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
唐 静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基层组织是政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载体，发挥着动员和组织功效。苏共执政末期的基层组织建设弊端丛生，突出表现为基层组织对执政党战略目标的认同感下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基层组织功能衰竭导致先锋模范作用丧失，官僚特权腐败割裂了执政党和基层组织的紧密联系。汲取苏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教训，对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基层组织；功能弱化；官僚特权腐败
基层组织是政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载体，它承载着政党的价值基因和组织基因，并由于其组织优势和政治使命的要求，发挥着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功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基层组织建设的角度分析苏共建设的教训。有的学者侧重分析苏共基层组织的职能变迁和作用弱化；有的学者侧重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苏共基层组织的信仰危机；还有的学者从苏共党员数量变化看苏共执政能力。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苏共基层组织建设的教训，引发人们的思考。
为参照组行钙剂快速静脉滴注补钙给药治疗,要将质量分数为10.00%的葡萄糖酸钙10.00ml溶解到质量分数为10.00%的葡萄糖注射液之中为患者开展静脉滴注给药治疗,且要在30.00min的时间之内为患者完成给药治疗过程,患者的每天给药次数为两次,持续给药治疗时间为7天。
一 、苏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沿革
布尔什维克政党诞生之初，支部和党小组作为其基层组织形态就已经存在，它们是党加强同群众联系，对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渠道。列宁曾把支部和党小组建设比作布尔什维克的基石，是党的基本细胞和战斗堡垒。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首次提出建立“基层的工人支部”这个组织形态，随后的革命实践中，党支部作为党的主要的基层组织形式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俄共(布)八大提出了党组织的基础是党支部,并要求在各行业中普遍建立党支部。
在十月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当时波罗的海舰队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几乎所有大军舰和团队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在战胜高尔察克的斗争中，除了2万多名共产党员积极奔赴前线作战之外，党的基层组织还领导发起了被列宁称之为“伟大的创举”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是主力军，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是竞赛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是先进经验的示范者和推广者。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更是战斗先锋和生产主力。在莫斯科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近15万莫斯科市民加入战斗队伍，其中3/4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尽管对政策进行报道和解读，但对政策决策过程保密，缺乏与受众的互动，极少反映大众政策诉求(见图7)，存在政策信息鸿沟。新媒体工具出现后，政府决策过程主动或被动曝光，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政策信息落差减少，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壁垒逐渐弱化，各类利益诉求、意见建议等得以呈现并整合。
“按行消元，逐行规格化”的计算过程决定了其不适合应用对角元以右元素与对角元以下元素的对称性进行计算，因为在这种计算方式下，对第i行元素进行消元，要通过赋值分别或者一次性地得到其对角元以左的第1～i-1个元素就显得极为不便。因此这种计算方式对A阵元素的前代过程有大量的多余计算，从而导致计算效率不高。如果仅计算包括对角元素的上三角元素或包括对角元素的下三角元素，而通过对称性来获得另一半元素，则由于上下三角元素的不等，在对A阵或F阵元素的前代过程中会出现大量乘或除对角元素的重复计算，同样影响计算效率。
职能的转变和活动方式的调整，使得党的基层组织一时间无法适应新的角色，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1991年2月，苏共中央社科院调查研究中心对1 600名党员的调查显示，75%的人认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效率继续下降，威信越来越低[12]329。党员不按时足额缴纳党费，党员缺席不过组织生活现象日益频繁，有些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自身就不重视组织建设，长期不开党组织会议，到后来甚至连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都到了无人愿意担任的境地。据前列宁师范学院教授阿格诺索夫回忆，当时他所在的部门推选下一任党总支书记,结果竟然无人愿意出任[12]。更为严重的是，曾经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诞生地的工厂，出现了驱逐党的基层组织的情况。1990年8月，科梅洛夫州尤尔金机器制造联合企业公司，以党委会在劳动集体中已经不起积极作用为由做出决定，将党委会逐出企业。据统计，在科梅洛夫州被禁止活动的工厂党委会就达32个。到1990年，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4]279。1991年2月，发生了震惊苏联的“乌拉尔马申”事件，享誉苏联的著名大企业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举行了一次全厂范围的投票,86.3%的投票人同意通过“将厂党委会及其职能机构驱逐出工厂”的议案。曾经的苏共党员格拉奇科夫回忆：“从所有政权机构、工厂矿山以及其他经营生产单位消除一切党组织，建议所有党员按照居住地原则重新组织起来(谁也不知道该怎样组织)。我于1991年2月缴纳了最后一次党费，而3月份，我的党证和登记卡就被退还到了我自己的手中。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苏共党组织不复存在了。”[13]
二 、苏共执政末期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教训
为什么拥有35万党员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反而在拥有近1 650万党员，40万个基层组织的时候失去了政权？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时全苏境内没有发生党员和党组织走上街头为党疾呼抗争的行为，在一片混乱之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异乎寻常地选择了做沉默的大多数。曾是十月革命的主力军现在成了苏联解体的旁观者，教训深刻，值得深思。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和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长期生活在“温室”中缺乏免疫力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一时间失去了辨析判断能力，甚至一些当年的“耳语者”“夜间人”更是利用这个机会，把曾经秘密的不满和批评公开化和放大化。以至于美国进步作家米·达维多撰文指出：“令人费解的是，现在这种反共言论主要是苏联的主要报纸杂志和往往是知名的党员通过电视台向苏联人提供的”[9]。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陷入彷徨和迷茫之中，由对苏共历史的怀疑发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苏共基层组织和党员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一)改革战略的摇摆性使得改革陷入困境，由此引发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党的认同感大幅度降低。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以“加速战略”为主导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各种原因使然，苏共的经济改革遇到巨大阻力，困难重重。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把困难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政治体制的滞后。1987年一月中央全会之后，改革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取代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改革的突破口。