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气候稳定是否相协调？——以中国和印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为例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气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进行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气候变化，这主要是由与矿石燃料消耗相关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的。全球气温的升高将导致海平面上升、大范围干旱或洪水泛滥、冰盖融化以及海洋酸化等。即将发生的生态灾难极有可能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全面崩溃，并且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亡。
西方世界必须对大部分历史二氧化碳的排放负责，但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在迅速增加。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二氧化碳排放者。在全球减排的努力中，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参与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试图探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认为，为了满足它们对于气候稳定的全球义务，中国和印度将可能选择更低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有可能在接下来的10年内维持经济停滞不前。这一蕴义与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发展模式基本相冲突。当前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且不平等也在加剧。
下一节回顾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科学依据。第三节验证中印两国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认为这两个国家已表现出并成为世界领先的排放源。第四节考虑中国和印度为了满足各自对于气候稳定的全球义务而采取的可替代方案。本节表明，气候稳定将需要这两个国家在今后几十年接受非常显著的低速度经济增长计划。第五节认为目前中国和印度追求的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是以牺牲环境成本为代价的。最后一节总结全文，并指出中国和印度为采取必要的行动稳定气候，同时满足其他重要目标，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社会变革。
二、气候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科学依据
21世纪初，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环境危机，而气候变化无疑是最紧迫的和这场危机中潜在的最严重的一面。
根据政府间的气候变化座谈小组(IPCC，2007)，从源自1853年的整个全球地表温度历史记录中选取十二个最暖的年份，从1995年到2006年的十一年间进行排列。另一项全球变暖的证据是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冰盖融化，以及极地冰退化。此外，已达成科学共识：可见的全球变暖结果主要来自于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对矿石燃料的消耗。
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为0.8摄氏度(0.8℃)，高于工业革命之前，并且现在正以每10年约0.2℃的速度增加。这一趋势将导致更加频繁且更加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粮食生产和水源供应的损失，并造成大量的物种灭绝。一项全球人道主义论坛(2009)发布的关于全球变暖导致人类死亡的报告估计：全球变暖已造成每年30万人口死亡，截止到2030年预计大约有6.6亿人将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这些都是由于自然灾害或环境恶化引起的。据联合国估计，在本世纪，由于全球变暖将有超过5亿的人口可能会被迫迁移(哈维(Harvey)，2008)。
更重要的是，如果全球变暖温度上升超过2℃，就可能导致气候体系超越主要平衡点，这将引发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碳反馈，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的释放，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超出人类控制的全球变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气温可能会再跳动几摄氏度，使世界大范围不适合人类居住。基于此，科学家普遍认为2℃的气候变暖是“安全极值”，人类必须尽一切可能努力使气温变化维持在这一极值以下。
依据IPCC(2007)，为防止全球气候变暖超过2～2.4℃，截止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须由2000年的水平下降到50%～85%。从2000年至200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从矿石燃料的消费情况来看)实际上增长了近28个百分点。为了满足减排目标IPCC建议，2050年之前，世界排放量需要降至2008年水平的59%～88%之间。这就相当于从现在起至2050年需要每年平均降低2.2%～5.0%。
图1：来自矿石燃料消耗产生的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减排要求(年均变化率，2001-2050年)。
资料来源：EIA(2010年)。
图1比较了历史上每年源自矿石燃料消耗产生的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平均增长率与IPCC提倡控制全球变暖在2～2.4°C的减排要求之间的关系。为了防止全球变暖超过2.4℃，从2009年至2050年排放量应降至平均年降低率达2.1%。而为了防止全球变暖超过2℃，排放量则每年应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事实上，从2000年到2008年，世界排放量在逐年增加。2009年，由于发生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排放量下降，但也只有1.3%。这意味着，即使在所谓的“大萧条”时期，世界经济也未能实现最低减排目标。这就产生了严峻的问题，即未来的减排计划是否可以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三、中国和印度：世界领先二氧化碳排放国家
从历史上来看，自1750年至2007年间，西方工业化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矿石燃料消耗产生的总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三。中国和印度总计只占约11%(汉森(Hansen)，2008)。
