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21世纪初金三角地区替代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区论文,世纪论文,试析论文,金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3/17.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0)02-0033-08
一、替代发展的界定
“替代发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早在1961年，《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便明确禁止种植任何与医疗或科学用途无关的含有麻醉药物或精神药物的毒品作物（例如罂粟或古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全球部分国家及联合国为了有效地减少毒品作物的种植量，尝试用经济作物替代毒品作物。其中，泰国于1969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率先实施替代发展，土耳其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替代发展，秘鲁则于1981年开始实施替代发展。[1]
回溯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多数“替代发展”项目并未获得预期的成效。由此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其一，替代发展的成功关键在于政府能否长期提供大规模和长期的财政补贴。不仅如此，替代发展绝不仅仅涉及经济作物的生产、销售与运输，更需要合理地应对与毒品经济相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问题，以免毒品作物种植区的农民重新种植毒品作物。[2]如果替代发展不能顾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那么这些弱势群体终究会在实质上削弱替代发展的成效与可持续性。其二，替代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善毒品作物种植区边缘人群的生活水平。[3]大多数罂粟种植者是贫困的农民。他们之所以种植罂粟，是为了换取微薄的收入，以缓解长期缺粮的现状……他们并未因种植罂粟脱离贫困，反而长期处于负债状态。替代发展不仅要帮助贫困的罂粟种植者满足生活所需，还要让他们有能力还清所欠债务。[4]其三，替代发展必须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替代发展绝不仅限于用经济作物替代毒品作物，而是在毒品作物种植区构建一种合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例如，种植毒品作物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改善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给予专业技术支持，稳定市场价格，完善卫生、教育、法律等公共服务机制等。在非法作物种植者收入低的地方，替代发展比强制根除非法作物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适宜且更具有可持续性。对此，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曾强调，在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替代发展方案之前，就不要强制消除泰国境内的罂粟种植，否则罂粟种植者的生计将会失去着落。[5]
正是基于对“替代发展”实践的反思，联合国于1998年在《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联合国大会S-20/4号决议E部分）中首次明确界定了“替代发展”。依据联合国的定义，“替代发展”是“基于永久解决毒品问题的行动框架，针对经济持续发展的禁毒国家中具有特定社会文化特征的社群，借助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防止并消除含有麻醉药物或精神药物的毒品作物的种植。”[6]对于这一定义，国际麻醉药管制委员会在200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进一步加以阐释：“替代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确保经济发展的相对安全与稳定，它不仅包括用经济作物替代毒品作物，还包括发展毒品作物种植区的基础设施、给予运输物流和法律监督方面的援助，并在教育、医疗卫生方面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7]笔者认为，替代发展是一种以可持续经济替代毒品经济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替代发展以相关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长期政治、经济承诺为前提，针对毒品作物种植地区的贫困人群，借助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实质上根除毒品作物的种植及毒品经济赖以存续的基础。
