,而把所有贸易品看成是同质的;再次,他们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是中美的贸易顺差,解释变量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来自东亚诸国的对华产品内贸易的比重,从两者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得出后者是前者原因的结论,而实际上根据协整关系不能推导出后者是前者的原因,只能说明两者之间有共同的长期趋势。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并未局限于国内因素,而是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加以验证。

二、当前我国贸易顺差成因的理论分析

1.当前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并非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从当前数据分析可知,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顺差。2008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的顺差仅为159.81亿美元,其他贸易达到了508.58亿美元的逆差,而加工贸易的顺差则高达1339.15亿美元,剔除加工贸易顺差之后,2008年上半年我国贸易收支处于逆差状态。从历史数据分析可知,我国的贸易顺差也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除了2006年和2007年我国一般贸易顺差的数额较大之外,2000年以来的其他年份一般贸易顺差都很小甚至为逆差,即使是2006年和2007年我国一般贸易顺差分别为831.26亿美元和1099.28亿美元,但仍不足加工贸易顺差的一半,这两年若不计加工贸易顺差,我国的总体贸易收支则为逆差或小量顺差。综上所述,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2.当前我国加工贸易顺差是由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决定的

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这三个世界制造业中心中,亚洲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欧洲制造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美洲制造业的比重比较稳定。如图1所示,1970年,亚洲、欧洲和美洲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15.64%、48.66%和32.72%;2006年,这三个大洲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36.10%、31.38%和29.90%,亚洲已经代替欧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而在亚洲中,东亚(包括中国、日本、蒙古、朝鲜、韩国在内的5个国家)②造业2006年在亚洲所占的比重为76.72%,东亚是亚洲制造业的中心。

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国际分工可以分成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两种形式,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是与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相联系的。产业间分工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垂直型产业间分工,发展中国家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发达国家从事工业品生产,或者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发达国家从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另一种是水平型产业间分工,例如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不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分工。产业内分工也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水平差异化产业内分工,又称差异产品分工,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因其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有所差异,从而产生的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另一种是垂直专业化产业内分工,又称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配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现象。前者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包括对产品多样化的偏好,后者表现出来的是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

图1 各大洲制造业

在世界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网站(http://unstats.un.org/).

东亚作为亚洲乃至于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其国际分工以“雁形模式”的垂直分工为主,分工按技术水平的延递依次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中国内地”。其主要分工模式可以分成两种:第一,产业间分工模式,中国内地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生产并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第二,产品内分工模式,日本和韩国研究开发核心技术并进行部分零部件生产,然后在中国台湾省加工,再到中国内地进行装配组装,最后把生产的产品销往欧美等国家。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由上游部分(研发和零部件生产)、中游部分(加工装配)和下游部分(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组成,在东亚产品内分工中,上游和下游部分由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垄断,中部部分安排在中国内地发展中经济体中(见图2)。相应地,利润则按U形曲线(也称微笑曲线)在不同环节进行分配,位居中游的加工装配环节附加值最低,而上游部分和下游部分附加值则较高。

图2 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

注:在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母国指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东道国指中国内地。

香港地区与日、韩、台湾省不同,其没有技术环节与生产环节,只有市场环节,在与中国内地的分工关系中属于前店后厂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之后并未实现产业升级,因此香港地区内部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在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的产业分工中,香港地区负责市场环节,而大陆地区负责生产环节,由于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数在中国内地的港资企业并没有技术环节,小部分具有技术环节的港资企业则把研发部门并入到了在大陆地区的生产部门之中。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是由国际分工决定的,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主要是由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决定的。首先,东亚的产业间分工决定了我国的一般贸易收支和其他贸易收支。2000年至今,这两种贸易收支加总起来在多数年份处于逆差状态,在少数年份(例如2006年)处于小幅顺差状态。其次,东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决定了我国的加工贸易收支。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一直处于快速上升势头,由此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不断上升(见表1)。加工贸易的不断增长,导致我国加工贸易的顺差不断扩大,具体原因包括:第一,企业的投入一般会小于产出,也就是说,加工贸易的进口会小于出口,因此,加工贸易会带来本国的贸易顺差,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加工贸易顺差也就增大。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工贸易投入品国产化率上升,加工贸易的进口与出口之比下降(见图3),即使在加工贸易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加工贸易的顺差也会增大。

综上所述,我国处于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中附加值最低端的环节,赚取了微薄的加工费,但是由于处于东亚产品内分工的最后生产环节,不得不承受东亚生产网络中对欧美国家的大量加工贸易顺差,由此可见,我国在当前的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图3 加工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之比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三、我国贸易顺差成因的实证检验