然而，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的排放量迅速增加，而且已成为世界领先的排放国家。图2比较了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水平。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石燃料消耗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目前约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0%。而印度目前约占5%，并将迅速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三大排放二氧化碳国家(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图2：来自矿石燃料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百万吨立方，1980-2008)。
资料来源：ELA(2009a)
诚然，从人均排放量来看，中国和印度仍然落后于美国和欧洲(见图3)。美国的人均排放量大约是中国的四倍、印度的15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按目前的趋势在若干年内就有可能超过欧洲的人均排放量。目前，欧洲联盟正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降低20%。虽然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气候法案，要求美国截止到2020年在2005年的排放量水平上降低17%，但参议院尚未作出决定。
图3：来自矿石燃料消耗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吨立方，1980-2008年)。
资料来源：ELA(2009a)。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排放量每年约增长11%左右，印度每年约增长5%。假定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对中国而言，这代表排放量增长率的下降)，而且假设美国和欧洲在其目前水平上减少20%的排放量。那么，中国和印度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很容易抵消，甚至超过美国和欧洲总共的减少量，并导致世界排放量净增加约12%。
因此，尽管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仍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中国正快速迎头赶上)，考虑其目前排放水平的规模，最终将成为导致世界环境危机最重要因素，因此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有责任采取有意义的措施从事减少绝对排放量的活动。
当前中国和印度已承诺减少GDP排放强度(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GDP的比率)。中国现在承诺截至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减少排放强度40%～45%，而印度承诺在同一时期内减少排放强度20%～25%(中国日报，2009)。
事实上，尽管中国和印度已承诺并已采取措施降低“排放强度”，但实际排放量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仍在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如果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自2005年至2020年每年的增长率为8.5%(与中国近期增长状况比例相近)，而且其排放强度每年的降低率为3.5%，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排放强度将已经下降了41%，足以满足其排放强度降低目标。然而，这将意味着中国的排放量水平实际上仍将以每年5%的增长率增长，截至2020年中国的排放量还是将增加一倍以上。
四、气候稳定与经济增长：替代方案
中印两国政府目前都认为，中国和印度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不会与它们维系全球气候稳定的义务相冲突。在本节，我们通过考虑几种替代方案评估它们政策的有效性，这几种方案解释说明了气候稳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矿石燃料消耗的基础之上的。目前的矿石燃料消耗形式可能被三种替代方式取代：捕获并储存矿石燃料消耗中的碳、核能源，或者可再生能源。
碳捕获和存储是一种技术，旨在通过捕获固定设备(如电厂)中的二氧化碳减少矿石燃料消耗的气候影响，并将捕获的碳储存在地下。这一过程耗资巨大，能有效减少能源损耗。但不能确保二氧化碳能够安全和永久储存。在泄漏事件中，捕获的二氧化碳将再次返回到大气中，继续导致全球变暖。另外，碳捕获和存储在2030年之前可能无法进行商业使用。因此，二氧化碳的大规模应用可能为时过晚，不能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国际绿色和平组织，2008)。
核能发电使用铀，这是一种不可再生能源。根据能源观察组织(2006)，以目前的使用速度，世界经济可采铀可能仅持续70年。核能源的使用还存在其他问题，如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安全问题(特雷纳(Trainer)，2007：119～124)。
目前，大多数可再生能源都比矿石燃料昂贵。风能和太阳能在未来是两个有很大扩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然而，这两种能源都是周期性能源，需要传统的矿石燃料做支撑。伴随生物量的异常，可再生能源只能用来发电，而不能作为液体燃料或化学投入。但电力仅占世界能源消耗的20%左右。
生物量的大规模发展受限于生产性土地和淡水的可利用性。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当将与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相关联的二氧化碳的释放考虑在内时，生态物质的生产和消耗可能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释放量，甚至比传统的矿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多得多(特雷纳，2007；Fargione等，2008；蒙贝尔特(Monbiot)，2009)。