从全球“替代发展”发展的趋势来看，其针对的毒品作物主要是罂粟与古柯。[8]目前，全球针对大麻种植区实施替代发展项目的个案仅有两例。其一是摩洛哥的里夫山谷(Rif Valley)，其二为黎巴嫩的贝卡谷地(Bekaa Valley)。非洲区域生产大量大麻却没有替代发展项目或方案。此外，替代发展集中于东南亚的金三角地区（缅甸、老挝与泰国）和拉丁美洲的银三角地区（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而上述毒品作物种植区几乎都是贫穷人口集中的区域。例如，玻利维亚的查帕雷省(Chapare)，贫困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5%，极端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为30%；在秘鲁的古柯种植地区，70%的古柯种植者处于贫困状态，42%的古柯种植者陷于极端贫困之中；在缅甸的罂粟种植地区，最为贫困罂粟种植者的年收入仅为214美元；在泰国的南郎地区(Nam Lang)，罂粟种植者的家庭年收入为236美元，其中42%的种植者还处于负债状态；在老挝47个最贫困地区中，三分之二的地区曾经种植过罂粟。[9]
二、金三角地区的替代发展
就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区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罂粟种植区分布在边境地区的边远山区[10]，主要包括中缅边境地区的掸邦地区、老挝北部的丰沙里省与东部的川圹省、毗邻老挝与越南边境的桑怒(Sam Neua)地区、泰国北部的清莱、黎敦山与美斯乐(Doi Mae Salong)地区。1958年，泰国政府明令禁止种植罂粟。1965-1966年，泰国公共福利部对泰国北部罂粟种植区的社群进行了社会、经济调查。1967年，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专门调查了泰国罂粟种植者的社会、经济状况。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泰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为18500公顷，鸦片产量为145吨。此后不久，泰国政府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率先在国内实施替代发展，罂粟种植面积及鸦片产量明显下降。[11]从1969年开始，泰国政府在泰国北部毗邻泰缅边境地区的清莱省黎敦山地区实施替代发展项目。“黎敦山项目”不仅使参与项目的家庭收入增长了6倍，还为相关的罂粟种植区新设了教育、卫生服务设施，并提供了清洁的水源，控制了当地疾病的传播。[12]至1984年，泰国已成为全球鸦片的净进口国。[13]泰国的罂粟种植面积由1965-1966年的17900公顷减至2000年的330公顷，减少了98%。[14]另据泰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泰国的罂粟种植面积由1998年的1486公顷减少至2008年的211公顷，跌幅为86%。[15]
毗邻中国的金三角地区是中国—中南半岛区域内大多数国际陆路通道的必经之地，加之该地区跨界民族武装与毒品经济的长期存续，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单纯依靠强制手段禁种罂粟，只能暂时或局部控制毒品蔓延，难以根除毒品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缅甸北部的部分跨界民族武装陆续与缅甸政府达成和解。在此影响之下，缅甸掸邦西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北部毒品种植区出现了相对收缩，金三角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缅甸北部掸邦的东北部，客观上为金三角地区的替代种植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因此，中国参照泰国等国在替代发展领域的成功经验，于20世纪90年初与缅甸、老挝两国联合在金三角地区实施替代发展项目，借助技术援助、边境贸易、替代投资等多种形式，用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取代罂粟种植，帮助当地罂粟种植者提高家庭收入，逐步削弱罂粟种植区对毒品经济的依赖，最终用可持续的合法经济取代毒品经济。在中国、缅甸和老挝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云南省与缅甸和老挝接壤的6个地区相继实施了替代发展项目，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云南省的思茅、临沧、保山、西双版纳、德宏和怒江地区，老挝北部的琅南塔省、缅甸北部的克钦邦第一、第二特区以及掸邦东部第四特区。[16]