1988年六月的苏共十九次会议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指导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要位置。1990年苏共二月中央全会修改宪法第六条规定，改行多党制和总统制。1990年七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从根本上对苏共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党的指导思想、阶级基础、组织原则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的“改革”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改革的命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转向，本意是设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事实上政治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反而使得国家陷入混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增反降，各种抱怨和不满充斥着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对苏共的认同感大幅度降低。1989年以后，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到了1990年苏联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2.0%)，1991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0%，国民收入减少12%。苏联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下滑，经济犯罪率提高，财政困难，通胀加剧，食品供应特别困难。1990年9月，在莫斯科1 274家肉食店中，730家商品脱销，商品匮乏造成人民心理恐慌，各种谣言、牢骚和不满越发严重。1990年9月8日，苏联《消息报》报道了一位女教师来信，信中指出：“没有面粉，没有糖果，有面包卡但是买不到面包。孩子们甚至跑到墓地寻找一块被蚂蚁啃剩下的糖块吃。”[2]325据沈宝祥回忆，1991年6月随中国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郊区的一个国营农场的时候，农场的党委书记表达了党员的不满意，衣服买不到，鞋买不到，帽子买不到，电视机买不到，冰箱买不到，小汽车买不到。还有一大串买不到的日常用品的名称。[3]当时流传甚广的苏联政治笑话也从侧面反映当时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不满意。
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认同感下降的直接表现就是退党人数大幅度提高，党的基层组织数量大规模缩水。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普戈在1990年8月介绍说，仅仅1990年上半年，退党人数37万人(同期入党人数12.5万人)，脱党27万人(主要是不交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到1991年7月，苏共已经有420万人退党，占原有党员人数的22%。原莫斯科113万党员，退党26万[2]328。从党的基层组织数量上看，1991年苏共基层组织数量由巅峰时期的44万个减少到42.6万个，车间党组织数量由52.1万个减少到40.2万个，党小组数量更是由72.1万个缩减到30.9万个[5]370。值得关注的是，在退党的人群中，一部分是由于对改革的失望，还有一些人本来动机就不纯，试图通过入党获取政治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现在入党和获取政治权力之间已经没有天然的契合性了，“及时退党”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正好应验了俄罗斯的一句俗语：从快要沉没的船里最先跑出来的是老鼠。
(二)失去权力保护的意识形态“正确性”，在苏共执政末期遭遇到严重挑战，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
苏共末期以“重评历史”为噱头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滥觞，就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急先锋。这种“重新评价”历史的浪潮在苏联上下迅速传播，很快便形成了极大的阵势，对国家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苏共末期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一方面聚焦于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他们指责列宁是德国秘密代理人和间谍[7]；另一方面批评聚焦于否定苏联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们极力证明十月革命的不适宜和反人类。当时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公然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8]。他们极力夸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声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一时间，电视台节目经常播放反共集会镜头，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论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各种主流媒体上，公开羞辱共产党员的行为没有得到制止，以至于《莫斯科真理报》1990年7月27日载文指出：苏联正在成为世界反共产主义的中心。
肠癌 30岁以上的人如出现大便习惯改变，如次数增多，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大便变细、带血等，还有腹部隐痛、腹胀、有下坠感等，应警惕肠癌。
受此影响，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能定位和活动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调整。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基层党组织不再认为可以监督，而且实际上已经无权监督企业和团体的行政机关的活动，以及各部和主管部门及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工作。……党组织的新作用是，在会议、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上集体确定对社会生活重大问题采取的立场，把它通报给相应的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在公开讨论中阐明这些立场，指导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这些立场。”[10]37-38同时，会上对苏共基层组织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也做出了新的规定：“基层党组织可自主地结合具体条件确定任务和活动方式，基层组织和机关的结构及数目、举行集会、采取政治行动的期限和程序。基层组织拥有接纳党员的最终权力，上级组织不能撤销基层组织在苏共章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做出的决定。按地区和生产单位原则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必须修改。在保留生产单位和其他集体内党组织的同时，考虑到按居民区开展竞选活动的意义越来越大……苏共党员有权选择基层组织过组织生活，可以选择生产单位的党组织和居住区的党组织或两者兼之。保证建立横向组织和横向组织活动的自由，这类横向组织包括党的俱乐部、党组织书记委员会以及按专项利益、职业利益和其他利益成立的其他联合组织。”[11]130
意识形态是政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党团结凝聚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一个重要纽带。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5]9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和重要性。令人不解的是，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看似无比正确和强大的苏共，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发生意识形态的崩塌？
轮盘类熔模铸件主要有齿轮、涡轮、叶轮和导向器等。对于一般小型的轮盘类铸件，采用直浇口组焊的方式；而对于大型的轮子，则采用直浇口直接进行浇注，1次1件。
(三)政治体制改革使得苏共丧失领导核心地位，由此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功能日益弱化，失去了应有的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