我国对欧美和香港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顺差,而对日本、韩国、台湾省则存在着大量的逆差(见表2)。从近年数据来看,2007年我国对欧美和香港地区存在贸易顺差,其中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1342.3亿美元和1633.3亿美元,对香港地区的顺差也达到了1716.2亿美元。因为我国对香港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是转口贸易,最终产品仍将出口到欧美国家,所以实证研究部分把我国对香港地区的顺差并入到对欧美的顺差之中。2007年我国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地区之外)存在贸易逆差,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逆差分别为-318.8亿美元、-476.2亿美元和-775.6亿美元。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对欧美以及香港地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对日本、韩国、台湾省的贸易逆差则不断增加;另外,通过比较两者的变化速度可知,前者的速度快于后者,原因是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的变化速度不相等,在我国通常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大于进口增长速度(见图3)。

根据分工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提出两个假设:假设一,日本、韩国、台湾省对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以欧美国家为最终销售市场的③,其产品在我国大陆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假设二,日本、韩国、台湾省对我国的贸易顺差并非是以欧美国家、而是以我国大陆为最终销售市场的。为了验证这两个假设究竟何者为真,下面进行两组变量的实证检验:第一,检验我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我国的加工贸易顺差是否是我国对日本、韩国、台湾省贸易逆差的格兰杰原因。如果为真则证实假设一,否定假设二;反之则反是。第二,检验我国净出口是否是日本、韩国或台湾省净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如果为真则证实假设一,否定假设二;反之则反是。

1.变量说明

对两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第一组变量包括ANEX、PNEX和ENEX,它们是2004年1月至2008年3月的月度数据,ANEX表示我国对日本、韩国、台湾省净出口④,PNEX表示我国加工贸易净出口,ENEX表示我国对欧美和香港地区的净出口(ENEX包括我国对香港地区的净出口,原因是我国对香港地区的净出口大多数为转口贸易,最终的出口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第二组变量包括CHNEX、JPNEX和KRNEX,它们是2000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CHNEX表示我国净出口,JPNEX表示日本净出口,KRNEX表示韩国净出口。变量单位都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和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所有变量都除以以2000年为1的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变成实际值,然后经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性趋势。

2.单位根检验

运用ADF检验和PP检验对第一组变量ANEX、PNEX和ENEX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它们都为平稳变量,不存在单位根过程(见表4)。ANEX、PNEX和ENEX在样本期内都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但不存在单位根过程,属于趋势平稳变量(见图4)。由此可见,表4中三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与图4中的变化趋势一致。

运用ADF检验对第二组变量CHNEX、JPNEX和KRNEX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它们都为一阶单位根过程(见表5)。CHNEX、JPNEX和KRNEX的水平值在样本期内都存在明显的单位根过程(见图5)。因此,表5中三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与图5中的变化趋势一致。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先对第一组变量ANEX、PNEX和ENEX进行实证研究。2004年1月至2008年3月,我国加工贸易顺差PNEX和我国对欧美贸易顺差ENEX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我国对日本、韩国、台湾省贸易逆差ANEX也不断扩大(见图4)。

前者的变动是否是后者变动的原因?为此对第一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它们都为平稳过程,所以可以直接进行两两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表明:(1)PNEX是ANEX的格兰杰原因,但ANEX不是PNEX的格兰杰原因。我国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对日本、韩国、台湾省贸易逆差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知,我国加工贸易净出口带动了日本、韩国、台湾省对我国的净出口,而我国加工贸易主要是以欧美为销售市场的,因此日本、韩国、台湾省对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以欧美为销售市场的,即假设一为真,假设二为假。(2)ENEX是ANEX的格兰杰原因,但不存在从ANEX到ENEX的明显因果关系。我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是我国对日本、韩国、台湾省贸易逆差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见,我国对欧美的净出口是日本、韩国、台湾省对我国净出口的原因,日本、韩国、台湾省对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以欧美为销售市场的,即假设一为真,假设二为假。

再对第二组变量CHNEX、JPNEX和KRNEX进行实证研究。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净出口CHNEX不断上升,而日本净出口JPNEX和韩国净出口KRNEX不断下降,见图5。