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中国发起的替代发展在缅甸北部和老挝北部边境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88年至2006年，缅甸、老挝和泰国3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从1998年的157900减少至2008年的24157公顷。2006年之后，老挝和泰国的罂粟种植面积持续减少，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则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老挝的罂粟种植面积由1998年的26800公顷减少至2008年的1600公顷，减幅高达94%。尽管2009年老挝的罂粟种植面积由2008年的1600公顷略增至1900公顷，但并未影响老挝北部替代发展的大局。从老挝目前的罂粟种植面积来看，已经不再具备向国际市场输出鸦片的能力。此外，缅甸的鸦片产量在全球鸦片产量所占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32%降至2009年的5%。[17]
就具体区域而言，毗邻缅甸掸邦第四特区的中国云南省勐海县以杂交水稻和普洱茶为先导，率先开展境外罂粟替代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掸邦第四特区首府勐拉于1997年宣布成为无罂粟种植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首府果敢与毗邻的云南省南伞口岸联合开展替代发展合作，以甘蔗种植作为突破口，南伞糖业有限公司则负责全部收购果敢的甘蔗。南伞口岸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保证货物随到随验，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18]至2007年，累计帮助缅方发展甘蔗种植面积35万多亩，甘蔗总产量110多万吨，甘蔗总收入达1.71亿元，人均甘蔗收入达到1725元。与1995年发展甘蔗替代产业前的120元相比，人均收入增加1605元。2008年果敢地区甘蔗种植面积达到9万亩，预计甘蔗总产量28万吨，甘蔗收入将达5850万元。[19]云南省孟连农场自1992年开始，在缅甸掸邦第二特区开辟替代发展示范试验基地4085.6亩，试种天然橡胶12.3万余株，到2000年初投产，6年累计产干胶939.8吨，产值达1183.36万元。在农场带动下，缅甸掸邦第二特区共发展天然橡胶约10.8万亩，近5000户2万余人参与到替代发展的行列。[20]云南省勐腊县企业在老挝北部开展罂粟替代发展，帮助罂粟种植区发展地方经济。截至2008年，全县累计投入3亿元人民币，在老挝北部丰沙里省、南塔省和乌多姆赛省开展农作物种植，累计种植替代面积达648017.5亩。[21]2002年，掸邦第一特区首府果敢宣布禁止种植罂粟。掸邦第二特区也于2005年6月宣布全面禁种罂粟。
为了巩固境外罂粟替代发展的成果，在实施具体的措施中给予政策上、财政上的优惠与指导，中国政府于2005年发布《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政府“继续支持企业参与替代产业并提供各项优惠政策”。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在缅甸老挝北部开展罂粟替代发展发展替代产业问题的批复》（国函[2006]22号），同年4月，中国政府专门出台了支持国内企业到缅甸、老挝开展罂粟替代发展的新政策，并专门设立了2.5亿元的中央专项资金，资助有关地区和企业赴上述地区研究、开展替代发展项目活动。截至2009年12月底，财政部为云南省下拨替代发展专项经费1.5亿元，国家为替代项目农产品返销减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累计达3亿元。[22]
为了指导中国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在缅甸、老挝北部开展替代发展，云南省委、省政府陆续出台了《2006-2010年境外罂粟替代发展规划纲要》、《云南省境外罂粟替代发展企业（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管理措施。近几年来，缅甸、老挝北部替代项目区烟农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受益人数已超过13万人。据了解，2005年至2008年，云南省已有198户替代企业，累计投资13.34亿元人民币，开展替代项目231个，累计新增替代发展面积达219.2万亩，境外罂粟替代发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仅2006年，粮食替代发展完成新增粮食作物种植面积4.2万亩，其中缅甸1.3万亩，老挝2.9万亩。经济林果及农经作物替代发展完成新增种植面积24.3万亩。[23]据调查，缅甸北部地区替代项下的烟农受益人群已超过13万人，人均年收入已从过去的200元左右增加到目前的500元左右。[24]
三、21世纪初金三角地区替代发展面临的挑战
21世纪初，随着金三角地区替代发展的逐步深入，部分负面因素也随之凸显，其中缅北地区跨界民族武装以及当地罂粟种植的反弹趋势不容小觑。
（一）缅北跨界民族武装问题