中国和印度两国都遭受土地和水资源短缺。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中国和印度的人均生态容量(人均可获得的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分别为0.9公顷和0.4公顷，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公顷。这两个国家遭受大规模的“生态赤字”(即以“生态足迹”为代表的生态资源利用率比生态容量大得多)。中国的人均生态赤字为1.2公顷，印度为0.5公顷(世界自然基金会等，2008)。考虑到土地和水资源的限制，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生物量的大规模发展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除了经济和技术对各种替代矿物燃料的限制之外，整个世界的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围绕矿石燃料。向低碳经济转变需要一场物质设施和技能的戏剧性转变，以及在能源、交通和工业过程中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建设和适应一种新矿石燃料世界的过程，将不仅需要主要的技术创新和非常大量的金融投资，而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完成。
在我们提出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可替代方案背后，是设计其与气候稳定需求相一致。每个方案都假定了一些特定矿石燃料消耗的下降，一定比率的“清洁电能”(包括核能、水电和其他可再生电能)建设，以及一定比例的能源效率改进。这些假设允许我们统计工程建设期间存在一定的隐性经济增长率。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为防止全球变暖升温超过2.4℃，有必要在2050年之前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水平降低50%。考虑到2000年至2008年间排放量的增长率，本节我们假定世界矿石燃料消耗需要从2008年到2050年下降60个百分点。
作为一个参照点，首先考虑整个世界的影响。表1列出了能量消耗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个可替代方案，与2008年至2050年间矿石燃料消费减少60%的减排目标一致。从1980年到2008年，世界能源效率平均年增长率为1.4%。在表1中，假设了从现在起至2050年世界能源效率每年将增长2%。
Mtoe=百万吨立方量石油；TWH=兆瓦/时；GW=千瓦；如果全年持续运行，那么1千瓦电能存储量可以产生8.76兆瓦/时。假定2050年的清洁电能有50%使用率。能源总消耗量是矿石燃料消耗量和清洁电能的总量(清洁电能利用这一比率转换为石油量：1百万吨立方量石油=11.63兆瓦/时)。实际GDP=能源消耗量*能源效率。实际GDP是指2005年统计的平价美元购买力。
资料来源：历史能源数据出自BP(2009年)和ELA(2009b)；历史GDP数据出自世界银行(2009年)。
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世界清洁电能(包括核电、水电和其他可再生电能)平均年装备量为40千兆瓦，所有类型的电力平均年装备量为150千兆瓦。在方案1中，我们假设，从2008年到2050年世界每年将创造100千兆瓦的清洁电能，也就是以两倍于目前的清洁电能装备率进行建设。
在这一假设下，截至2050年，全世界将建有5640千兆瓦清洁电能。在50%的产能利用率的假设下，5640千兆瓦的电能一年可产生约24700万亿瓦小时电力(约转换为21.20亿吨立方量石油)。
假定世界矿石燃料消耗下降至40亿吨立方量石油，那么2050年世界能源总消费量预计约为61亿吨立方量。鉴于假设的2050年的能源效率，这意味着2050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8.6万亿美元。
在方案2和3中，假定从现在起至2050年世界每年将建设200到400千兆瓦的清洁电能，或者是分别以四倍和八倍于目前建设率的速度建设。根据方案3，每两年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和中国或者美国的整体电力企业一样大的的电力部门。鉴于上述讨论的几种矿石燃料替代方案的种种限制，尽管方案1和2借助一些重大努力和突破有可能实现，但方案3可能是过于乐观了。无论如何，这三个方案的提出是为了证明其可行性的范围。
尽管有这些有利的假设，但预计世界经济每年的增长率为0.7%到2.1%。考虑到世界人口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只有方案3——最乐观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明显增加。1913年至1950年，一个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1.9个百分点(麦迪森(Maddison)，2003)。因此，即便是第3种方案可能也不足以确保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政治和经济稳定的一个合理水平。
假设从现在起至2050年中国通过履行其“合理”的减排份额完成了气候稳定的全球职责，表2为中国呈现了实现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相一致的不同替代方案。虽然目前还没有一种可普遍接受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合理的减排份额，但建议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一致似乎是合理的。在任何情况下，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输出规模，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接受这项国际协议，允许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不具现实可行性的。
见表1出处：历史能源数据出自BP(2009年)和ELA(2009年b)；历史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09年)。
由于中国的人均排放量目前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了履行其全球义务，中国应承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在本节中，我们假设从2008年至2050年中国的矿石燃料消耗需要下降64%。
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年均清洁电能装备量是14千兆瓦，年均各类电力装备量为72千兆瓦。根据方案1、2、3，假定中国从2008年至2050年间每年分别建立25、50和100千兆瓦的清洁电能。中国能源效率的增长率假定为3.2%才可以到2050年使其能源效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方案1、2、3，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不得不分别下降至1.9%、2.7%和3.7%。预计增长率表明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相当快速的增长率将急剧下降。
假设从现在起至2050年印度通过履行其“合理”的减排份额完成了气候稳定的全球职责，表3为印度列出了实现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相一致的不同替代方案。由于印度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大约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因此，印度在未来数十年内的排放量实际上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假设到2050年印度的人均排放量应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本节指出，从2008年到2050年印度的矿石燃料消耗将增加约38个百分点。