1987年苏共一月全会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倡议，随之而来的就是干部的大规模更换和调整，而调整的标准仅仅是对待改革的态度，这使得基层组织和党员思想上产生了混乱。随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苏共二月全会和苏共二十八大的召开，取消了保障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宪法第六条的规定，从法律上肯定了实行多党制的制度基础，苏共也从一个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党转变为一个事实上的“议会党”。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就长期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从领导人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同时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创新、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法规作为制度依据，同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庞大的宣传机器和几十万社会科学工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背离感却越来越强烈，私下的议论和不认可从未禁绝。究其根源，苏共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教条封闭脱离实际，自我繁衍呈现表面虚假繁荣，同时又依托政治权力和严格管控实现“整齐划一”和“思想一致”。从根本上讲，这种违背自身建设规律，不重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吸引力，又严重脱离现实社会实际，凭借垄断真理的政治说教，运用胜利式话语体系、歌颂式传播方式(管控压制不同意见者)，依靠行政命令和强制力推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容刻板、语言干瘪、态度生硬粗暴，让人心生畏惧而又反感厌恶，不可能从根本上深入基层组织和党员心中，更不要说变成人们自觉的意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一边是大街上排长队抢购黑面包，一边却吹嘘集体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乳酪烤小猪’；一边是日用品全面匮乏、供不应求，一边却报道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一边是院士、教授购一台14寸的彩电，就被视为一种了不得的‘奢侈’,一边却连篇累牍,大谈推广‘发达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6]苏共执政末期，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正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把积聚已久的问题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改革使得意识形态失去了政治权力的支撑和保护，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曾经“无比正确”和“充满战斗力”的意识形态宣传显得毫无还手之力。
苏共二十大之后，党的基层组织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给党员思想上带来的巨大波动，西方思想和宗教影响的渗透，基层的组织宣传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改进工作方法等等，这些都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及时做出回应和改变。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超级稳态结构”以不变应万变，制度僵化，形式单调，方法单一。这一时期虽然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数量都有显著的提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发展党员时候只关注数量不重视质量的现象广泛存在，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内容脱离实际，内容空泛并且流于形式。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权力和作用被严重削弱，在国家决策和政治生活中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党的上层发生的事情，在通常情况下，不但一般的党员，就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得而知。”[1]222就这样，党的基层组织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也日渐式微。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苏共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于改革还是抱有非常高的期盼，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战略”主导经济改革，号召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做改革的先锋队时，党的基层组织拥护和支持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一时期基层组织数量和党员数量都有明显的增加。在经济改革的各个部门中实现了党的基层组织全覆盖。这一时期，党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还能就苏共代表大会的改革议题，以及改革的事项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随着改革的转向，苏共的政治地位逐步丧失，直至苏共二十八大之后实行多党制，苏共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演变为一个事实上的议会党。党的基层组织也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逐步演变为争取民众支持的选举力量。
通过苏共二十八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规定，可以明确看出党的基层组织已经从作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先锋队，蜕变成为了赢得选民和选票而施加影响的政治选举力量。由于党的基层组织权力的扩张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党的基层组织事实上拥有了完全独立的法人地位，过去的纵向领导关系现在被基层组织之间的横向联合取代，过去的领导者和上级现在尴尬地成为基层组织的协助者，甚至其自身命运也要看基层组织的决定。有些党的基层组织和上级组织协商“移交”权力,一些党的基层党组织甚至讨论投票决定一些地区党的机关的去留问题。1991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书记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基层党组织书记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苏共基层党组织“横向”联系的最终确立。
钱钟书先生论及宋诗和宋词题材之异时说：“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中。”“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2〕7陆游鄙弃晚唐诗“诗格卑弱”“淫哇”的结果之一，就是其诗词创作呈现“言志”与“言情”的分流：他对在诗歌中反映一己情绪的创作倾向全面抑制的同时，以词体宣泄个体之男女情思。③
(四)权力垄断催生党内特权阶层，特权腐败彻底割裂了执政党和基层组织与广大党员的密切联系。
列宁曾强调通过工人民主制的形式，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建设，确保基层组织和党员能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但是随着个人崇拜的盛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流于形式。苏共执政末期，曾任苏共中央党务组织工作部副部长的克留奇科夫总结到：“经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的作用被削弱,执行机构——党委常委、党委书记级的实权大大增加,广大党员实际上被取消了参与决定、讨论党的重大问题的可能性。”[14]雷日科夫曾总结到：“基层党员、群众和政权的日益脱离，在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官僚。”[15]432虽然这些人名义工资不高，但是他们却享受着特殊收入，同时住房和医疗是其最主要的福利待遇。这个阶层越来越脱离社会的大多数，呈现出阶层固化，自我循环，特权腐败和内部繁衍的趋势。