跨界民族是指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边界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跨界民族的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虽然具有不同的国籍，彼此却拥有一定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地缘环境与历史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国家的交界地区是全球跨界民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共有17个民族①跨界而居，其地缘分布呈现出垂直分布的格局，其中瑶族、佤族、傈僳族主要居住在高山区，拉祜、哈尼、景颇等民族多分布在半山区，傣族、壮族和布依族则主要居住在河谷平坝与丘陵地带。回溯历史，缅北跨界民族因国家疆界分隔，与缅甸主体民族缅族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加之缅甸国内经济长期失衡，跨界民族与缅族的政治经济差距愈演愈烈，由此加剧了缅北跨界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之下，缅北各主要跨界民族虽然与缅甸政府和解并成立了特区，但是多数依然在控制区内维持军事武装。其中，以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同盟军）、掸邦第二特区（佤邦联军）、掸东第四特区（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克钦邦第一特区（克钦族新民主军）最具实力。这4个特区在缅北中缅边境一线，由北向南紧邻中国国境呈带状缠绕。这些以跨界民族武装作为支撑的特区设置了首府和配套的行政机关，实行高度自治；在经济上长期依赖于毒品经济，为保持和发展军事实力，不惜利用行政手段长期发展毒品经济。缅甸大部分罂粟种植区只是缅甸中央政府名义上的辖区，实际上处于跨界地区民族武装的武装控制之下。[25]相比之下，进展较为顺利的泰国“黎敦山项目”虽然距泰缅边境仅26公里，但是该地区始终处于泰国皇家陆军与泰国边境巡警的实际控制之下。[26]
1999年，缅甸政府宣布实施“15年消除毒品计划”，承诺将于2014年全面实现罂粟禁种。[27]与此同时，缅北跨界民族武装之间的矛盾分化，大多数跨界民族武装出于长期存续的现实需要，逐步接受了替代发展。为了在2010年根据2008年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进行多党制大选，缅甸政府督促缅北各跨界民族地方武装改编为缅甸政府领导的边防军，并于2009年4月向各特区政府提出改编计划，要求各特区武装改编为边境安全部队，并且减少编制，接受政府军的统一指挥，年龄超过45岁的人全部退休。为促使其他跨界民族地方武装就范，缅甸政府势必会针对缅北地区的跨界民族武装实施军事行动。2009年8月爆发的“果敢事件”可谓一个例证。2009年8月24日，政府军出兵控制了果敢特区首府老街，任命了新的特区官员，并在当地部署3000多名士兵。从种种迹象来看，缅甸政府之所以制造“果敢事件”，主要是为了震慑缅北地区的其他跨界民族地方武装。
从目前缅北局势的发展来看，尽管克钦邦第一特区的“新民主克钦军”、克耶邦的“克伦民族人民解放阵线”和掸邦第一特区的“果敢同盟军”已相继被改编为缅甸政府的边防军，缅甸政府“敲山震虎”的战略意图尚未完全实现。在缅甸政府宣布整编计划之初，多数跨界民族武装倾向于用和平方式解决与缅甸政府的矛盾，主张有条件地接受改编。但是，缅甸政府在“果敢事件”中的强硬姿态令部分跨界民族武装改变了初衷。以缅北地区最大的跨界民族武装佤邦联合军为例，虽不抵制2010年的缅甸大选，也不表示会改变当前武装割据的现状。佤邦联军的控制区分南、北两部份，北部与中国接壤，面积1.7万－1.8万平方公里。南部与泰国和老挝相邻，面积1.8万－1.9万平方公里。加之其控制区的地形崎岖且交通不便，在没有中国、泰国和老挝协同配合的前提下，仅凭缅甸政府现有的军力恐难以迫使佤邦联合军就范。
即便缅甸政府军在针对佤邦联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最终迫使其接受整编缴械。如何长期巩固战果，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即使各大跨界民族武装接受和谈与整编，其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仍然是长期而复杂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缅甸政府很可能与缅北跨界武装再度爆发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相互试探实力。一旦类似“果敢事件”的突发事件再度爆发，缅北地区的大批难民将会再度涌入中国境内，势必会增加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不仅会导致中缅边境贸易与经济往来陷入停滞状态，也会给中国的边境防控带来巨大的压力。
不仅如此，缅北跨界民族武装控制区内的非法经济也对罂粟替代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缅北各特区相继宣布禁止种植罂粟之后，为了寻求新的经济来源，这些特区在各自控制区内陆续设立了大批赌场与夜总会，推动当地非法经济的发展，并以武装势力加以保护。例如，最早在其辖区内全面禁止种植罂粟的掸邦第四特区于1998年8月颁布了《博彩业试行管理办法》，批准在其控制区内投资经营博彩项目。此后不久，云南省与缅甸接壤的瑞丽、潞西、陇川、盈江、姐告及临沧、保山、怒江、思茅等边境县市区毗邻的缅北地区新设了数十家赌场。其中，以掸邦第四特区首府勐拉、掸邦第一特区首府果敢和缅甸克钦邦第二特区的迈扎央开设的边境赌场最为知名。随着边境地区非法经济的滋生蔓延，中国境内大量非法资金向缅北地区流动，直接诱发边境地区多种刑事犯罪活动的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了中国与缅甸、老挝有关替代发展的投资、贸易活动。