前者的变动是否是后者变动的原因?为此对第二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这三个变量是一阶单位根过程,先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变成平稳过程,差分后分别表示为△CHNEX、△JPNEX和△KRNEX,然后再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显示:(1)△CHNEX是△JPNEX和△KRNEX的格兰杰原因,我国净出口增加引起日韩净出口的减少,由此可知,日韩把本国部分出口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我国大陆。由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日韩转移的主要是最后生产环节(即加工组装环节以及部分零部件生产环节)。日韩把最后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则需要把本国生产的中间产品出口到我国大陆,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国家(因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对欧美的顺差,见表2)。因此,日韩对我国的净出口并非以我国大陆为市场,而是以欧美为市场的,假设一为真,假设二为假。(2)△JPNEX是△CHNEX的格兰杰原因,而△KRNEX不是△CHNEX的格兰杰原因。日本是东亚产品内分工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我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因此,日本净出口是我国净出口的格兰杰原因。韩国也是我国的贸易逆差国,但是韩国净出口较小,2007年仅是我国和日本净出口的5%和16%,其规模不足以决定我国的贸易收支变化,因此,韩国净出口不是我国净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上面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两个结论:第一,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第二,假设一成立假设二不成立,日、韩、台湾省对我国的贸易顺差是以欧美国家而非我国大陆为最终销售市场的。由这两个结论可知,日本、韩国、台湾省把中间产品出口到我国,由我国大陆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形成了东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这种东亚分工格局导致我国产生大量的加工贸易顺差,而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因此,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是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总而言之,以上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贸易顺差是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

四、从区域的视角来解释外贸顺差的成因及变动趋势

2005年7月至2008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贸易顺差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下面运用弹性分析法和事件分析法进行研究。

1.从区域的视角对国际贸易失衡作新的诠释

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为某产品的生产不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是由区域内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以往研究未考虑产品内国际分工,往往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收支失衡,而在考虑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国家(或地区)的界限,从区域的角度来探讨贸易收支的失衡。

基于区域的研究视角,首先可以从双缺口模型来理解我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失衡。双缺口模型为S-I=X-M,其中,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比较勤俭,储蓄率普遍较高;而欧美国家鼓励冒险,消费率高储蓄率低。根据双缺口模型,储蓄率的差异引起亚洲国家和地区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东亚是亚洲制造业的中心,而我国又处于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最后生产环节(即加工组装环节),因此,相当部分东亚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转化为我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基于区域的研究视角,其次可以从亚洲的消费相对不足与投资过度扩张之间的矛盾来理解我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失衡。一方面,亚洲投资过度扩张,它的制造业在世界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见图1)。原因是亚洲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形成的生产网络,其世界竞争力明显优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雁形分工模式,按技术水平延递依次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中国内地和东盟国家”,这种产品内分工模式使亚洲在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环节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都具有比较优势;欧美国家(欧洲和北美洲)经济比较发达,彼此之间发展水平接近,一般只在高附加值的技术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而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不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普遍不足,亚洲整体的消费能力跟不上投资扩张的步伐,过度投资所生产的多余产品要寻找出路,因此亚洲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便不可避免。东亚是亚洲制造业的中心,而中国作为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最后生产环节(即加工组装环节)的承接地,其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我国的贸易顺差不能仅仅从国内因素去解释,而应当超越国界去理解,我国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贸易失衡(即东亚国家对欧美国家的贸易失衡)的一个反映。

2.从区域的视角来探讨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冲击

根据双缺口模型,可以从国家的角度来解释一般贸易顺差,我国居民和企业的储蓄率会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或者世界经济衰退而发生波动,但是高储蓄率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我国一般贸易顺差可能会发生波动,但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根据双缺口模型,可以从区域的角度来解释加工贸易顺差,东亚国家和地区高储蓄率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同时由于我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以及产业链配套能力的优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可能会因人民币汇率和世界经济衰退而产生波动,但是不会根本改变。

图6A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图 6B 我国不同贸易方式的净出口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和《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图7A 美国GDP的同比增长率 图7B 我国进出口的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首先用事件分析法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具体分成两个时期(见图6A和图6B):第一个时期是2003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在此之前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1999年第4季度的96.54上升至2002年第1季度的105.85,升幅为9.64%)以及这段时期非典型性肺炎的不利冲击,使得我国一般贸易出现持续一年多的逆差,随后又变成顺差,加工贸易则一直保持顺差状态。第二个时期是2007年第三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在此之前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2005年第一季度的92.52上升至2007年第四季度的104.17,升幅为12.59%)以及一系列不利于出口企业的政策出台(包括新劳动法的实施、两税合并、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和对相关产业降低出口退税等),使得这段时期我国一般贸易顺差出现较大回落,2008年第一和第二季度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83.45%和61.90%,但随后又出现反弹,我国加工贸易则保持上升趋势。综上所述,人民币升值之后,一般贸易出口首先受到冲击而下降,但一般贸易进口则存在时滞,在半年至一年之后才出现相近幅度的下降,因此,一般贸易顺差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大,但长期内受到的影响小;人民币升值之后,加工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同时下降,因此,加工贸易顺差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受到的影响都小。

