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历史的独特视角与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认知论文,独特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09(2004)03-0005-05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籍，对中国历史的稔知、思考、借鉴、运用，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发挥，达到了无人企及的程度。他姿意驰骋在历史的各个科目中，哲学史、文学史、军事史、农民战争史、乃至神话史等。他在文章中常常通过引用一个典故、一段史事、一则战例，以史喻今，史为今用，生动形象、警策启迪，加强了理论阐述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决策性和效应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化。
一、以史发轫，研究透中国的事情
毛泽东出生在晚清的中国，他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具有共性的一面，即他们的文化启蒙主要基于对传统国学和史学的学习，因此普遍具有比较扎实的国学与史学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又有与其他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自身特性，他到长沙求学后，就选定了一条按自己意愿修造学业的道路。他博览群书，孜孜钻研，并非单纯为研究学问而竭尽思虑，他主要从传统文化与史学的角度剖掘国势衰弱的根源，寻觅探求改造社会、救国图存的路径。1912年6月，尚在长沙第一中学就读的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本立信论》一文，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作文，他在文中评述到：“商鞅之法，良法也。……此诚实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毛泽东以《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之初取信于民的事例，进行思考分析，得出国家几度遭沦亡惨境的根源在于国民愚昧，民智不开。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历史入手，剖析社会，革故鼎新的独特思维和深刻见地在青年时已显端倪，并且贯穿一生，日臻精辟。
毛泽东读史、重史、引史入世、资政治国的思想方法缘于他受到传统文化磁场的吸引，又对国学、史学有特殊的感悟，在于他不同凡响的思辨风格。中国历经几千年积淀的深厚底蕴的传统文化，包容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华夏文化对史学的关注、倚重是不分畛域的，只是不同地域形成各自显著的特征。以王船山、谭嗣同为主要代表的湖湘文化，在张扬的爱国主义大旗下，宣播否定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不乏民主启蒙的进步和合理科学的精华。这些学说主张又产生巨大的吸纳力，极强烈地作用于一批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湘籍学子的思想言行，有对毛泽东政治思想形成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杨昌济，更有毛泽东自己。杨昌济是一位饱学之±，他从1903年起，先后到日本、英国、德国留学考察十年，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然而，他对中西文化的各自功能，对中国史籍的社会价值又有独到的识见。他提出“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他一生研读王船山，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向学生传播王船山的思想学说，自然也融合了他自己的爱国民主情愫。毛泽东受到湖湘文化的熏染，选择吸收了杨昌济的东西文化观。一方面他特别看重中国的文化历史，如对王船山著作反复研读，这不仅从他在长沙求学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多有反映，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仍耕读不已。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外出视察时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常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西方的文化历史也特别渴望了解，他早在长沙求学时，就从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中广泛阅读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包括风行当时的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和盂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他还系统地研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他认同杨昌济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却又以一个探索者的心态从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觅变革中国的新启示。他就是通过对东西文化、历史的双重了解、比较，把握两种文化的内质，确立了注重国情，注重社会实际，洋、古皆为中用，皆为今用的思维定向。毛泽东对西方文化历史的探赜索隐一生不辍，并不局限于作者的阶级属性、政治态度。1964年，他致信康生帮他在北京图书馆等处找美国历史书籍，并说“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孔学，批判封建专制愚昧、封建八股、宣传科学民主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传统文化，甚至要废止汉字的绝对化倾向。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杨昌济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中西文化交流不是以一种文化否定另一种文化，应是“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说：“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文明以自蕴，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毛泽东承继了杨昌济对中西文化客观冷静的评判，他既指出孔学体现的“思想界的强权”，“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的奴隶”是“不可不竭力打破”，又认为西方文化并不都是可以称道的。他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5年以后，毛泽东在文章中追溯当时的情形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对中西文化的客观辩证态度，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会贯通；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他对中国历史的谙熟。他真正懂得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弥足珍贵，看到一部中国史中总结的几千年民族生存、斗争、发展的实践经验，凝聚的民族探索、创造的聪明才智，从中可获取无限量鉴往知来的知识、经验能源。毛泽东站在同时代人最前沿，将历史学安置到重要的位置上。
二、以史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恩格斯曾经宣称“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一生读得最多的是中国历史，据不少书中所述，毛泽东将被称之为中国正史，四千多万字的《二十四史》全部通读，其中有的史册读过多遍。此外各个朝代编撰的纪事本末、典章制度各类政书，历史名人的个人著作等自不待言。毛泽东读史理清了整个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的演绎进程，揣摸到各个朝代盛衰兴替的趋势规律，他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呈现的得失成败中汲取了资政治国的智慧营养。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封建专制奴役，已失去生气，步步沉沦，只有输入科学的、先进的、有巨大冲击力的异质文化理论才能引导人民振兴国家，除尽黑暗。但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由这种文化培植出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道德价值、思维方式，有一种强固的防卫力，是任何一种异质文化，任何西方的思想观念难以渗入，难以同化的。毛泽东承付起特殊的使命，要使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的气派和作风，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去表现，使之贴切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得契合点，以历史为构件，撷取丰富的史料和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要义进行阐释、发挥，使西方的科学理论与东方文化水乳交融，为中国人民大众乐于接受，便于吸纳，从而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成功地糅入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知识。这体现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等整个思想体系中。例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扬弃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哲学论著中常常引用或结合中国史册典籍中的思想资料、典故、成语等各种生动比喻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重要原理、定义，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他在《实践论》中阐释知和行这对重要的哲学命题时，讲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人们工作的失败，就是思想认识不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他引用中国谚语“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形象地说明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使思想适合外界的规律，就能变败为胜的辩证理论。