此外，由于多年来跨界民族武装控制区毒品生产的扩散效应，其控制区已相继成为毒品消费区，由此产生的毒品通道又加剧了毒品的泛滥，导致金三角周边区域深受其害，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伴随着吸毒人数的增加而呈现出上升趋势。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资料显示，至2010年，亚洲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预计将从目前的40万人增至50万人。2008年，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成人艾滋病感染者增长至380万人，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再比如，1989年至2006年，云南省对320万人进行了血液检测，发现了48 951名HIV-1型艾滋病毒者，3935名艾滋病患者，因艾滋病死亡人数为1768人，约占中国HIV-1型艾滋病毒者、艾滋病患者及因艾滋病死亡人数的25%、8%和13%。其中，云南省与缅甸、越南接壤的地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最为集中的地区。[28]2006年，越南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超过了12900例。在新近感染艾滋病毒的个案中，52%的归咎于毒品注射。同年，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毒的艾滋病患者占缅甸艾滋病患者总数的近30%。[29]
（二）缅北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反弹
近年来，金三角地区部分原已经宣布禁种罂粟的地区又出现了反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研究报告显示，缅甸的鸦片产量连续第三年增长，2007年增加了11%，其中掸邦产量占全国的95%。据UNODC的调查数据，缅甸的鸦片种植面积由2006年的21 500公顷增至2007年的27700公顷。这主要是因为缅甸北部的佤邦以及掸邦地区鸦片种植面积的逐年增长，例如2007年掸邦地区在缅甸国内鸦片种植面积中所占比重已高达91.7%。[30]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10年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强调，2009年缅甸境内的罂粟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28500公顷增至2009年的31700公顷，增幅为11%。其中，95%的增种面积来自于缅甸掸邦，克钦邦和克耶邦仅占增种面积的5%（参见表1）。目前，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阿富汗。[31]
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其一，替代发展项目在整体上缺乏足够的资金。缅北地区跨界民族武装及非法经济对替代发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已不容忽视，中国国内许多有意参与替代发展的企业望而兴叹，国内银行、融资机构和保险公司也不愿提供高额的贷款和保险。因此，目前在金三角地区从事替代发展项目的主力军依然是云南省边境的中小型企业。鉴于这些中小型企业普遍资金不足，且缺乏国际合作的经验，其中多数企业将替代投资投向政治风险相对较小、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种植条件较好的老挝北部9省，缅甸掸邦第四特区及腊戌、木姐、密支那等缅甸政府军控制区。相比之下，缅北跨界民族武装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则少有企业问津。
从国际组织的支持力度来看，用于金三角地区替代发展的资金是相当有限的。以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为例。②2005年，老挝丰沙里省北部(North Phangsali)的替代发展项目获得的资助仅为29600美元，资助活动涉及了该地区的33个村庄，受惠的罂粟种植者仅为预计罂粟种植者总数的4%。[32]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调查数据，缅甸境内参与罂粟种植的人口已超过100万（其中大多数居住在掸邦），与2008年相比增幅超过25%。[33]在缅甸北部的佤邦地区，部分种植罂粟的农民迁徙到掸邦的其他地区继续种植罂粟。其原因在于，当地茶叶和橡胶价格下跌了50%，鸦片的价格增加了1倍，这对当地农民的诱惑是相当大的。[34]部分罂粟种植者将罂粟与其他经济作物混合种植在一起，借此逃避禁毒部门的侦查。[35]