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意识到苏共末期的官僚特权现象。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这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6]52但是就像叶利钦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沉醉于这种享受之中。“如果戈尔巴乔夫亲自制止自己享受特权，那么即便在战略上有失误的情况下，改革也不会停止。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在列宁山上修建新的住宅，不在莫斯科郊外建立新的别墅，而他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他根本没有私人别墅，情况也不会这么糟糕”[17]133。据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坚持在列宁山上修建自己的别墅，这都表明总书记本人是不受反特权制约的。”[18]258权力垄断催生的官僚特权阶层，反过来不遗余力地固化自己的阶层边界和权力属性。干部官僚化，特权集团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得苏共特权阶层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进行制度变轨。据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统计:“17%的大型私有企业是共青团创办的。被人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中，差不多一半以上( 56%) 来自产业部、苏联或俄罗斯的国务委员，另外1/4曾经是大型国有企业领导。还有 8%是由高干子弟创办的企业。”[19]156最初的俄罗斯企业家和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1/3以上是苏联时期的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们。实践证明，私有化实际上仅仅是已经窃取国家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的“合法”遮羞布。
官僚阶层的异化带来了广大人民失望和愤怒，原先苏共的执政基础是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的拥护和支持，现在荡然无存。苏联解体前夕，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 7% ，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最终，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用漠视和离开送别了自己曾经拥护和支持的政党。
三 、新时代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现实思考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汲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反复告诫党内干部要深刻反思，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如果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工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哪天我们眼前发生了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20]239-240为什么苏联解体竟无一人是男儿？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是，在苏联解体之前，作为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对改革的失望，自身职能作用的丧失，信仰危机和政治上的冷漠，使得苏联在生死存亡关头，失去了苏共强有力的保障和基础。
虫力黑驱虫后2 d、6 d，分别进行观察，对体虱的成虫特效，对幼虫的效果观察不到，但30 d后幼虫发育成成虫，牧民还需要再灌服1次虫力黑，才能达到效果。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汲取苏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基层组织处于党的工作最前沿，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领导延伸到基层的重要载体，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最终要靠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应把政治建设始终放在首位，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尤其要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使基层组织成为切实贯彻和执行党的意志的坚强堡垒。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重点增强“四个意识”，筑牢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根基，并将其转化为党性观念和纪律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要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边学边用、活学活用，将其与基层党建的日常工作相结合，使其成为党员干部的行动指南。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创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突出政治标准。要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增强政治免疫力。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层层落实各级书记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落实各级班子成员抓党建工作具体责任，真正做到层层压紧、齐抓共管，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落到实处。依靠基层党组织具体而细致的工作来实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发展经济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依法办事能力、化解矛盾能力、带领群众能力，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工作动力和创新潜力。明确工作重点，强化工作指导，推动基层党建全面提升、全面过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发展、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肩负起使命、积极学习、准确领悟、知行结合、大胆创新，真正落实好新定位和新要求，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堡垒，使全体党员成为干事创业的开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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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essons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TANG Jing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re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and activity carriers of political parties,playing the roles of mob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The disadvantages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end of the CPSU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identity decline of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owards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ruling party;the serious faith crisis in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among the party members;the loss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with the loss of vanguard exemplary roles;and the corruption caused by the bureaucratic privileges broke the close ties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Therefore,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CPSU to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earning of the "two studies and one work"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weakening of functions;corruption of bureaucratic privileges
中图分类号 ：D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71(2019)01-0012-07
收稿日期 ：2018-10-06
作者简介 ：唐静(1977- )，女，江苏连云港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史党建研究。
引文格式 ：唐静.苏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1)：12-18.
(责任编辑 刘自强)
标签：基层组织论文; 功能弱化论文; 官僚特权腐败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