引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谈到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时，列举《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战例来印证列宁的论述“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毛泽东还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还列举出许多历史神话，有《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的故事说明矛盾的互相转化是现实的、具体的，而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很为光辉耀目的部分，也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传统的军事文化的撷取和参照；是他大量阅读中国历代的军事论著，联系革命战争实际，潜心研究、创造运用的成功典范。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包含的军事哲学、战略思想、决策行为、战术战法等各个层面都可以从中国军事战争中找到联系和承继。毛泽东善于从历代战争史中总结规律，借鉴失败，为革命战争所用。他从农民战争史中得出中国许多次农民起义失败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脱离群众、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后方根据地。他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创建井冈山根椐地后，从实践到理论都特别重视根椐地的巩固和发展，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发展为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克服流寇主义，巩固根椐地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椐地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正是毛泽东建立、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与实践，为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提供了牢固的后方基地，形成了重要的力量依托，保证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古代战争中提炼军事作战原则的积极内涵，结合革命战争实践，探索出一整套科学的战略战术，领导红军、八路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对敌作战的持续胜利，完善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敌强我弱的战争形态制定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到三次反“围剿”时又以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阶段原则，在防御时又包含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不同作战态势的辩证战略思想丰富了十六字诀的内容，使红军面对几倍，甚至十倍以上于己的敌人能够“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左传》“长勺之战”整段战例说明强弱不同的双方交战，弱者一方如何实施“敌疲我打”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又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中也列举了中外历史的各种战例“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英明地预见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要主观指导思想正确，一定能战胜凶悍的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也很注重古代军事家的军事决策思想，尤其推重“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先的计划和准备是战争取胜的必要条件。他要求军事指挥员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具有审时度势灵活指挥的才能；在战争中要采用各种方法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错觉，他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毛泽东以对中国军事历史的了如指掌和深度感悟，创造性地归结出具有现代特色的，高度科学性的战略战术思想，运用于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所向披靡，形成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并使之带有鲜活的中国特色。
三、以史为鉴，资政育人铸炼意志
毛泽东读史书，是把史学作为理清华夏文化源流，认知中国社会结构、国情民风的重要途径。他从中汲取前人创造、积累的思想文化营养，源源不断输入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他从中借鉴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全军深刻反思，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毛泽东对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打江山18年，坐江山48天的失败；对太平天国政权得而复失的惨痛悲剧铭记不忘。1944年3月，郭沫若为了纪念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毛泽东看到后安排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材料，要求全党学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次全会的报告中，将全国的胜利比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谆谆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一生追求、奋斗的伟业走向空前胜利时，毛泽东并没有陶醉在巨大喜悦中，而是更为深刻、更为清醒地考虑着今后中国行进的路程，如何跳出民主人士坦言的“周期率（律）”的问题。同月底，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登车驶往北京城时，他诙谐又不无重负地表示：今天是进京“赴考”，如果退回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要考出好成绩。毛泽东后来选择“不断革命”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以勇于革命，不断进取的斗争实践来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是否与这种由历史教训引发的焦虑有关，从而导致思维的偏倚遗留下诸多的缺憾；还是如他在青年时日记中写下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种罕见的挑战性格使然，抑或是二者都有？
毛泽东不仅自身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表现出卓而不群的文韬武略和文化资质，他还要求全党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在党的各种会议的讲话中，常常在阐明某项重要的政策或理论问题时，就信手拈来一段史事，穿插其中比较说明，达到透彻明了，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特别效果。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论述民主集中制问题，就举项羽和刘邦对待意见不同态度导致不同的政治结局来说明“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专断。”具体生动，发人深省。毛泽东在党内一些重要会议上或其它场合多次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历史书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给当时任他秘书的田家英同志的信中推荐班固的《贾谊传》“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倡导读史书，本意是要党的领导干部从历史中获取智慧和经验，提高领导才干，完善德行操守，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毛泽东把历史经验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动力，而历史也熔铸了毛泽东特立独行的意志性格，心胸情怀。他从走出韶山那个偏僻闭塞的山村始，就在思考历史，关注现实，追求信仰的进程中把自己完全融入了民族解放、国家振兴的伟大事业，他的思想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济世的高远抱负，却又远远超越了古圣贤仁人的人格境界。他通古晓今，学识渊博，却没有文人易有的脆弱、消沉，从率领队伍上井冈山到中央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始终镇定沉着、坦然面对革命进程中的一切挫折、坎坷，甚至排斥打击，坚持不懈地竭尽各种努力要将正确的思想理论，决策方针贯穿于革命实践，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充分显示了政治领袖的品质气度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反复审视历史，看到的是《史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写的。由此引伸出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会有处理错误的事情发生，在所难免。逆境是对人意志的磨炼，对人才能的检验，往往可以取得在顺境中难以获取的成就。他一方面力倡党内党外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造成一个舒畅活泼的环境；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受到错误对待的同志在逆境中锻炼意志，在逆境中积极进取，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更多的新知识。他就是从历史中汲取了坚定人格的力量，形成了顽强、坚韧的意志，罕见的斗争精神。他反对平庸，鄙视退缩，为了实现目标理想，他将自己永远置于一个挑战和接受挑战的地位，并且以这样的政治思维来鼓动一个大国的众多人民不停歇地斗争下去，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承载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征程中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没有停止过从厚重的历史中借鉴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他创造性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又有个人思想的局限，导致过重大的政治失误。如何真正多方位准确地评述毛泽东，直至今天尚不能最后断语。但是，毛泽东思想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显示出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已为中国历史全面验证，并且在新的社会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4-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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