从2001年到2006年，印度平均每年创造了3千兆瓦的清洁电能，而所有类型的电力能源为6千兆瓦。依据方案1、2、3，假定印度从2008年至2050年每年分别创造10，20和40千兆瓦的清洁能源。印度的能源效率增长率假设为1.5%，这样到2050年，印度的能源效率将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方案1、2、3，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下降至2.9%、3.4%和4.1%。
在表4和5中，我们假设中国和印度在未来10年内将继续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在这两个国家矿石燃料的消耗量从2008年至2020年将每年以5%的速率增加。但是，清洁电能的扩大和能源效率的增长将导致排放强度下降，与这两个国家的官方承诺一致。然而，2020年以后，这两国的矿石燃料消耗将不得不降低，以符合全球气候稳定的职责。从2020年到2050年，中国的矿石燃料消耗量需要减少80%，而印度需要降低23%。
从2008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预计每年增长8.6%。因为矿石燃料消费量假定每年增长5%，这就意味着平均年排放强度降低率为3.6%，与中方政府官方承诺的从2005年至2020年减少排放强度40%～45%一致。2008年到2020年，印度经济预计每年增长7.1%，也即每年2.1%的排放强度降低率。这也符合印度政府的官方承诺。
然而，在2020年以后，如果中国和印度履行他们的全球气候义务，那么其经济增长率将不得不下降。根据方案1、2、3，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需要分别下降至-0.6%、0.1%和1.2%，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需要分别下降到1.3%、1.7%和2.5%。
因此，如果绝对减排再推迟10年，那么中国和印度将不得不接受经济几乎停滞(也可能是经济的绝对缩减)的要求，前提是这两个国家打算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与它们各自的全球气候义务相一致的标准。
五、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限制：不平等和环境退化
中国和印度的政策决策决定了其目前的气候稳定立场。政府决策者从中国和印度两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认为为了提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实际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并以牺牲高环境成本为代价。当把不平等和环境成本考虑在内时，以目前模式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和印度绝大多数人口受益就变得不明显了。
在中国，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男女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不断增加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受到关注(UNDP，2005；诺顿(Naughton)，2007)。由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现在已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中(Bhaduri， 2008)。工人的收入已经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力收入作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部分，从50%下降到37%。此外，公共服务的下降已导致医疗、教育和住房费用问题的激增，大部分劳动人民造成生活困难(李，2008：87-91)。
在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使资本主义获利。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始终停滞不前(Bhaduri， 2008)。尽管经济迅速增长，但大多数人口仍停留在贫困线以下。大约五分之四的人口每天依靠不足两美元的平价购买力生活(世界银行，2009)。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目前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七个都位于中国。中国主要的河流系统中约有60%的水源被列为不适合人类接触。由于土壤侵蚀和污染，中国的耕地面积40%已退化(李，2008：167-169)。
印度的经济增长同样也给国家的环境造成负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印度的生态空间已经增长，但其生物量也在下降，导致生态赤字扩大。印度的人均生态空间现在是印度自身生物量的两倍。由于目前的发展模式，印度的生态系统显然已不堪重负(环球足迹网络，2008)。
六、结论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领先的国家之一，它们较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对导致全球变暖造成一定的影响，并有可能给人类发展带来不利后果。
但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都坚持认为：在进行气候稳定的努力同时还必须考虑或兼顾经济增长。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排放强度的降低，而不是排放量的绝对减少。
本文中，我们考虑了中国和印度为履行全球气候稳定义务而不用放弃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我们发现，在合理且可能过于乐观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和印度现在开始立即降低绝对排放水平，那么这两国需要接受相当低的经济增长率，以满足他们各自的全球气候职责。如果减排行动再推迟10年，然而，中国和印度如果想使其各自的全球气候职责得以实现，那么它们将不得不努力使经济停滞不前。
虽然中国和印度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目前，尚不清楚这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从目前的发展模式中有多大程度的受益。
如果中国和印度打算在将来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对于这绝大多数人口生活标准的改进将主要需要通过更平等地分配收入和财富以及环境条件的改善。在中国和印度现存的政治经济体系下，这些目标(气候稳定、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是否可以实现尚不清楚。如果不可以，那么这些目标的实现最终将需要激进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革。