接着再用事件分析法分析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外贸顺差的影响(见图7A、图7B和图6B),1994年至今美国经历了三次经济衰退:第一次,1995年美国经济出现滑坡,1995年我国出口同比负增长,1996年我国进口同比负增长,但我国贸易顺差所受的影响较小;第二次,2001年因遭受9·11冲击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02年我国出口和进口同比负增长,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受到的影响较小,一般贸易顺差受到的影响也不大;第三次,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2008年11月我国出口和进口负增长,我国贸易顺差所受的影响较小。综上所述,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衰退导致我国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长率明显下降,但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较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东亚储蓄率高欧美储蓄率低,由双缺口模型可知这会导致东亚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而东亚这个重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产品内分工关系,在这个产品内分工网络中, 日本、韩国、台湾省从事高附加值的上游部分(研发和零部件生产)和下游部分(销售和售后服务),我国大陆从事低附加值的中游部分(加工装配)和部分上游部分(零部件生产)。由于我国从事最后的生产环节(即加工装配),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便成了我国的出口。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顺差,也就是承担了大部分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因此,我国贸易顺差是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虽然对我国外贸顺差的影响较小,但是导致我国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长率大幅下降,由此造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巨大的不利冲击,当前我国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减少外贸顺差,而是鼓励出口保增长,具体的政策措施如下:

(1)在遭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情况下,人民币应当保持稳定,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考虑适度贬值。2005年至2007年的新劳动法颁布、原材料涨价、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两税合并等,导致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2008年遭遇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可能会成为压垮我国部分出口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面临这样的困难,人民币应当保持稳定,在需要的时候适度贬值,以缓解我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生存压力。

(2)除了汇率政策之外,我国还可以采用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出口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和信贷支持、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等措施,鼓励我国出口保证经济增长。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引起贸易伙伴国的竞争性贬值,因此,我国不能仅凭汇率政策来促进出口,除汇率政策之外,还应采取非汇率措施来扶持我国的出口企业。

(3)长期内,我国应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被动参与分工向主动参与分工转变,提高我国在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只要东亚产品内分工格局没有改变,我国贸易顺差的状况就不会根本改变,因此,长期内我国应当提升在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减少由于东亚分工而导致的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候,应当处理好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短期目标是促进出口刺激内需来保增长,长期目标是推动产业结构的稳步升级,在面临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应当以短期目标为主,长期目标为辅。因此,在实施长期目标的时候,各级政府应避免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只关注短期目标,完全不管长期目标,不能为我国今后的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打下一定的基础;另一个极端是为了长期目标而牺牲短期目标,这会导致中小企业的倒闭数量增多,不利于就业和社会稳定。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IMF的《International Pinancid Statistics》,它是以2000年为100的定基指数,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下降表示贬值,以下同。

②在东亚五国中,蒙古和朝鲜没有融入东亚分工体系中,因此,本文所讲的东亚国际分工实际上是指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分工。

③这里未考虑日、韩、台湾省对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是以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主要的最终销售市场。究其原因,2007年,中国对这三个大洲的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0.090,中国对这三个大洲的进口额在其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为0.121(见表3),而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0.084,中国对日本的进口额在其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为0.140,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三个大洲的进出口与中国对日本的进出口大致相当,因此,中国与这三个大洲形成相当有限的国际分工,并且中国对这三个大洲的贸易收支接近平衡,本文可以不考虑中国对这三个大洲的国际分工。

④这里以日本、韩国、台湾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即中国对日韩台的净出口ANEX)为变量,而不是以日、韩、台湾省对中国的出口为变量。究其原因,日本、韩国、台湾省对中国的出口可能部分以中国内地为最终销售市场,另一部分在中国内地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然而,日本、韩国、台湾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则反映日本、韩国、台湾省出口到中国内地的零部件,在中国内地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由此可见,日本、韩国、台湾省对中国内地的贸易顺差比其对中国内地的出口更能反映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状况。

⑤由于我国企业在加工贸易中仅是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很有限,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不考虑加工贸易出口对一般贸易进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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