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经济模式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2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一切都是和逐步摒弃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形成邓小平理论分不开的。
斯大林曾经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达30年之久。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人们习惯于把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套做法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把带有很大历史特殊性的东西当成普遍规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模仿过苏联的做法，中国也不例外，照搬斯大林经济模式，吃了很大苦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现实告诉我们，斯大林经济模式并不是成功的典型，一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步子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斯大林经济模式批判的深度与广度。
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可以概括为：(1)所有制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2)经济结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3)经济形式模式：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4)个人消费品分配模式：按劳分配；(5)经济管理体制模式：中央集权型，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主要采用行政方法，地方和企业权限很小，只承认计划调节，否认市场调节。斯大林经济模式曾经是一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现在分别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所有制模式
斯大林主持制定的1936年苏联宪法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做了明文规定，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表现为两种形式：国家财产（全民财产）；合作社集体农庄财产（各集体农庄财产，各合作社财产）。受这种规定的影响，阿尔巴尼亚(1946)、中国(1954)、捷克(1960)、越南(1960)、罗马尼亚(1965)、保加利亚(1971)、匈牙利(1972)、朝鲜(1972)的宪法也都写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无一例外地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所有等同起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做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6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他还谈到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阐发了斯大林的这些思想，提出了如下的论断：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有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它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更优越；因此要创造条件把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从理论和实践上打破斯大林的所有制模式的是南斯拉夫，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社会所有制才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他们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并且允许个体小经济在现阶段合法存在。在苏南冲突以后，南斯拉夫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受到斯大林所有制模式的深刻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追求“一大二公”，总觉得全民所有制无条件地高于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大队所有又无条件地高于小队所有，所以不仅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搞得过快，而且不断出现“穷过渡”。至于个体经济甚至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则一再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在城市里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加分析地应用列宁的“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注：《列宁选集》，第3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一些论断，把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看成一回事，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大工厂，各个企业类似一个大工厂的各个车间，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无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压抑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为了冲破斯大林的所有制模式，必须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不应当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分高级、低级，衡量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准，就是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摆脱了斯大林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对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也有突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就全国而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90年代初，有人担心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比重每年以2.1%下降，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多少年后比重减少过大过快是否有丧失社会主义阵地的危险。经过考察分析，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仍掌握工业产值70%以上，当时还未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成分、集体成分统计在内，而且国家控制经济命脉、控制力竞争力不断增强，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改革开放之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纯而又纯，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造成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改革开放以来，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它们看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补充、有益的补充、必要的补充，比否定它们的存在有很大进步，但直到党的十五大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十五大的文件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有人认为股份制是私有化，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依据邓小平理论，明确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几百个企业股票在国内、境外上市，证明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利于实现出资者的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企业转换机制；有利于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并吸收社会资金，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实力；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前在我们所照搬的斯大林所有制模式中，所有制形式过分集中与单一，堵塞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途径，影响了企业的活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正是有了这种思维武装，改革开放才迈出大的步伐，迎来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
二、经济结构模式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和1946年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反复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优先发展轻工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一来，是否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这一成就是不容抹杀的。但是，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又迫使人们不能不考虑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从轻工业开始，至少德国就不是这样。另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都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吗？恐怕未必如此。可以设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日等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不需要再从头做起实现工业化了。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中国以及欧亚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因而各国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最早遇到这个问题的苏联鉴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重工业十分薄弱的现实，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方针夸大到适用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时期，把特殊当成一般，不分国家大小、资源状况和原来的经济结构，一律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普遍规律，把它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本质特征的高度来概括，显然是不适当的，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有不少国家照抄苏联的做法，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惟一道路，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严重的恶果。例如匈牙利，解放后不顾本国国情，片面发展重工业，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引起群众极端不满，这也是1956年爆发匈牙利事件的经济原因之一。波兰的波兹南事件，也与片面发展重工业而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日用工业品缺乏、吃穿用显然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人民不满意这种制度的因素。这同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直接相关。我国解放前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后来我们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由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和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农轻重的方针成了一句空话，多年来重工业挤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造成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日用品短缺、粮食棉布副食品凭票定量供应，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农副产品显著增加，农副产品价格不断调整，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日益提高。环顾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和从业人数都超过了50%，有的比重更高。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在增强基础产业、瓶颈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食品以及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以及微机等高新技术产业，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消费品市场已经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目前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加大调整、改造加工工业的力度，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三、经济形式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存在商品生产。列宁也曾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他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实践中得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存在商品生产的结论，但还没有涉及到建成社会主义后是否保留商品生产的问题。他在著名的《论合作制》中也没有把两种公有制同商品经济形式联系起来加以观察。斯大林第一次论述了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明确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还肯定了价值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但是，他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生活资料才是商品，这是半边商品论；他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归结为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并存，好像是不得已，只要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就可以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没有从全民所有制本身去寻找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这是半截商品论。对于价值规律，他也是采取半承认半不承认的态度，只承认它在个人消费品的流通领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不承认它对生产有调节作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上因袭了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观点，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有调节作用，不仅在理论上无法首尾一贯，在生产和流通的领域也很难按照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办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突破的是斯大林的半商品经济模式，经过长期争论，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达成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共识，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很多人认为，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商品经济可以是小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是自己吓唬自己，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不是不相容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的论述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决议，比斯大林的半商品经济模式前进了一大步，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四、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但平均主义的影响很严重。平均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是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观念的反映。它在反封建的时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成为影响效益、破坏生产力的反动东西了。在现实生活中，劳动报酬同劳动效果不挂钩，大锅饭、铁饭碗等使按劳分配受到了严重干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开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十五大的文件规定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拉开，分配不公问题亟待解决。1994年中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瞭望》周刊也曾载文指出，1993年不到人口3%的私人存款占全国居民储蓄总额的40%。据统计，中国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已由1990年的2.9倍，扩大到1995年的3.8倍。1978年不同行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绝对数为458元，而1994年扩大为3238元。（注：《新华文摘》，1998(1)。）面临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的任务，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初次分配领域强调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兼顾公平，整顿不合理收入，纠正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制方面突破了斯大林经济模式，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相应地突破了只承认按劳分配的单一模式，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五、经济体制模式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一种中央集权型的体制，它的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调节；不能充分利用价格、利率、汇率、税收等一系列经济杠杆；权责利不结合，企业的经营成果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直接挂钩，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不承认竞争，企业外部没有压力。这种体制的必然弊病是统得太死，包得太多，积极性差，效率低，消费惊人，官僚主义严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体制。6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涌起经济改革热潮，改革的步子多大，基本上看他们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摒弃程度。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加速了这些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
20年来，我国计划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观念上看，主流的看法已不再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指令性计划也不是计划的惟一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计划机关的职能正在实行转变。从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从运用行政手段为主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从市场自行发展到培育组织市场为主转变；从分钱、分物、分指标为主向指导、咨询、服务为主转变；比较明显的是利用价格、利率、汇率、税率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工业总产值中指令性计划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40%降到了1994年的4.5%；国家统配物资的品种减少，比重下降，由计委来平衡、分配的物资由1979年256种，减少到1993年的12种，比重大大降低；计划收购和调度的商品，1979年为65种，1993年为15种；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由市场形成，1992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占5.9%，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总额12.5%，工业企业生产资料价格18.7%由政府管理价格。1994年开始实行的财税、金融、外汇、外贸、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地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近年来国民经济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以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下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状况，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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