其次，缅北跨界民族武装仍有可能重新种植罂粟。缅北跨界民族武装之所以接受替代发展，主要是因为其控制区内有能够替代毒品经济的自然资源，并期望借助禁毒获取更多的国际援助。近年来，该地区用于替代毒品经济的矿藏、森林资源正在迅速减少。一旦跨界民族武装控制区内的自然资源耗尽，而国际社会的援助又难以到位的话，这些跨界民族武装恐怕会重新发展毒品经济。2009年8月8日，缅甸政府以涉嫌制造武器和制造甲基苯丙胺为名，对“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控制下的掸邦第一特区进行了武装搜查，并对“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首脑彭家声及其数名亲友发出了逮捕令。同年8月27日，“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将39名缅甸警察官员扣押为人质并处决了其中的14名人质。同年8月28日，缅甸政府军遭遇短暂抵抗之后，控制了掸邦第一特区。据缅甸政府称，在掸邦第一特区共查获大约12万粒甲基苯丙胺、800万粒麻黄素、246公斤麻黄素及其他与制造毒品相关的化学药品。[36]
再次，人工合成毒品已对替代发展产生明显冲击。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将近60%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消费源于东南亚地区”。[37]近年来，金三角的部分制毒贩毒集团用化学品有机合成甲基苯丙胺③，其生产成本低于用罂粟制成的海洛因，且售价更为昂贵。2004年9月，柬埔寨政府在柬泰边境地区截获了60万片甲基苯丙胺。2007年，缅甸政府摧毁了5家甲基苯丙胺秘密加工厂，这些秘密加工厂均位于缅甸北部的掸邦东部与佤邦地区。[38]美国国务院2010年发布的《国际毒品控制策略报告》宣称，有迹象表明，佤邦联合军与南掸邦军(Shan State Army-South)控制区内的甲基苯丙胺产量日趋增长。2009年2月24日，缅甸政府军与管制药物滥用中央委员会(CCDAC)在中缅边境的南坎(Naw Kham)地区捣毁了坤沙领导的“蒙泰军”残部的一个营地。在此次行动中，缅甸政府军查获了3326695粒甲基苯丙胺、25公斤麻黄素、12.1公斤海洛因。[39]
结语
作为一项长期、全面的禁毒战略，“替代发展”必须将地方、国家与国际层面不同部门、领域的有益力量结合起来。尽管10年来在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替代发展解决非法药物作物种植问题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如何确保各国和国际社会增加和维持财政、技术和政治援助，这个问题仍然阻碍着充分利用替代发展这一手段。因此，为实现有效和可持续的方案，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在分担责任的原则下加强合作，采取平衡兼顾的办法，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机制。
从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地缘关系的视角来看，金三角地区的替代发展是一种有益的战略实践，即将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地缘经济关系中起负面作用的地缘政治、文化因素转化为有利长远合作的地缘经济因素。在实践过程中，替代发展在增进中、缅、老边境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也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世纪初，随着金三角地区替代发展的深入发展，如何利用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地缘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来转化目前替代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一课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收稿日期：2010-02-21
注释：
①这17个跨界民族分别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阿昌族、独龙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和京族。其中，除京族是跨海疆而居的跨界民族外，其余16个民族均为跨陆地边界而居的民族。
②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推动替代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事处下辖的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是联合国有关麻醉药品政策的主要制定机构。可以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事处在“替代种植”方面的比较优势是颇为明显的。
③甲基苯丙胺，高纯度的甲基苯丙胺盐酸盐为无色透明的晶体状固体，外观似冰，故又称为冰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